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818revolution/

編按：文革60周年，這是系列第二篇。

本文從八一八關鍵人物宋彬彬、卞仲耘之死及王晶垚百年追責三部份展開論述。紅八月以後，北京掀起了揪鬥及殺人風潮。這期間有人高舉「紅色恐怖主義萬歲」旗幟，關鍵人物宋彬彬掀起了紅色恐怖主義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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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的8月18日，毛澤東首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與師生群眾¹，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這是文革歷史深具歷史意義的一天，來自全國百萬紅衛兵和院校師生狂喊「毛主席萬歲」，聲浪震天。本來只是天天對著毛像「早請示、晚匯報」，這次遙見領導舉起「紅寶書」，許多人視為人生的顛峰。

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號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林彪是「造神運動」的推手，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提出毛澤東是天才，為《毛語錄》撰寫再版前言，形容「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8月18日這天，他在城樓上為毛澤東冠上「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四個稱號，透過造神運動成功將自己寫入黨章，成為法定接班人。²

會上發言的有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代表聶元梓，她聯合其他6人，5月25日貼出了衝擊北大校黨委《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被毛澤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³並向全國廣播，正式點燃了文革的燎原烈火。她也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迅速奪取了北京大學的政權，成為「新北大公社」的第一把手、北大校文革主任。

當天另一焦點是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澤東戴上繡著「紅衛兵」袖章，她是開國上將宋任窮女兒。毛澤東問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後，毛澤東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彬彬答：「是。」毛澤東回道：「要武嘛。」

這張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照片頓成「紅八月」宣傳重點。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署名「宋要武」的署名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人民日報》翌日轉載。

8.18後，暴力全面升級，「要武」就是鬧革命。《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披露了當年統計數字 – 1966年8-9月，北京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六個星期內有1772人，抄家33,695戶。打死人的起點就在宋彬彬當紅衛兵首領的北師大女附中。這所重點中學離開中南海只有一公里，中共中央幾名常委的女兒、姪女或孫女都在這裡就讀，包括毛澤東女兒李敏、李訥，劉少奇女兒劉婷婷，鄧小平女兒鄧榕。外界形容這是一家「皇家女校」。

就在毛澤東鼓動紅衛兵「要武」前兩個月，從聶元梓「第一張馬列大字報」開始，北京多間中小學都被中央派進學校的「工作組」佔據領導地位。課停了，工作組將校長老師劃分成「四類人」重點打擊。「運動的主要方式是大字報揭發和開批判大會，教師被迫集中交代問題。…很多老師被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或被罵作『豬』、『狗』，不允許質疑批判所用的準則。」⁴

宋彬彬及兩名老師李松文、陳大文，學生劉進、馬德秀、耿麗蘭及尹斐在工作組支持下成立了「革命師生代表會」，以「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名義對卞仲耘在內的校領導進行批鬥暴打。罪名是卞仲耘參與彭真領導的「軍事政變反革命活動」。

6月23日，卞仲耘在全校師生員工參加的「揭發批判大會」後給上級寫信，「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⁵

文革風暴來得很急，中四3班的學生過百人進屋貼大字報，「豎起你的豬耳朵聽著，你再敢胡作非為，千刀萬剮了你。」

卞仲耘和先生王晶垚對這場風暴無力招架，他們自覺是忠誠的共產員。卞除了是三名副校長之首（校長從缺）亦是學校黨總支書記。王晶垚在中科院社科部近代史所工作，年青時曾經在燕京大學修讀新聞。王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反法西斯獨裁。兩人1945年還去過解放區，不明白為何噩夢突然降臨。

8月4日下午，一群學生闖進辦公室，用皮帶抽打三名副校長。同時被打的還有副校長胡志濤，胡隨即往市區兩級單位上訪，無人理會。卞仲耘晚上讓先生看傷勢，王晶垚勸她避風頭，回安徽老家暫避。卞仲耘堅持自己清白，「唯物主義者無所畏懼。」王晶垚指太太的堅持是為了「保持個人人格尊嚴」。當時是夏季，卞還沖了涼說：「洗乾淨了讓她們打死」。⁶

8月5日早上，卞仲耘穿戴整齊要去學校，兩人不約而同握一下手。

王晶垚：當時沒有預料到今天就不能回來的

胡杰：平常你們不握手吧？

王晶垚：不握手

當天下午高中學生發起「鬥黑幫」行動，五名學校負責人被指為「反革命黑幫」被揪到操場亂棍交加地打。「戴高帽子、往身上潑黑墨、敲簸箕遊街、掛黑牌子、強迫下跪、強迫挑重擔子之後，又用帶釘子的木棍打，用開水燙，等等。在大約三個小時的折磨之後，第一副校長卞仲耘失去知覺，倒在學生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儘管醫院就在學校對門，但她卻在兩個小時後才被送去，那時人早已死了。」  ⁷

翌日，紅衛兵組長劉進對全校廣播中叫喊：「好人打壞人活該！死了就死了！。⁸」當年14歲的王友琴也是該校學生，她就讀的高一班部份同學亦參與暴打五名老師，她也是目擊者之一。多年後在《文革受難者》⁹，披露更多細節。

