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7history/

劉蜀永在改寫香港歷史的過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把「六七暴動」改為「反英抗暴」，迎合了香港左派多年來「平反」的要求。連日來傳媒對新展覽的評論，很多都突出此點，因為它恰恰是切中香港史上一個重要的話題，也是中共對香港政策的一個痛點。

2026年2月24日《香港志》網站上載一篇文章解釋他們是如何處理有爭議的政治議題。文章說：「志書出版後，專欄作家屈穎妍女士提出：『六七暴動』，參與者及愛國人士稱之為『反英抗暴』事件，歷史一直未有定案。『六七暴動』四個字，是否能概括為事實的全部？對歷史的倖存者是否公允？《香港志》作為一部香港重要的編年史，應當作出不偏不倚的客觀記述，建議將『六七暴動』更正為『六七事件』」。對於屈穎妍的建議，志書編輯部的答覆是：「在編修《總述 大事記》的過程中編輯團隊已經查證，《〈大公報〉百年史》一書中記載了周恩來總理1967年底的總結：一、『香港群眾反對英國人的暴力鎮壓……錯誤是在於領導人把事件擴大為一場動亂』；二、香港左派領導人的錯誤『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三、這次的錯誤『香港有責任，北京有責任，主要責任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後著《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一書亦有類似的觀點。志書定稿前，編審委員會還曾召開特別會議，五位召集人及《大事記》主編一致接受書稿有關「六七暴動」的記述。因此，《總述 大事記》中採用主流社會慣用的『六七暴動』，亦在書中寫明『左派則稱其為”反英抗暴”』，客觀表達不同社會團體的觀點 [1]¹ 」。筆者認為，這個處理方法還算比較客觀，可以接受。

但是，到了「香港歷史博物館」重新開門，人們卻看到只有用左派的語言「反英抗暴」，而主流社會慣用的「六七暴動」不見了！為甚麼短短幾個月之內，劉蜀永本來強調兩者並用的表述方式卻變成只採納左派的表述方式呢？難道歷史事件的定性，可以任由當權者隨心所欲地更改嗎？劉教授有必要解釋自己曾經持有的比較客觀的觀點為何一夜之間就被自我否定？筆者覺得這件事很值得探討。

首先，屈穎妍所說的「六七暴動」事件「歷史一直未有定案」，是真的嗎？屈小姐作為左派名噪一時的政治打手，應該好好研究一下歷史，因為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對「六七暴動」持反對態度，只是因為它是自己手下惹出來的禍，中央不能不啞忍而已。從1967年底開始，中央級別的文章就不斷否定「六七暴動」，只因屈小姐無知、或知而不願承認，才會作出「歷史一直未有定案」的謬論。為徹底推翻這些無知的論述，筆者將不厭其煩地從頭說一遍。

1/ 1967年5月27日（即暴動才開始不久），周恩來總理在聽取彙報後說了一句很重的話：「迫中央上馬」、「搞不好會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見吳荻舟《67筆記》5月27日條）。即是說，周恩來擔心香港左派搞暴動是要迫北京出手提早收回香港。

2/ 1967年12月底，周恩來下令結束暴動，並把香港左派的頭頭們集中在北京長達兩個多月，目的是要他們離開香港，讓他們的頭腦冷靜下來。冷靜期結束後，周恩來對他們發表了《大公報百年史》裏所記載的周恩來的講話（見上文），充分說明周恩來對暴動持否定態度。對於周恩來這次講話，外交部官員馬繼森在記錄此事時還說：「之所以把你們扣在這裏兩個月」，用到「扣」這個字眼，說明周恩來是用「軟禁」左派頭頭的方式迫使他們「思想轉彎」，停止暴動。

3/ 1972年11月，周恩來在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時再次表明不贊成香港左派的做法。

4/ 1978年3月國務院建立新的「港澳辦公室」時，召開港澳工作會議，再一次強調暴動是「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5/ 1981年6月中共中央11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香港67暴動作為大陸「文革」外溢的結果，也理所當然地要被否定。

