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變「反英抗暴」——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五　　程翔　2026年7月28日

On July 28, 2026July 28,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程翔, 六七暴動, 文章Leave a comment

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7history/

劉蜀永在改寫香港歷史的過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把「六七暴動」改為「反英抗暴」，迎合了香港左派多年來「平反」的要求。連日來傳媒對新展覽的評論，很多都突出此點，因為它恰恰是切中香港史上一個重要的話題，也是中共對香港政策的一個痛點。

2026年2月24日《香港志》網站上載一篇文章解釋他們是如何處理有爭議的政治議題。文章說：「志書出版後，專欄作家屈穎妍女士提出：『六七暴動』，參與者及愛國人士稱之為『反英抗暴』事件，歷史一直未有定案。『六七暴動』四個字，是否能概括為事實的全部？對歷史的倖存者是否公允？《香港志》作為一部香港重要的編年史，應當作出不偏不倚的客觀記述，建議將『六七暴動』更正為『六七事件』」。對於屈穎妍的建議，志書編輯部的答覆是：「在編修《總述大事記》的過程中編輯團隊已經查證，《〈大公報〉百年史》一書中記載了周恩來總理1967年底的總結：一、『香港群眾反對英國人的暴力鎮壓……錯誤是在於領導人把事件擴大為一場動亂』；二、香港左派領導人的錯誤『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三、這次的錯誤『香港有責任，北京有責任，主要責任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後著《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一書亦有類似的觀點。志書定稿前，編審委員會還曾召開特別會議，五位召集人及《大事記》主編一致接受書稿有關「六七暴動」的記述。因此，《總述大事記》中採用主流社會慣用的『六七暴動』，亦在書中寫明『左派則稱其為”反英抗暴”』，客觀表達不同社會團體的觀點 [1]¹ 」。筆者認為，這個處理方法還算比較客觀，可以接受。

但是，到了「香港歷史博物館」重新開門，人們卻看到只有用左派的語言「反英抗暴」，而主流社會慣用的「六七暴動」不見了！為甚麼短短幾個月之內，劉蜀永本來強調兩者並用的表述方式卻變成只採納左派的表述方式呢？難道歷史事件的定性，可以任由當權者隨心所欲地更改嗎？劉教授有必要解釋自己曾經持有的比較客觀的觀點為何一夜之間就被自我否定？筆者覺得這件事很值得探討。

首先，屈穎妍所說的「六七暴動」事件「歷史一直未有定案」，是真的嗎？屈小姐作為左派名噪一時的政治打手，應該好好研究一下歷史，因為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對「六七暴動」持反對態度，只是因為它是自己手下惹出來的禍，中央不能不啞忍而已。從1967年底開始，中央級別的文章就不斷否定「六七暴動」，只因屈小姐無知、或知而不願承認，才會作出「歷史一直未有定案」的謬論。為徹底推翻這些無知的論述，筆者將不厭其煩地從頭說一遍。

1/ 1967年5月27日（即暴動才開始不久），周恩來總理在聽取彙報後說了一句很重的話：「迫中央上馬」、「搞不好會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見吳荻舟《67筆記》5月27日條）。即是說，周恩來擔心香港左派搞暴動是要迫北京出手提早收回香港。

2/ 1967年12月底，周恩來下令結束暴動，並把香港左派的頭頭們集中在北京長達兩個多月，目的是要他們離開香港，讓他們的頭腦冷靜下來。冷靜期結束後，周恩來對他們發表了《大公報百年史》裏所記載的周恩來的講話（見上文），充分說明周恩來對暴動持否定態度。對於周恩來這次講話，外交部官員馬繼森在記錄此事時還說：「之所以把你們扣在這裏兩個月」，用到「扣」這個字眼，說明周恩來是用「軟禁」左派頭頭的方式迫使他們「思想轉彎」，停止暴動。

3/ 1972年11月，周恩來在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時再次表明不贊成香港左派的做法。

4/ 1978年3月國務院建立新的「港澳辦公室」時，召開港澳工作會議，再一次強調暴動是「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5/ 1981年6月中共中央11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香港67暴動作為大陸「文革」外溢的結果，也理所當然地要被否定。

6/ 1997年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後發表《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版稱為《回歸的歷程》），再一次系統地否定了香港左派發動的「六七暴動」。所以，單是中共官方出版的書刊，就最少有6次明確否定「六七暴動」（見附表）。這些資料有力地駁斥屈穎妍的讕言。除了屈穎妍的無知外，工聯會立法局議員郭偉強也以自己的無知展示他的無恥。他說：「五十幾年前的事，你和我都未出世，你卻只聽片面之詞，爭住做反對派隻卒？對於各位的能力只限於背誦經過別人篩選過的內容，我只感惋惜…我只奇怪只是聽單聲道，已令你哋着了魔一樣，不是正正做了政治替身嗎？」身為中共強悍的打手，郭偉強竟然以自己未出世為由拒絕接受歷史事實，則左派團隊水準之低也就暴露無遺了。

附表：中共歷次否定「六七暴動」的主要內容

時間及場合	內容	資料來源
第一次 1967年5月	「迫中央上馬」、「搞不好會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	（見吳荻舟《67筆記》5月27日條）
第二次 1967年12月	周恩來總理1967年底的總結：一、「香港群眾反對英國人的暴力鎮壓……錯誤是在於領導人把事件擴大為一場動亂」；二、香港左派領導人的錯誤「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三、這次的錯誤「香港有責任，北京有責任，主要責任在北京」。	《〈大公報〉百年史》433-434頁
	周恩來召見港共領導說：「之所以把你們扣在這裏兩個月，就是要你們把頭腦冷靜下來……在香港，不要搞真假炸彈，這對人民有害，對港英無用；不要上街遊行；不要罷工。」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67-68頁，拙作《六七暴動始末》引用見162頁
第三次 11月	1972年11 月，周恩來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霍姆時說：「我國政府對極左分子在1967年的活動和他們在香港採取的政策是不贊成的」。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367頁；《始末》引用見163頁
第四次 1978年12月	港澳工作會議，指出：「1967年香港發生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反英抗暴鬥爭』中，實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罷工』、武鬥，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見《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始末》頁19-20
第五次 1981年6月	中共十一屆六中會議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全面否定文革，67暴動作為文革的延伸，按上述邏輯也應該受到全面否定。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第六次 1997年	港澳辦副主任李後代表中央作出總結：「發生於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中方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在鬥爭中，不是引導群衆適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是毫無節制地一味鬥下去，致使事態迅速擴大…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衆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場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又說：「1967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	見李後《回歸的歷程》頁64 《始末》頁18

其次，劉蜀永在新展覽中，放棄自己曾經堅持的「六七暴動」而改用「反英抗暴」，是否意味着中共還會進一步為這場運動「平反」呢？

自從1997以來，中共香港地下黨已經逐步在為「六七暴動」的平反鋪路。2002年（回歸後不久），政府已經把特區最高勳章「大紫荊」頒佈給「六七暴動」的標誌性人物楊光（當年「鬥委會」主任）。這在當年已經引起香港社會的不安。這是官方第一次作出為「六七暴動」平反的嘗試。

2020年由官方支持的《香港志》發表，完全儘量淡化「六七暴動」在香港歷史上的重要性了。這場被視為香港歷史「分水嶺」的社會動亂，在《香港志》的綜述部分僅僅佔用507字，而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暴動，其規模及歷史意義遠不及「六七暴動」的，反而用了546字。這種完全違反合理比例的處理手法，目的在於避免觸及中共地下黨在香港犯下的自1949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極左錯誤（見上引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後的話），也在於回避這次動亂引發的香港第一波移民潮以及從此產生的香港本土意識，這都不是治史者應該有的態度。這又是一次有官方背景的試圖為「六七暴動」平反的嘗試。

2026年經翻新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就索性直接採用左派的詞彙「反英抗暴」。官方從2002年頒大紫荊勳章給楊光開始，到2026年確認這場運動的性質是「反英抗暴」，特區政府基本上完成了為左派平反的工作。

除了官方不聲不響地部署為「六七暴動」平反外，左派的民間組織也在積極推動平反的工作。篇幅關係對於民間的工作暫時放下不表。

今年是中共文化大革命60周年，明年則是「文革」外溢到香港造成「67暴動」60周年。港共的政府和群眾團體還有些甚麼平反活動？從而徹底改變我們對香港歷史的認知？這是值得大家關注的問題。

撰文：程翔

同步刊於《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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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香港志》網頁：政治爭議事件如何表述？ ↩︎

系列文章：

1. 《香港志》、英國解密檔案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六七暴動敘事的對比 / 羅恩惠 2026年7月19日 / https://tinyurl.com/ybnnu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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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蜀永修史為「爱党」——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四　程翔 2026年7月25日

On July 25, 2026July 28,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程翔, 文章Leave a comment

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4history/

在「篡改歷史鐵三角」中，劉蜀永扮演的角色，就是將中共的史觀移植到香港，使香港歷史為中共政權服務。在未舉具例前，我們不妨先看看他的夫子自道。

劉蜀永教授自2005年9月至今擔任香港嶺南大學榮譽教授、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新編中國通史》香港分冊主編等職。他自稱：「我到嶺南大學工作，主要任務之一便是推動香港的地方志編修 [1]¹」，顯然，他來香港是帶有任務而來的。任務是甚麼？就是通過編輯《香港志》來改寫香港歷史。

去年年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歷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表了劉蜀永一篇文章：「將深港一脈相承的歷史寫進志書刻入人心」，提到他的這個任務。他說：「我們希望通過地方志讓香港市民了解香港是怎麼來的，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從而增進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他又說：「《香港志》是香港的《香港志》，更是國家的《香港志》。這不僅是對香港歷史的記錄與傳承，更要在時代變遷中，為香港與祖國內地的緊密聯繫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他強調：「『以史為鏡、以史明志，知史愛黨、知史愛國』，要讓香港市民真正了解國家歷史，認識香港與祖國的關係，我始終認為，最切實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從香港本地的歷史研究入手。我們需要用香港人自己的視角，講述這座城市與祖國深刻的歷史連結」。（按：黑體是筆者所加）。劉教授這篇自白就非常清晰地表明他在改寫香港歷史的目的就是為中共政權服務，使香港人因「知史」而「愛黨愛國」。

這裏他講得很清楚，他修史的目的是為了「愛黨」、「愛國」。

「愛國」是一種油然而生的、發自內心的感情，無須外力去強加。試問大陸出現大饑荒時，那個香港家庭不是竭盡所能去幫助內地親朋親友，或收留逃荒來港的災民。大陸有天災時，香港人的無償捐獻更是冠甲全球，這些都是感情與關愛的自發而無須外力動員的。「愛黨」就未必，正因為大多數香港人都熟悉共產主義災難帶給中國的傷害，所以無法產生對中共的好感，這才需要人為地強迫人民要「愛黨」。在編輯《香港志》的過程中，劉蜀永不敢如實記載共產主義災難如何影響香港的歷史發展，例如1949年以來中共對香港的香港政策犯下的三次嚴重的錯誤 [2]²，又例如中共在建政初期的「公有化」及「沒收私產」等倒行逆施促使大批內地資本家攜帶資金逃港成為香港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這些真正屬於香港歷史一部分的鐵一般的事實都不敢面對，卻妄言香港人要認識自己的歷史而產生「愛黨」的感情，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中共在香港的外圍網媒《堅料網》曾經這樣稱許他 [3]³：「劉蜀永研究香港歷史近40年，他曾指出，在中國社科院時期，主要是從國家的視角做香港史研究，到香港後，則嘗試把國家視角和香港視角有機地整合在一起，更全面地研究香港史」。

