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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的爭議，表面上是如何評價一場發生於1967年的政治事件；更深層看，則是如何書寫歷史、如何選擇材料、如何安排時序、如何歸屬責任的問題。若把半官方 、建制陣營《香港志》的敘述、英國解密檔案的記錄，以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以下簡稱《始末》）的研究放在一起對讀，最值得注意的並不是三者都承認發生了工潮、示威、衝突、炸彈和傷亡，而是同一組事實經過不同敘事處理後，竟可以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歷史世界。
簡言之，《香港志》傾向把六七暴動納入反殖民、工人抗爭和社會矛盾的脈絡中理解；英國檔案則多從治安、情報和殖民地管治危機的角度，將事件定性為左派暴亂和恐怖活動；程翔則在兩者之間加入中共在港組織系統、新華社香港分社、吳荻舟筆記、左派報章宣傳和文革政治氣候等內容，重建事件背後的決策鏈、動員鏈和責任鏈。
因此，六七暴動的真正分歧，不只是「左派有沒有參與暴力」，也不只是「警方有沒有鎮壓」。真正的問題是：這場運動究竟是群眾在殖民壓迫下的自然反抗，還是在文革氣氛下由中共在港系統推動並逐步升級的政治暴力？這正是《香港志》與程翔研究之間最根本的分野。
《香港志》、英國檔案與程翔研究之間的史學分歧
一、起因敘事：工潮是本質，還是引爆點？
《香港志》處理六七暴動時，常見的敘述結構是從工人待遇、勞資矛盾、殖民政府壓迫和警方強硬介入寫起。這種寫法本身並非完全沒有根據。1967年左派暴動確實以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為起點，之前還有「中央的士」罷工、青洲英坭廠勞資糾紛，都與香港社會存在勞資不平等、殖民管治合法性不足和底層工人生活困苦等問題有關。
但問題在於，若敘述到此為止，讀者很容易得到一個單線因果印象：先有殖民壓迫，後有群眾反抗；先有警方鎮壓，後有暴力升級。這樣一來，暴動便被理解為一種「被壓迫的反抗」，而不是一連串有組織、有選擇、有決策的政治行動。
程翔的處理方式不同，他不否認工潮存在，也不否認初期警方行動有過度使用武力。但他強調，工潮只是引爆點，不是事件本質。到了5月下旬、6月和7月，事件已不再是單純勞資糾紛，而是被左派組織、宣傳機器和中共在港系統吸納為一場政治鬥爭。這個轉變，正是《香港志》刻意淡化、程翔之《始末》着力追問的環節。
換言之，《香港志》關心「為什麼群眾不滿」，程翔關心「誰把群眾不滿轉化為政治暴力」。前者強調社會背景，後者追問組織機制。兩者都涉及事實，但解釋方向完全不同。
二、時序處理：改寫日期，就是改寫因果
歷史書寫中，日期絕不是中性的技術細節。某一件事被放在前面還是後面，往往直接決定讀者如何理解因果關係和責任歸屬。六七暴動中的炸彈時序，正是一個關鍵例子。
據程翔《始末》及其它相關研究，7月12日出現第一枚真正炸彈，是六七暴動性質轉變的重要節點。它意味着運動不再只是示威、罷工、衝突和宣傳戰，而是進入以炸彈製造社會恐慌、威嚇平民和癱瘓日常秩序的新階段。
7月13日《明報》社評〈恐怖世界 人人自危〉記下這關鍵時刻，「近數日來，香港幾乎成為一個恐怖世界，燒巴士、燒電車、殺警察、打巴士電車司機、燒貝夫人健康院、炸郵政局、用定時炸彈爆炸大埔身事局、攻打茶樓，大石投擲行人和汽車、向警察投擲魚炮、爆炸水管、焚燒報館車輛……而左派報紙發表『鬥爭委員會』的談話，公然讚揚這一類行動。」其後，真假炸彈迅速擴散，港九各區陷入高度恐慌，左派報章對炸彈滿城亢奮囂張，更形容行動「威風凜凜」、「震懾港英」，打倒「白皮豬」、「黃皮狗」等等。
《香港志》故意將首枚炸彈日期延至7月28日，並非拿不準日子，而是整個歷史節奏刻意改寫。從7月12日延至7月28日的十六天，正是炸彈由初現到擴散、由試探到蔓延、由政治衝突到恐怖手段擴展。把這個階段模糊，讀者看到的就不再是「左派在7月中旬主動升級暴力」，而是一種較為緩慢、模糊、仿佛自然惡化的社會動亂。
這就是所謂「時序重構」的嚴重性。歷史不只是由事實組成，也由事實之間的先後次序組成。刪去一段時間，便刪去一條責任鏈；延後一個節點，就改變了左派暴動的性質。