6/ 1997年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後發表《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版稱為《回歸的歷程》），再一次系統地否定了香港左派發動的「六七暴動」。所以，單是中共官方出版的書刊，就最少有6次明確否定「六七暴動」（見附表）。這些資料有力地駁斥屈穎妍的讕言。除了屈穎妍的無知外，工聯會立法局議員郭偉強也以自己的無知展示他的無恥。他說：「五十幾年前的事，你和我都未出世，你卻只聽片面之詞，爭住做反對派隻卒？對於各位的能力只限於背誦經過別人篩選過的內容，我只感惋惜…我只奇怪只是聽單聲道，已令你哋着了魔一樣，不是正正做了政治替身嗎？」身為中共強悍的打手，郭偉強竟然以自己未出世為由拒絕接受歷史事實，則左派團隊水準之低也就暴露無遺了。

附表：中共歷次否定「六七暴動」的主要內容

時間及場合	內容	資料來源
第一次 1967年5月	「迫中央上馬」、「搞不好會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	（見吳荻舟《67筆記》5月27日條）
第二次 1967年12月	周恩來總理1967年底的總結：一、「香港群眾反對英國人的暴力鎮壓……錯誤是在於領導人把事件擴大為一場動亂」；二、香港左派領導人的錯誤「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三、這次的錯誤「香港有責任，北京有責任，主要責任在北京」。	《〈大公報〉百年史》433-434頁
	周恩來召見港共領導說：「之所以把你們扣在這裏兩個月，就是要你們把頭腦冷靜下來……在香港，不要搞真假炸彈，這對人民有害，對港英無用；不要上街遊行；不要罷工。」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67-68頁，拙作《六七暴動始末》引用見162頁
第三次 11月	1972年11 月，周恩來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霍姆時說：「我國政府對極左分子在1967年的活動和他們在香港採取的政策是不贊成的」。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367頁；《始末》引用見163頁
第四次 1978年12月	港澳工作會議，指出： 「1967年香港發生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反英抗暴鬥爭』中，實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罷工』、武鬥，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見《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始末》頁19-20
第五次 1981年6月	中共十一屆六中會議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全面否定文革，67暴動作為文革的延伸，按上述邏輯也應該受到全面否定。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第六次 1997年	港澳辦副主任李後代表中央作出總結： 「發生於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中方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在鬥爭中，不是引導群衆適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是毫無節制地一味鬥下去，致使事態迅速擴大…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衆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場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又說： 「1967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	見李後《回歸的歷程》頁64 《始末》頁18

其次，劉蜀永在新展覽中，放棄自己曾經堅持的「六七暴動」而改用「反英抗暴」，是否意味着中共還會進一步為這場運動「平反」呢？

自從1997以來，中共香港地下黨已經逐步在為「六七暴動」的平反鋪路。2002年（回歸後不久），政府已經把特區最高勳章「大紫荊」頒佈給「六七暴動」的標誌性人物楊光（當年「鬥委會」主任）。這在當年已經引起香港社會的不安。這是官方第一次作出為「六七暴動」平反的嘗試。

2020年由官方支持的《香港志》發表，完全儘量淡化「六七暴動」在香港歷史上的重要性了。這場被視為香港歷史「分水嶺」的社會動亂，在《香港志》的綜述部分僅僅佔用507字，而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暴動，其規模及歷史意義遠不及「六七暴動」的，反而用了546字。這種完全違反合理比例的處理手法，目的在於避免觸及中共地下黨在香港犯下的自1949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極左錯誤（見上引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後的話），也在於回避這次動亂引發的香港第一波移民潮以及從此產生的香港本土意識，這都不是治史者應該有的態度。這又是一次有官方背景的試圖為「六七暴動」平反的嘗試。

2026年經翻新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就索性直接採用左派的詞彙「反英抗暴」。官方從2002年頒大紫荊勳章給楊光開始，到2026年確認這場運動的性質是「反英抗暴」，特區政府基本上完成了為左派平反的工作。

除了官方不聲不響地部署為「六七暴動」平反外，左派的民間組織也在積極推動平反的工作。篇幅關係對於民間的工作暫時放下不表。

今年是中共文化大革命60周年，明年則是「文革」外溢到香港造成「67暴動」60周年。港共的政府和群眾團體還有些甚麼平反活動？從而徹底改變我們對香港歷史的認知？這是值得大家關注的問題。

