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得機會認識中共歷史〉程翔

原刊於《信報》網絡版 2020年5月21日,抗戰80週年重溫。

程翔整理中共感謝日本之官方及民間言論,此為首五點。全表看下文。

編按:抗戰80週年,中共高姿態以閱兵及廣泛宣傳自稱是抗戰之「中流砥柱」,與史實相違。評論人程翔2020年5月21日於《信報》網路版撰文,以〈難得機會認識中共歷史〉回應2020年5月14日舉行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試卷一之選題風波。試卷之必答題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8分)。當時前考評局評核發展部經理(歷史科)楊穎宇(曾參與考評工作26年)接受媒體訪問,公開為專業自主失落及5000名受影響考生痛心。

〈難得機會認識中共歷史〉程翔 原刊於《信報》2020年5月21日

香港 DSE 歷史科一條考題,除了惹來本地親中共媒體大批判、親共組織「教聯會」口誅筆伐外,還勞煩中央級的新華社和外交部公然干預香港內政,出面助攻。這些激烈的民族主義式的大批判,反映了他們要麼就不懂歷史,要麼就是雙重標準。

其實,這條題目很容易回答,視乎你的立場和歷史知識。如果我是共產黨員,我會答:日本侵華必然是「利多於弊」,因為中共靠日本侵華而壯大,這是鐵一般的事實,連中共黨魁毛澤東都親自多次地感謝日本侵華。如果我不是共產黨員,我會答:必然是「弊多於利」,因為它除了給中華民族帶來近十載的戰爭傷痛外,還因為客觀上幫助了中共上台,導致中華民族再承受戰後七十多年的共產主義災難。

2020年中學文憑試歷史科題目引起爭議:(c) 「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

我們不妨趁此機會,溫習一下歷史,看看中共如何借日本侵華而得以坐大直到打敗國民黨奪得全國政權。

      首先我們看看毛澤東是如何感謝日本的。根據中共官方文獻記載,毛澤東曾經有七次感謝日本侵華,另外有三次是民間文獻記載。筆者將這10次感謝日本的說話表列如下(見附表)。

      為什麼毛澤東要多次感謝日本侵華?大陸很多人不能夠接受這個事實,硬要將它說成是毛澤東個人的講話風格,所謂毛澤東式的「黑色幽默」。也有人硬要說他「感謝」的是由於日本侵華而激發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團結和反抗這一結果,而非「日本侵略行為」這一事件本身,「反映的是歷史上長時間範圍之因果關係,即將一個歷史事件放在歷史長河中觀察,其中的惡因日後亦有可能結出善果。而感謝日本侵略說正是混淆了原因和結果之間的邏輯關係」[1]


[1] 黃海 舒雋 2019-03-26 《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說」駁議》,載《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9年第1期。

筆者認為,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是他內心世界的如實反映,即心理學上所謂的「佛洛爾德漏咀」(Freudian Slip)。因為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他制定了一套「假抗日、真割據」的方針以及「聯日抗蔣」的政策。這些方針和政策幫助他成功地奪取了中國的政權。

  關於「假抗日、真割據」

      根據戴晴(葉劍英元帥的養女)的研究,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在陝北洛川召開會議,研究抗日事項。毛澤東在會上說[1]


[1] 摘自戴晴:《國共紛爭》,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1986

「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遊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拼命撕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佔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

他又說:

「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也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戴晴此文是在毛澤東死後十年發表的。對大陸很多人來說是無法接受的,因為他們心目中的「民族大救星」原來是這樣的。所以文章發表後,立即遭到毛粉們的圍剿,他們列舉了很多「證據」證明這番話是戴晴偽造的。但筆者有理由相信這是真的,因為:

一,當年有份參加會議的中共領導人之一張國燾,對毛澤東這個主張即時表示反對,他的回憶錄詳細講述這件事,雖然他的記載同戴晴的記載文字上不盡相同,但其精神是一致的[1]