「五點多時，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體搬上一部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當時還在繼續『鬥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這輛手推車旁邊。副校長胡志濤看到手推車上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上面佈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嘴巴還在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後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門旁邊。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時值8月，那時天色還亮。有紅衛兵說這樣把卞仲耘推過去『影響不好』，不准把車推出學校。手推車停在北門邊。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蓋了起來，上面還壓了一把大竹掃帚。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副校長胡志濤被帶釘子的木棒毆打，又被押去摳洗廁所，弄得渾身是血水和糞水。她被打得暈倒在地，又被揪起來再打。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後來一直需要穿特製的鋼背心。教導主任梅樹民，五十年代初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他的背部遭到帶釘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襯衣上打出大量小洞，布絲深深嵌進肉裡。他遭受的肉體折磨和精神驚悸導致了嚴重的心竇疾病。他們四個人，不但自己身受毒打，並且看著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體和心靈兩方面所受的折磨，極其深重。副校長劉致平在1990年代初去世的時候，年紀不太老。 他們在文革中所受的傷害顯然損害了他們的健康和壽命。」¹⁰

卞仲耘遇難時50歲，在北師大女附中工作了17年。被送到郵電醫院時身體已經僵硬，王晶垚看見妻子遍體鱗傷，頭部腫大，臉部烏青，悲痛至極。這是文革第一起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女附中權力當局接見王晶垚時，王要求他們提供名字，七人中有教師李松文，其餘六人都是學生，包括宋彬彬及劉進。

鄧楠鄧榕離奇介入　事後不准公開

8月5日晚上，鄧楠、鄧榕找到王晶垚家，告訴王晶垚對外只能講「卞仲耘是高血壓因病死亡，不能再講卞仲耘是被打死的。」¹¹ 王晶垚不了解這話的來由？是什麼組織委託或是鄧家姐妹自作主張？

多年後王晶垚轉告前趙紫陽智囊姚監復這段話。姚後來跟紀錄片導演胡杰碰面，再次引證王晶垚曾經聽到這項指示，胡杰拍攝紀錄片《我雖死去》時亦曾經錄下王晶圭的證辭。不過胡杰剪輯紀錄片時，安全部門卻上門警告：「『影片中絕對不能收入鄧楠、鄧榕對王晶垚講的『不能講卞仲耘是被女學生打死的』那段話。」¹² 為了保護整部紀錄片能存留，胡杰被迫在剪接時將這段極具爆炸性的訪問刪去。

《文革受難者》作者王友琴寫這慘案時亦提及鄧榕，形容她「身穿軍裝，褲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繫皮帶，臂纏袖章。」¹³ 要求郵電醫院醫生解剖屍體，開出證明「證實」卞仲耘死於心臟病。王晶垚不同意解剖，為了順利火化，他對死亡證標明「死因不明」，只能接受。

綜合目擊者證辭，王晶垚相信鄧榕參與圍毆。不過鄧榕於2000年6月出版《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一書沒有提及卞仲耘之死，文革時她在師大女附中的角色，甚至絕口不提曾經是這所「皇家中學」的學生。

王晶垚在近代史所工作，是一位歷史學者。對妻子慘死悲憤又疑惑，翌日他在西單商場買下價格高昂的相機，在妻子遺體被清洗、換衣、火化前，他從全身、半身、頭部、局部傷口等各個角度，拍攝了大量清晰的照片，將卞仲耘慘遭鈍器毆打、皮帶抽戮的肉體傷痕永久固定在膠卷上。

郵電醫院醫生開出了「死因不明」死亡證明書，王晶垚憑著證明得以將遺體火化。卞仲耘「罪狀」是參與彭真領導下搞反革命活動，這控罪連卞的骨灰都無法置放於公眾墓園。王晶垚在家裡建立了小小靈堂，將太太遺照及骨灰藏在書櫃裡。他又堅持保存滿屋大字報，幾年也不撕下來，「要為歷史留記錄。」

妻子慘死後，王晶垚先後收到兩名目睹實況的老師來信。其中林莽老師因胡風案坐牢一年，後被劃為「右派」。工作組進駐後他被指派上午在圖書室，下午清洗廁所。8月5日下午四時多，卞仲耘被打至抽搐、口吐白沫、眼珠上翻，快要氣絕，紅衛兵要求他將卞搬動到運垃圾的手推車上。林莽去抬她的雙腳時，圍觀的女紅衛兵爆發出嘲弄的鬨笑聲。他意識到她們在嘲笑一個活著的「右派」去抬一個將死的「走資派」，他深感受辱，拒絕搬動，被穿著軍靴的紅衛兵頭目狠狠踢了一腳。

林莽指施暴者都是高幹及軍幹後代，被視為「革命接班人」。他們用帶釘子的木棒、軍用皮帶進行殘酷圍毆。出身不好的學生只能靠邊站。

四十年後，林莽寫下《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回憶卞仲耘的最後一天。「她的臉全被墨汁塗黑，兩個眼珠子的轉動就特別顯眼，像兩點明明滅滅的鬼火，叫人看了害怕。而她的嘴唇也染黑了，當她開口出聲時，可以看見雪白的牙齒，露出了一副門牙，這樣的醜化她是一種卑劣的行為。更卑鄙的是還強迫她遵從紅衛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是走資派！我有罪！我該鬥！我該死！ 』這幾句話喊完之後，又再重複，來回喊。」 ¹⁴

