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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利益佔了上風：黃之鋒向美國領館叩門的48小時  羅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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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郵報》記者 Shibani Mahtani 與《大西洋》撰稿人 Timothy McLaughlin合著，其中論及黃之鋒尋求美國援助之過程。

2020年6月30日上午《國安法》生效前夕，黃之鋒走進中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對面的聖約翰大廈，在那裡與兩名美國外交官會面。會面將盡時他說出此行真正的目的：「我不想離開，我想去美國領事館。」

這段經過刊登於《華盛頓郵報》記者 Shibani Mahtani 與《大西洋》撰稿人 Timothy McLaughlin合著的《Among the Braves》第16章 “Exile or Jail”，部分內容改編為《大西洋》長文〈The Hong Kong Activist Who Called Washington’s Bluff〉2023年11月4日。兩名調查記者訪問了多名參與決策的美國官員，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曾被美國政界高調稱許的「香港民主運動代表人物」，在最危急的時刻向華盛頓求助卻被拒之門外。

無護照、無退路

當時黃之鋒的護照已因其他案件被警方扣押，不能像部分同伴那樣買一張機票離港。他想效法的先例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後走進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夫婦，尋求大使館庇護並等待往美國。這種先例亦發生於2012年，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逃入同一使館，其後經談判成功赴美。不過聖約翰大廈雖有美國政府租用的辦公室，並不屬外交館舍，不受外交保護。外交官告訴他，美國不受理在境外提出的庇護申請。黃之鋒最終空手離開。

友人代筆，直達國務卿

在美國的香港眾志前常委敖卓軒（Jeffrey Ngo）隨即動用多年游說累積的人脈。他先透過參議員 Josh Hawley 的政策顧問求助，未有結果；繼而以黃之鋒名義，草擬一封直接致國務卿蓬佩奧的電郵：”I request U.S. protection so that I may apply for asylum, including as necessary traveling to the U.S. for the purpose of applying for asylum.” (「我請求美國提供保護，使我能夠申請庇護，包括在必要時前往美國，以提出庇護申請。」)

措辭經過斟酌：他們知道境外不能申請庇護，所以要求的不是領館當場批准，而是「保護」，再設法赴美申請。

Timothy McLaughlin在《大西洋》的長文透露，國家安全委員會曾向國務院發出備忘錄，主張應保護黃之鋒，但仍將最後決定權留給國務院。時任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向記者解釋，國務院對事實有較「完整的掌握」，所以由國務院作決定。

華盛頓時間7月1日中午過後，電郵送到蓬佩奧顧問 Mary Kissel 手上。她認識黃之鋒及敖卓軒，她將信印出，送到國務院最高階職業外交官 David Hale 的辦公室。其後四十八小時內，蓬佩奧召集約六名最高層官員商議。

三名決策者與四重考慮

在黃之鋒命運的問題上，書中點名國務卿蓬佩奧、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David Stilwell及駐港總領事史墨客（Hanscom Smith）三人意見一致：不讓黃之鋒進入領館，也不將他撤離香港。他們的考慮主要有四點。

一，報復風險。美方當時正準備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預期北京反制。若黃之鋒此時藏身美國駐港總領館，北京有可能藉機把整座領館關閉。記者轉述官員的判斷是「不大可能，但有可能」。

二，人質風險。官員擔心北京會在港拘押美國公民，以交換黃之鋒作為條件；加拿大拘捕孟晚舟後「兩名 Michael」遭中方拘押就是他們心中的例子。

三，撤離風險。美方確曾研究秘密撤離，國安會內有人具備協助異見者逃離緬甸、北韓的經驗。但香港陸路只通內地，可行路線只剩海路，前往台灣或南下菲律賓；行動可能在出發前洩露或在海上遇上中國海警。一旦牽涉美國政府，便會成為國際事件。

四，現實政治。“At the heart of the decision was realpolitik. It was not 1989.”「已經不是1989年了。」部分官員認為，六四後的中國急需國際認受，美國尚有籌碼；到了2020年，華盛頓能與北京交換的東西已所剩無幾。一名參與決策的高官總結：「最後，在國務院七樓，國家利益佔了上風。」

並非沒有異議

這不是華盛頓的一致決定。國家安全委員會曾向國務院提交備忘錄，主張保護黃之鋒，但尊重國務院的決定權。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對結果感到難過，明白這意味着黃之鋒終將身陷囹圄，但認為國務院掌握更完整的情況。負責香港事務的 Ivan Kanapathy 則始終反對，認為因害怕北京的反應而拒絕援手是「完全錯誤」的理由：如果因為怕對方做錯事而不敢做對的事，「你已經輸了」。

沒有被告知的答案

Shibani Mahtani 與 Timothy McLaughlin採訪反修例運動，寫過多篇重磅文章。他們對港人的勇氣及頑抗抱著深刻同情。他們最唏噓的是：沒有人告訴黃之鋒或敖卓軒，決定其實早已作出。敖卓軒在其後數月繼續奔走，聯絡參議員魯比奧與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兩人也向國務院高層交涉；流亡倫敦的羅冠聰7月底私下見蓬佩奧時，亦親自提起黃之鋒的處境。一切都沒有改變結果。一名國務院官員對記者說事情一直拖着，「然後無可避免的事發生了」。