[1]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87页

二,時隔二十年後,毛澤東前秘書李銳發表其《廬山會議實錄》,記載了毛澤東批判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中重創日本,違反了洛川會議精神,成為彭德懷反對毛澤東的罪證。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時,說的話就同戴晴的記載很相似。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

百團大戰」是中共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唯一可以拿出來見人的戰役(至於曾被中共吹噓得很厲害的「平型關大捷」,不過只是一場小戰役),竟被說成是「幫國民黨打日本人,愛的是蔣介石的國」,從此中共再沒有打出一場像樣的大規模戰役。從李銳對廬山會議批鬥彭德懷這些記載看,可以印證戴晴所說不虛。

三,《維基百科》有一條「七二一方針」,引述了當年國民黨、日本和蘇聯的檔案,都有與「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精神相類似的記載,說明這個「七二一方針」是在那個年代各方勢力都知道的事。

基於以上原因,筆者認為戴晴的論述有可信之處。所以我說,毛澤東制定的「假抗日、真割據」,利用日本和國民黨的戰爭來削弱國民黨從而獲漁翁之利,這正是他衷心感謝日本的內心寫照。

  關於「聯日抗蔣」

毛澤東另一個致勝的原因就是「聯日抗蔣」。這對毛粉和廣大「盲目民族主義者」來說也是一個不可接受的事實。

在1982年之前,大陸沒有人會相信這個事實(中共高層當事人除外)。但是當年8月23日,中共發出紅頭文件《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指出他:「在政治上對党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為其公開恢復名譽。這個事實才逐漸浮現出來。

潘漢年是中共一個非常傑出的情報員,為中共的奪權立下汗馬功勞,當年就是他受毛澤東的委託去同日本和汪精衛偽政府溝通,以便共同消滅國民黨,此事中共黨內只有極少數人知情。可是到中共奪權後,他在1955年以通敵賣國的罪名被關押至死(1977年)。毛澤東去世(1976年)後,中共才著手為他恢復名譽,終於有了1982年那個紅頭文。很多人都認為,他的這個厄運同毛澤東要消滅他本人通敵賣國 —- 通過潘漢年去勾結日本和汪精衛 —- 的重要人證有關。

《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謝幼田,明鏡2002年。

潘漢年獲平反後,為了替他討回公道,很多知情人士開始寫悼念潘漢年的文章[1] 以及為他寫傳記,從而讓我們從字裡行間得以知道毛澤東的一些見不得光的通敵賣國內情。例如,中國學者謝幼田就根據中共自己發表的材料,撰寫了《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詳細地敘述了潘漢年如何受毛澤東委託去同日本勾結。


[1] 例如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1995

《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引述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之一。
《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引述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之二。

謝幼田引用的都是中文資料。在謝幼田的啟發下,日本學者福祉大學教授遠藤譽在2019年發表《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明鏡集團出版社出中文版時改稱《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她所引用的都是日本當局的解密日文資料,其中都足以相互對證。

《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說,「1937年日中全面戰爭開始後不久,毛澤東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務,與日本外務省旗下的特務機構『岩井公館』的岩井英一、設置日本陸軍參謀部特務機構『梅機關』影佐禎昭等接觸」。

遠藤說:「中方資料對此解釋說,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取得抗戰勝利,收集日本秘密情報,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勇敢地與日軍作戰發揮了作用」。但她收集的岩井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則明確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

從謝幼田和遠藤的書來看,中共提出「聯日抗蔣」,就是中共與日本情報機構相互交換情報。潘漢年通過「國共合作」獲取有關國民黨蔣介石重慶政府的各項政策情報,把這些情報提供給日本,因為對中共來說,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是中共和日本的共同敵人。除了情報上的合作外,中共還試圖通過潘漢年與日軍達成類似「互不侵犯」的安排,即日軍不去掃蕩中共控制區,以交換中共不破壞鐵路。遠藤說:「當時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南段的鐵路運輸安全。只要中共的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願意和新四軍之間有一個緩衝地帶。潘漢年回復說:新四軍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要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方面要給新四軍有一定的生存條件,否則遊擊隊就會隨時襲擊和破壞鐵路交通線」。後來,中共又企圖把這種「日、共互不侵犯」安排推廣到華北。