被批鬥的共五人，其中男副校被迫多喊一句：「我是走狗，應該砸爛我的狗頭。」女學生大多戴著「紅衛兵」的袖箍，紅布黃字。手上大多握著短棍，有的還執著長槍，是木槍。卞仲耘被重點針對，「捱棍子最多喊得不夠響，就給他一棍，打在他們的頭上，像敲在木盒上一樣，發出乾裂的聲響。」林莽證辭重要一幕就是卞仲耘氣絕前被一名高個子女生用軍靴踏在她身上，她是劉少奇女兒劉婷婷。 ¹⁵

紅八月歌頌暴力　後遺症至今未除

王晶垚一直希望透過法律途徑為妻子討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不過，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做出「不予起訴」的決定，理由是「追訴時效期限」已過。1989年12月，他上訴至最高人民檢察院，最後檢察院維持西城區不予起訴之決定。

1973年文革後期，卞仲耘獲「平反」。她得到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工作時死亡」，學校革委會給卞仲耘家人發400元補償。1978年，北京西城區甚至為卞仲耘開追悼念為她「昭雪」。不過，王晶垚尋求的是在校立一塊碑或種一排樹紀念，這要求沒有成功。

封存血衣　歷史見證

2006年文革40週年，年逾80歲的王晶垚在紀錄片《我雖死去》中首次打開塵封數十年的舊皮箱，裡面是一層層從未清洗過、已經變黑發硬的遺物。¹⁶ 胡杰導演拍過《尋找林昭的靈魂》、《星火》、《遠山》等等還原歷史重要作品，他深得王晶垚信任，決定將奇蹟保存下來的血衣展示。

胡杰問王晶垚：「這樣去拍卞老師的遺體，要忍受精神上巨大的疼痛的？」

王晶垚：「那當然是！這個目的很明確，我要把歷史真相記錄下來。」

胡杰：「太太走了好些年，你好像一直活在回憶當中？」

王晶垚：「我身上背著十字架，我認為是個人問題。個人生命，一個家庭的毀滅或摧毀。但是這不純粹是個人問題，…這四十年來我也在幫著扛十字架。」

舊皮箱物件逐樣呈現極其震撼：

浸透鮮血與墨汁的衣物： 卞仲耘遇難當天穿的襯衫和褲子。衣服上大片黑色的污漬，是學生朝她頭上潑的廉價墨水；而襯衫背部和袖口處，則是混雜着泥沙、早已凝固成暗紅色的血跡。

定格在3點40分的手錶： 皮箱裏還有一塊卞仲耘戴的鋼製手錶。這塊手錶在卞仲耘遭受瘋狂圍毆時被學生用木棒砸壞，表帶斷裂，指針永遠停留在下午3點40分。這個時間，精確地凝固了卞仲耘生命走向垂危、在校園操場上大出血的歷史瞬間。

沾滿白灰的布鞋與眼鏡： 還有她被推入垃圾車時掉落的布鞋，以及被打碎一角、沾有白灰的黑框眼鏡。

卞仲耘慘死後兩週，毛澤東向宋彬彬講「要武」，這是紅八月災難印記。

2014年1月，宋彬彬連同幾名友好為當年的行為「道歉」。那是繼紅二代陳小魯公開道歉後廣受好評的另一幕。不過宋彬彬沒有在2007年北師大女附中表彰她為「榮譽校友」時拒絕這項榮譽，也沒有拒絕母校再次展示她和毛澤東在城樓上的光輝形象，並向王晶垚先生道歉。這間中學的校慶居然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可見其諂媚權貴之本質，宋彬彬對這項「榮譽」欣然接受。她的同道葉維麗、劉進等2000年後多次發文，淡化殺人案罪責，又針對王友琴的史實調查作出質疑。

對於宋彬彬道歉，王晶垚拒絕接受。¹⁷他認為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是殘殺並拖延救治的兇手，「八五事件」真相尚未大白於天下，不能接受宋彬彬們的虛偽道歉。王晶垚於2021年去世，享年100歲。他活了整整一世紀，後半生都用來為妻子尋求公義。不過生前沒有等到期待中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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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杰紀錄片《我雖死去》： https://tinyurl.com/at6dtv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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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羅恩惠

同步刊於《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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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維基百科） https://tinyurl.com/4j2ueued
   ↩︎
2. 林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hk/%E6%9E%97%E5%BD%AA
   ↩︎
3. 聶元梓（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1%82%E5%85%83%E6%A2%93
   ↩︎
4. 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5年8月號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WANG-Youqin/zk9602a1-1.gb.html
   ↩︎
5. 6月23日被批鬥後，卞仲耘6月29日給上級去信講述被暴打細節。原件副本由家人提供。
   ↩︎
6. 胡杰紀錄片：《我雖死去》 https://tinyurl.com/at6dtv8b
   ↩︎
7. 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5年8月號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WANG-Youqin/zk9602a1-1.gb.html
   ↩︎
8. 王晶垚：關於宋彬彬劉進虛偽道歉的聲明 https://tinyurl.com/4bmtrw6z
   ↩︎
9.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開放雜誌，2004年5月。
   ↩︎
10.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頁40-41。https://tinyurl.com/4nbwcdj4
    ↩︎
11. 姚監復：王晶垚、胡杰談卞仲耘死後的鄧楠、鄧榕一次談話。https://tinyurl.com/yucszypzh
    ↩︎
12. 姚監復：王晶垚、胡杰談卞仲耘死後的鄧楠、鄧榕一次談話。https://tinyurl.com/yucszypzh
    ↩︎
13.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頁41。https://tinyurl.com/4nbwcdj4
    ↩︎
14. 林莽：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紀念卞仲耘校長殉難四十週年。https://tinyurl.com/3u82kemr
    ↩︎
15. 林莽：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紀念卞仲耘校長殉難四十週年。https://tinyurl.com/3u82kemr
    ↩︎
16. 胡杰紀錄片：《我雖死去》 https://tinyurl.com/at6dtv8b
    ↩︎
17. 王晶垚：關於宋彬彬劉進虛偽道歉的聲明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_6210.html ↩︎

