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得機會認識中共歷史〉程翔

原刊於《信報》網絡版 2020年5月21日,抗戰80週年重溫。

程翔整理中共感謝日本之官方及民間言論,此為首五點。全表看下文。

編按:抗戰80週年,中共高姿態以閱兵及廣泛宣傳自稱是抗戰之「中流砥柱」,與史實相違。評論人程翔2020年5月21日於《信報》網路版撰文,以〈難得機會認識中共歷史〉回應2020年5月14日舉行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試卷一之選題風波。試卷之必答題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8分)。當時前考評局評核發展部經理(歷史科)楊穎宇(曾參與考評工作26年)接受媒體訪問,公開為專業自主失落及5000名受影響考生痛心。

〈難得機會認識中共歷史〉程翔 原刊於《信報》2020年5月21日

香港 DSE 歷史科一條考題,除了惹來本地親中共媒體大批判、親共組織「教聯會」口誅筆伐外,還勞煩中央級的新華社和外交部公然干預香港內政,出面助攻。這些激烈的民族主義式的大批判,反映了他們要麼就不懂歷史,要麼就是雙重標準。

其實,這條題目很容易回答,視乎你的立場和歷史知識。如果我是共產黨員,我會答:日本侵華必然是「利多於弊」,因為中共靠日本侵華而壯大,這是鐵一般的事實,連中共黨魁毛澤東都親自多次地感謝日本侵華。如果我不是共產黨員,我會答:必然是「弊多於利」,因為它除了給中華民族帶來近十載的戰爭傷痛外,還因為客觀上幫助了中共上台,導致中華民族再承受戰後七十多年的共產主義災難。

2020年中學文憑試歷史科題目引起爭議:(c) 「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

我們不妨趁此機會,溫習一下歷史,看看中共如何借日本侵華而得以坐大直到打敗國民黨奪得全國政權。

      首先我們看看毛澤東是如何感謝日本的。根據中共官方文獻記載,毛澤東曾經有七次感謝日本侵華,另外有三次是民間文獻記載。筆者將這10次感謝日本的說話表列如下(見附表)。

      為什麼毛澤東要多次感謝日本侵華?大陸很多人不能夠接受這個事實,硬要將它說成是毛澤東個人的講話風格,所謂毛澤東式的「黑色幽默」。也有人硬要說他「感謝」的是由於日本侵華而激發中國人民的民族覺醒、團結和反抗這一結果,而非「日本侵略行為」這一事件本身,「反映的是歷史上長時間範圍之因果關係,即將一個歷史事件放在歷史長河中觀察,其中的惡因日後亦有可能結出善果。而感謝日本侵略說正是混淆了原因和結果之間的邏輯關係」[1]


[1] 黃海 舒雋 2019-03-26 《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說」駁議》,載《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9年第1期。

筆者認為,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是他內心世界的如實反映,即心理學上所謂的「佛洛爾德漏咀」(Freudian Slip)。因為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他制定了一套「假抗日、真割據」的方針以及「聯日抗蔣」的政策。這些方針和政策幫助他成功地奪取了中國的政權。

  關於「假抗日、真割據」

      根據戴晴(葉劍英元帥的養女)的研究,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在陝北洛川召開會議,研究抗日事項。毛澤東在會上說[1]


[1] 摘自戴晴:《國共紛爭》,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1986

「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遊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拼命撕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佔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

他又說:

「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也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戴晴此文是在毛澤東死後十年發表的。對大陸很多人來說是無法接受的,因為他們心目中的「民族大救星」原來是這樣的。所以文章發表後,立即遭到毛粉們的圍剿,他們列舉了很多「證據」證明這番話是戴晴偽造的。但筆者有理由相信這是真的,因為:

一,當年有份參加會議的中共領導人之一張國燾,對毛澤東這個主張即時表示反對,他的回憶錄詳細講述這件事,雖然他的記載同戴晴的記載文字上不盡相同,但其精神是一致的[1]


[1]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87页

二,時隔二十年後,毛澤東前秘書李銳發表其《廬山會議實錄》,記載了毛澤東批判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中重創日本,違反了洛川會議精神,成為彭德懷反對毛澤東的罪證。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時,說的話就同戴晴的記載很相似。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

百團大戰」是中共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唯一可以拿出來見人的戰役(至於曾被中共吹噓得很厲害的「平型關大捷」,不過只是一場小戰役),竟被說成是「幫國民黨打日本人,愛的是蔣介石的國」,從此中共再沒有打出一場像樣的大規模戰役。從李銳對廬山會議批鬥彭德懷這些記載看,可以印證戴晴所說不虛。