那麼他又是如何「用香港人自己的視角，講述這座城市與祖國深刻的歷史連結」？他心目中的香港人的視角，就是香港人否定英國對香港的貢獻。真的嗎？這大概只是所謂「新香港人」的視角，劉蜀永教授就是「新香港人」吧？！

他這位「新香港人」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說：「香港的發展有其獨特的歷史軌跡。數十年來，作為國家對外交流的重要視窗，香港在國際貿易、金融服務等領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與此同時，國家在政策、資源上給予香港諸多傾斜與支持，從東江水供港工程到『三趟快車』等，無不體現國家對香港的深切關懷與長遠佈局。可以說，正是內外因素交織互動，香港與內地優勢互補，才造就了香港的輝煌」。此外，他在《割佔九龍》一書的出版說明中說：「香港今天取得的經濟成就世人有目共睹，不容爭辯；同樣，它取得的成就並非殖民制度使然，而是天時、地利、人和各種因素的配合，亦毋庸置疑。」

這種視角無助於解釋為何在歷史上與香港在同一起跑線上的中國大陸其他城市（例如同在1841年被英國強行開放的其他四個條約港）會跑輸香港，更無法解釋為甚麼中共今天不斷想在內地「製造幾個香港」（鄧小平原話）的願望至今仍然無法實現？可見得，淡化甚至否定英國對香港的貢獻，本身就無法解釋香港的歷史。劉蜀永透過改寫歷史敘事，迫使香港人也接受這種歪曲歷史的「偽史觀」，而這個「偽史觀」就是從「割讓」與「割佔」之辯開始的。

否認「割讓」掩耳盜鈴

早在1995年香港回歸前夕，中共的三聯出版社就出版《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輯錄了余繩武、劉存寬、劉蜀永等三位社科院歷史所教授們寫的三本書：《割佔香港島》、《割佔九龍》、《租借新界》，最早提出以「割佔」代替「割讓」這個詞。當時國務院港澳辦高度評價這個系列，讚揚它「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為香港回歸祖國所做出的重要社會貢獻」[4]⁴。一字之改，否定整個英國統治香港的合法性。

在國際法與政治話語中，「割讓」與「割佔」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法律性質與主權邏輯。

割讓（Cession）是指國家透過條約（Treaty），將領土主權轉移給另一個國家。這種方式在傳統國際法中被視為領土取得的合法手段（如買賣、交換或戰敗後的條約轉讓）。它承認了主權的正式移交。如果承認香港是被「割讓」的，在法律邏輯上等同於承認英國曾合法擁有香港的主權。割佔（Forcible Occupation / Seizure）則是強調透過武力（Force）進行非法佔領。根據現代國際法（特別是《聯合國憲章》後），侵略戰爭不能產生合法的主權移交（即「非法行為不產生權利」原則）。它否認主權的移交。

社科院三位教授使用「割佔」，意味着中國政府認為：一，香港主權從未轉移給英國、二，不平等條約自始無效（Void ab initio）、三，英國在香港僅是「殖民管治」（治權），而非擁有主權。他們的結論是：使用「割讓」會掉進英國「三個條約有效論」的法理陷阱。這些觀點解釋了為甚麼1997年中共官方術語是「恢復行使主權」，而非「收回主權」。如果過去是割讓：意味着主權曾斷絕，1997年是主權重新移交。如果過去是割佔：則意味着主權一直屬於中國，1997年只是結束外國佔領，恢復行使原本就有的權力。劉蜀永等三位教授這些論述，是歷史研究為當下政治需要服務的「典範」，對中共收回香港主權卻實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莫怪乎港澳辦會作出高度的評價。

根據香港網媒《大城志》的統計，重新開放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共用了29次「割佔」、「強佔」等帶有「佔」字的詞語，非要把「割讓」這個寫進中（清朝）英雙方都簽署的《南京條約》的字眼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其刻意改寫歷史的意圖彰明甚。問題是：假如英國不擁有香港的主權，它從何而來全面管治香港的權力？

劉蜀永的《割佔九龍》一書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線索，說明「割讓」與「割佔」的分別。他引用了1844年7月27日香港輔政司卜魯斯發出「政府通告」：「獲悉有人未經許可在九龍半島建造永久性房舍，總督及行政局特告誡他們，這種舉動是沒有條約根據的；萬一中國政府動手驅逐他們，他們不能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支持和說明」（英國殖民地部檔案 CO 129/7 第101頁，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第43頁）。這條線索說明，英國只能夠根據條約合法地擁有主權才能實行有效管治。所以中共強調從來沒有失去香港主權，只是掩耳盜鈴的主張而已。

同書又引述1845年3月17日德庇時（香港總督）致斯坦利（英國殖民地大臣）函（就上述英美人在九龍建屋事）說：「就發現英美臣民在維多利亞城對面的中國海岸建造房屋後我所採取的措施，我已通知閣下。我要滿意地說，他們已停止造屋，並讓所有人員搬回香港。（此舉）……侵略中國的領土違反條約……我致函耆英的信函已迫使他們回到香港……通過摒棄一種我預料除了帶來災禍不會帶來任何好處的制度，與中國政府之間出現意外和發生爭執的危險將得以避免」。（英國殖民地部檔案 CO 129/11第214頁，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第43-44頁）。這條線索說明，英國人在自己沒有主權的地方是非常謹慎行事包括不容許自己的國民非法霸佔中國的九龍土地。

這兩則電文正好說明，英國在香港和九龍能夠實現有效管治是因為香港和九龍的主權已經從中國移交給英國，這正正說明這兩塊地方都是「割讓」的。中共強稱香港主權從沒有流失，這是為了政治目的不惜歪曲歷史，實屬掩耳盜鈴，為識者所譏。

撰文：程翔

同步刊於《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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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蜀永 #劉智鵬 #丁新豹 #香港志 #香港歷史博物館 #程翔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香港歷史 #消失的檔案

見劉蜀永：「將深港一脈相承的歷史寫進志書刻入人心」 http://jds.cass.cn/newzxdt/202505/t20250516_5874384.shtml
發布時間：2025-05-15 （原始來源：《深圳晚報》總第98期）
↩︎
詳見國務院副主任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出版，分別是1952，1958 及1967
↩︎
見《堅料網》：「40年研究香港史　推動國家視角和香港視角結合」
↩︎
同注1 ↩︎

系列文章：

1. 《香港志》、英國解密檔案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六七暴動敘事的對比 / 羅恩惠 2026年7月19日 / https://tinyurl.com/ybnnuext

2. 中共刻意抹去的一個歷史細節——中（共）英1945年秘密協議 / 程翔 2026年7月21日 / https://tinyurl.com/5482cnwe

3. 貶英反殖、隱惡諉過——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一 / 程翔 2026年7月22日 / https://tinyurl.com/52365f8t

4. 英國保護香港免受共產黨肆虐——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二 / 程翔 2026年7月23日 / https://tinyurl.com/ys7u3mwj

5. 篡改歷史首惡劉智鵬——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三 / 程翔 2026年7月24日 / https://tinyurl.com/3key9w72

6. 「六七暴動」變「反英抗暴」——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五 / 程翔 2026年7月28日 / https://tinyurl.com/4sp3rau3

篡改歷史首惡劉智鵬——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三　程翔 2026年7月24日

On July 24, 2026July 28,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程翔, 六七暴動, 文章Leave a comment

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3history/

自從《國安法》頒佈以來，香港進入「意識形態大陸化」時期，而改寫香港歷史就是這個大陸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香港竟然有一批頂着「學者」、「專家」頭銜的人欣然地充當中共的馬前卒去篡改香港的歷史。

早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經過5年「換妝」後向公眾展示的新面貌，一如預期改變了香港歷史的敘事。該館顧問團隊（即認可這次篡改內容的人）有：丁新豹、朱治夫、呂大樂、吳志華、冼玉儀、周佳榮、陳蒨、麥勁生、劉智鵬、劉蜀永、蕭國健等（以各人的姓氏筆劃為序）。

在這袞袞諸公中，劉智鵬、劉蜀永、丁新豹（以下簡稱「二劉一丁」）堪稱是「篡改歷史鐵三角」，在這場改寫歷史的工程中，「二劉一丁」形成了完美的鐵三角：

・劉智鵬：他是首惡，負責在政治上打衝鋒，貫徹北京的意圖。

・劉蜀永：他是幫兇，負責把中共意識形態直接化為香港歷史。

・丁新豹：他是幫閒，負責為篡改後的「偽史」提供學術背書。

三人中，劉智鵬是政治化程度最高的一位。他是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選舉委員會界別）、全國政協委員，並擔任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香港地方誌中心總編輯。他是香港歷史教育的「總教頭」：他直接主導了香港中學《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課程，是「香港不是殖民地」這一論述的最強力推動者之一。他不僅在學術界（嶺大）有位置，在立法會和政協也有話語權，是港府落實「去殖民化」教育的核心智囊。他深得中共垂青，例如，港澳辦下屬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於今年1月換屆，對第五屆理事會進行了大幅精簡，香港理事從28人銳減至9人，劉智鵬仍然能夠繼續連任。

他是典型的「政棍學棍混合體」：通過政治頭銜將官方史觀直接轉化為法律和教學綱領。內地的歷史學家易中天教授曾經著書談及中國文化人的種種醜惡嘴臉，他從孔子時代追溯文人的源頭，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類的分野，在對士人、學人、詩人、文人等類型的區分中，考量其風骨、氣節、擔當、性情、學養和理想，排列出文化人的精神光譜，指出很多「知識份子」在歷史和當下社會中扮演的幫忙、幫閒、幫腔、幫凶等四種角色 [1]¹。劉智鵬就是一個典型的「四幫份子」。何以故？

一曰「幫忙」

易中天定義的「幫忙」是「為皇權或當局服務」。劉教授改變「通識教育」為「公民與社會發展」（劉智鵬不否認這實際上就是中共力圖推動的「國民教育」）這就是典型的「為皇權或當局服務」。

「被改革」後只剩下三大單元：「『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及「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總課時由以前約250小時大幅縮減到150小時，約有三分之二的內容為「中國國情」。其中「『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主題包括教授《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及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等。「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顧名思義不會碰觸讓中共難堪的文革等惡跡，即使只談改革開放後，也避開「法治」及「社會治理」等重點（這都是中共的弱點），劉智鵬以課時不足為理由（筆者按：因為上述大幅度縮減課時）不談政治。

劉智鵬強調，他不否認「改革」後的課程可被視為「國民教育」，並振振有詞地說美國都有國民教育。他改革的目的，是使學生「首要明晰究竟自己是甚麼人、國籍是甚麼、我的國民身份的意義何在等，然後去瞭解香港、內地以及世界的社會發展情況」。他說：「從回歸的那一天，香港已經不再是英國管治下的香港，實實在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市民和國家的關係、市民的國民認同卻一直沒能明晰」。可見得他是努力在「幫中共的忙」來對香港青年學生進行「洗腦式」的「愛國主義教育」。他甚至提出要請國安處向教師提供教材說明如何維護國家安全。

二曰「幫閒」

易中天說「吟風弄月」是「幫閒」，筆者引申為「為當權者諱、為當權者隱惡揚善」也是幫閒。劉智鵬作為三名主要編輯之一的《香港志》面世後，人們充分認識他在重大歷史問題上的「為當權者諱」、「為當權者『隱惡揚善』」的用心。筆者已撰文指出《香港志》偏頗失實以及為當權者諱的特點，這裏不贅。即使中共自己承認的，「建國」以來曾經在香港問題上犯了三次嚴重的「左傾」錯誤，《香港志》都不敢登載這一事實，則可見其「幫閒」角色。