三、沙頭角槍戰：被刪去的武裝化證據
7月8日沙頭角事件，是判斷六七暴動是否已出現武裝化傾向的重要案例。一般史料記載，當日有數百名大陸武裝人員或民兵越境，攻擊沙頭角警崗，造成五名警員死亡和12人受重傷。這是中英雙方和平時期首次發生軍事衝突，遠遠超出工潮、示威或街頭衝突的範圍，是一場邊境武裝衝突和準軍事行動。
若一部歷史志書刻意略去沙頭角槍戰，造成的效果非常明顯：六七暴動中的武裝化證據被削弱，內地因素和跨境因素被抹掉，事件更容易被轉化成香港社會矛盾自然激化的結果。
程翔《始末》的敘述則相反，他把沙頭角槍戰放入暴力升級鏈條之中查察：先有工潮和示威，繼有左派宣傳和動員，再有邊境武裝衝突，隨後進入炸彈階段。這樣寫出來的六七暴動，不再是一場逐步失控的群眾運動，而是一場不斷被推高暴力層級的政治運動。
因此，沙頭角事件的有無，不是枝節問題。它關係到六七暴動是否具有跨境政治動員和武裝化升級的性質。刪去沙頭角槍戰，等於刪去理解暴動性質的一塊關鍵拼圖。
四、清華街炸彈：平民受害者為何重要？
清華街炸彈炸死黃綺文及黃兆勳小姐弟，是六七暴動中最具道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歷史敘述是否正面呈現這類事件，直接影響讀者對暴力性質的判斷。
如果一個敘述只寫「爆炸事件造成傷亡」，而不寫受害者是8歲及2歲之兒童，不寫炸彈被置放於朱古力盒內，不寫社會輿論如何震動，不寫平民死亡如何改變市民對左派的態度，那麼暴力就會被抽象化、技術化、去道德化。炸彈只是「事件」，傷亡只是「數字」，受害者的面孔被模糊。
程翔《始末》的處理方式則是把這類事件放回道德和政治判斷的中心。炸彈不只是戰術，不只是壓力手段，而是對無辜平民的恐嚇和傷害。清華街炸彈案之所以重要，正因為慘案使廣大市民清楚看到，所謂「反英抗暴」已不能再以「反殖民鬥爭」解釋，傷及無辜超越社會運動與恐怖手段之間的界線。
歷史學當然不能只靠情緒判斷，但也不能以「客觀」為名抹去受害者。「女童右手掌焦爛，肚爆腸流，當場炸死街邊。弟弟頸部被炸穿了幾個洞，昏倒街上。」兩童慘死人神共憤，並非煽情，而是判斷暴力性質的核心。
五、語言選擇：群體、組織與責任
《香港志》與程翔《始末》研究的差異，還體現在用語層面。《香港志》較常使用「群眾」「工人」「左派人士」「社會矛盾」「衝突升級」等詞語。這些詞語的共同特點，是主體較寬泛，責任較分散，行動者不夠具體。讀者看到的是群眾情緒、社會壓力和局勢惡化。
程翔則較多使用「左派組織」「新華社香港分社」「港澳系統」「領導層」「決策」「動員」「升級」等詞語。這些詞語的重點，是把事件重新組織為一條行動鏈：誰動員、誰宣傳、誰協調、誰批准、誰默許、誰執行。
這正是兩種史學方法的根本差別。《香港志》的敘述傾向是去主體化：事件彷彿由大環境壓迫而成。程翔《始末》的敘述則是責任化：事件由具體組織和具體人物在特定時刻號召形成。
「群眾不滿情緒上升」和「左派組織決定升級行動」，兩句話都可以描述同一階段，但它們指向的歷史責任完全不同。前者把暴力放回社會環境，後者把暴力放回決策者手中。
六、周恩來角色：控制、默許，還是被拖入？
周恩來在六七暴動中的角色，是最複雜也最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簡單說他「全面控制」或「全面放任」，都不足以解釋現有材料。
從吳荻舟筆記等材料看，周恩來對香港局勢並非毫無顧忌，他意識到港共行動過火，不希望香港局勢失控，更不希望把中央推向被動。故此新華社香港分社將「5.22花園道事件」，寫成港英警方「打死打傷二、三百人」，《人民日報》轉載時再冠以「血腥大屠殺」標題。
5月27日吳荻舟《六七筆記》記下周恩來批示「現在迫著中央上馬的太多」。程翔《始末》進一步解讀，「左派有盲動之嫌，不講究策略，對港英鬥爭欠缺通盤考慮…」，又批評這種行為是「形左實右」。（詳見程翔《始末》頁100）
不過到了7月8日沙頭角槍戰，近300名武裝分子過境攻擊警崗及警員，事前卻得到周恩來默許。7月12日開始的炸彈浪潮、宣傳繼續激進、暴力不斷升級，如果中央真要強力制止，可以通過改變宣傳口徑、停止撥款資助令港共迅速降溫。現實卻是，暴力持續升級，平民死傷在所不惜，令市民傾斜於政府，要求盡快平息暴亂。