謝幼田和遠藤的書,還有很多具體的例子,篇幅關係這裡不細表。從這些中、日文的資料看,當年毛澤東的「聯日抗蔣」的策略的而且確存在。中共協助日軍去正面打擊國民黨,自己得以在與日軍「互不侵犯」的情況下壯大和發展自己的地盤。

從中共「假抗日、真割據」以及「聯日抗蔣」等方針政策看,毛澤東太有理由要感謝日本了。

對於哪些義憤填膺聲討歷史科試題的中共外交部、中聯辦、新華社、教聯會、以及大大小小的幫腔及幫兇打手們,請問一下,你們敢怒駡出試題的人是踐踏了民族感情底線、絕對沒有妥協的空間,那麼你們有否同樣聲嘶力竭地聲討毛澤東這個最大的「通敵賣國」頭子?如果無,請問是你們雙重標準?抑或是毫無歷史知識不知道中共「通敵賣國」的真相?

程翔整合毛澤東七次感謝日本侵華之官方記錄;另外三次為民間文獻記載。

資料來源:

(1)王俊彥《大外交家周恩來》,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210頁

(2)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丶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438頁

(3)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丶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4)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一文

(5)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丶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一文

(6)文革期間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版本(即716頁版本),頁532-545

(7)姜義華編《毛澤東卷》第六篇,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四年版

以上七則資料的出處都是來源於中共官方編輯的文獻或官方核准的書籍

(8)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三篇,第543頁,台灣時報出版社1994年

(9)Geremie R. Barmé: ”Mirrors of History” On a Sino-Japanese Moment and Some Antecedents (http://www.danwei.org/nationalism/mirrors_of_history.php

(10)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三篇,第544頁

以上三則資料來自非官方刊物

製作此表時的參考:

余杰:毛澤東為何感謝日本侵華(上),載《獨立中文筆會》2020/2/27

謝天奇:中共官方記載 毛澤東至少六次感謝日本侵華,載《大紀元》 2017-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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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遺產案 (深度)|可以休矣!邱近思 程翔 20250509

筆者寫完<「療傷」是虛,「奪產」是實 — 評邱近思的《我與李怡》>(以下簡稱「邱書」)一文後,本以為在客觀事實面前,是非對錯已經十分明顯,無需再跟進,不料先是殷惠敏先生賜我鴻文<別鬧啦!程翔先生>(以下簡稱「殷文」),繼而邱本人又對Wendy (李小蕾,李怡長女) 發表了8點回應,(全文詳見台灣《上報》2025年4月1日),並且向她的支持者發放一封李怡與女兒Wendy的私人信件,用以證明女兒的不孝,令他們紛紛發文譴責女兒(見蘇賡哲4月20日臉書及其留言)。必須指出,這是她擅自登入李怡平板電腦後偷窺到的李怡私人信件,並把它公開,其行為本身十分缺德。這些發展使我驚嘆原來邱近思及其朋友們,都可以罔顧其自我暴露奪產的心態(見諸《我與李怡》・ <遺憾>一章),無視其藉公開李怡私隱來威脅兩個女兒的敗德,更不理會其擅自提取銀行存款構成刑事罪嫌的劣行而仍然盲撐她。嗟夫,《荀子・性惡篇》有之:「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污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荀子這番話,前半段用在邱近思身上,後半段用在殷先生及其一類的支持者身上,都十分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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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良無恥劉細良

文:程翔

感謝劉細良先生,為文化界提供一個絕佳個案,說明公眾人物滿口仁義道德、自由民主的背後,其私德可以與其宣揚的價值是完全相反的。

關於劉細良涉嫌侵犯陳橋先生版權事件曝光後,筆者仔細看了劉細良三次自辯的視頻、羅恩惠導演的揭露和其他知情人士的評論後,得出「三無良」、「三無恥」的事實。

何謂「三無良」?