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818history/

今年是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革）60週年（1966-2026）。BBC中文網於5月16日，即《五一六通知》當天刊登文革的十個關鍵詞¹，製作短片《文革發動60週年：那十年，中國經歷了什麼？》²。《波士頓書評》創辦人羅四鴒替BBC撰文，提及學者蘇陽利用1530本縣誌和大量田野調查，分析廣西、廣東、湖北三省農村的「集體殺戮」，《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蘇陽：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7）³，回顧 學界詳解被掩蓋的文革真相 —「集體殺戮」。羅四鴒又訪問了宋永毅、蘇陽與程映虹回顧「鎮反」、「大屠殺」及「人吃人」狂潮⁴，追問責任。

此外，維權媒體《歐洲之聲》、《北京之春》等海外華人政治評論刊物發表了社論，探討在當前政治環境下反思文革歷史的現實意義。中國民間檔案館（China Unofficial Archives）推出文革60影像與書籍，又推薦民間獨立紀錄片導演對知青、武鬥受害者、基層黨員的採訪，藉此抵抗官方的宏大歷史敘事。

但是，除了BBC中文外，其它主流國際媒體如《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英國《金融時報》等都對文革60「冷處理」。各報都將資源集中在烏俄戰爭、中東衝突及其它國際危機，對文革一甲子只作常規回顧甚至沒有報導。與之前比較文革50周年（2016年）比較，今年明顯遜色，當年國際媒體曾經有一輪集體報導高潮，各個媒體都以大篇幅討論「文革會不會重演」？今年這項討論與反思已經渺無蹤影，大陸官媒更是隻字不提。

智庫、歐美學術界及民間獨立史料庫補充缺口

學界方面，也不乏反思。歐美當代中國研究智庫和高校（如普林斯頓大學普林斯頓國際與區域研究院 PIIRS）舉辦反思文革60 周年的學術講座和研討會。德國左翼的羅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Luxemburg-Stiftung）等機構也發表了詳細的研究專文，從國際左翼政治和歷史演變的角度對「毛主義」（ Maoism） 的歷史遺產進行了系統性解讀。台灣長風基金會邀請史丹佛大學吳國光教授主講「文革與中國當代政治領導人」專題講座⁵；歷史學者秦暉也開展了文革60周年相關講座。

大陸對文革力盡消音滅聲之能事

2013年1月5日於新任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講話，題為「兩個不能否定」。習近平將中共執政劃分為「改革開放前」（1949-1978）與「改革開放後」（1978至今）兩個時期。習近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兩個不能否定」的提出，直接導致了1980年代殘存的文革反思空間被進一步壓縮，在政策與宣傳層面帶來了根本性的轉變，徹底消解了文革反思的「體制根源論」。

在1980年代的傷痕與反思文學中，知識份子試圖探討「為何會產生文革」的體制與文化根源。然而，在「兩個不能否定」的框架下，前三十年的體制被視為正統與必要探索。因此，任何將文革災難歸咎於「社會主義體制缺陷」或「領袖專制」的深刻反思，都被定性為歷史虛無主義而遭到全面禁止。習近平反覆強調蘇聯解體的教訓。他認為蘇共垮台的致命錯誤，就是任由蘇聯人民公開討論列寧、史達林時期的歷史錯誤（如肅反、大清洗），導致民眾徹底喪失對蘇共的政治信任。

從大學、海關到印刷店 文革記憶被消除

上月15日《中國民間檔案館》發表歷史研究學者「費常道」文章，〈從大學、海關到印刷店 — 中國如何消音文革記憶？〉⁶，記述多名長期關注歷史的人被消音、被關押、被狀告。輕則因為在網上推介書籍被罰款，沒收藏書；重則鋃鐺入獄，重罰30萬元。

〈消音文革〉提及80歲的張德華5月16日約晤兩位老朋友一起過生日，一頓尋常飯局卻被公安警告不能在「敏感日子」進行。查《五一六通知》是官方定義的文革開端，由毛澤東主持起草，1966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也是「中央文革小組」正式成立的日子。張德華估計接下來敏感日子還有6月4日，「生日飯」即使推遲亦吃不成。

同文革相關的這些「敏感日子」，除了《五一六通知》還有下面幾項，包括：

5月25日（第一張大字報張貼日）： 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引爆高校文革的大字報，隨後獲毛澤東批示向全國廣播。此日是校園群眾運動狂熱化的起點。

7月16日（毛澤東「暢游長江」日）：72歲的毛澤東在武漢暢游長江，藉此向黨內政敵展示強健體魄並重返北京。此日被視為「領袖神話狂熱化」與高層決戰的標誌。

8月5日（《炮打司令部》發表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國家主席劉少奇。這是高層權力博弈、憲政法治徹底破產的象徵日。