《香港志》固然不敢記載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犯錯誤的歷史事實，就連本地左派在「六七暴動」期間的錯誤，也願意配合去洗白。2018年他接受一個專門遊說北京及特區政府為「六七暴動」平反的組織的20萬元捐款，要在嶺南大學建立一個所謂「六七暴動資料庫」，由劉智鵬主理的「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承辦，其資料不言而喻都是強調香港左派的觀點。於是我們發現，翻新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也就把「六七暴動」改為左派的用語「反英抗暴」了。

三曰「幫腔」

易中天說，歌功頌德是「幫腔」，誠然，但幫統治者罵人也是「幫腔」。

2020年5月14日，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的考試中，其中一題要求考生回答及解釋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惹來爭議。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發聲明，認為試題的資料極為片面和「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則發聲明，強調一如其他科目考試，歷史科設有「審題委員會」，委員的背景有大學教授、具豐富教學經驗的中學教師及/或校長、課程及學科專家等，依據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與《評核大綱》擬定試題及評卷指引。當時已經考慮不排除評卷員的家人可能曾經受日軍不人道對待，因而有機會令評卷員受情緒影響。經詳細討論之後才正式定稿。換言之，試題已經在考慮到各方對此試題存在爭議的情況下定稿的，因而是一個集體決定而不是個別人肆意妄為或者獨斷獨行的。但是在左派輿論壓力下，考評局被迫撤回試題，而且有兩人因此辭職。在這件事上，作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歷史委員會主席的劉智鵬，雖然本人未必需要對該試題負直接的責任，但在整個事件中，他顯然未能維護考評局的專業性及獨立性，而是屈服於民族主義的壓力，從而「幫腔」譴責該試題。他在5月18日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認為試題是「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驚」，贊成取消爭議試題，他認為「題目提供的兩則資料立場均偏向正面，『利多於弊』屬引導式提問，而且題目牽涉年份太廣，認為題目設題不理想」。

四曰「幫兇」

易中天說：「為文字獄提供『證據』，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則是幫兇」。他最為人不齒的地方，是在「國安第一案」中以控方「專家證人」身份論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是意圖具有「分裂國家」的意義。哈！一個歷史學者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法證專家」。控方透露劉的報告指，被告掛有「光時」旗幟電單車，猶如古時戰士插上戰旗，騎馬上戰場。羅織罪名，莫此為甚。從此凡是展示此口號有關的標語、物體、歌曲（如《願榮光歸香港》）都可以被入罪。大律師黃賢先生就他的所謂「專家證詞」連續發表三篇評論：〈「光時」報告之歷史迷失〉、〈「光時」報告之當代迷路〉、〈「光時」報告之政治迷惑〉[2]²，將其所謂「專家」的錯誤鞭撻無遺漏。

黃賢說：對於專家證詞，《高等法院規則》有嚴格法定要求。專家證人對法院負有淩駕性的責任，必須公正無私及獨立，不能僅是一己之見，更不是某一方的訟辯人。該專家還必須簽署「屬實申述」確認該文件中所述事實屬實。之後，黃賢詳細地分析劉智鵬的所謂「專家報告」既失實又偏頗（詳情這裏不贅）。黃賢的這三篇評論獲獲亞洲出版業協會卓越評論獎，足見其反駁的份量有多重。

由一個無恥的「四幫份子」來主導香港歷史博物館的「翻新」，則其所呈現的香港歷史，將不可避免地變成地地道道的洗腦教材。

撰文：程翔

同步刊於《追光者》

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3history/

#劉智鵬 #四幫份子 #劉蜀永 #丁新豹 #香港志 #香港歷史博物館 #程翔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消失的檔案

見易中天《斯文︰幫忙、幫閒、幫腔、幫凶及其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
均見其在《灼見名家》的專欄。這三篇評論獲亞洲出版業協會卓越評論獎。 ↩︎

系列文章：

1. 《香港志》、英國解密檔案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六七暴動敘事的對比 / 羅恩惠 2026年7月19日 / https://tinyurl.com/ybnnuext

2. 中共刻意抹去的一個歷史細節——中（共）英1945年秘密協議 / 程翔 2026年7月21日 / https://tinyurl.com/5482cnwe

3. 貶英反殖、隱惡諉過——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一 / 程翔 2026年7月22日 / https://tinyurl.com/52365f8t

4. 英國保護香港免受共產黨肆虐——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二 / 程翔 2026年7月23日 / https://tinyurl.com/ys7u3mwj

5. 劉蜀永修史為「爱党」——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四 / 程翔 2026年7月25日 / https://tinyurl.com/y2rdsz2u

6. 「六七暴動」變「反英抗暴」——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五 / 程翔 2026年7月28日 / https://tinyurl.com/4sp3rau3

英國保護香港免受共產黨肆虐——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二　程翔 2026年7月23日

On July 23, 2026July 28,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程翔, 文章Leave a comment

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2history/

翻新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特點是「貶英反殖、隱惡諉過」，上文談了它「貶英反殖」的一面，本文談它「隱惡諉過」的另一面。新展覽掩蓋另一個關鍵事實。即：割讓給英國後的香港，得以免受共產主義災難的折磨。英國的存在使香港免受共產主義的摧殘從而獲得發展的空間。這是一個「識時務者」不會公開談論的話題。

英國治下的香港不僅僅是一個貿易港或金融中心，而是客觀上成為香港的保護傘。在1949年之前英國的存在使得香港免除了大陸軍閥混戰、國共內戰等戰亂造成的動盪，在1949年之後更扮演了「中華民族救生艇」的角色。這個角色並非英國主觀努力的結果，而是英國政權的客觀存在本身就對香港形成一個保護傘，阻擋了共產主義災難延及香港，使香港成為一個「避難所」。這是香港得以發展、壯大的一個重要的無形助力。

1. 地理意義上的「避難所」：人口的數次大遷徙

從1949年中共建政到1979年這30年間，香港經歷了多次大規模的人口湧入，每一次都因為內地的重大政治動盪。

1949年前後：是逃離政權更迭的資本家、知識份子和前國民政府官員。他們不僅帶來了資金，更帶去了上海等地的工業技術和文化底蘊。

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大躍進」與「三年大饑荒」期間，成千上萬的內地民眾冒死泅水或翻山越嶺逃往香港。英國政府雖然有邊界管制，但在社會輿論壓力下，多採取默許或安置政策，救下了無數人的性命。

1966-80文革中後期：是逃離政治迫害和武鬥的紅衛兵、知青及普通民眾。他們都說，從大陸到香港，這不僅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從「饑餓與恐懼」向「生存與尊嚴」的跨越。

2. 制度意義上的「安全島」：財產與人權的保障

英國建立的普通法系和私有財產保護，為那些在內地失去一切的人提供了重新開始的法律保障。1949年前後，大批上海、天津、廣州的實業家（如包玉剛、董浩雲、邵逸夫等）帶着機器、資金和管理經驗移居香港。當內地進行「公私合營」和沒收私人資本時，香港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讓這些企業家得以保全。這批「避難」的資本直接催生了香港的紡織業、航運業和影視業，讓香港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從轉口貿易到工業化的轉型。可以說，香港的繁榮是建立在「內地人才與資本逃港避難」的基礎上的。這種財產與人權的保障讓香港成為了華人世界最安全的財富避風港，從而助長香港的經濟發展。

3. 文化與血脈的「存續地」：保留了中華文明的火種

當內地在文革中經歷「批林批孔」、毀滅文物、批鬥知識份子，斷絕傳統文化時，香港在英國的「無為而治」下，反而完整地保留了大量中華文化的精髓：成為延續中華文化血脈的「避風港」。像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這些儒學大師在香港創立了新亞書院，堅持用繁體字教學，傳承儒家思想。錢穆曾明確表示，留在內地文化必亡，唯有在英治下的香港才能為中國文化「招魂」。在錢穆的感召下，新亞書院聚集了中國大陸一批南下避秦的大師級的碩學鴻儒如牟宗三、牟潤孫、夏書枚、嚴耕望、左舜生等，多不勝數。國學大師饒宗頤也曾公開表示，他坦承「沒有香港就沒有現在的饒宗頤」（見人民網：《根基機緣榮譽——饒宗頤的百歲人生》，2018年2月7日）。在很多香港知名的文化人中，很多都有像饒公般的經歷。對於繁榮香港文化居功厥偉的南來文化人，皆因逃避共產主義災難啊！可惜這些事實都不能見諸於官修歷史。

4. 資訊與救濟的窗口

在內地封閉的年代，香港是外界瞭解中國真相、中國瞭解世界動向的唯一縫隙。香港的自由報刊及各家外媒駐港機構記錄了內地的真實情況。如果沒有香港這個視窗，外界（甚至內地人自己）都很難知道大饑荒和文革的殘酷真相。

此外，香港也保存與內地的血脈相連。1960年代，幾乎每個香港家庭都有過給內地親戚寄包裹的經歷，裏面裝的是食油、麵粉、白糖、舊衣服等。這些包裹在那個配給制的年代，是無數內地家庭活下去的救命草。這種民間的溫情在最嚴酷的政治環境下維持了人性的一絲光亮。

所以，如果沒有英國提供的這個法律和地理上的「避風港」，近代史上無數優秀的華人大腦、厚重的家族財富以及寶貴的傳統文化，可能早已在連番的政治運動中灰飛煙滅。這是英國對香港最大的「意外貢獻」，就是在這個原本荒蕪的島嶼上，建立了一套基於契約、法治和尊重人權的文明框架。這個框架不僅護佑了香港本地人，更像一盞明燈，在那個黑暗的時代，為數百萬走投無路的中國人提供了生的希望。這種「避難者」的共同記憶，早已化作了香港人血液中對「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極度渴求。

這些都是香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香港人的共同集體記憶，中共現在極力否定這段歷史，是因為這段歷史無聲地控訴了其過去政策的失敗，同時掩蓋一個尷尬的事實：在最困難的時刻，是英國管治下的香港，給了中國人一條生路。

應該正確看待香港的殖民地歷史

中共強行抹去香港殖民地歷史，除了對外要彰顯主權，對內防止香港獨立外，實際沒有任何理由去否定英國對香港的貢獻。中共的思想祖宗馬克思就很客觀地分析殖民主義的「雙重使命」（double mission），即破壞的使命（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如封建割據、閉關鎖國、陳舊的生產方式）和建設的使命（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如鐵路、電報、自由報刊、建立現代軍事、培養具備現代治理能力的階層）[1]¹。將這一理論套用在香港歷史上，不僅適用，而且能極好地解釋為甚麼香港能成為一個「奇跡」以及為何今日的爭議如此劇烈。

香港歷史就體現了這種雙重性：

一是破壞的使命（摧毀舊秩序）。

英國通過武力強行將香港從大清帝國的封建體系中剝離（此舉被視為「國恥」），其對清朝的打擊包括：

・打破閉關鎖國：香港從一個孤立的漁村變成了全球貿易鏈條的一環。

・瓦解封建法權：英國法律取代了大清律例（雖然早期保留了部分習俗），廢除了衙門式的行政，代之以專業的文官制度。

・衝擊宗法社會：西方的合同精神衝擊了傳統的宗族人情關係，為資本主義的萌芽清除了障礙。

這些衝擊，都是令當時的政權感到備受威脅的。

二，建設的使命（建立現代文明的物質與制度基礎）

英國奪取香港後，立即進行治理和建設，包括：

・物質基礎：自由港地位、現代航運、電訊及金融基礎設施。

・法律制度：普通法系的引入。馬克思曾預言，殖民者雖然為了掠奪，但客觀上播下了現代社會的種子。香港的司法獨立和產權保護，正是這顆「種子」長成的參天大樹。

・現代階層：英國培養了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具備專業素養和國際視野的華人中產階級和精英。這群人後來成為了香港社會的中流砥柱。