一騙陳橋先生,以「為陳橋先生重印攝影集,保存香港歷史面貌」為名,取得了他儲存照片的 USB ;但從來沒有獲得陳橋授權(既無文字,也無口頭)就出版該攝影集。

二騙南華早報,以「為陳橋祝賀九十大壽」為名,豁免了正常的版權費用。在索取版權一事上,劉細良雖然明知陳橋部分照片是南華早報所沒有的(他的自白),那麼為什麼只問南早取版權豁免而不同時向陳橋索取版權豁免?以劉細良的出版經驗,這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疏忽」。

三騙讀者及粉絲,在促銷時強調出書是「義務」行為,掩蓋一項純粹商業行為。

在了使上述「三騙」行為容易取信於人,他總是有意無意拉提及香港記者協會,在他自辯過程中提供一些同記協總幹事聶德寶之間的通訊截圖,給人印象是記協有參與其事。

何謂「三無恥」?

他被揭發涉嫌侵佔陳橋版權之後,不但沒有正面回應質疑者的合理提問(例如桑普律師的純法律問題、以及他的舊拍檔徐少驊的九點疑問),反而瘋狂攻擊詰問人。

一是動員其粉絲到《消失的檔案》作洗版式留言。最早是他親自發出動員令,人們都有截圖為證。這個攻擊羅恩惠的動員令發出後,反而招來很多人的反感,迫使很多知情人士紛紛出來揭發他過去的惡行。看見他的動員令招來反效果後,才在5月15日的視頻中表示反對這種網路欺淩。

二是涉嫌侵權事件被揭發後,不斷製造種種輿論意圖把一宗有可能是詐騙的事件(李慧玲的分析) spin 成為一宗政治打壓事件,對所有質疑他的誠信、揭發他過往行為的人通通打成中共代理人,對鋪天蓋地而來的對他的責駡形容為有政治背景配合中共某政治意圖的行為。 這樣不但可以轉移視線,避免正面回答桑普和徐少驊的詰問,還可以製造被中共打壓的假像,從而鞏固其開始流失的城寨群體。

三是誣告陳橋勒索他,這是最新的、也是最無恥的說辭。他說陳橋打電話給他,一開口就爆粗口,繼而召他出來見面時索要10萬加幣,勒索不果就滋擾其岳父。這個指控非常嚴重,是否屬實局外人無法判斷,但我們卻可以從人們對陳橋和對劉細良的認識可以判斷他的這番話是否可信。我作為一個認識陳橋也有40多年的記者,就選擇不相信陳橋會有這種表現,因為他給我的印象是厚道、謙卑、樂於提攜後輩。如果他以90高齡能夠以劉細良所描述的剛烈的方式去嘗試討回公道,他就不必找中僑的朋友出面幫他寫聲明,也不必遠道來香港找朋友幫他申訴。香港很多認識僑叔的人都能夠為他的人格作證。相反,在過去10多年,我就不時聽過坊間對劉細良的批評,可是批評他的人,大多不願公開過多的細節(Gordon Poon 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但當劉細良發出攻擊羅恩惠的動員令後,激怒了不少過去同他有過節的人,他們紛紛站出來訴說劉細良的不仁不義,例如曾經的拍檔徐少驊、城寨創辦人之一的「探長」、「女皇」、以及為他設計「濾罐」的義工Alpha紛紛出來揭發他。這是偶然的嗎?一個人的往跡如此不堪,則他誣告陳橋的「證詞」是否可信,大家心中有數。

中國傳統文化十分重視「恥」字。孔子說:「行己有恥」(《論語.子路》),即用羞恥之心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也」(《孟子.盡心上》),指一個人不可以沒有羞恥感,不知羞恥的那種羞恥,才真的是不知羞恥!

