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 2017年2月25日 撰文: 趙鍾維
文章摘要︰
羅:羅恩惠 岑:岑建勳
岑:你對六七暴動如何受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極左路線影響,甚至是受其推動才爆發的這些歷史背景,在此之前是欠缺認識的嗎?你起初是想做少年犯,但因為發現檔案消失,再擴大調查範圍。過程中經歷了數個階段,是什麼促使你繼續前進?
羅:第一年開始研究時曾問過不少資深行家。他們聽到我要做六七暴動,反應都是「嘩,這樣厭惡性的題目你也碰。」說到「六七」,大家先會想起「炸彈」,再想起「林彬」。不少香港人討厭談「六七」,不是因討厭政治,只是認為當時左派中人的手段過於污穢。有舊同事與我關係較好、合作甚多,他直言:「我與『左仔』沒有接觸,不想碰這些題材。」但是,只要老人家願意說,我們就須聆聽、記錄、查證。當開始採訪參與六七暴動的左派高層、工人與學生,我發現我是在追趕時間。我曾訪問過的杜葉錫恩、被擄往大陸拘押的(時任高級警務督察)Frank Knight、(時任政府新聞處助理總監)Peter Moss身邊提供照片的同事,都已過身。不只老一輩,連何楓【注3】的女兒何曉明也患癌去世了。那段時間我常出入醫院、出席喪禮,就感到要快點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