英國的「建設使命」客觀上為後來中國（尤其是改革開放）提供了現代化的樣板。[2]²

中共目前的定調，實際上是只承認「破壞」而不承認「建設」。官方敘事強調殖民統治是掠奪、羞辱和不平等的（破壞性），但極力淡化或否定英國在建立法治、自由和公民社會方面的貢獻（建設性）。

香港人的反感在於，他們目睹了英國留下的「建設性成果」（法治、自由、專業主義）正在被一股專政的舊力量所改寫。英國確實通過掠奪和不平等條約「破壞」了舊秩序，但它客觀上建設出的那套法律與自由的框架，不僅讓香港成為了逃避共產主義災難的「避難所」，更讓香港人產生了一種獨立於「母體」之外的文明認同。這種認同，正是目前中共試圖通過「改寫歷史」來徹底根除的東西。

撰文：程翔

同步刊於《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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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志 #香港歷史 #程翔 #消失的檔案

他在1853年撰寫的《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和《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這兩篇文章中，分析了不列顛殖民主義對於印度殖民地的影響和作用。他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作了總結性的概括：「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他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則指出，英國殖民主義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他說：「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受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
孫中山先生在母校香港大學演講，明言他的革命思想來自香港，乃因英國對香港的統治，無論社會治安或市容皆井然有序，遂燃生革命思想，見《國父在香港大學演講後翌日（1923.02.21）香港華字日報之記載》，香港大學圖書館。 ↩︎

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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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英反殖、隱惡諉過——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一程翔 2026年7月22日

On July 22, 2026July 28,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程翔, 文章Leave a comment

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1history/

最近，「休整」了五年多的「香港歷史博物館」重新開放，其展示的「新內容」可以說是2020年《國安法》頒佈後中共篡改香港歷史「成果」的集中表現，其特點是「貶英反殖、隱惡諉過」。本文將集中論述它「貶英反殖」的一面，將來有機會再論述其「隱惡諉過」的另一面。

這五年間，中共改寫香港歷史敘事的政策層出不窮，包括：

1/ 教科書定調：否定「殖民地」法律地位。當局在2022年推行的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取代原有的通識科）教材中，明確提出了新的歷史觀。教材強調，中國政府從未承認過三項不平等條約，因此中國一直擁有香港主權。英國在香港只是「實行殖民管治」，而香港並不是「英國殖民地」。教材並援引1972年聯合國在中共要求下將香港、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剔除的事實，作為香港不具殖民地地位的國際法證據。

2/ 政治敘事：全盤否定英治對香港的貢獻。官方在2021年發佈的《「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強調，英國在長達150多年的統治中，絕大部分時間並未在香港推行民主，港督由英國直接委任，立法權長期掌握在委任官員手中。彭定康末代港督推行的民主化改革是「別有用心」，認為這是英國在撤退前製造社會矛盾、安插代理人的手段，而非真心為了香港的民主。

3/ 推出中共版本的香港歷史《香港志》。筆者曾經用「失實偏頗、欠缺史德」撰文批評這種改寫歷史的惡行 [1]¹，這裡不贅。

這次翻新博物館展覽（以下簡稱「新展覽」），既延續了上述政策的主軸，又通過現代視像科技將之「強化」使其更容易「入心入腦」，筆者將其「貶英反殖」的特點歸納為三點。

第一，否定英國統治的合法性。

香港的歷史，離不開英國的統治，英國的統治又離不開三個條約。這是英國統治香港的法律依據。但在新展覽中，它將「割讓」變成「割佔」，以區別於法理上的領土轉移，從而削弱英國統治的合法性，讓我們看看關乎香港的三個條約原文：

1/ 《南京條約》（1842年）（全稱為《大清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第三款）：

「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準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帝國主上，及其後嗣長久主掌，任便立法治理。」這裏明確使用了「給予」（割讓）字眼，且規定是「長久主掌」（永久割讓）。

2/ 《北京條約》（1860年）（全稱《中英續增條約》）（第六款）：

「……將粵東九龍司地方一區，……准其毀約，由大清大皇帝將該地界付與大英大君主並曆後嗣，常川管轄，作為英屬香港境內。」（注：此處的範圍是指現在的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包括昂船洲。） 同樣是「付與」（割讓），且將其併入香港境內，也是永久性質。

3/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98年），其關鍵條款是：

「……溯自開闢以來，至今大英國家深感擴展香港界址，實屬迫不可少。……是以大清大皇帝允準將附件所列之水陸各界，租與大英國家，以九十九年為限。」

第一和二條約的原文很清楚，是「割讓」，並非「割佔」。政治上，中共可以以三個條約均為城下之盟而不予承認，但法律上卻不能說英國是「割佔」或「非法佔據」香港。

除了三個條約從外交上奠定英國統治的合法性外，英國內部兩份文件也奠定了香港的憲政基礎，它們是「英皇制誥」（Letters Patent）和「王室指令」（Royal Instruction）、這兩份文件把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移植到香港。這是中國廣袤地域在經歷數千年的封建統治後第一次出現憲政的地方，其劃時代的歷史意義非同凡響。

《南京條約》開啟五口通商，唯獨香港能夠發展成為「東方之珠」，就是因為滿清把香港「割讓」給英國，使得英國有合法權力來按其方式方法全面建設香港。其他四個「條約港」（treaty ports）內部設立的「租界」，可以勉強用「割佔」來形容，英國無法全面行使管轄權，所以最終無法建設成為國際大都會。拿香港和其他四港比較，就可以看出「割讓」和「割佔」的分別。

為了強調英國「割佔」之非法性，新展覽內容多處強調香港中國人數量雖多但華人地位低的特點，以突出英國殖民統治之惡（如對《歷史變遷》、《摩登城市》等部分的介紹）。但新展覽卻不願承認，香港通過與英國的關係，首次登上歷史舞臺，一躍而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比中國大陸其他地區要早半個世紀（以1911年民國元年作為標記）。

所以，從真正客觀的歷史陳述來看，兩個領土割讓文件（外交）及兩項憲政建設文件（內政）的影印本，都應該存放在一個正常的「香港歷史博物館」裏，因為它們都構成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的「出世紙」。但這些構成香港身份（Identity）的文件，其重要意義都沒有在新展覽中突出，原因無他，都是為了貶英非殖。

關於中國滿清政府「割讓」香港的歷史事實，楊穎宇先生有詳細的考證，見其在《教育刺針》的專欄：《間接承認館方竄改歷史，服膺中共史觀》，讀者可以參考 [2]²。對「割讓」與「割佔」的問題筆者將另文詳述。

第二，它徹底否認英國在促成香港從一個小漁港變成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貢獻。

在新展覽中，對英國在香港150多年的統治中，中共唯一肯定的是英國建立了一個「自由港」，其他着墨不多。但任何客觀研究香港發展的人都會同意：英國對香港最大的貢獻遠不止一個自由港，而是建立了一套獨立於行政權力之外的「法治與制度框架」，並使其與國際市場無縫接軌。這個架構包括四個組成部分：

1/ 確立「普通法系」與司法獨立。

在這套制度下，普通法的法律邏輯具有高度的可預見性，這對商界至關重要。司法獨立則讓法官在審判時不受行政長官或外部勢力的直接干預，這使得香港在歷史上成為了中國乃至亞洲唯一一個可以「民告官」且勝訴率不低的地方。這套制度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

2/ 廉潔高效的公務員體系與「廉政公署」。

英國的政治傳統移植香港後，在香港建立了一套「文官系統」（civil servant system），這個系統培養了一支高度專業、中立、不參與黨派政治的公務員隊伍，確保了城市管理的極高效率。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期間，這套文官系統是中共希望極力保存的制度之一。此外，在1970年代以前，香港社會貪腐嚴重。1974年成立的廉政公署徹底扭轉了社會風氣，建立了「零容忍」的廉潔文化。這也促成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其中一個要素。

3/ 自由港政策與「積極不干預」

英國確立了香港作為自由港的地位，不設關稅壁壘，資金、資訊和人員可以自由進出。財政司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提出的「積極不干預主義」（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有了後來的「亞洲四小龍」之首。

4/ 連接中外的「樞紐」角色

香港是一個「雙語」社會，雖然中文地位曾被長期壓制，但英語作為官方語言的使用，讓香港在二戰後能迅速承接全球化浪潮，成為跨國企業進入亞洲的首選門戶。香港更是普世價值的視窗：英國帶入的契約精神、產權保護、言論和學術自由，為香港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國際視野的專業人才（法律、審計、金融）。

所以，英國最大的貢獻在於它為香港提供了一套「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這套系統不僅讓香港從一個荒涼的小漁村變成了全球頂級城市，更重要的是，它為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可借鑒的國際化範本。如果沒有這套成熟的制度，香港在1978年後作為中國對外籌集資金、獲取技術和資訊的橋樑作用，將會大打折扣。

為了貶低英國的作用，新展覽用了不少篇幅陳述香港在英國人來之前絕非不毛之地，而是已經發展出豐盛文化的地方。它不願意承認，英國的作用是促成一個「範式轉變」（paradigm shift），這是中國其他地方所沒有的。否則，當年內地比香港更先進的地方有的是（例如1840年代的上海和廣州就比香港富庶得多），但為甚麼只有香港能夠脫穎而出？就是因為英國在香港促成這個「範式轉變」。

制度是骨架，決定了城市運行的效率與公平；文化是血肉，決定了這座城市的性格與靈魂。正是這兩者的結合，才造就了那個獨一無二的「東方之珠」。這種結合最了不起的地方在於：它在中國的土地上，證明了「中國人的勤奮」+「西方的法治規則」可以產生多麼驚人的化學反應。這也是為甚麼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能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唯一範本。

撰文：程翔

同步刊於《追光者》

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1history/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志 #程翔 #消失的檔案

程翔《香港地方志》失實偏頗 20210114 信報

https://www1.hkej.com/hkejwriter/article/id/2686102/%E3%80%8A%E9%A6%99%E6%B8%AF%E5%9C%B0%E6%96%B9%E5%BF%97%E3%80%8B%E5%A4%B1%E5%AF%A6%E5%81%8F%E9%A0%97

及《香港地方志》欠缺史德程翔 20210121 信報

https://www1.hkej.com/hkejwriter/article/id/2691156/%E3%80%8A%E9%A6%99%E6%B8%AF%E5%9C%B0%E6%96%B9%E5%BF%97%E3%80%8B%E6%AC%A0%E7%BC%BA%E5%8F%B2%E5%BE%B7?ref=hkejwriter
↩︎
見《教育刺針》2026年4月7日帖文 ↩︎

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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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篡改歷史首惡劉智鵬——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三 / 程翔 2026年7月24日 / https://tinyurl.com/3key9w72

5. 劉蜀永修史為「爱党」——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四 / 程翔 2026年7月25日 / https://tinyurl.com/y2rdsz2u

6. 「六七暴動」變「反英抗暴」——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五 / 程翔 2026年7月28日 / https://tinyurl.com/4sp3rau3

中共刻意抹去的一個歷史細節——中（共）英1945年秘密協議程翔 2026年7月21日

On July 21, 2026July 28,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程翔, 六七暴動, 文章Leave a comment

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0history/

在《香港志》和翻新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展覽中，都略去香港當代史上一個重要的細節，即：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為了準備內戰，竟然同英國達成一個秘密協議，不反對英軍接收香港，以換取英國允許中共在香港的合法存在。這確實又是一個很吊詭的歷史真相。從香港人的角度來看，這個決定無疑是正確的，因為不這樣就沒有戰後香港的繁榮穩定和高度的國際化，但這個正確的決定卻是瞞着全國人民私自與英國達成的，以至實際上違反了當年全國人民的民意，因而使中共不敢公報以免被動。

一，中（共）英的秘密協議

當年代表中共與英國進行秘密談判的主角是譚天度，他當時任廣東東江抗日民主政權東寶行政督導處主任。他在2016年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網》發表一篇長文《抗戰勝利時我與港督代表的一次談判》，詳細透露了這個秘密。雙方達成了九點默契：