2020年9月，黃之鋒被捕，11月底被還押，此後再未重獲自由。2024年11月，他在「民主派初選47人案」中被裁定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判囚4年8個月，原可望於2027年1月獲釋。2026年11月5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再就「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判他監禁10年：他於同年9月2日認罪，法官譚耀豪裁定案情屬「罪行重大」，以13年為量刑起點，認罪減至10年，其中2個月2日與原有刑期同期執行。預計他要服刑至2036年，出獄時已年屆40歲。

對於判決，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即「五眼聯盟」），加上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和日本發表聯合聲明，要求立即停止所有依《國安法》提出的不公正起訴，聲明同時提到支聯會案的三名被告。

六年後，當年協助向國務院交涉的參議員魯比奧已成為國務卿。11月6日他公開譴責香港法院再次因黃之鋒行使言論自由而判刑，並呼籲「立即釋放他以及所有遭不公正拘押的人」。不過聲明沒有交代美國會否採取甚麼具體措施促成釋放。

黃之鋒尋求美國救援不果，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可見美國在「價值宣示」與「國家利益」之間如何權衡一名年輕異見者的命運。美國多年來稱許黃之鋒、承諾支持香港自由；當北京以強硬政策針對港人，美國的承諾在國務院的計算中讓位給領館、公民安全與對華博弈。正如《大西洋》標題所言：黃之鋒「揭穿了華盛頓的虛張聲勢」〈The Hong Kong Activist Who Called Washington’s Bluff〉。

#黃之鋒 #JoshuaWong#價值宣示與國家利益搏奕

#Among_the_Braves #ShibaniMahtani #TimothyMcLaughlin

#消失的檔案 #羅恩惠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3/11/hong-kong-activists-washington-dc/675693/

青天白日旗絕跡  中央社記者「幫港出聲」羅恩惠 2026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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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裔加拿大人用台語及國語演唱傳統民謠，思念故國。（羅恩惠攝）

十月三日參加了台裔加拿大人「#白鷺鷥與水牛合唱團」音樂會，聆聽團員台語、國語及英語演出28個曲目：《黃昏的故鄉》、《台灣是寶島》、《世界恬靜落來時候》、《美麗島》、《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我在這裡等你》、《溫哥華，我回來了》等等。教堂內座無虛設，歌聲嘹亮、繞樑三日，極其動人。

《美麗島》陳秀喜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們正視著，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的叮嚀，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這場名為「秋之歌」的演唱會是台裔社區自發賀國慶的前奏。藝術總監陳慧中老師1981年移居楓葉國，以推廣台灣民謠、文創及歷史為己任。「台灣合唱音樂呈現了台灣歷史與社會文化的一個切面，是台灣土地上孕育出來的聲音。每當樂音響起，會不自禁思想起台灣我們的母親…是對故國母土最純摯的愛！」

根據加拿大統計局2021年人口普查，在問卷中填寫文化背景為「台灣人」的總人數為 64,020 人，填報出生地為「台灣」的人數為 65,365 人。高達98%填報人在族裔源頭填寫「台灣人」，而非中國裔或其他選項，顯示極為強烈的身分認同。這些數字再加上在加拿大出生，或未申報的第二代、第三代台裔子女，加拿大台灣人總數約10萬至17.3萬之間。超過九成台裔加拿大人集中在「卑詩省」與「安大略省」，其中又以大溫哥華四個城市為主要聚居地，約34,225人，佔53.5%。安省大多倫多地區約24,405人，佔53.5%。兩省「雙十」活動從文化音樂美食以至商品類別繁多，部份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推動。

調景嶺「毋忘在莒」 國安法後青天白日旗絕跡

雙十國慶曾經是香港一頁重要歷史。鍾劍華教授10月10日在網誌寫〈「雙十國慶」如何與「十一國慶」比較？〉1，他回憶60-70代大街小巷掛滿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無論屋邨或商鋪都是國旗飄揚。筆者記憶最鮮明是80年代彌敦道瓊華酒樓幾層樓高的國旗佈置，熱鬧氣氛並非港共政治動員可以相比。

政權移交前要剷除調景嶺及九龍城寨，港府於1991年宣佈拆遷計劃。《當代》月刊1991年4月15日專題報導。

中共建政後逃難到港的國民黨中下級官兵、眷屬、前政府公務員，1950年6月由摩星嶺公民村被移送至極為偏僻荒涼、沒有水電的「吊頸嶺」，後更名調景嶺。在破落房屋棲身的難民高峰期有三萬人，其後各教會入駐提供人道援助，台灣「救總」發放資金、糧食又創辦調景嶺中學。這小社區的國民黨人，有些以為很快就可以「反攻大陸」，但更多是期待台灣接運前往安置，1950至1960年移送的約15,000名軍人及眷屬。直至1996年7月26日最後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徐徐降下，標誌著「小台灣」的調景嶺才走進歷史。