隋代王通在《文中子》中說:「痛莫大于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南宋大儒朱熹認為:「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明朝學者呂坤在《呻吟語.治道》中說:「五刑不如一恥」(五刑指笞、杖、徒、流、死五種刑罰),即再嚴酷的刑罰,其對約束人的行為也不如一個「恥」字。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說:“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

願劉細良先生慎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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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幫份子」劉智鵬 程翔 原刊於 2021年4月10日《眾新聞》

歷史學家易中天教授曾經著書談及中國文化人的種種醜惡嘴臉,他從孔子時代追溯文人的源頭,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類的分野,在對士人、學人、詩人、文人等類型的區分中,考量其風骨、氣節、擔當、性情、學養和理想,排列出文化人的精神光譜,指出很多「知識份子」在歷史和當下社會中扮演的幫忙、幫閒、幫腔、幫凶等四種角色。所謂「幫忙」,是為皇權或當局服務;吟風弄月是「幫閒」;歌功頌德是「幫腔」;為文字獄提供「證據」,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則是「幫兇」1。他的結論是:「沒有文人,單靠皇帝,根本就實現不了『文化專制』。《韓詩外傳》說,君子要『避文士之筆端』,並非沒有道理」。

筆者議論時政,一貫以事為主,究其是非曲直,甚少月旦人物,蓋「人各有志」也。無奈近日港事,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每多與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協理副校長劉智鵬先生有關,究其言行,堪稱完美地演繹了易中天筆下「四幫分子」的醜陋面目,故不得不破戒評論一下人物。

一曰「幫忙」

易中天定義的「幫忙」是「為皇權或當局服務」。最近劉教授改變「通識教育」為「公民與社會發展」,就是典型的「為皇權或當局服務」。

眾所周知,中共視通識教育(Liberal Studies)為香港社會動亂之源,所以一直要求廢止這個學科。劉智鵬就被委任為「香港新通識課程發展委員會」主席,專司其事。

被廢除的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內容涵括六大單元: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環境等。六個單元,使學生對自己所處的世界有個充分的認識。當年主其事者梁錦松,程介明及戴希立(此三人皆知名親北京人士)說:「我們需要有廣泛、創新和全球觀點的畢業生去維持我們在新世紀的競爭能力」。

「被改革」後只剩下三大單元:「『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及「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總課時由以前約250小時大幅縮減到150小時,約有三分之二的內容為「中國國情」。其中「『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主題包括教授《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及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等。「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顧名思義不會碰觸讓中共難堪的文革等惡跡,即使只談改革開放後,也避開「法治」及「社會治理」等重點(這都是中共的弱點),劉智鵬以課時不足為理由(筆者按:因為上述大幅度縮減課時)不談政治。至於原來的「當代世界」則內容再「濃縮」。關於新課綱如何戕害學子,時事評論人區家麟有詳細的分析2,這裡不贅。

劉智鵬強調,他不否認「改革」後的課程可被視為「國民教育」,並振振有詞地說美國都有國民教育。他改革的目的,是使學生「首要明晰究竟自己是什麼人、國籍是什麼、我的國民身份的意義何在等,然後去瞭解香港、內地以及世界的社會發展情況」。他說:「從回歸的那一天,香港已經不再是英國管治下的香港,實實在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市民和國家的關係、市民的國民認同卻一直沒能明晰」3。可見得他是努力在「幫中共的忙」來對香港青年學生進行「洗腦式」的「愛國主義教育」。他甚至提出要請國安處向教師提供教材說明如何維護國家安全。

二曰「幫閒」

易中天說「吟風弄月」是『幫閒』」,筆者引申為「為當權者諱、為當權者隱惡揚善」也是幫閒。最近劉智鵬作為三名主要編輯之一的《香港志》面世,在這套書中,人們充分認識他在重大歷史問題上的「幫閒」角色。筆者已撰文指出《香港志》偏頗失實以及為當權者諱的特點4,這裡不贅。即使中共自己承認的,「建國」以來曾經在香港問題上犯了三次嚴重的「左傾」錯誤5,《香港志》都不敢登載這一事實,則可見其「為當權者諱」、「為當權者『隱惡揚善』」的用心。