撰文：程翔

同步刊於《追光者》

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7history/

#劉蜀永 #劉智鵬 #丁新豹 #香港志 #香港歷史博物館 #程翔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香港歷史 #消失的檔案

1. 見《香港志》網頁：政治爭議事件如何表述？ ↩︎

系列文章：

1. 《香港志》、英國解密檔案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六七暴動敘事的對比 / 羅恩惠 2026年7月19日 / https://tinyurl.com/ybnnuext

2. 中共刻意抹去的一個歷史細節——中（共）英1945年秘密協議 / 程翔 2026年7月21日 / https://tinyurl.com/5482cnwe

3. 貶英反殖、隱惡諉過——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一 / 程翔 2026年7月22日 / https://tinyurl.com/52365f8t

4. 英國保護香港免受共產黨肆虐——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二 / 程翔 2026年7月23日 / https://tinyurl.com/ys7u3mwj

5. 篡改歷史首惡劉智鵬——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三 / 程翔 2026年7月24日 / https://tinyurl.com/3key9w72

6. 劉蜀永修史為「爱党」——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四 / 程翔 2026年7月25日 / https://tinyurl.com/y2rdsz2u

7. 篡改歷史為愛國——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六 / 程翔 2026年7月29日 / https://tinyurl.com/vrwbkp4y

8. 甘為偽史背書的丁新豹——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七 / 程翔 2026年7月30日 / https://tinyurl.com/ycxy6393

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19riot1967/

六七暴動的爭議，表面上是如何評價一場發生於1967年的政治事件；更深層看，則是如何書寫歷史、如何選擇材料、如何安排時序、如何歸屬責任的問題。若把半官方 、建制陣營《香港志》的敘述、英國解密檔案的記錄，以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以下簡稱《始末》）的研究放在一起對讀，最值得注意的並不是三者都承認發生了工潮、示威、衝突、炸彈和傷亡，而是同一組事實經過不同敘事處理後，竟可以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歷史世界。

簡言之，《香港志》傾向把六七暴動納入反殖民、工人抗爭和社會矛盾的脈絡中理解；英國檔案則多從治安、情報和殖民地管治危機的角度，將事件定性為左派暴亂和恐怖活動；程翔則在兩者之間加入中共在港組織系統、新華社香港分社、吳荻舟筆記、左派報章宣傳和文革政治氣候等內容，重建事件背後的決策鏈、動員鏈和責任鏈。

因此，六七暴動的真正分歧，不只是「左派有沒有參與暴力」，也不只是「警方有沒有鎮壓」。真正的問題是：這場運動究竟是群眾在殖民壓迫下的自然反抗，還是在文革氣氛下由中共在港系統推動並逐步升級的政治暴力？這正是《香港志》與程翔研究之間最根本的分野。

《香港志》、英國檔案與程翔研究之間的史學分歧

一、起因敘事：工潮是本質，還是引爆點？

《香港志》處理六七暴動時，常見的敘述結構是從工人待遇、勞資矛盾、殖民政府壓迫和警方強硬介入寫起。這種寫法本身並非完全沒有根據。1967年左派暴動確實以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為起點，之前還有「中央的士」罷工、青洲英坭廠勞資糾紛，都與香港社會存在勞資不平等、殖民管治合法性不足和底層工人生活困苦等問題有關。

但問題在於，若敘述到此為止，讀者很容易得到一個單線因果印象：先有殖民壓迫，後有群眾反抗；先有警方鎮壓，後有暴力升級。這樣一來，暴動便被理解為一種「被壓迫的反抗」，而不是一連串有組織、有選擇、有決策的政治行動。

程翔的處理方式不同，他不否認工潮存在，也不否認初期警方行動有過度使用武力。但他強調，工潮只是引爆點，不是事件本質。到了5月下旬、6月和7月，事件已不再是單純勞資糾紛，而是被左派組織、宣傳機器和中共在港系統吸納為一場政治鬥爭。這個轉變，正是《香港志》刻意淡化、程翔之《始末》着力追問的環節。