8月18日（天安門紅衛兵大接見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向宋彬彬說出「要武嘛」。隨後全國陷入血腥「紅八月」。此日亦是「紅衛兵運動與施害者集體反思懺悔」的核心日子。

2012年底習近平上台後，媒體、出版、印刷、網絡及海關都實施嚴密監控，文革研究是一個不能觸碰的範圍。關注歷史的研究者、學者，被點名的出版社、印刷廠甚至影印店都成為監控對象。

住在廣西柳州市、75歲的韋文德因為在微信向讀者推介《難忘的歲月——廣西柳州文革紀實》一書，5月29日被柳州公安找上門，政府以《行政處罰決定書》向韋罰款8000元人民幣，個人收藏的114本書被沒收。印製《廣西柳州文革紀實》的印刷廠被罰款15萬元。

資深出版人被控「非法經營罪」 判刑3年6個月

今年3月24日，北京民間出版人涂金燦經過兩年半的逾期羈押，兩次延長偵查期限，最終被北京市海淀區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刑3年6個月；同案另一被告伍冬發，以同一罪名判刑2年6個月。

涂金燦1962年出生於湖北省孝感市，是北京資深出版人，中關村文化創業者。他曾經當過教師，2008年在北京創辦「家譜傳記機構」，從事民間家譜、家史、傳記的出書業務，15年間為5000多個家庭整理並出版家譜、家史、個人傳記類圖書。個人事蹟曾經被新華社、《中國青年報》、《中國日報海外版》等官方媒體做過專題報導。2015年5月，時任總理李克強到海淀區創業大街視察，曾經參觀過涂金燦的「北京家譜傳記文化館」。

2020年至2022年的三年疫情期間，封控期間涂的出版業務受到重大打擊，靠借債勉強維持運作。2023年疫情封控解除後，本以為業務可以恢復，政府的文化管制和各種名義的「罰款」卻接踵而來。

2023年11月21日被捕前，涂金燦已經多次被海淀區文化部門、公安部門約談。公安局及中關村派出所查封圖書倉庫，公司承接的一部《何氏家譜》圖書在郵寄發貨後被海關查扣，以此為由進行罰款。經過三年疫情，涂金燦及其公司已經債務累累，公司日常運作亦非常困難，根本沒錢交納罰款。根據《維權網》報導⁷，當局以各種名義罰款未能達到目的，就悍然運用司法手段，以刑事罪名抓捕涂金燦，並查封「北京家譜傳記機構」，導致公司停擺員工失業。

一家經營有年，被市民高度讚許的家譜傳記文化館，為何僅僅保存民間記憶亦被嚴厲對待？

案情透露，當局指控涂金燦「非法經營」的主要證據是涂以香港國際書號為客戶出書。根據中共《出版管理條例》，「報紙、期刊、圖書、音像製品和電子出版物等應當由出版單位出版」，而出版單位必需由官方主辦，民營公司沒有出版權。要出版書籍，唯一途徑是和官方出版社合作才可以獲得大陸書號。即一本書要在大陸發行，不僅要有國際書號ISBN，還要有中共批准的內地書號CIP。由於是雙重門檻，公民出版自由就牢牢掌握在行政部門手上。

涂金燦的情況有點特殊，他的客戶有很多退休老人。長者們將一生經歷寫成回憶錄或家譜，要求的印量很少。印好後僅是家人及友好保存，不會在市場發售。又因為圖書銷售被當局壟斷及管制，私營書店只可以售賣大陸出版物，港澳出版書籍都屬於「境外書籍」。涂金燦為客戶出版的「港版」書籍，不會在大陸發行銷售，故此沒有違反中共的《出版管理條例》。在這樣嚴苛的出版環境下，涂要為客戶完成心願，只能跟國內印刷企業私下交易，既可以減低成本（大陸書號昂貴，但香港的書號免费），更可以避免嚴苛繁瑣的審查手續。這就是當局指控其「非法經營」的來由。

涂金燦2023年11月21日被羈押，同年12月28日被「逮捕」。之間被退回公安補充偵查，直至2026年3月24日才判決。

涂金燦因「非法經營罪」獲刑3年6個月，罰款30萬元。同案伍冬發亦被控同一罪名，刑期2年6個月，罰款10萬元。本來疫情已迫令涂金燦舉債渡日，替群眾印刷家譜、口述史、個人傳記難以經營。這次拉人封鋪還要付上高昂代價，這是大陸法學界與民間形容的「口袋罪」。指的是法律條文定義模糊、涵蓋範圍極廣，容易被執法機關擴大解釋並將各種行為「裝入」入罪的罪名。這類罪名又因為缺乏明確的罪刑法定邊界，常被批評為賦予了執法者過大的裁量權，甚至成為限制言論或維權行為的工具。

《芳華》去年底爆紅年輕人幻想毛澤東救國

去年底，文革電影《芳華》曾經在大陸B站吸引過千萬年輕人。電影中「官宦子弟在改革開放後佔盡時代紅利，而草根劉峰卻淪落底層」的結局，戳中了「畢業即失業、天天 996、橫豎買不起房」的青年。

創作者嚴歌苓七十年代是軍隊文工團成員，原意是揭露文革集體主義如何摧殘人性、反思特權官僚對普通人生命的漠視。然而四十年後，千千萬萬對前途迷茫，活在經濟不景下的當代青年，卻因為歷史課本殘缺、文革知識匱乏，誤將這部「反思文革」的電影集體誤讀，拼貼成了「懷念文革」的紅色春藥，引發千萬青年向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崇敬，錯誤解讀歷史，「網左思潮」熱鬧了一陣。