中共提出如下要求和條件：

①承認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開工作機構

②允許我方人員在港九居住、往來、從業自由及募捐

③同意我在港出版日報及刊物

④同意並幫助我方在港設立秘密電臺

⑤在我武裝撤出後，英方應保護我非武裝人員和傷病員的安全

⑥我在大鵬灣的海面部隊，因要保護商旅安全，應准予延緩撤出時間

⑦准予港九人民有武裝自己和維持社會治安的權利

⑧組織戰後救濟會，賑濟災民

⑨非經我方同意，英軍不得進入我控制地區等

英方則提出以下要求：

①不論是秘密和公開活動均不以共產黨名義出現

②中共的活動也不以推翻港英政府為目的

③中共今後不在港九地區從事非法活動

在中（共）英雙方達成這些默契後，中共便宣佈「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撤出香港、九龍和新界，以便英國順利收回香港。

翻查中共相關解密檔案，當時中共廣東省委確有向中央報告此事，但之前兩份報告與譚天度的詳細記憶略有出入，兩者的對比如下表（按：順序以譚天度的回憶為准）：

中（共）英達成的秘密協定

譚天度 2016年6月29日	廣東區委致中央電1945年10月2日	林平致中央電 1945年10月9日
甲：英方承諾
①承認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開工作機構	②同	⑤同意我在香港設立辦事處與他聯絡。對於秘密聯絡，我擬要求他幫助我建立電臺。
②允許我方人員在港九居住、往來、從業自由及募捐	沒有這點	①英方允許我人員在港九居住、來往、從業的自由
③同意我在港出版日報及刊物	沒有這點	沒有這點
④同意並幫助我方在港設立秘密電臺	沒有這點	⑤對於秘密聯絡，我擬要求他幫助我建立電臺。
⑤在我武裝撤出後，英方應保護我非武裝人員和傷病員的安全	①同	①指定醫院數處定量我傷病人員約三百人，醫藥膳食均由他負責
⑥我在大鵬灣的海面部隊，因要保護商旅安全，應准予延緩撤出時間	③同，（鑒於）現英軍兵力單薄，希望我隊再留駐九龍以西及大嶼山之地區，待將來再逐步撤退。	③在新界週邊幾個區，要求我們暫緩撤退武裝，但不同意我所提改變名義的辦法（由他指揮我整理的義勇隊或後備員警）。他同意我武裝船在馬士灣（按：即大鵬灣）海面活動，但陸上據點尚未答應。
⑦准予港九人民有武裝自己和維持社會治安的權利	④同，由英方供給武器及經費	②同意我隊之人員組織四個區域的民眾自衛武裝，槍械、給養、管理均由他負責，人數尚未商定。我們擬將現在隊伍撥一部屈，以掌握武裝，並安置一批身體較弱的幹部，另設兩個秘密電臺在附近山地（市內台不在內），以便內戰嚴重時，黨機（關）轉移到那裏
⑧組織戰後救濟會，賑濟災民	⑤同	他應允救濟新界人民，由我協助進行
⑨非經我方同意，英軍不得進入我控制地區等。	⑥同	沒有這點
乙：中共承諾
①不論是秘密和公開活動均不以共產黨名義出現	沒有這點	沒有這點
②中共的活動也不以推翻港英政府為目的。	沒有這點	沒有這點
③中共今後不在港九地區從事非法活動	沒有這點	沒有這點

資料來源：

譚天度：《中國共產黨歷史網》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6/0629/c244516-28507748.html

「廣東區委致中央」：《廣東革命歷史檔彙集1941-1945》頁527-8，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

「林平致中央」：同上，頁529-530（按：林平即是尹林平，其時任中共南方局副書記）

從上表可以看到，譚天度的報告，遠比中共廣東區委及中共南方局的報告要更加詳細，後兩者均不提作為交換條件，中共向英方作出的三個承諾。

英方也有向倫敦報告這些秘密會談的經過，英國外交部檔案 FO 371/46252 及殖民地部檔案 CO 129/591/11 都有提到類似譚天度及其他兩份中共文件所說到的雙方對對方的承諾，但都不是完整的協議。

二，背景

譚天度的文章透露了當年這個密約的背景。1945年8月9日，日本政府最後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0日，日本外務省通過中立國瑞士、瑞典政府，將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照會轉交中、美、英、蘇四國政府。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照會中、美、英、蘇四國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以廣播《終戰詔書》的形式，向公眾宣佈無條件投降。

1945年8月10日至11日，日本雖表達投降意願但還沒有正式宣佈投降時，中共馬上發出7道命令，命令華北、華中和華南各地中共軍隊，迅速前進，同國民政府搶奪地盤，爭奪受降資格。譚天度說：「我們在接到中央的指示後，力求收復一切失地，包括向港九地區發動攻勢」。從這個簡單的時序可以看到，誰在爭奪勝利的果實。

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發表了「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演說，提出了與國民政府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反對國民黨「篡奪抗戰勝利果實」。

為爭奪「勝利果實」，爭奪戰區「受降權」，8月15日，中共下令侵華日軍統帥岡村甯次：「在廣東的日軍，應由你指定在廣州的代表，至華南抗日縱隊東莞地區，接受曾生將軍（按：東縱總司令）的命令。」

在8月20-25期間，東江縱隊收復了港九大部分地區，英國的接收大員夏愨（Harcourt）則遲到8月30日才到香港。因此中共認為它有資格受降。

1945年8月底，中共突然改變主意，譚天度回憶說：「中央同意港九獨立大隊撤回內地，以便於我們與港英當局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迫使港英當局同意共產黨在港合法地位，大力開展共產黨在港公開工作局面」。就這樣，從本來要爭奪香港受降權的方針，改為支持英國對香港的受降權。

為甚麼中共最後主動放棄爭奪這個受降資格？筆者認為基於幾個現實：

1/ 中共沒有合法性。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時，盟軍太平洋戰區最高統帥麥克亞瑟規定：中國戰區受降範圍為北緯16度以北的越南北部和中國的臺灣、香港、大陸除東北外（東北歸蘇軍受降）的所有地區，該區域內只能由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受降，根本沒有中共的份兒。即使中共想爭，也沒有法理基礎。當時香港雖然屬廣州受降區，但在英國堅持下，以及美國支持下，變成由英國受降。

2/ 中共沒有實力。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儘管中共吹噓自己是「中流砥柱」，但實際上它除了打遊擊戰和敵後騷擾敵人之外，還沒有足夠的接管大城市的能力。譚天度的文章就承認，「中國共產黨在華南尚無力接收和管理像香港這樣的大城市。」所以，即使由中共受降，它也缺乏管治香港的能力。

3/ 中共準備打內戰。從譚天度的文章可以看到，日本才剛剛表示願意投降（8月10日），毛澤東即急不及待（8月13日）地在延安幹部會議上發表演講「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提出要「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反對國民黨篡奪抗戰勝利果實」。由於中共當時正部署打內戰，所以寧可放棄在香港的受降資格。

4/ 從軍事上看，到1945年，東江縱隊已發展到1.1萬多人，民兵1.2萬，且在港九地區擁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港九大隊）。如果東縱強行進入市區受降，在短期內控制香港是完全可能的。但它缺乏重武器，無法抗衡英國的武器。陸路方面，國民黨正規軍（如張發奎的第2方面軍）也已受命接收廣州及周邊，東縱若佔領香港，將面臨英軍從海路、國軍從陸路的雙重擠壓。

5/ 中共從自身成長和發展的過程中，深深認識到香港對中共壯大的重要作用，更看到在未來國共內戰中的有利地位。他們意識到，即便勉強受降，也無法在英、美、蔣的層層包圍中守住香港。但通過與英方達成默契，中共換取了在港的「半公開」合法地位，能夠為後來的統戰和宣傳工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一點確實是中共高明之處。

三，為甚麼需要保密？

但一個高明的決定又為何要保密呢？抗戰勝利後，舉國歡呼，收復失地是全中國人民最強烈的呼聲。當時香港民眾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處處飄揚中國國旗。譚天度回憶說：「剎時間，『光復一切被佔國土！』『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復全部租界！』的呼聲響徹中國大地」。在這民情下，如果中共被揭發支持英國而不是中國收復香港，將無法面對國人，所以必須保密。譚天度的文章特別提到：「在公開宣傳上，我們不能反對國民黨收復香港，以免在政治上處於被動」。因為：

1/ 如果中共公開反對國民黨收復香港，極易被國民黨宣傳它「為了私利（準備打內戰）而阻止祖國統一」或「親英賣國」。這種指責會損害中共在民眾心中的民族英雄形象，在政治動員上陷入極端孤立。

2/ 當時中共正致力於統戰國內民主黨派和海外華僑共同對付國民黨。這些中間力量大多支持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香港主權。如果在「國家主權」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中共與全國輿論背道而馳，會失去民主人士的信任和支持，破壞當時正在爭取建立的親共統一戰線。

撰文：程翔

同步刊於《追光者》

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0history/

#香港志 #中英秘密協議 #譚天度 #東江縱隊 #程翔 #消失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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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uly 19, 2026July 28,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程翔, 羅恩惠, 六七暴動, 文章Leave a comment

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19riot1967/

六七暴動的爭議，表面上是如何評價一場發生於1967年的政治事件；更深層看，則是如何書寫歷史、如何選擇材料、如何安排時序、如何歸屬責任的問題。若把半官方、建制陣營《香港志》的敘述、英國解密檔案的記錄，以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以下簡稱《始末》）的研究放在一起對讀，最值得注意的並不是三者都承認發生了工潮、示威、衝突、炸彈和傷亡，而是同一組事實經過不同敘事處理後，竟可以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歷史世界。

簡言之，《香港志》傾向把六七暴動納入反殖民、工人抗爭和社會矛盾的脈絡中理解；英國檔案則多從治安、情報和殖民地管治危機的角度，將事件定性為左派暴亂和恐怖活動；程翔則在兩者之間加入中共在港組織系統、新華社香港分社、吳荻舟筆記、左派報章宣傳和文革政治氣候等內容，重建事件背後的決策鏈、動員鏈和責任鏈。

因此，六七暴動的真正分歧，不只是「左派有沒有參與暴力」，也不只是「警方有沒有鎮壓」。真正的問題是：這場運動究竟是群眾在殖民壓迫下的自然反抗，還是在文革氣氛下由中共在港系統推動並逐步升級的政治暴力？這正是《香港志》與程翔研究之間最根本的分野。

《香港志》、英國檔案與程翔研究之間的史學分歧

一、起因敘事：工潮是本質，還是引爆點？

《香港志》處理六七暴動時，常見的敘述結構是從工人待遇、勞資矛盾、殖民政府壓迫和警方強硬介入寫起。這種寫法本身並非完全沒有根據。1967年左派暴動確實以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為起點，之前還有「中央的士」罷工、青洲英坭廠勞資糾紛，都與香港社會存在勞資不平等、殖民管治合法性不足和底層工人生活困苦等問題有關。

但問題在於，若敘述到此為止，讀者很容易得到一個單線因果印象：先有殖民壓迫，後有群眾反抗；先有警方鎮壓，後有暴力升級。這樣一來，暴動便被理解為一種「被壓迫的反抗」，而不是一連串有組織、有選擇、有決策的政治行動。

程翔的處理方式不同，他不否認工潮存在，也不否認初期警方行動有過度使用武力。但他強調，工潮只是引爆點，不是事件本質。到了5月下旬、6月和7月，事件已不再是單純勞資糾紛，而是被左派組織、宣傳機器和中共在港系統吸納為一場政治鬥爭。這個轉變，正是《香港志》刻意淡化、程翔之《始末》着力追問的環節。