換言之，《香港志》關心「為什麼群眾不滿」，程翔關心「誰把群眾不滿轉化為政治暴力」。前者強調社會背景，後者追問組織機制。兩者都涉及事實，但解釋方向完全不同。

二、時序處理：改寫日期，就是改寫因果

歷史書寫中，日期絕不是中性的技術細節。某一件事被放在前面還是後面，往往直接決定讀者如何理解因果關係和責任歸屬。六七暴動中的炸彈時序，正是一個關鍵例子。

據程翔《始末》及其它相關研究，7月12日出現第一枚真正炸彈，是六七暴動性質轉變的重要節點。它意味着運動不再只是示威、罷工、衝突和宣傳戰，而是進入以炸彈製造社會恐慌、威嚇平民和癱瘓日常秩序的新階段。

7月13日《明報》社評〈恐怖世界 人人自危〉記下這關鍵時刻，「近數日來，香港幾乎成為一個恐怖世界，燒巴士、燒電車、殺警察、打巴士電車司機、燒貝夫人健康院、炸郵政局、用定時炸彈爆炸大埔身事局、攻打茶樓，大石投擲行人和汽車、向警察投擲魚炮、爆炸水管、焚燒報館車輛……而左派報紙發表『鬥爭委員會』的談話，公然讚揚這一類行動。」其後，真假炸彈迅速擴散，港九各區陷入高度恐慌，左派報章對炸彈滿城亢奮囂張，更形容行動「威風凜凜」、「震懾港英」，打倒「白皮豬」、「黃皮狗」等等。

《香港志》故意將首枚炸彈日期延至7月28日，並非拿不準日子，而是整個歷史節奏刻意改寫。從7月12日延至7月28日的十六天，正是炸彈由初現到擴散、由試探到蔓延、由政治衝突到恐怖手段擴展。把這個階段模糊，讀者看到的就不再是「左派在7月中旬主動升級暴力」，而是一種較為緩慢、模糊、仿佛自然惡化的社會動亂。

這就是所謂「時序重構」的嚴重性。歷史不只是由事實組成，也由事實之間的先後次序組成。刪去一段時間，便刪去一條責任鏈；延後一個節點，就改變了左派暴動的性質。

三、沙頭角槍戰：被刪去的武裝化證據

7月8日沙頭角事件，是判斷六七暴動是否已出現武裝化傾向的重要案例。一般史料記載，當日有數百名大陸武裝人員或民兵越境，攻擊沙頭角警崗，造成五名警員死亡和12人受重傷。這是中英雙方和平時期首次發生軍事衝突，遠遠超出工潮、示威或街頭衝突的範圍，是一場邊境武裝衝突和準軍事行動。

若一部歷史志書刻意略去沙頭角槍戰，造成的效果非常明顯：六七暴動中的武裝化證據被削弱，內地因素和跨境因素被抹掉，事件更容易被轉化成香港社會矛盾自然激化的結果。

程翔《始末》的敘述則相反，他把沙頭角槍戰放入暴力升級鏈條之中查察：先有工潮和示威，繼有左派宣傳和動員，再有邊境武裝衝突，隨後進入炸彈階段。這樣寫出來的六七暴動，不再是一場逐步失控的群眾運動，而是一場不斷被推高暴力層級的政治運動。

因此，沙頭角事件的有無，不是枝節問題。它關係到六七暴動是否具有跨境政治動員和武裝化升級的性質。刪去沙頭角槍戰，等於刪去理解暴動性質的一塊關鍵拼圖。

四、清華街炸彈：平民受害者為何重要？

清華街炸彈炸死黃綺文及黃兆勳小姐弟，是六七暴動中最具道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歷史敘述是否正面呈現這類事件，直接影響讀者對暴力性質的判斷。

如果一個敘述只寫「爆炸事件造成傷亡」，而不寫受害者是8歲及2歲之兒童，不寫炸彈被置放於朱古力盒內，不寫社會輿論如何震動，不寫平民死亡如何改變市民對左派的態度，那麼暴力就會被抽象化、技術化、去道德化。炸彈只是「事件」，傷亡只是「數字」，受害者的面孔被模糊。