這場「歷史錯位」不符合官方論述，更容易惹起年青人仿效當年紅衛兵起來造反，所以電影快速被下架，文革討論成為2026的禁語。

良心拷問 堅持發聲 至死方休

下文將介紹幾位曾經深深被文革衝擊的經歷者，他們用個人之力對抗遺忘。各自用微薄的工資及退休金，多方尋覓檔案、文革時期報章、紅衛兵小報、傳單、自白書、檢討書…在「廢紙堆」中進行交叉比對和印證，採訪過程更受到官方阻撓，家人受威脅、騷擾。他們親歷過文革的殘酷與荒唐，時日過去良心受譴責，迫使他們以倖存者心態，以驚人毅力和意志重組歷史。在大陸無法發稿那就傳到海外，無法印刷發行那就寄存在靠譜的網上平台，堅持發聲，至死方休。

撰文：羅恩惠

同步刊於《追光者》

https://pulsehknews.com/20260818history/

#文革60 #嚴密管控消滅記憶 #涂金燦 #非法經營罪 #中國民間檔案館 #習近平 #歷史虛無主義 #兩個不能否定 #芳華 #嚴歌苓 #消失的歷史 #羅恩惠 #消失的檔案

1. BBC中文網 文革的十個關鍵詞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1j2pl97p1zo/trad）
   ↩︎
2. 《文革發動60週年：那十年，中國經歷了什麼？》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rBXe0jpVg
   
   ↩︎
3. 蘇陽《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https://tinyurl.com/mu5xs2y7
   ↩︎
4. 羅四鴒 「學界詳解被掩蓋的文革真相—集體殺戮」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152l37yvyyo/trad
   ↩︎
5. 「文革與中國當代政治領導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ceI1lzoanU
   ↩︎
6. 〈從大學、海關到印刷店—中國如何消音文革記憶？〉 https://chinaunofficialarchives.substack.com/p/e1e
   ↩︎
7. 《維權網》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24/10/blog-post_16.html ↩︎

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19riot1967/

六七暴動的爭議，表面上是如何評價一場發生於1967年的政治事件；更深層看，則是如何書寫歷史、如何選擇材料、如何安排時序、如何歸屬責任的問題。若把半官方 、建制陣營《香港志》的敘述、英國解密檔案的記錄，以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以下簡稱《始末》）的研究放在一起對讀，最值得注意的並不是三者都承認發生了工潮、示威、衝突、炸彈和傷亡，而是同一組事實經過不同敘事處理後，竟可以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歷史世界。

簡言之，《香港志》傾向把六七暴動納入反殖民、工人抗爭和社會矛盾的脈絡中理解；英國檔案則多從治安、情報和殖民地管治危機的角度，將事件定性為左派暴亂和恐怖活動；程翔則在兩者之間加入中共在港組織系統、新華社香港分社、吳荻舟筆記、左派報章宣傳和文革政治氣候等內容，重建事件背後的決策鏈、動員鏈和責任鏈。

因此，六七暴動的真正分歧，不只是「左派有沒有參與暴力」，也不只是「警方有沒有鎮壓」。真正的問題是：這場運動究竟是群眾在殖民壓迫下的自然反抗，還是在文革氣氛下由中共在港系統推動並逐步升級的政治暴力？這正是《香港志》與程翔研究之間最根本的分野。

《香港志》、英國檔案與程翔研究之間的史學分歧

一、起因敘事：工潮是本質，還是引爆點？

《香港志》處理六七暴動時，常見的敘述結構是從工人待遇、勞資矛盾、殖民政府壓迫和警方強硬介入寫起。這種寫法本身並非完全沒有根據。1967年左派暴動確實以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為起點，之前還有「中央的士」罷工、青洲英坭廠勞資糾紛，都與香港社會存在勞資不平等、殖民管治合法性不足和底層工人生活困苦等問題有關。

但問題在於，若敘述到此為止，讀者很容易得到一個單線因果印象：先有殖民壓迫，後有群眾反抗；先有警方鎮壓，後有暴力升級。這樣一來，暴動便被理解為一種「被壓迫的反抗」，而不是一連串有組織、有選擇、有決策的政治行動。

程翔的處理方式不同，他不否認工潮存在，也不否認初期警方行動有過度使用武力。但他強調，工潮只是引爆點，不是事件本質。到了5月下旬、6月和7月，事件已不再是單純勞資糾紛，而是被左派組織、宣傳機器和中共在港系統吸納為一場政治鬥爭。這個轉變，正是《香港志》刻意淡化、程翔之《始末》着力追問的環節。

換言之，《香港志》關心「為什麼群眾不滿」，程翔關心「誰把群眾不滿轉化為政治暴力」。前者強調社會背景，後者追問組織機制。兩者都涉及事實，但解釋方向完全不同。

二、時序處理：改寫日期，就是改寫因果

歷史書寫中，日期絕不是中性的技術細節。某一件事被放在前面還是後面，往往直接決定讀者如何理解因果關係和責任歸屬。六七暴動中的炸彈時序，正是一個關鍵例子。

據程翔《始末》及其它相關研究，7月12日出現第一枚真正炸彈，是六七暴動性質轉變的重要節點。它意味着運動不再只是示威、罷工、衝突和宣傳戰，而是進入以炸彈製造社會恐慌、威嚇平民和癱瘓日常秩序的新階段。