所以，更合理的判斷是：周恩來在文革政治氣候、香港戰略價值、港共激進情緒和國際風險之間，陷入一種「想控制大局，但在特定階段默許或未有效阻止升級」的狀態。
七、英國檔案與程翔研究：如何互相補充？
英國解密檔案的價值在於，它提供了港英政府即時觀察到的事實：警情、情報、炸彈、傷亡、拘捕、邊境衝突和社會秩序變化。這些材料都是即時性，第一身，也有殖民地政府自我辯護的立場。
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的貢獻，則在於嘗試把行動層面的事實與中共在港系統的組織邏輯結合起來。他沒有單靠英國檔案批評左派，也不是只從官方敘事反推結論，而是把英國檔案、左派報章、吳荻舟材料、人物傳記和香港本地記憶放在一起交叉閱讀。他曾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熟悉左派媒體和中共對港宣傳系統的操作，令他的研究不同於一般外部批評。
程翔《六七暴動始末》一書201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2019年獲香港電台「第十二屆香港書獎」十大好書殊榮，也是該年最高票數入選香港書獎。評審評語指《始末》善用檔案，分析詳盡，反思深刻，堪為香港六七暴動研究的新里程碑。程翔研究最大的意義是把六七暴動從「事件敘述」推進到「責任追問」：不只問發生了甚麼，還問是誰推動、誰決定、誰默許、誰掩蓋。
八、《香港志》的問題：不是沒有寫，而是怎樣寫
評價《香港志》的六七暴動敘述，不能只問它有沒有提到工潮、示威、衝突和炸彈。更重要的是問：哪些事件被放大，哪些事件被縮小？哪些日期被清楚標明，哪些日期被模糊處理？哪些受害者被寫出來，哪些受害者消失？哪些責任主體被點名，哪些責任主體被隱藏在「群眾」「局勢」「衝突」這些抽象詞後面？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志》既為港共圓謊，丁新豹、劉智鵬及劉蜀永之史學、史識、史德均不符專業守則。劉蜀永形容志書「述而不論」，但選材就是判斷，時序就是解釋，用字就是立場。
若不寫沙頭角，暴動就少了武裝化證據。若延後炸彈起點，暴動就少了主動升級的時間鏈。若略過清華街兩名兒童被炸死，暴動就少了平民受害的道德震撼。若不追問新華社香港分社、港澳系統和吳荻舟等人物的角色，暴動就少了組織和決策層面。
這樣寫出來的六七暴動，自然較像一場因殖民壓迫而逐步惡化的社會事件；而不是一場在文革政治氣候下，由港澳工委策劃、鬥委會總動員，誓要推翻殖民統治、並在關鍵時主動升級的紅色恐怖主義行動。
《香港志》、英國解密檔案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六七暴動敘事的對比
三方對關鍵事件的精簡對照
最簡潔的總結
結語：歷史的分歧，在於責任如何被寫出或寫走
六七暴動的史學爭議，不是簡單地在「反殖民抗爭」和「左派暴亂」之間二選一。殖民管治確有問題，工人處境確有不公，警方初期處理也可受批評。但這些事實並不能自動取消後來炸彈、暗殺、武裝衝突和平民死亡的責任。
一部嚴肅的歷史敘述，應該能夠同時承認社會矛盾、殖民問題、左派組織動員、北京影響、港英管治反應和市民民意轉向。它不能為了維護政權之正當性就刪去沙頭角槍戰、模糊7月12日第一枚炸彈、淡化清華街慘案，或把責任主體化成無名的「群眾」和抽象的「局勢」。
同一場六七暴動可以變成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世界是受壓迫者的反殖民抗爭；另一個世界是文革外延到香港的政治暴力。實錄直書是史學工作者唯一的責任，絕不可將遮蔽的事實、延後的日期、消失的受害者及被模糊的責任重新放回歷史現場。因為歷史的關鍵不止於寫了甚麼，更在於不寫甚麼。六七暴動的核心問題，不只是香港當年發生了甚麼，而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抗爭」。誰在行使「權力」保存記憶，製造遺忘，並透過「愛國教育」將歷史徹底改寫。
撰文：羅恩惠
同步刊於《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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