《香港志》固然不敢記載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犯錯誤的歷史事實,就連本地左派在「六七暴動」期間的錯誤,也願意配合去洗白。2018年他接受一個專門遊說北京及特區政府為「六七暴動」平反的組織的20萬元捐款,要在嶺南大學建立一個所謂「六七暴動資料庫」,嶺大發新聞稿形容為「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由劉智鵬主理的「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承辦,其資料不言而喻都是強調香港左派的觀點。於是我們發現,有關六七暴動期間由北京直接指揮的「沙頭角槍擊」事件(發生在1967年7月8日,是香港歷史上除日本侵華之外僅有的一次邊界軍事衝突6),在《香港志》中無影無蹤。從這一事實,聯繫到劉智鵬接受左派的捐款去洗刷其歷史污跡,則劉教授的幫閒角色也實在太露骨了。

左派金主石中英及前警司林占士成立的「見證六七」2018年12月捐款二十萬港幣予嶺南大學建立「六七暴動資料庫」,由劉智鵬的華南歷史研究部承辦。捐款儀式由校長鄭國漢及劉智鵬接受。(圖:嶺大官網)
捐款儀式上,因「歷史科試題」被左媒猛烈抨擊後辭職的前考評局經理楊穎宇(後排中)亦在場。(前排左二)劉蜀永,(前排右一)石中英助手張偉成,(前排右三)六七動力研究社社長陳仕源。(圖:嶺大官網)

這種「幫閒」的心態,亦可見於其對「六四事件」的態度。在關於新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對「六四屠城」事件作出輕描淡寫的敘述:「中央與學生對話失敗後,至6月4日凌晨,政府下令軍隊進行清場,以武力驅散示威學生和群眾,運動最終平息」。對這個改變中國當代歷史的重大事件作出這種輕描淡寫的做法,劉智鵬認為合理,他說:這些字眼描述六四合適,屬事實陳述,「幾合理、深淺合適」,不會引起太多「不必要的猜想」。至於課本正文旁設「課堂討論」問題「中央處理六四手法惹來國際社會的譴責,事件對中國發展造成什麼影響?」他認為影響分國家內外層面,比較複雜,要論「造成影響」,可能今天都未「結案陳辭」;又說中三程度應深入淺出,而非「抬高歷史去政治、國家高度去思考」7

三曰「幫腔」

易中天說,歌功頌德是「幫腔」,誠然,但幫統治者罵人也是「幫腔」。

2020年5月14日,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的考試中,其中一題要求考生回答及解釋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惹來爭議。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發聲明,認為試題的資料極為片面和「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則發聲明,強調一如其他科目考試,歷史科設有「審題委員會」,委員的背景有大學教授、具豐富教學經驗的中學教師及/或校長、課程及學科專家等,依據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與《評核大綱》擬定試題及評卷指引。當時已經考慮不排除評卷員的家人可能曾經受日軍不人道對待,因而有機會令評卷員受情緒影響。經詳細討論之後才正式定稿。換言之,試題已經在考慮到各方對此試題存在爭議的情況下定稿的,因而是一個集體決定而不是個別人肆意妄為或者獨斷獨行的。但是在左派輿論壓力下,考評局被迫撤回試題,而且有兩人因此辭職。在這件事上,作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歷史委員會主席的劉智鵬,雖然本人未必需要對該試題負直接的責任,但在整個事件中,他顯然未能維護考評局的專業性及獨立性,而是屈服於民族主義的壓力,從而「幫腔」譴責該試題。他在5月18日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認為試題是「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驚」,贊成取消爭議試題,他認為「題目提供的兩則資料立場均偏向正面,『利多於弊』屬引導式提問,而且題目牽涉年份太廣,認為題目設題不理想」。

四曰「幫兇」

易中天說:「為文字獄提供『證據』,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則是幫兇」。劉智鵬作為一個歷史學者,竟然在所謂「國安第一案」中,擔任控方「專家證人」,論證被告唐英傑電單車上掛有旗幟寫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具有「分裂國家」的意義。哈!一個歷史學者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法證專家」。控方透露劉的報告指,被告掛有「光時」旗幟電單車,猶如古時戰士插上戰旗,騎馬上戰場。羅織罪名,莫此為甚。