程翔《始末》的處理方式則是把這類事件放回道德和政治判斷的中心。炸彈不只是戰術，不只是壓力手段，而是對無辜平民的恐嚇和傷害。清華街炸彈案之所以重要，正因為慘案使廣大市民清楚看到，所謂「反英抗暴」已不能再以「反殖民鬥爭」解釋，傷及無辜超越社會運動與恐怖手段之間的界線。

歷史學當然不能只靠情緒判斷，但也不能以「客觀」為名抹去受害者。「女童右手掌焦爛，肚爆腸流，當場炸死街邊。弟弟頸部被炸穿了幾個洞，昏倒街上。」兩童慘死人神共憤，並非煽情，而是判斷暴力性質的核心。

五、語言選擇：群體、組織與責任

《香港志》與程翔《始末》研究的差異，還體現在用語層面。《香港志》較常使用「群眾」「工人」「左派人士」「社會矛盾」「衝突升級」等詞語。這些詞語的共同特點，是主體較寬泛，責任較分散，行動者不夠具體。讀者看到的是群眾情緒、社會壓力和局勢惡化。

程翔則較多使用「左派組織」「新華社香港分社」「港澳系統」「領導層」「決策」「動員」「升級」等詞語。這些詞語的重點，是把事件重新組織為一條行動鏈：誰動員、誰宣傳、誰協調、誰批准、誰默許、誰執行。

這正是兩種史學方法的根本差別。《香港志》的敘述傾向是去主體化：事件彷彿由大環境壓迫而成。程翔《始末》的敘述則是責任化：事件由具體組織和具體人物在特定時刻號召形成。

「群眾不滿情緒上升」和「左派組織決定升級行動」，兩句話都可以描述同一階段，但它們指向的歷史責任完全不同。前者把暴力放回社會環境，後者把暴力放回決策者手中。

六、周恩來角色：控制、默許，還是被拖入？

周恩來在六七暴動中的角色，是最複雜也最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簡單說他「全面控制」或「全面放任」，都不足以解釋現有材料。

從吳荻舟筆記等材料看，周恩來對香港局勢並非毫無顧忌，他意識到港共行動過火，不希望香港局勢失控，更不希望把中央推向被動。故此新華社香港分社將「5.22花園道事件」，寫成港英警方「打死打傷二、三百人」，《人民日報》轉載時再冠以「血腥大屠殺」標題。

5月27日吳荻舟《六七筆記》記下周恩來批示「現在迫著中央上馬的太多」。程翔《始末》進一步解讀，「左派有盲動之嫌，不講究策略，對港英鬥爭欠缺通盤考慮…」，又批評這種行為是「形左實右」。（詳見程翔《始末》頁100）

不過到了7月8日沙頭角槍戰，近300名武裝分子過境攻擊警崗及警員，事前卻得到周恩來默許。7月12日開始的炸彈浪潮、宣傳繼續激進、暴力不斷升級，如果中央真要強力制止，可以通過改變宣傳口徑、停止撥款資助令港共迅速降溫。現實卻是，暴力持續升級，平民死傷在所不惜，令市民傾斜於政府，要求盡快平息暴亂。

所以，更合理的判斷是：周恩來在文革政治氣候、香港戰略價值、港共激進情緒和國際風險之間，陷入一種「想控制大局，但在特定階段默許或未有效阻止升級」的狀態。

七、英國檔案與程翔研究：如何互相補充？

英國解密檔案的價值在於，它提供了港英政府即時觀察到的事實：警情、情報、炸彈、傷亡、拘捕、邊境衝突和社會秩序變化。這些材料都是即時性，第一身，也有殖民地政府自我辯護的立場。

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的貢獻，則在於嘗試把行動層面的事實與中共在港系統的組織邏輯結合起來。他沒有單靠英國檔案批評左派，也不是只從官方敘事反推結論，而是把英國檔案、左派報章、吳荻舟材料、人物傳記和香港本地記憶放在一起交叉閱讀。他曾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熟悉左派媒體和中共對港宣傳系統的操作，令他的研究不同於一般外部批評。