三,《維基百科》有一條「七二一方針」,引述了當年國民黨、日本和蘇聯的檔案,都有與「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精神相類似的記載,說明這個「七二一方針」是在那個年代各方勢力都知道的事。

基於以上原因,筆者認為戴晴的論述有可信之處。所以我說,毛澤東制定的「假抗日、真割據」,利用日本和國民黨的戰爭來削弱國民黨從而獲漁翁之利,這正是他衷心感謝日本的內心寫照。

  關於「聯日抗蔣」

毛澤東另一個致勝的原因就是「聯日抗蔣」。這對毛粉和廣大「盲目民族主義者」來說也是一個不可接受的事實。

在1982年之前,大陸沒有人會相信這個事實(中共高層當事人除外)。但是當年8月23日,中共發出紅頭文件《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指出他:「在政治上對党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為其公開恢復名譽。這個事實才逐漸浮現出來。

潘漢年是中共一個非常傑出的情報員,為中共的奪權立下汗馬功勞,當年就是他受毛澤東的委託去同日本和汪精衛偽政府溝通,以便共同消滅國民黨,此事中共黨內只有極少數人知情。可是到中共奪權後,他在1955年以通敵賣國的罪名被關押至死(1977年)。毛澤東去世(1976年)後,中共才著手為他恢復名譽,終於有了1982年那個紅頭文。很多人都認為,他的這個厄運同毛澤東要消滅他本人通敵賣國 —- 通過潘漢年去勾結日本和汪精衛 —- 的重要人證有關。

《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謝幼田,明鏡2002年。

潘漢年獲平反後,為了替他討回公道,很多知情人士開始寫悼念潘漢年的文章[1] 以及為他寫傳記,從而讓我們從字裡行間得以知道毛澤東的一些見不得光的通敵賣國內情。例如,中國學者謝幼田就根據中共自己發表的材料,撰寫了《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詳細地敘述了潘漢年如何受毛澤東委託去同日本勾結。


[1] 例如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1995

《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引述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之一。
《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引述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之二。

謝幼田引用的都是中文資料。在謝幼田的啟發下,日本學者福祉大學教授遠藤譽在2019年發表《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明鏡集團出版社出中文版時改稱《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她所引用的都是日本當局的解密日文資料,其中都足以相互對證。

《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說,「1937年日中全面戰爭開始後不久,毛澤東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中共特務,與日本外務省旗下的特務機構『岩井公館』的岩井英一、設置日本陸軍參謀部特務機構『梅機關』影佐禎昭等接觸」。

遠藤說:「中方資料對此解釋說,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取得抗戰勝利,收集日本秘密情報,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勇敢地與日軍作戰發揮了作用」。但她收集的岩井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則明確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

從謝幼田和遠藤的書來看,中共提出「聯日抗蔣」,就是中共與日本情報機構相互交換情報。潘漢年通過「國共合作」獲取有關國民黨蔣介石重慶政府的各項政策情報,把這些情報提供給日本,因為對中共來說,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是中共和日本的共同敵人。除了情報上的合作外,中共還試圖通過潘漢年與日軍達成類似「互不侵犯」的安排,即日軍不去掃蕩中共控制區,以交換中共不破壞鐵路。遠藤說:「當時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南段的鐵路運輸安全。只要中共的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願意和新四軍之間有一個緩衝地帶。潘漢年回復說:新四軍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要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方面要給新四軍有一定的生存條件,否則遊擊隊就會隨時襲擊和破壞鐵路交通線」。後來,中共又企圖把這種「日、共互不侵犯」安排推廣到華北。

謝幼田和遠藤的書,還有很多具體的例子,篇幅關係這裡不細表。從這些中、日文的資料看,當年毛澤東的「聯日抗蔣」的策略的而且確存在。中共協助日軍去正面打擊國民黨,自己得以在與日軍「互不侵犯」的情況下壯大和發展自己的地盤。

從中共「假抗日、真割據」以及「聯日抗蔣」等方針政策看,毛澤東太有理由要感謝日本了。

對於哪些義憤填膺聲討歷史科試題的中共外交部、中聯辦、新華社、教聯會、以及大大小小的幫腔及幫兇打手們,請問一下,你們敢怒駡出試題的人是踐踏了民族感情底線、絕對沒有妥協的空間,那麼你們有否同樣聲嘶力竭地聲討毛澤東這個最大的「通敵賣國」頭子?如果無,請問是你們雙重標準?抑或是毫無歷史知識不知道中共「通敵賣國」的真相?