——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2018年出版，2019年獲香港電台「第十二屆香港書獎」十大好書殊榮。評審指出：《始末》善用檔案，分析詳盡，反思深刻，堪為香港六七暴動研究的新里程碑。

換言之，《香港志》關心「為什麼群眾不滿」，程翔關心「誰把群眾不滿轉化為政治暴力」。前者強調社會背景，後者追問組織機制。兩者都涉及事實，但解釋方向完全不同。

二、時序處理：改寫日期，就是改寫因果

歷史書寫中，日期絕不是中性的技術細節。某一件事被放在前面還是後面，往往直接決定讀者如何理解因果關係和責任歸屬。六七暴動中的炸彈時序，正是一個關鍵例子。

據程翔《始末》及其它相關研究，7月12日出現第一枚真正炸彈，是六七暴動性質轉變的重要節點。它意味着運動不再只是示威、罷工、衝突和宣傳戰，而是進入以炸彈製造社會恐慌、威嚇平民和癱瘓日常秩序的新階段。

7月13日《明報》社評〈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記下這關鍵時刻，「近數日來，香港幾乎成為一個恐怖世界，燒巴士、燒電車、殺警察、打巴士電車司機、燒貝夫人健康院、炸郵政局、用定時炸彈爆炸大埔身事局、攻打茶樓，大石投擲行人和汽車、向警察投擲魚炮、爆炸水管、焚燒報館車輛……而左派報紙發表『鬥爭委員會』的談話，公然讚揚這一類行動。」其後，真假炸彈迅速擴散，港九各區陷入高度恐慌，左派報章對炸彈滿城亢奮囂張，更形容行動「威風凜凜」、「震懾港英」，打倒「白皮豬」、「黃皮狗」等等。

《香港志》故意將首枚炸彈日期延至7月28日，並非拿不準日子，而是整個歷史節奏刻意改寫。從7月12日延至7月28日的十六天，正是炸彈由初現到擴散、由試探到蔓延、由政治衝突到恐怖手段擴展。把這個階段模糊，讀者看到的就不再是「左派在7月中旬主動升級暴力」，而是一種較為緩慢、模糊、仿佛自然惡化的社會動亂。

**——《香港志》〈大事記〉將首個炸彈日期延至7月28日，淡化傷害，配合港共「先鎮後暴」之謊言。（《消失的檔案》製圖）**

這就是所謂「時序重構」的嚴重性。歷史不只是由事實組成，也由事實之間的先後次序組成。刪去一段時間，便刪去一條責任鏈；延後一個節點，就改變了左派暴動的性質。

三、沙頭角槍戰：被刪去的武裝化證據

7月8日沙頭角事件，是判斷六七暴動是否已出現武裝化傾向的重要案例。一般史料記載，當日有數百名大陸武裝人員或民兵越境，攻擊沙頭角警崗，造成五名警員死亡和12人受重傷。這是中英雙方和平時期首次發生軍事衝突，遠遠超出工潮、示威或街頭衝突的範圍，是一場邊境武裝衝突和準軍事行動。

**——1967年7月沙頭角槍戰後，警崗外牆仍可見彈痕累累。《香港動亂畫史》圖，頁76。**

若一部歷史志書刻意略去沙頭角槍戰，造成的效果非常明顯：六七暴動中的武裝化證據被削弱，內地因素和跨境因素被抹掉，事件更容易被轉化成香港社會矛盾自然激化的結果。

程翔《始末》的敘述則相反，他把沙頭角槍戰放入暴力升級鏈條之中查察：先有工潮和示威，繼有左派宣傳和動員，再有邊境武裝衝突，隨後進入炸彈階段。這樣寫出來的六七暴動，不再是一場逐步失控的群眾運動，而是一場不斷被推高暴力層級的政治運動。

因此，沙頭角事件的有無，不是枝節問題。它關係到六七暴動是否具有跨境政治動員和武裝化升級的性質。刪去沙頭角槍戰，等於刪去理解暴動性質的一塊關鍵拼圖。

——**1967年7月8日的軍事衝突，港警五人殉職，十二人受重傷，《香港志》隻字不提。（消失的檔案影片截圖）**

四、清華街炸彈：平民受害者為何重要？

清華街炸彈炸死黃綺文及黃兆勳小姐弟，是六七暴動中最具道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歷史敘述是否正面呈現這類事件，直接影響讀者對暴力性質的判斷。

**——1967年8月21日《華僑日報》左派暴徒殘忍罪行罄竹難書幼年姊弟慘死彈下。**

如果一個敘述只寫「爆炸事件造成傷亡」，而不寫受害者是8歲及2歲之兒童，不寫炸彈被置放於朱古力盒內，不寫社會輿論如何震動，不寫平民死亡如何改變市民對左派的態度，那麼暴力就會被抽象化、技術化、去道德化。炸彈只是「事件」，傷亡只是「數字」，受害者的面孔被模糊。

程翔《始末》的處理方式則是把這類事件放回道德和政治判斷的中心。炸彈不只是戰術，不只是壓力手段，而是對無辜平民的恐嚇和傷害。清華街炸彈案之所以重要，正因為慘案使廣大市民清楚看到，所謂「反英抗暴」已不能再以「反殖民鬥爭」解釋，傷及無辜超越社會運動與恐怖手段之間的界線。

歷史學當然不能只靠情緒判斷，但也不能以「客觀」為名抹去受害者。「女童右手掌焦爛，肚爆腸流，當場炸死街邊。弟弟頸部被炸穿了幾個洞，昏倒街上。」兩童慘死人神共憤，並非煽情，而是判斷暴力性質的核心。

五、語言選擇：群體、組織與責任

《香港志》與程翔《始末》研究的差異，還體現在用語層面。《香港志》較常使用「群眾」「工人」「左派人士」「社會矛盾」「衝突升級」等詞語。這些詞語的共同特點，是主體較寬泛，責任較分散，行動者不夠具體。讀者看到的是群眾情緒、社會壓力和局勢惡化。

程翔則較多使用「左派組織」「新華社香港分社」「港澳系統」「領導層」「決策」「動員」「升級」等詞語。這些詞語的重點，是把事件重新組織為一條行動鏈：誰動員、誰宣傳、誰協調、誰批准、誰默許、誰執行。

這正是兩種史學方法的根本差別。《香港志》的敘述傾向是去主體化：事件彷彿由大環境壓迫而成。程翔《始末》的敘述則是責任化：事件由具體組織和具體人物在特定時刻號召形成。

「群眾不滿情緒上升」和「左派組織決定升級行動」，兩句話都可以描述同一階段，但它們指向的歷史責任完全不同。前者把暴力放回社會環境，後者把暴力放回決策者手中。

六、周恩來角色：控制、默許，還是被拖入？

周恩來在六七暴動中的角色，是最複雜也最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簡單說他「全面控制」或「全面放任」，都不足以解釋現有材料。

從吳荻舟筆記等材料看，周恩來對香港局勢並非毫無顧忌，他意識到港共行動過火，不希望香港局勢失控，更不希望把中央推向被動。故此新華社香港分社將「5.22花園道事件」，寫成港英警方「打死打傷二、三百人」，《人民日報》轉載時再冠以「血腥大屠殺」標題。

5月27日吳荻舟《六七筆記》記下周恩來批示「現在迫著中央上馬的太多」。程翔《始末》進一步解讀，「左派有盲動之嫌，不講究策略，對港英鬥爭欠缺通盤考慮…」，又批評這種行為是「形左實右」。（詳見程翔《始末》頁100）

**——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頁110，解讀周恩來5月27日指示。**

不過到了7月8日沙頭角槍戰，近300名武裝分子過境攻擊警崗及警員，事前卻得到周恩來默許。7月12日開始的炸彈浪潮、宣傳繼續激進、暴力不斷升級，如果中央真要強力制止，可以通過改變宣傳口徑、停止撥款資助令港共迅速降溫。現實卻是，暴力持續升級，平民死傷在所不惜，令市民傾斜於政府，要求盡快平息暴亂。

所以，更合理的判斷是：周恩來在文革政治氣候、香港戰略價值、港共激進情緒和國際風險之間，陷入一種「想控制大局，但在特定階段默許或未有效阻止升級」的狀態。

七、英國檔案與程翔研究：如何互相補充？

英國解密檔案的價值在於，它提供了港英政府即時觀察到的事實：警情、情報、炸彈、傷亡、拘捕、邊境衝突和社會秩序變化。這些材料都是即時性，第一身，也有殖民地政府自我辯護的立場。

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的貢獻，則在於嘗試把行動層面的事實與中共在港系統的組織邏輯結合起來。他沒有單靠英國檔案批評左派，也不是只從官方敘事反推結論，而是把英國檔案、左派報章、吳荻舟材料、人物傳記和香港本地記憶放在一起交叉閱讀。他曾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熟悉左派媒體和中共對港宣傳系統的操作，令他的研究不同於一般外部批評。

程翔《六七暴動始末》一書201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2019年獲香港電台「第十二屆香港書獎」十大好書殊榮，也是該年最高票數入選香港書獎。評審評語指《始末》善用檔案，分析詳盡，反思深刻，堪為香港六七暴動研究的新里程碑。程翔研究最大的意義是把六七暴動從「事件敘述」推進到「責任追問」：不只問發生了甚麼，還問是誰推動、誰決定、誰默許、誰掩蓋。

**——沙頭角槍戰為準軍事行動，五名警員陣亡，12人重傷。事後為淡化事件，中方稱軍隊為「民兵」。程翔卻追問責任，層層推敲。**

八、《香港志》的問題：不是沒有寫，而是怎樣寫

評價《香港志》的六七暴動敘述，不能只問它有沒有提到工潮、示威、衝突和炸彈。更重要的是問：哪些事件被放大，哪些事件被縮小？哪些日期被清楚標明，哪些日期被模糊處理？哪些受害者被寫出來，哪些受害者消失？哪些責任主體被點名，哪些責任主體被隱藏在「群眾」「局勢」「衝突」這些抽象詞後面？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志》既為港共圓謊，丁新豹、劉智鵬及劉蜀永之史學、史識、史德均不符專業守則。劉蜀永形容志書「述而不論」，但選材就是判斷，時序就是解釋，用字就是立場。

若不寫沙頭角，暴動就少了武裝化證據。若延後炸彈起點，暴動就少了主動升級的時間鏈。若略過清華街兩名兒童被炸死，暴動就少了平民受害的道德震撼。若不追問新華社香港分社、港澳系統和吳荻舟等人物的角色，暴動就少了組織和決策層面。

這樣寫出來的六七暴動，自然較像一場因殖民壓迫而逐步惡化的社會事件；而不是一場在文革政治氣候下，由港澳工委策劃、鬥委會總動員，誓要推翻殖民統治、並在關鍵時主動升級的紅色恐怖主義行動。

**——4月1日，歷史博物館新「香港故事」重開，展覽場館佈滿「國安」及「愛國」元素。（攝影：A）**

《香港志》、英國解密檔案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六七暴動敘事的對比

三方對關鍵事件的精簡對照

最簡潔的總結

結語：歷史的分歧，在於責任如何被寫出或寫走

六七暴動的史學爭議，不是簡單地在「反殖民抗爭」和「左派暴亂」之間二選一。殖民管治確有問題，工人處境確有不公，警方初期處理也可受批評。但這些事實並不能自動取消後來炸彈、暗殺、武裝衝突和平民死亡的責任。

一部嚴肅的歷史敘述，應該能夠同時承認社會矛盾、殖民問題、左派組織動員、北京影響、港英管治反應和市民民意轉向。它不能為了維護政權之正當性就刪去沙頭角槍戰、模糊7月12日第一枚炸彈、淡化清華街慘案，或把責任主體化成無名的「群眾」和抽象的「局勢」。