程翔《六七暴動始末》一書201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2019年獲香港電台「第十二屆香港書獎」十大好書殊榮，也是該年最高票數入選香港書獎。評審評語指《始末》善用檔案，分析詳盡，反思深刻，堪為香港六七暴動研究的新里程碑。程翔研究最大的意義是把六七暴動從「事件敘述」推進到「責任追問」：不只問發生了甚麼，還問是誰推動、誰決定、誰默許、誰掩蓋。

八、《香港志》的問題：不是沒有寫，而是怎樣寫

評價《香港志》的六七暴動敘述，不能只問它有沒有提到工潮、示威、衝突和炸彈。更重要的是問：哪些事件被放大，哪些事件被縮小？哪些日期被清楚標明，哪些日期被模糊處理？哪些受害者被寫出來，哪些受害者消失？哪些責任主體被點名，哪些責任主體被隱藏在「群眾」「局勢」「衝突」這些抽象詞後面？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志》既為港共圓謊，丁新豹、劉智鵬及劉蜀永之史學、史識、史德均不符專業守則。劉蜀永形容志書「述而不論」，但選材就是判斷，時序就是解釋，用字就是立場。

若不寫沙頭角，暴動就少了武裝化證據。若延後炸彈起點，暴動就少了主動升級的時間鏈。若略過清華街兩名兒童被炸死，暴動就少了平民受害的道德震撼。若不追問新華社香港分社、港澳系統和吳荻舟等人物的角色，暴動就少了組織和決策層面。

這樣寫出來的六七暴動，自然較像一場因殖民壓迫而逐步惡化的社會事件；而不是一場在文革政治氣候下，由港澳工委策劃、鬥委會總動員，誓要推翻殖民統治、並在關鍵時主動升級的紅色恐怖主義行動。

《香港志》、英國解密檔案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六七暴動敘事的對比

三方對關鍵事件的精簡對照

最簡潔的總結

結語：歷史的分歧，在於責任如何被寫出或寫走

六七暴動的史學爭議，不是簡單地在「反殖民抗爭」和「左派暴亂」之間二選一。殖民管治確有問題，工人處境確有不公，警方初期處理也可受批評。但這些事實並不能自動取消後來炸彈、暗殺、武裝衝突和平民死亡的責任。

一部嚴肅的歷史敘述，應該能夠同時承認社會矛盾、殖民問題、左派組織動員、北京影響、港英管治反應和市民民意轉向。它不能為了維護政權之正當性就刪去沙頭角槍戰、模糊7月12日第一枚炸彈、淡化清華街慘案，或把責任主體化成無名的「群眾」和抽象的「局勢」。

同一場六七暴動可以變成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世界是受壓迫者的反殖民抗爭；另一個世界是文革外延到香港的政治暴力。實錄直書是史學工作者唯一的責任，絕不可將遮蔽的事實、延後的日期、消失的受害者及被模糊的責任重新放回歷史現場。因為歷史的關鍵不止於寫了甚麼，更在於不寫甚麼。六七暴動的核心問題，不只是香港當年發生了甚麼，而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抗爭」。誰在行使「權力」保存記憶，製造遺忘，並透過「愛國教育」將歷史徹底改寫。

撰文：羅恩惠

同步刊於《追光者》

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19riot1

#香港志 #英國解密檔案 #程翔 #六七暴動始末_解讀吳荻舟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消失的檔案 #羅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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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篡改歷史為愛國——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六 / 程翔 2026年7月29日 / https://tinyurl.com/vrwbkp4y

8. 甘為偽史背書的丁新豹——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七 / 程翔 2026年7月30日 / https://tinyurl.com/ycxy6393

撰文：羅孚 (前《新晚報》總編輯)

_{原刊於《當代》月刊 第24期 1993年3月15日}

「一九六七年，香港爆發了「反英抗暴」鬥爭，許多群眾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馬上就要到手的退休長俸，拼死拼活地去鬥⋯⋯」

《當代》的朋友勸我寫回憶錄，我是躊躇的。

這比在北京時，已經算是進了一步，或者說退了一步——從不打算寫什麼回憶錄上後退了一步。當時有朋友勸我寫在香港幾十年工作的回憶，最好或最少寫出引起近十年羈留在北京的原因和情況的回憶，我一直沒有接受這些好意。