程翔整合毛澤東七次感謝日本侵華之官方記錄;另外三次為民間文獻記載。

資料來源:

(1)王俊彥《大外交家周恩來》,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第210頁

(2)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丶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438頁

(3)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丶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4)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一文

(5)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丶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一文

(6)文革期間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版本(即716頁版本),頁532-545

(7)姜義華編《毛澤東卷》第六篇,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四年版

以上七則資料的出處都是來源於中共官方編輯的文獻或官方核准的書籍

(8)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三篇,第543頁,台灣時報出版社1994年

(9)Geremie R. Barmé: ”Mirrors of History” On a Sino-Japanese Moment and Some Antecedents (http://www.danwei.org/nationalism/mirrors_of_history.php

(10)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三篇,第544頁

以上三則資料來自非官方刊物

製作此表時的參考:

余杰:毛澤東為何感謝日本侵華(上),載《獨立中文筆會》2020/2/27

謝天奇:中共官方記載 毛澤東至少六次感謝日本侵華,載《大紀元》 2017-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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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抗日「中流砥柱」,原來躲在陝甘寧大後方 —- 中共《解放日報》不打自招】

1943年9月1日《解放日報》,《壟斷輿論剝奪言論自由 國民黨摧殘新聞字事業 去年查禁報章雜誌五百餘種》,並發表社論《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為紀念第十屆九一記者節而作》。

1943年9月1日,《解放日報》頭版報道,《壟斷輿論剝奪言論自由 國民黨摧殘新聞字事業 去年查禁報章雜誌五百餘種》,並發表社論《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為紀念第十屆九一記者節而作》。

社評指中共根據地在陝甘寧邊區,抗戰更在於打筆戰。除了「職業新聞記者」,還有大批「工農兵通訊員」經常向報導投稿。(頁224)。這篇社論是《解放日報》為九一記者節而作,文章指出:「全國新聞記者都要檢閱一下自己為抗戰服務的戰鬥力量,以及和全國人民一起,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發揚抗戰和民主的輿論的途徑。」(頁221)

1943年的九一社論,中共承認身處後方,當時受國民黨限制,無法暢所欲言。中共報章當年鼓吹的是言論自由,又指國民黨封殺「進步報紙」,「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這些控訴今天看來異常熟悉,只是主詞副詞換了。

《解放日報》社論這一段,更刺破了中共港共今天的抗戰八十年盛大宣傳。「在後方,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的政治主張橫遭壓抑,不許在報上發表,甚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解放』、『國共合作』、『各階層的人民』、『少數民族』、『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需』等,都被認為『謬誤名詞』,都在禁用之列;而頌揚法西斯獨裁的謬論反而受到縱容和包庇,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 張。它們對於『異己』的進步報紙,採取各式各樣的限制、吞併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後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頁222)

更多中共建政前宣傳,詳見【歷史的先聲】,編者笑蜀。2013年8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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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建政後造訪南京20多次  從沒提及「南京大屠殺」》

日本筑波大學名譽教授 遠藤譽 之《#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 來自日諜的回憶與檔案》是認識毛澤東其人不能略過的著作。遠藤譽生於中國吉林省長春市,經歷過國共內戰,1953年返回日本。遠藤家幾名家庭成員於長春圍城時餓死,只有七歲的她曾經在餓殍遍野的卡子(國共兩軍之間的真空地帶)中露宿,可怕經歷有一段時間真空,對戰爭有深刻體會。

這本書的史料建基於岩井公館主人岩井英回憶錄 -《回想的上海》,再查找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日方內部檔案,與中國大陸及台灣的資料進行對比寫成,可以具體了解毛澤東怎樣在1939年抗日的危險關頭,派遣潘漢年及袁殊等間諜,潛入日本外務省下的「岩井公館」,將通過國共合作獲得的重慶政府的國民黨軍事情報高價賣給日本。

遠藤譽從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日方內部檔案中搜集的資料,與中國大陸及台灣的資料進行對比,揭示了毛澤東在戰後感謝日軍侵華的言詞。值得注意的是,1953年2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建政後首次造訪南京,此後共20多次重訪,沒有一次提到日軍「南京大屠殺」。《人民日報》1960年5月至1982年6月,即毛澤東在生及去世後多年,「南京大屠殺」這單詞從來沒有在黨報出現過。

我們可以從本書看到細節,分別次書頁214,219及220。

《人民日報》出現南京大屠殺 一詞,次數大起大落,可見不同年代的宣傳取向。(本書108頁)