據控方說,劉智鵬花了五個月的時間來提供這個「鑒證」,可惜連法官都無法接受他的「鑒證」,只准許部分內容(只限於他對八個字的解釋)作為呈堂證供,劉教授枉作小人了。

如果劉教授能夠從「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悟出「分裂國家」的意圖,那麼面對中共曾經公開地、明確地提出分裂、顛覆國家的宣言、決議,劉教授又是否應該論證中共是分裂、顛覆國家的犯罪集團呢?請看看以下例子:

例子一: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1922.7)宣言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在是次會議上,通過決議加入第三國際,其決議案明確指出:「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決議案並附錄加入的條件十多條,除了要作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外,還要「全力擁護蘇聯」、其政綱必須經共產國際批准、而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必須執行等。(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合編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49)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頁134-5)

請問劉教授:中共這種行為是否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例子二: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1923.6)通過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其中強調:「⋯⋯8. 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國本部的關係由各該地民族自決。(同上引,p.253)此草案通過於第三次中國共產黨大會,作為底稿,交由出席國際大會代表帶往第五次世界共產國際大會作最終之決定。(同上引,p.255)

請問劉教授:中共是否煽動少數民族獨立?是否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而本黨黨綱要經過共產國際批准,這是否甘願成為外國傀儡呢?

例子三:

1922年7月中共通過《關於世界大勢與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1922.7),聲稱「蘇維埃俄羅斯是⋯⋯無產階級的祖國,是勞苦群眾的祖國⋯⋯全世界的勞動階級和勞動群眾應該盡力保護蘇維埃俄羅斯」。因此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大會決議:「中國共產黨要召集中國工人們加入世界工人的聯合戰線,保護無產階級的祖國——蘇維埃俄羅斯,抵禦資本主義的進攻」(p.136-7)

請問劉教授:中共自己承認蘇聯(而不是中國)是他們的祖國,這是否數典忘祖?這種行為說明什麼?

例子四:

1929年11月蘇聯因「中東路事件」發動侵華戰爭,同年12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第60號通告《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方式就是要在城市舉行總同盟罷工和武裝暴動,農民運動要向城市發展和紅軍攻佔大城市等。12月20日,《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決議的決議》中直白的表示,「執行武裝保護蘇聯與反軍閥戰爭的任務,是走向全國範圍的總暴動」,換言之,就是通過在中國全國發動暴動來保護侵略者。

請問劉教授:這是否資敵行為?是否裡應外合來滅亡中國的行徑?

例子五:

毛澤東曾經多次表示感謝日本侵華,都記載在中共正式檔中8請問劉教授,如果 DSE 試題令您覺得「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驚」,那麼毛澤東的這些話算不算「漢奸」、「辱華」?

以上幾個例子,都是中共正式檔記載的,其文意都非常清晰,不必勞煩專家去「解讀」或作「鑒證」,清楚無誤地說明中共的賣國本質、及其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劉教授,您會根據中共自己的文獻,撰文揭露中共這些本質、譴責中共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嗎?

所以,劉教授是易中天筆下的一個不折不扣的「四幫分子」。

註釋:

  1. 見易中天《斯文︰幫忙、幫閒、幫腔、幫凶及其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
  2. 見區家麟:<通識科棄屍 國民教育還魂>,載《眾新聞》,2021年2月8日。 ↩︎
  3. 見2021年2月4日劉智鵬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的講話。 ↩︎
  4. 見拙作<《香港地方誌》失實偏頗>,載《信報》,2021年1月14日,及<《香港地方誌》欠缺史德>,載《信報》,2021年1月21日。 ↩︎
  5. 見前國務院副主任李後撰寫《回歸的歷程》,三聯出版社,1997年。 ↩︎
  6. 沙頭角槍擊事件,多年來官方說法都是民兵擦槍走火的意外事件,但筆者引用官方材料證明是中共中央軍委直接策劃,詳見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141-152頁。 ↩︎
  7. 見《明報》2021年4月5日報道。 ↩︎
  8. 關於中共官方文獻記載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的詳情,見拙作《難得機會認識中共歷史》,載《信報》網路版,2020年5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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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幫份子」劉智鵬 撰文:程翔 原刊於《眾新聞》 2021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