要善於識別歷史

我是個微不足道的人。也許有人以為我「大」，其實很小，沒有什麼值得寫的。我知道的，經歷過的事情不多。

現在大陸上寫回憶錄成風，這是好現象，保存歷史。但後來聽到不少人表示不欲觀之，因為據知情者說，不少回憶錄的作者都在美化自己，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個人感情 (主要是愛情或戀情) ，都有歪曲事實，自我美化之處。這裏面包括平日受人尊敬的名人。而指出這種歪曲的往往是作者的朋友而並非敵對的人。書寫歷史因此成了改寫歷史了。我既沒有什麼資格書寫歷史，更沒有資格改寫歷史。

我也並不因此就反對人家寫回憶錄，我依然是愛讀回憶錄之類的文字。「雙眼自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我沒有這麼狂而自信，只是帶着警惕的目光去看回憶錄和歷史就是了。

歷史也並不都可靠。蘇共的歷史、中共的歷史，不都是左寫右寫，寫過來寫過去的麼？既不能阻止覆雨翻雲，就只有帶着眼睛去識別。

史書總得有人去寫，回憶錄總得有人去寫。一無所有，就未免太蒙昧，太寂寞了。

但是，我還是對自己執筆寫回憶錄感到躊躇，儘管回到香港後因朋友的力勸而有了動搖。我想，我還是看人家寫的回憶錄為好，包括我的朋友寫的。

似乎有人說，我要寫「文革」的回憶錄。

這怎麼可能呢？我根本沒有參加過「文革」。十年「文革」，我一直是觀潮者。在潮畔，不在潮中。

周恩來制止在港搞「文革」

「文革」一開始，我們在香港的左派就接到指示：香港不搞「四大」——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大串連。也就是：不搞「文革」。這使人放心。

但有人並不安心，還想「搞搞震」。據說，新華分社裏就有人蠢蠢欲動，甚至已經開始貼出了大字報，要在新華社內部展開「文革」，作為革命的表率。這事情弄到「上震天廷」，勞動了周恩來，把一些人召上北京，苦口婆心地勸了六、七個鐘頭，才算把香港可能爆發的「文革」之火，撲滅在搖籃裏 (我想，這裏不能用「扼殺」吧) 。至今回憶起來，還不禁使人感嘆一聲：「辛苦了，周恩來總理！」當「文革」的火勢燎原時，區區一點的香港之火就要費他這麼多精力，舉一反三，也夠把他累死的了。人們不是聽說了麼？左一派、右一派、這一派、那一派紅衛兵的頭頭，他都要接見做工作，往往是一個通宵。

香港避免了「文革」。應該首先感謝周恩來！

反英抗暴—香港的「文革」

香港卻又爆發了「香港式的『文革』」——一場「反英抗暴」。這是當年左派的稱呼，而英方和一般人，卻把它叫做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一邊是說：「我抗暴政」；一邊是說：「你搞暴動」。

為什麼說是「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呢？

香港左派奉旨不搞「文革」，不搞自己鬥自己。而左派總是要革命的，在國門旁邊，被「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文革」之火烘烤得不免面紅心熱，熱血沸騰，就不能不採取一些革命行動，表現革命積極。這表現，首先向北京表現，向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表現。「我們也在革命，並沒有睡覺！」既然不能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鬥自己，那就只有去鬥港英，革港英之命了。

這就借了新蒲崗一間塑膠花廠的勞資糾紛，發動起一場「反英抗暴」。像香港這樣的地方，當年的勞資糾紛俯拾即是，不過那間塑膠花廠剛好被看中了、選上了、中了頭彩而已。

這以前，已經小試其鋒，取得大勝。那是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在澳門，對澳葡的一場鬥爭，以獅子搏兔的壓倒之勢，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澳葡被迫低頭，澳門據說因此有些紅彤彤了。