1946年 – 1960年5月:21次
1960年 – 1982年6月:零次
1982年 – 2012年2月:835次

另,毛澤東感謝日軍文獻供查證。

一、1956年,日軍中將遠藤三郎受邀訪華,毛澤東對他說:“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王俊彥着《大外交家周恩來》)

二、1961年1月24日,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訪華、國會議員黑田壽男、淺沼稻次郎等人被毛澤東接見。毛說:“日本的南鄉三郎(日中輸出入組理事長)見我時,一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你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所以日本軍閥丶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

三、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丶黑田壽男丶細迫兼光時感謝日本侵華。毛說:“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

佐佐木對日軍侵華抱歉時,毛說:“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

毛又說:“我們為什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啊?”(1969年《毛澤東思想萬歲》原文復刻,(716頁版本)p.532—545)

四、1972年9月27日,毛與來訪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面時,感謝日本皇軍侵華。中共官方文件迄今不敢披露毛與田中會談的詳細內容。但從當時專供官員閱讀的《參考消息》和《大參考》中有泄露。

流傳版本是這樣的,田中向毛道歉:“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

毛則說:“不是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我們怎麼能夠奪權哪?怎麼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的戰爭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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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藤譽 #岩井英一 #潘漢年
#消失的檔案

延伸閱讀:

日本學者發現中共勾結日軍 出賣國軍真相 (作者訪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35RPN1mll8

《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 來自日諜的回憶與檔案》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20159 

何賢在澳門 12.3 事件中的角色

撰文:羅恩惠

原刊於 《立場新聞》 2016年12月1日 (澳門12.3事件五十週年)

每一個年代,都有中共可以使用的人。

何賢被喻為紅色資本家,但早於1946年,他曾經出任國民黨澳門支部執委,兩年後調任澳門支部副主席。1950年大陸政權易手後,靈活的商人向北望,轉而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韓戰爆發,何賢將物資運往大陸支援中共志願軍。
1956年更獲毛澤東接見。

如此背景,我們很容易理解何賢在澳門12.3事件中的重要角色。

12.3事件五十周年,澳門特區已完成去殖化任務,這宗歷來最嚴重的警民衝突,沒有受到學界和教育界重視。它由一宗未經批准的違規建築而起,在特定時空下,只消半個月就變成一場反帝反殖,需要全民「鬥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甘休」的民族仇恨之戰。1966年十二月三日騷動最高潮時,三萬人圍著澳督府直至議事廳前,要推翻澳葡管治,警方向人群施放催淚彈,又用水喉向人群掃射。

時任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何賢多次透過電台呼籲,勸市民回家。

「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何賢,昨日下午五時五十五分假澳門綠邨電台發表告全澳市民談話說:【呢次氹仔事件,根據氹仔居民提出的五項要求,全澳同胞正在爭取圓滿解決。請大家安靜,請大家安靜。現在事情正在協議解決中,請市民無事切勿外出。】

何賢此項廣播第一次在電台連續播出兩次。至六時零五分,又再重覆廣播兩次,呼籲澳門居民切勿外出,鎮定從事。」(《明報》1966年十二月四日)

《明報》1966年十二月四日 何賢呼籲市民回家

當天下午四時,瘋狂的群眾衝進市政廳內,將歷任澳督像、文件、傢俬丟出街外,搗毀並焚燒,其中包括物業局的屋契。市政廳對開的銅像也被群眾合力推倒。澳葡政府在12.3黃昏六時頒布戒嚴令,裝甲車入城,軍警向天開槍將人群驅散。混亂中有八人死亡,80多人受傷。

數以萬計的市民上街是因為傳言;在非常時期,傳言也變成新聞。

「一項在澳門市面盛傳的消息,昨晚深夜由返港客帶到此間:在騷動最嚴重時澳督曾遣人召見何賢,惟卒未能與何氏會面,稍後時間傳澳督曾乘鐵甲車,在軍警護衛下,到河邊新街南光公司會晤何賢。」(《明報》1966年十二月四日)

何賢儼然變成「民間特首」,是政府和群眾間的連結。導火線是十一月十五日坊眾學校的違規擴建。

氹仔坊眾學校計劃擴建,照顧本來在夜校就讀的船廠工人子女。船廠工友多屬左派工會,而氹仔又只有一間基督教學校,和他們期望的愛國教育不同。於是坊眾學校擴校籌委會向工務局申請擴建,圖則卻被指不符當局「繁榮澳門」街道佈置計劃,圖則被擱置。籌委會不理違規,就在坊眾夜校舊址,即施督憲正街4、6、8號自行搭棚擴建。