7月13日《明報》社評〈恐怖世界 人人自危〉記下這關鍵時刻，「近數日來，香港幾乎成為一個恐怖世界，燒巴士、燒電車、殺警察、打巴士電車司機、燒貝夫人健康院、炸郵政局、用定時炸彈爆炸大埔身事局、攻打茶樓，大石投擲行人和汽車、向警察投擲魚炮、爆炸水管、焚燒報館車輛……而左派報紙發表『鬥爭委員會』的談話，公然讚揚這一類行動。」其後，真假炸彈迅速擴散，港九各區陷入高度恐慌，左派報章對炸彈滿城亢奮囂張，更形容行動「威風凜凜」、「震懾港英」，打倒「白皮豬」、「黃皮狗」等等。

《香港志》故意將首枚炸彈日期延至7月28日，並非拿不準日子，而是整個歷史節奏刻意改寫。從7月12日延至7月28日的十六天，正是炸彈由初現到擴散、由試探到蔓延、由政治衝突到恐怖手段擴展。把這個階段模糊，讀者看到的就不再是「左派在7月中旬主動升級暴力」，而是一種較為緩慢、模糊、仿佛自然惡化的社會動亂。

這就是所謂「時序重構」的嚴重性。歷史不只是由事實組成，也由事實之間的先後次序組成。刪去一段時間，便刪去一條責任鏈；延後一個節點，就改變了左派暴動的性質。

三、沙頭角槍戰：被刪去的武裝化證據

7月8日沙頭角事件，是判斷六七暴動是否已出現武裝化傾向的重要案例。一般史料記載，當日有數百名大陸武裝人員或民兵越境，攻擊沙頭角警崗，造成五名警員死亡和12人受重傷。這是中英雙方和平時期首次發生軍事衝突，遠遠超出工潮、示威或街頭衝突的範圍，是一場邊境武裝衝突和準軍事行動。

若一部歷史志書刻意略去沙頭角槍戰，造成的效果非常明顯：六七暴動中的武裝化證據被削弱，內地因素和跨境因素被抹掉，事件更容易被轉化成香港社會矛盾自然激化的結果。

程翔《始末》的敘述則相反，他把沙頭角槍戰放入暴力升級鏈條之中查察：先有工潮和示威，繼有左派宣傳和動員，再有邊境武裝衝突，隨後進入炸彈階段。這樣寫出來的六七暴動，不再是一場逐步失控的群眾運動，而是一場不斷被推高暴力層級的政治運動。

因此，沙頭角事件的有無，不是枝節問題。它關係到六七暴動是否具有跨境政治動員和武裝化升級的性質。刪去沙頭角槍戰，等於刪去理解暴動性質的一塊關鍵拼圖。

四、清華街炸彈：平民受害者為何重要？

清華街炸彈炸死黃綺文及黃兆勳小姐弟，是六七暴動中最具道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歷史敘述是否正面呈現這類事件，直接影響讀者對暴力性質的判斷。

如果一個敘述只寫「爆炸事件造成傷亡」，而不寫受害者是8歲及2歲之兒童，不寫炸彈被置放於朱古力盒內，不寫社會輿論如何震動，不寫平民死亡如何改變市民對左派的態度，那麼暴力就會被抽象化、技術化、去道德化。炸彈只是「事件」，傷亡只是「數字」，受害者的面孔被模糊。

程翔《始末》的處理方式則是把這類事件放回道德和政治判斷的中心。炸彈不只是戰術，不只是壓力手段，而是對無辜平民的恐嚇和傷害。清華街炸彈案之所以重要，正因為慘案使廣大市民清楚看到，所謂「反英抗暴」已不能再以「反殖民鬥爭」解釋，傷及無辜超越社會運動與恐怖手段之間的界線。

歷史學當然不能只靠情緒判斷，但也不能以「客觀」為名抹去受害者。「女童右手掌焦爛，肚爆腸流，當場炸死街邊。弟弟頸部被炸穿了幾個洞，昏倒街上。」兩童慘死人神共憤，並非煽情，而是判斷暴力性質的核心。

五、語言選擇：群體、組織與責任

《香港志》與程翔《始末》研究的差異，還體現在用語層面。《香港志》較常使用「群眾」「工人」「左派人士」「社會矛盾」「衝突升級」等詞語。這些詞語的共同特點，是主體較寬泛，責任較分散，行動者不夠具體。讀者看到的是群眾情緒、社會壓力和局勢惡化。

程翔則較多使用「左派組織」「新華社香港分社」「港澳系統」「領導層」「決策」「動員」「升級」等詞語。這些詞語的重點，是把事件重新組織為一條行動鏈：誰動員、誰宣傳、誰協調、誰批准、誰默許、誰執行。

這正是兩種史學方法的根本差別。《香港志》的敘述傾向是去主體化：事件彷彿由大環境壓迫而成。程翔《始末》的敘述則是責任化：事件由具體組織和具體人物在特定時刻號召形成。

「群眾不滿情緒上升」和「左派組織決定升級行動」，兩句話都可以描述同一階段，但它們指向的歷史責任完全不同。前者把暴力放回社會環境，後者把暴力放回決策者手中。

六、周恩來角色：控制、默許，還是被拖入？

周恩來在六七暴動中的角色，是最複雜也最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簡單說他「全面控制」或「全面放任」，都不足以解釋現有材料。