讓港英「走頭」

「勝完可以再勝」！不是「飲勝」，而是鬥爭的勝利。可以再勝港英。

「勝利沖昏了頭腦」。據說，領導人在深圳總結了澳門的勝利以後，就決定了在香港要大幹一場。這以前，還組織了香港左派機構的工人、職員、學生一批又一批，去澳門參觀學習，學習那邊的鬥爭經驗。大約是練兵吧。我們都去過。

澳葡低頭了，「反英抗暴」的口號於是叫出：「港英不低頭，就走頭！」「走頭」就是走路，意思是回老家，也就是回英國「祖家」。用現在鬥彭的文雅一點 (還是粗鄙？) 的提法，就是「歸西」。

這就等於提出了「收回香港」的問題。而中央文革的王力，在北京提起《人民日報》社論之筆，向香港的左派叫好、打氣，用隨時都可以收回香港 (不必等到一九九七，更不必經過事先的談判) 的暗示性文字，一邊向自己人煽風點火，一邊向對立面噓聲恫嚇。可能他並不是只發虛招，不過他們的真心實意卻被毛澤東的指示，「盤馬彎弓故不發」阻止住了。不必考證也可以知道，這一定又是首先出於周恩來的一片苦心。

左派鬥士的鬧劇

當時只能集中一些棍棒鐵枝，只能從爆竹中搜集一點火藥製造土炸彈以及「同胞勿近」的假炸彈的左派鬥士，是日也盼，夜也盼，深圳河那邊有大隊人馬開過來，青山灣一帶有紅色軍艦開過來的，那裏知道最高一人已經有令：「盤馬彎弓故不發！」事情已經鬧起來了，做一做姿態是可以的，但不是真正的發動，不能把弦上的箭真的射出。

結果是大家知道的，港英不低頭，也不「走頭」。在周恩來三令五申地抑止下，沒有成效、不得人心的武鬥終於停止，一場鬧翻了天的「反英抗暴」終於收場。

這是一場自上而下發動起來的鬥爭。這上，恐怕包括了中共在香港的領導、廣東的黨委以至中央文革吧。廣東當時打出了「支港」的旗幟，組織了「支港」的活動。

錯了，傻了

我當然參加了這場「反英抗暴」的鬥爭，大小也當過鬥爭的領導，只不過是一張報紙小小的領導。當時以為這是一番正義的事業、革命的事業，是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 (毛澤東語錄) 。而且隨時準備在港英的武裝力量進攻我們的機構時，和他們搏鬥，被抓去坐牢，以至當場犧牲性命。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守在報館裏，後來我也曾被當做英雄，回到廣州，接受致敬和慰問，被人們捧起來拋在空中。也就在這看來似是「勝利冲昏了頭腦」的時刻，私下裏卻有朋友告訴我，「反英抗暴」錯了，上邊 (指北京) 已經在批評，方向錯了。我這時真有些五雷轟頂的味道，傻了。

錯了，但群眾是好的，群眾的積極性應該保護。

群眾當然是好的。他們奮不顧身，不顧個人的利益 (有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馬上就要到手的退休長俸) ，接受號召，聽從指揮，拼死拼活地去鬥。有人犧牲了，有人生活上陷入極大的困難；有人受到了一些照顧，有人據說至今也沒有得到什麼照顧！

深表歉意和懺悔

想到他們，我就深深慚愧，儘管我不是他們的領導，無需要對他們直接負什麼責任，但是，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總是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的。儘管這也是奉命行事，但依然有我自己應負的責任。我是為此難過的。

我願借此公開表示我的歉意和懺悔！親愛的朋友們，犧牲了和還健在的朋友們，我向你們致敬！所有認識和不認識的人們，當年受過損失和不便的人們，我向你們致歉！

我不代表任何人，只是表示我個人的微意。我的歉意也是不足道的，只是表示一點點心意。因為我沒有別的方式可以表達了。

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並不原諒自己。

這些文字也不是什麼回憶錄，只是偶然觸發的一點回憶。如有錯失，只是記憶之誤。

「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總是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的。

我願借此公開表示我的歉意和懺悔！

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並不原諒自己。」

——羅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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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為「香港式文革」致歉 撰文：羅孚 (前《新晚報》總編輯)}

_{原刊於《當代》月刊 第24期 1993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