時任海島市 (今氹仔與路環) 行政局長晏德地,九六年接受澳廣視記者林玉鳳及 Ricardo Pinto 白嘉度訪問時說:「我經過那間學校,成個人嚇了一跳。看見100多名男女將學校拆爛。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回去問同事也不知道。於是找人去看看,還叫他們不要帶槍。他們回來後,人人都很害怕的樣子。」

晏德地沒有聽過案例,他向工務局負責人查探,對方卻支吾以對,無澄清任何問題。翌日,數十名手持籐盾及膠棒之防暴隊到場,和工人及學生發生嚴重衝突,混戰中27人被毆傷。

以何賢為首的六名代表,11月29日下午謁見澳督,提出五項要求:

  1. 懲罰打人者
  2. 氹仔事件因辦學而起,辦學是合理的,不應加以阻撓
  3. 被打傷者應得賠償
  4. 五名談判代表曾被拘控,要求當局撤銷控罪及案底
  5. 保證今後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
《明報》1966年11月29日 何賢謁見澳督

當時,新任澳督嘉樂庇 Nobre de Carvalho 才上任四天,想妥善解決此事,又答應成立調查委員會,包括警方、商會及政府三方代表。

不過,文革外延也波及澳門,珠海紅衛兵同仇敵愾,和澳門左派的講用會、各界座談會等遙相呼應。滿腦子戰無不勝的工聯、學聯、婦聯及各社團,每天分批分次操上澳督府誦讀毛語錄,以「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的氣魄向毛澤東效忠。最終導致十二月三日的特大警民衝突。

「何賢於昨晨前往石岐,至中午始返澳。隨即直接乘座駕車至澳督府,與嘉樂庇進行會談。」(《明報》1966年十二月五日)

《明報》1966年12月5日 何賢往石岐見中共官員

本來和澳葡政府有商有量的何賢,從大陸回澳後馬上變得強硬,又發表書面聲明。

「自去月十五日氹仔發生警察毆打居民事件後,引起全澳同胞憤激,一致支持氹仔居民的要求。連日來各社團代表到澳督府向澳督提出抗議,不料三日上午葡警竟然復向各代表毆打,此種行為更激起全澳同胞之憤激。今天中國人是團結不可侮的,澳葡當局應負起此事件的全部責任。」

(《明報》1966年十二月五日)

民族主義變作藥引,瞬間燎原。

十二月七日廣州數千紅衛兵舉行集會、遊行,支持澳門同胞「同澳葡帝國主義者鬥爭到底」。《人民日報》發表多篇社論及評論員文章,愈寫愈激烈。

《澳門同胞得到廣州紅衛兵強大支持增添無窮力量   堅決同澳葡帝國主義者鬥爭到底》


「許多工人群眾對《澳門日報》的記者發表談話時指出:紅衛兵小將是我們中國人民的英雄後代,他們說得到做得到,世界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無不聞聲喪膽。」


   (《人民日報》1966年十二月十日)

騷亂後澳門局勢動蕩,資金流失,店鋪不做葡國人生意。七艘大陸炮艇在關閘外遊弋,官媒更隔空放話,要脅停止供水及食物,迫使澳葡政府答應道歉賠償。

十二月十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奉命」對澳葡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和四項要求。

  1. 立即無條件接受澳門居民提出的要求
  2. 向中國賠禮、道歉
  3. 嚴懲主要肇事者
  4. 今後不允許國民黨勢力在澳門進行任何活動

1967年一月二十八日,澳督嘉樂庇 Nobre de Carvalho 到中華總商會禮堂,簽署《認罪書》,接受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提出的四項主張,並賠償死傷者殮葬費、醫藥費等共二百萬元。

1967年1月28日澳督嘉樂庇簽署《認罪書》

一場騷亂,改變了國共兩黨在澳門的政治版圖,也改變了澳門往後的發展軌跡。港澳工委組織香港左派社團、學生、工會及演藝界到澳門學習鬥爭經驗,大大鼓勵了香港左派的鬥爭士氣,為往後大搞一場提供了助燃劑。

何賢在12.3事件中的角色至為關鍵,翌年五月,他在左派團體包圍港督府,天天輪流示威時到訪香港,希望拉攏港英當局和左派高層坐下和談,無功而還。

不過,曾經的付出沒有白費。澳門商會領袖及左派社團積極參與鬥爭的最後都上一個階梯,分享權力。何賢之子何厚鏵更成為澳門回歸後首任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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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賢在澳門 12.3 事件中的角色> 撰文:羅恩惠

原刊於 《立場新聞》 2016年12月1日 (澳門12.3事件五十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