從吳荻舟筆記等材料看，周恩來對香港局勢並非毫無顧忌，他意識到港共行動過火，不希望香港局勢失控，更不希望把中央推向被動。故此新華社香港分社將「5.22花園道事件」，寫成港英警方「打死打傷二、三百人」，《人民日報》轉載時再冠以「血腥大屠殺」標題。

5月27日吳荻舟《六七筆記》記下周恩來批示「現在迫著中央上馬的太多」。程翔《始末》進一步解讀，「左派有盲動之嫌，不講究策略，對港英鬥爭欠缺通盤考慮…」，又批評這種行為是「形左實右」。（詳見程翔《始末》頁100）

不過到了7月8日沙頭角槍戰，近300名武裝分子過境攻擊警崗及警員，事前卻得到周恩來默許。7月12日開始的炸彈浪潮、宣傳繼續激進、暴力不斷升級，如果中央真要強力制止，可以通過改變宣傳口徑、停止撥款資助令港共迅速降溫。現實卻是，暴力持續升級，平民死傷在所不惜，令市民傾斜於政府，要求盡快平息暴亂。

所以，更合理的判斷是：周恩來在文革政治氣候、香港戰略價值、港共激進情緒和國際風險之間，陷入一種「想控制大局，但在特定階段默許或未有效阻止升級」的狀態。

七、英國檔案與程翔研究：如何互相補充？

英國解密檔案的價值在於，它提供了港英政府即時觀察到的事實：警情、情報、炸彈、傷亡、拘捕、邊境衝突和社會秩序變化。這些材料都是即時性，第一身，也有殖民地政府自我辯護的立場。

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的貢獻，則在於嘗試把行動層面的事實與中共在港系統的組織邏輯結合起來。他沒有單靠英國檔案批評左派，也不是只從官方敘事反推結論，而是把英國檔案、左派報章、吳荻舟材料、人物傳記和香港本地記憶放在一起交叉閱讀。他曾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熟悉左派媒體和中共對港宣傳系統的操作，令他的研究不同於一般外部批評。

程翔《六七暴動始末》一書201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2019年獲香港電台「第十二屆香港書獎」十大好書殊榮，也是該年最高票數入選香港書獎。評審評語指《始末》善用檔案，分析詳盡，反思深刻，堪為香港六七暴動研究的新里程碑。程翔研究最大的意義是把六七暴動從「事件敘述」推進到「責任追問」：不只問發生了甚麼，還問是誰推動、誰決定、誰默許、誰掩蓋。

八、《香港志》的問題：不是沒有寫，而是怎樣寫

評價《香港志》的六七暴動敘述，不能只問它有沒有提到工潮、示威、衝突和炸彈。更重要的是問：哪些事件被放大，哪些事件被縮小？哪些日期被清楚標明，哪些日期被模糊處理？哪些受害者被寫出來，哪些受害者消失？哪些責任主體被點名，哪些責任主體被隱藏在「群眾」「局勢」「衝突」這些抽象詞後面？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志》既為港共圓謊，丁新豹、劉智鵬及劉蜀永之史學、史識、史德均不符專業守則。劉蜀永形容志書「述而不論」，但選材就是判斷，時序就是解釋，用字就是立場。

若不寫沙頭角，暴動就少了武裝化證據。若延後炸彈起點，暴動就少了主動升級的時間鏈。若略過清華街兩名兒童被炸死，暴動就少了平民受害的道德震撼。若不追問新華社香港分社、港澳系統和吳荻舟等人物的角色，暴動就少了組織和決策層面。

這樣寫出來的六七暴動，自然較像一場因殖民壓迫而逐步惡化的社會事件；而不是一場在文革政治氣候下，由港澳工委策劃、鬥委會總動員，誓要推翻殖民統治、並在關鍵時主動升級的紅色恐怖主義行動。

《香港志》、英國解密檔案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六七暴動敘事的對比

三方對關鍵事件的精簡對照

最簡潔的總結

結語：歷史的分歧，在於責任如何被寫出或寫走

六七暴動的史學爭議，不是簡單地在「反殖民抗爭」和「左派暴亂」之間二選一。殖民管治確有問題，工人處境確有不公，警方初期處理也可受批評。但這些事實並不能自動取消後來炸彈、暗殺、武裝衝突和平民死亡的責任。

一部嚴肅的歷史敘述，應該能夠同時承認社會矛盾、殖民問題、左派組織動員、北京影響、港英管治反應和市民民意轉向。它不能為了維護政權之正當性就刪去沙頭角槍戰、模糊7月12日第一枚炸彈、淡化清華街慘案，或把責任主體化成無名的「群眾」和抽象的「局勢」。

同一場六七暴動可以變成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世界是受壓迫者的反殖民抗爭；另一個世界是文革外延到香港的政治暴力。實錄直書是史學工作者唯一的責任，絕不可將遮蔽的事實、延後的日期、消失的受害者及被模糊的責任重新放回歷史現場。因為歷史的關鍵不止於寫了甚麼，更在於不寫甚麼。六七暴動的核心問題，不只是香港當年發生了甚麼，而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抗爭」。誰在行使「權力」保存記憶，製造遺忘，並透過「愛國教育」將歷史徹底改寫。

撰文：羅恩惠

同步刊於《追光者》

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19rio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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