同一場六七暴動可以變成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世界是受壓迫者的反殖民抗爭；另一個世界是文革外延到香港的政治暴力。實錄直書是史學工作者唯一的責任，絕不可將遮蔽的事實、延後的日期、消失的受害者及被模糊的責任重新放回歷史現場。因為歷史的關鍵不止於寫了甚麼，更在於不寫甚麼。六七暴動的核心問題，不只是香港當年發生了甚麼，而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抗爭」。誰在行使「權力」保存記憶，製造遺忘，並透過「愛國教育」將歷史徹底改寫。

撰文：羅恩惠

同步刊於《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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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國保護香港免受共產黨肆虐——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二 / 程翔 2026年7月23日 / https://tinyurl.com/ys7u3mwj

4. 篡改歷史首惡劉智鵬——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三 / 程翔 2026年7月24日 / https://tinyurl.com/3key9w72

5. 劉蜀永修史為「爱党」——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四 / 程翔 2026年7月25日 / https://tinyurl.com/y2rdsz2u

6. 「六七暴動」變「反英抗暴」——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五 / 程翔 2026年7月28日 / https://tinyurl.com/4sp3rau3

由銅及銀，孽在洗腦羅恩惠 2026年7月9日

On July 9, 2026July 9,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羅恩惠, 六七暴動, 文章Leave a comment

今年獲授勳的466 人中，「國家安全」與「改寫歷史」成為最顯眼的兩條晉升主線。其中同樣獲銀紫荊星章的「歷史學者」劉智鵬及剛退休的前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有四大共通點。兩人分別在學術界與法律界，為港府建構合法性與論述權。

1. 均被稱讚「勇於承擔、克盡厥職」

政府在嘉許語中高度肯定了兩人在面對重大政治考驗時的「承擔力」：

楊美琪：政府讚揚她「勇於承擔極具挑戰性的工作」、「克盡厥職」。指的是她從2021年起接任刑事檢控專員，五年內全面主導了黎智英案、初選47人案等系列極具國際與政治爭議的國安檢控。

劉智鵬：政府表揚他作為立法會議員及「傑出的歷史學家」，在重塑歷史論述及愛國主義教育上展現出極高政治配合度與責任感。政府又強調他身為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盡心竭力向青年及公眾積極推廣歷史及愛國教育，加深公眾的國民身分認同，推廣中國歷史與文化傳承，建樹甚豐」。

2. 均以「專業知識」為現行體制與司法體系背書

兩人在各自專業領域上，為港府建構合法性與論述權：

楊美琪：憑藉其在律政司任職32年的「豐富法律知識」，站在最前線「竭盡所能維護司法公正」，落實官方的檢控意志。

劉智鵬：利用其「歷史與古蹟保育的專業知識」，在修地方志、香港博物館改組中，為「香港與祖國命運相連」的政治史觀提供學術包裝和依據。

3. 共同構陷「國安第一案」

最重要的共通點在於兩人親手將「唐英傑案」定罪的體制合夥人。

在該案中，楊美琪作為控方掌舵人（時任署理刑事檢控專員），負責率領控方團隊對唐英傑進行極速檢控；

而劉智鵬則是楊美琪團隊專門邀請、力證該案中的「光時口號」有港獨的意思。

^{劉智鵬出任國安第一案專家證人，與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團隊聯手，用商周至晚清歷史字詞解釋「光復」及「革命」語境，成功將唐英傑入罪。}

兩人在法律與學術上的完美配合，直接開創了香港《國安法》口號定罪的先河。因此，政府給予兩人的勳章，本質上是認可了這套由他們聯手構建的司法與政治新規範。

4. 民間觀感極之相反，均視之為酷吏伶臣

雖然政府給予極高讚譽，但兩人在民間及輿論中卻備受批評：

被視為政治功臣：民間普遍將他們的授勳解讀為「政治獎賞」——楊美琪因「控告反對派有功」在退休後隨即獲頒勳章；劉智鵬則因在「國安第一案作供並重塑香港歷史」而獲獎。

國際上的反響：楊美琪因負責國安檢控而被美國國會及國際人權組織列入制裁名單；而劉智鵬的歷史解讀亦被外媒批評為意識形態清洗。兩人均是國際輿論眼中「新香港體制」的代表人物。

劉智鵬「修史與國安」的政治回報

劉智鵬2020年獲頒「銅紫荊星章」（BBS），相隔六年晉升為「銀紫荊星章」。這六年間恰好與他在法庭擔任國安法首案專家證人、全面主導《香港志》編纂、以及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翻新過程中將英殖及港人重要記憶移除有關。

一，抹去香港人的集體記憶

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4月1日重開，展覽移除了「1989年百萬港人上街」圖片。今年是六四37週年，6月4日當天劉智鵬出席公開活動時被記者追問：「目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無六四相關資料，會否憂研究後繼無人，及建議大眾如何了解相關事件。」劉不回應個別事件，只是概括稱有更多年輕人學歷史，「歷史是不會消失的，研究歷史亦不會消失的」。

不過，《明報》6月4日下午四時「即時新聞」刊登了劉智鵬「不會消失論」以後，這條「不會消失」的觀點曾經在電台網頁出現過，未久電台報導消失了。翌日，《明報》印刷版六四報導，劉智鵬的「不會消失論」亦消失了。

二，擬強推「愛國教育」

劉智鵬在個人臉書回應這次殊榮，自言努力「推廣歷史和愛國教育」是還原事實、建立情感，幫助大眾建立對國家的認同與歸屬。劉智鵬2023年2月是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主席梁美芬。劉智鵬以教聯會會長及「個人議員動議」將中國歷史列為高中必修科目，易名為「中國歷史地理及文化科」，並仿效公民科只設「達標」與「不達標」。劉的這種「愛國」表現，今人側目，以至這項倡議被教育局以及多名建制派議員共同反對而流產。最終，這場議案以一種「留面子」的政治妥協形式通過管浩鳴修訂後的版本，直接將劉智鵬原議案中「列為高中必修科目」這七個核心字眼「劃走」。取而代之是改為促請政府將中國歷史列為中學階段的「必須學習經歷」，即鼓勵多辦講座、內地交流、參觀等彈性活動，而非獨立成科、計分考試的必修課。雖然這項動議受到挫折，劉智鵬由2023年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三年後的
2026年正式出任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由「學者議員」變成「建制高層協調者」。他沒有再硬推獨立考試必修科，反而督導政府以「必須學習經歷」的形式推廣愛國教育，大量增加大陸考察團、歷史古蹟實地教學等。

三，建立教師每三年「續牌」機制，變相實行對教師的政治審查

劉智鵬在上任主席後，全力配合並推動教育局修訂《教育條例》。過去全港教師註冊屬於「終身制」，劉智鵬主導委員會討論引入「執業證書」要求，限制證書年期，這是對全港7萬多名在職教師影響最直接的體制變革。在三年續牌制度下，在職教師被要求每3年必須「續牌」一次。續牌條件被硬性與「3年內完成150小時專業進修」、教師操守審查、以及無刑事犯罪紀錄（包括無違反《國安法》和《基本法》23條）全面掛鉤。民間普遍認為這是中共逐步清洗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很多教師有參與運動的變相「秋後算賬」。劉智鵬在議會內公開為此機制背書，認為3年周期「完全合理」且能確保教師專業質量。

四，為「反英抗暴」平反論述鋪墊

^{香港見證1967有限公司向嶺南大學捐款20萬元，設立「1967暴動資料庫」，由校長鄭國漢及劉智鵬接收。（嶺大網站圖片）}

作為劉智鵬改寫歷史的一部份，就是他積極為香港左派發動的「六七暴動」實行正名和平反。2018年12月11日，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及劉智鵬主管的「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與「香港見證1967有限公司」簽署備忘錄，接受20萬元資助成立「香港1967年暴動資料庫」。嶺大指這平台是為了保存及管理相關資料，宣稱2021年開放給供研究者及公眾人士查閱。

^{2018年12月11日之捐款儀式上，嶺大校長鄭國漢、劉智鵬、劉蜀永，「左派金主」石中英，「六七動力研究社」核心成員都有出席，都是經年推動平反六七暴動的左派經歷者。（嶺大網站圖片）}

不過，捐款者是「左派金主」石中英，以及「六七動力研究社」核心成員陳仕源、許雲程等，都是致力推廣「反英抗暴」論述的人。他們在捐款給嶺大以前，已捐款100萬給中大歷史系做30名左派少年犯的口述歷史，完成後供中大圖書館收藏。不過無論中大及嶺大資料庫，都集中收藏左派經歷者觀點。

2018年12月這筆資金和研究平台的建立，實質上讓「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的劉智鵬與副總編輯劉蜀永擁有對六七歷史檔案的「詮釋權與材料壟斷」。當董建華的團結香港基金在2019年啟動《香港志》工程時，全港最有系統擁有六七一手口述歷史、左派文獻的學術單位，就是劉智鵬所在的嶺大團隊。

果然，在2026年翻新的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式把香港人慣稱的「六七暴動」改為「反英抗暴」。這個改動，正是劉智鵬和他的團隊多年來「努力」的成果。

五，改寫香港歷史

在中共眼中，劉智鵬的最大「貢獻」是改寫了香港歷史，他通過香港歷史博物館的翻新，抹去英國統治香港156年的痕跡，改而強調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血緣聯繫，把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史視為中共對香港政策的理所當然的結果，完全無視在這過程中英國制度的歷史性貢獻。在改寫香港歷史的問題上，劉智鵬和他的團隊確實耗盡心血，這方面我們日後有機會將詳細論述。

#羅恩惠 #六七暴動 #唐英傑 #國家安全 #授勳 #劉智鵬 #楊美琪 #石中英 #反英抗暴 #銀紫荊星章 #消失的檔案

刊於《追光者》2026年7月 8日

^{由銅及銀，孽在洗腦} ^{撰文：羅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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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書商的大志氣 —— 哀悼林榮基兄程翔 20260704

On July 4, 2026July 5,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程翔Leave a comment

林榮基的離世，是香港抗爭史上的重大損失，也是整個華語世界言論自由史上的沉痛一頁。他用自己的人生，在極權前面選擇了「#免於恐懼的自由」，這一抉擇早在2016年已為香港人寫下了道德標桿。

一位以良知抗衡恐懼的人

2015年，售賣中國大陸政治禁書的銅鑼灣書店五人先後「被失蹤」，其中包括店長林榮基。他在深圳海關被拘捕後，被蒙眼押解至寧波的秘密地點，遭到長達數月的隔離羈押與反覆審訊，這一切都發生在香港法律管轄權之外。

在漫長的失去自由的日子裡，他被迫拍攝認罪錄像，被要求配合官方敘事，將一切包裝成「自願回大陸接受調查」。但當他第二次被押回香港「協助取證」時，他做出了與恐懼對抗的決定：不再配合中共，不再迎合那套虛假的話術，而是公開揭發自己被秘密拘押、被「被認罪」的全過程。他在立法會召開記者會，坦陳被專案組看守、被強迫簽署無法聘請律師、不得通知家人的文件，直言這不僅是書店個案，而是「一國兩制」根基被侵蝕、香港人底線被觸犯的標誌性事件。

與「用自己方法回大陸」截然不同的人格

同樣是銅鑼灣書店事件的主角之一，股東李波在香港失蹤後，最後被安排在鏡頭前聲稱自己是「用自己的方法回到大陸」，即使中共官方《環球時報》暗示是「強力部門」所為，他也否認被綁架，並要求妻子到警局銷案。鑒於他完全沒有出境紀錄，而且不願向負責香港邊境安全的移民局透露任何案情，令香港社會普遍相信他是遭到綁架，被迫在極權壓力下說出與真相相反的話。

林榮基在被押返港期間與李波見過面，對方私下承認自己是於香港被帶返大陸，卻在公眾場合不得不重復那套「自願」敘事。在這裡，兩人面對的是同一恐懼、同一權力機器，但選擇截然不同：李波選擇了在強權前沉默、退讓、配合，林榮基則選擇站出來，將真相公之於眾。正是在這一點上，林榮基的人格顯得格外高尚——他並非不知代價，而是清楚代價之後仍要背負真相。他拒絕再為當局的謊言和宣傳背書，拒絕再用自己的人生粉飾跨境執法的非法性，而是以一位普通書商的身份，承擔起公共見證者的角色。

從銅鑼灣書店到「拆防火牆」的逃犯條例

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跨境執法、「被失蹤」、「在鏡頭前認罪」等做法，不再只是大陸內部對政治犯的手段，而是實質侵入香港社會的日常生活。歐盟、人權團體乃至香港本地社會都將此視為對「一國兩制」最嚴重的威脅之一，認為北京在未通過香港司法程序的情況下，在港實施拘押與綁架，是對兩制之間法治防火牆的粗暴跨越。

其後發生的肖建華事件，則進一步突顯跨境執法的嚴重問題：這位腰纏萬貫的、掌控紅色家族龐大資產的商人在香港中環四季酒店 —- 內地富豪在港的藏身地 —- 被非法帶走，其方式與銅鑼灣書店事件相類似。這一連串案件，構成了從政治禁書到資本權力、從小書店到金融巨頭，都難避中共非法跨境行使權力，這觸及香港社會對人身安全、法治保障的最深恐懼。

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當局並沒有通過現有的跨境事務協調機制去制止中共屢次在港越境執法，反而選擇以陳同佳案為契機，推動修改《逃犯條例》。原有的逃犯條例刻意將中國內地排除在引渡對象之外，其設計正是回歸前中英談判中，為保障香港法治獨立與「一制」不受侵犯而確立的一道制度性防火牆。如今香港當局試圖讓中共可以憑藉修例，可以「依法」向香港提出引渡要求，而毋須再依靠秘密綁架或其他灰色手段，這在港人眼中無異於主動拆除兩制之間最關鍵的防線，使原本局限於銅鑼灣書店、肖建華等個案中的恐懼，瞬間擴展為所有香港人都可能面臨的風險。

「免於恐懼的自由」：個人抉擇到集體抉擇

早在2016年，林榮基站在立法會前，以自己的故事告知香港人：如果不守護制度性的防火牆，個別香港人就會在不知不覺間陷入「被失蹤」的境地。他在衡量恐懼之後決定發聲，正是為了爭取那份「免於恐懼的自由」——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一種現實生活中不必害怕被秘密帶走、不必害怕公開談論真相的狀態。

兩年之後，當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試圖拆除「兩制」之間的防火牆，將港人暴露於銅鑼灣書店式跨境權力的風險時，2019年的香港社會集體做出了他們自己的選擇：走上街頭，抗拒這項修例。數以百萬計的港人走上街頭，其背後的情緒並非單純的法律技術爭議，而是要繼續處於「免於恐懼的自由」之中——不願讓自己、家人、同事隨時可能被移交到一個不透明的司法體系裡。

這一「風雨中抱緊自由」的運動，其規模與持續時間，深深震撼了中共當局。北京最終以《港區國安法》作為回應，將原本承諾在「一國兩制」下高度自治的香港，納入國家安全體系之下，賦予公安、國安機構更大的權力，令香港在政治層面迅速而全面地實現「大陸化」。對香港而言，這不僅是法律結構的改變，更是日常生活中的言論邊界與恐懼感覺的改變——公共空間中的「免於恐懼的自由」，被系統性壓縮。

從這個歷史視角回看，林榮基在2016年的個人選擇，恰恰預示著2019年港人的集體選擇：在恐懼面前不懼怕，不退縮。而林榮基個人流亡台灣的命運，也預報了廣大香港人被迫流亡海外的命運。

留給台灣與世界的遺產

2019年，他移居台灣，在台北重新開設「銅鑼灣書店」，將香港的禁書傳統與自由記憶帶到另一塊土地上，繼續守護言論自由的火種。台灣總統賴清德在他逝世後公開悼念，肯定他對言論自由的貢獻；台灣官員也提醒年輕人，要記住香港的悲劇，理解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來之不易。

在香港遭遇國安惡法肆虐、政治全面大陸化之後，林榮基的身影留在了台北，留在了流亡港人的記憶中，也留在了所有關心華語世界自由命運者的腦海裡。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權貴，他只是一個開書店的人，卻用自己的生命歷程告訴世界：真正的自由，首先是免於恐懼；而真正的勇氣，就是在恐懼仍然存在時，仍選擇說出真相。

在林兄大去之時，無法不為他寫下這篇悼文，為的是要他那份「免於恐懼的自由」再一次作見證——既是紀念，也是提醒。願他在另一個世界，不再需要為說真話而承受任何恐懼。

_{#林榮基 #銅鑼灣書店 #李波 #肖建華 #跨境執法 #逃犯條例 #港區國安法 #程翔 #消失的檔案}

_{小書商的大志氣 —— 哀悼林榮基兄} _{撰文：程翔}_{2026年7月4日}

延伸閱讀：人不是生來被打敗的林榮基親述書店事件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37144.html

呼籲工聯會回應馮金堂羅恩惠 2026年6月29日

On June 29, 2026July 10,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羅恩惠, 六七暴動, 文章, 楊光Leave a comment

2001年10月13日，時任特首董建華頒授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給「六七暴動」鬥委會主任楊光，引起極大爭議。在輿論之囂鬧中，楊光對獲頒大紫荊勳章「深感榮幸」，指榮譽是對工聯會推動工運的肯定。他又主動提及「六七事件」﹐「強調事件是『由勞資糾紛演變成愛國反帝爭取權益的鬥爭﹐是港英殖民統治者高壓政策所造成﹐是壓逼愈大反抗愈大的實證』不過﹐對於當時暴動造成平民傷亡則隻字不提。」《星島日報》2001年10月14日

1967年左派暴動，工聯會會長楊光發動各個屬會制造炸彈，7至12月的炸彈浪潮濫炸無辜，人人自危。清華街炸彈案，八歲及兩歲小姐弟黃綺雯、黃少勳在家門前被炸至血肉模糊；坐電車路過灣仔莊士敦道的19歲學生唐德明，被高空炸彈炸死；茘枝角道特大炸彈慘案導至3死39傷，包括往洗衣店光顧的八歲女童周雲英。

怡和街炸彈案，嘗試移走電車軌上炸彈的交通警官麥義雲（Ronald John McEwen），被炸至手腳飛脫，遺體像「燒豬」般焦黑。還有上獅子山頭拆彈的英軍Sergreant Colin C.Workman，被炸彈衝力丟下300呎墮崖慘死。

六七暴動死傷平民或紀律部隊家屬，大部份因為悲慟、恐懼保持沉默，沙頭角殉職警目馮燕平之子馮金堂例外。

1967年7月8日沙頭角槍戰，港警5死12重傷。警目馮燕平駐守的沙頭角警崗被過境武裝份子圍攻射擊，最終太陽穴中槍殉職。

馮燕平殉職時38歲，1950年入職，有八名子女。妻子聞噩訊悲痛欲絕，數度暈倒，幾次試圖自殺。《華僑日報》1967年7 月10日首次提及長子馮金堂，當年15歲，於英華書院（初中）畢業，下有七名弟妹，最小的只有兩歲。

事隔34年，發動六七暴動的楊光獲大紫荊勳章；恪守社會責任與公義的商台董事長何佐芝卻獲得次一等的金紫荊勳章，促使馮燕平之子馮金堂打破沉默。

2001年7月7日，《明報》刊登馮金堂專訪。「他清楚記得，那一年七月八日黃昏﹐突有警察福利部人員探訪，原來在粉嶺機動部隊受訓的父親，當日被調派往沙頭角警署值勤………『我不再是憤怒﹐這比憤怒有過之千百萬倍﹗』

馮金堂形容當時一家在港無親無故﹐母親獨力負起撫育子女的責任。『港府雖然有補償﹐但這能彌補人命的損失﹐能彌補一個家被破壞嗎﹖ ………正常家庭有父母﹐但我們卻缺了一半。』」

馮金堂2001年接受訪問時已移居澳洲十年，他痛恨特區政府再次剌痛他與家人的傷口。

「『這等於平反，等如認同﹙六七暴動﹚………董建華是否應該去感受多些別人的看法。』

訪問中馮金堂怒不可遏，指當年年紀雖小，但也認為楊光是暴動的『搞手』，認為楊光需對當年的暴力事件負責。『當年這樣多人死傷，香港政府竟然會頒勳章給一個這樣的人﹗』。在馮金堂眼中，『暴動搞手』所作所為不能原諒。」

結果，楊光如願獲頒大紫荊勳章，行政長官董建華授勳時搭著楊的膊頭說：「你在香港多年，做好多事，我們好清楚看到。」

**《華僑日報》 1967年7月13日，哀悼六位殉職警務人員。左起五人於沙頭角槍戰犧牲，右一林寶華，於漢華中學門口被刺死。**

工聯會隨即舉辦聯歡會，約300會員為楊光祝賀。時任會長鄭耀棠在演辭中讚揚楊光：「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光叔身體力行，完美地達致了這一境界，十分令人敬佩。」《東方日報》2001年10月14日

林淑儀：楊光「一身正氣」

2015年5月16日楊光病逝，6月14日舉行大殮。工聯會時任會長林淑儀在悼詞中「讚揚光叔『一身正氣』，在1967年反英抗暴鬥爭，勇敢參與領導這場鬥爭，迫使港英調整統治手法，對香港社會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影響。」

工聯會現任會長吳秋北，日前帶領30名工聯會成員前往英國駐港領事館外抗議「中國公民」袁松彪被英國司法陷害，干涉中國內政及香港事務，引來網上罵聲不絕。

「大埔火災又唔見咁積極出聲」

「168人命唔見發聲，英國人犯案反而咁關心？點解唔放兩個菠蘿喺門口？」

「臨時演員有工開啦！」

「間諜關工聯會事」

吳秋北：高風亮節鞠躬盡瘁

以「左」聞名的吳秋北，2019年612遊行結束，稱當天為「612暴動」。不過，楊光逝世後就以「高風亮節鞠躬盡瘁」形容「反英抗暴」領軍人物，又歌頌楊光領導大型鬥爭富有經驗。

「不少光叔同輩都說，他們已經在自己可能的範圍內盡量克制，盡量不與港英當局硬碰，保存了愛國愛港後續力量。」《文匯報》2015年6月13日

吳秋北厲害之處是厚顏將1968年工聯會出賣工人的「復轉改」及基本法內有保障勞工權益之條文歸功於楊光。1967年底「反英抗暴」鳴金收兵，港共鬥爭經費斷絕，工聯會召開大會轉移視線，譴責僱主迫害罷工工友。繼而鼓勵工友們回到舊職要求復業，若被拒絕就改行。

邏輯之混亂，一如近日在英領館外叫囂的工聯會議員們。

六七暴動至今59年，從陳耀材、楊光、李澤添、鄭耀棠、林淑儀到吳秋北，從未聽聞工聯會會長向無辜枉死家屬，向香港市民道歉。

沙頭角殉職警目馮燕平兒子馮金堂今年74歲，七名弟妹中，年紀最少的也61歲了。他們過得好嗎？

香港歷史博物館之「香港故事」，「反英抗暴」已經取代「六七暴動」，顛倒是非就是一場聖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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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香港人的歷史：沙頭角槍戰 https://tinyurl.com/mvhz6ufk

消失的檔案﹕廣州紅衛兵及軍區自作主張要拿下香港 https://tinyurl.com/3tdent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