記得80年代，適逢有文化界朋友來港都會帶他們往調景嶺走走，我們從西灣河上了木製或鐵皮的街渡，搖搖晃晃地橫渡維多利亞港東面海域（鯉魚門一帶）。靠近小島遙見旗海飄揚，雙十節滿山滿谷的旗海，非常壯觀。在屈從政治壓力被拆遷前，「毋忘在莒」一直是調景嶺的精神面貌。

在《香港國安法》及《基本法》23條實施後，香港輿論環境產生巨大變化。2020年「雙十節」尚有親台人士籌備活動，當團體在相熟酒樓訂了宴席慶祝，最終均被臨時取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接受《星島日報》專訪時，將紀念「雙十」視為鼓動或煽動分裂，甚至視為「台獨」以後，多年來有份籌辦「雙十」活動的元朗區議會前副主席麥業成亦放棄再組織活動，至於辛亥革命遺址、位於屯門的「紅樓」，2020年已被大批警員在外圍上封條，保安人員以「除草」為名禁止市民內進。

〈港官視慶祝「雙十節」為台獨〉《自由亞洲》2021年9月23日

台北駐港機構台籍職員「歸零」  《中時》辦報為促進兩岸和諧與統一

國安法通過後，隨著青天白日滿地紅下降，台灣各類駐港機構或式微、或歸邊。從1956年起到2011年的「中華旅行社」（實際上是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2011年起對外名義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香港））過往都會舉辦「雙十」招待會，與香港社會各界保持密切接觸，而在港推廣台灣文化，舉辦「台灣月」等大型藝文活動之「光華新聞文化中心」，已經從一個高調推廣兩地經貿、文化、政治交流的代表機構，退化成一個僅剩香港本地員工、純粹舉辦文化活動的機構。如今其台籍員工全面「歸零」，事緣2018年港府要求台灣駐港官員申請或續簽工作簽證必須簽署「一個中國承諾書」，台灣陸委會拒絕，最後一名台籍官員已於 2021年7月底離港返回台灣。

在國安法及23條陰影下，台灣媒體派駐香港的運作亦起了重大變化。

《中國時報》2008年由蔡衍明收購，成立「#旺旺中時媒體集團」。言論與兩岸新聞架構全面向北京的政治定調靠攏，社論與報導風格更高度支持「九二共識」及「兩岸一家親」。《中時》辦報宗旨劇變，與余紀忠年代「開明自由派」方針剛好相反。蔡衍明更公開表示「希望藉媒體力量，促進兩岸和諧與統一」。如今《中時》再無駐港記者，只是依靠特約撰稿人供稿，更多訊息來自台灣總部「大陸新聞中心」內勤記者編譯港媒與外電。遇上敏感政治或國安議題，中時由台灣學者或不具名撰稿人寫「時論」，香港實時採訪編制已經名存實亡。

《聯合報》資深記者李春仍在第一線，同時是《經濟日報》兩岸主筆。李春幾乎每天發稿，內容圍繞著大陸政經情勢、經濟數據及民生議題。例如10 月 8 日發表〈陸客假期湧入香港銀行與券商開戶搶客戰〉，避開政治敏感議題，「十一」及「雙十」都不談兩岸緊張情勢，亦迴避香港相關活動。

中央社編務獨立自主 駐港記者2019年分享「幫港出聲」

作為「國家通訊社」的中央通訊社（中央社，CNA），其變化亦令人唏噓。它在編制與行政管理上既不屬於國民黨或民進黨，在體制上屬於獨立的公共媒體法人。中央社的編制與經費主要來自文化部依法每年編列預算給予補助，董事成員由文化部遴選兩岸、國際、新聞界等各方專家、學者與社會賢達，報請行政院長聘任。董事會內部維持跨黨派與專業獨立性，負責聘任社長、總編輯，並管理包含香港在內的所有全球駐外記者編制。

駐香港特派員張謙是港人，在中央社工作超過40年。張沒有簽證及居留問題，隸屬「中央通訊社總部（台北）」的海外特派員編制，直接對台北總社的「國際新聞部」或「大陸新聞中心」負責，駐港採訪及發稿享有新聞自由及獨立採訪權。

2005年1月12日，劉曉波出聲明〈澄清中央社記者張謙對我的採訪〉2，指出張謙1月11日的報導內容不實，將他沒有說過的話塞進他咀裡。

當時盛傳趙紫陽逝世，張謙致電聊天。劉曉波提及「我從朋友那裡得到的消息，趙紫陽正在住院」。豈料這次電話閒聊變成「採訪」。張謙的報導加了劉曉波沒有說的話：「香港媒體近日報導前中共總理趙紫陽逝世的消息，但曾經為趙紫陽工作的劉曉波表示，據他聽到的消息，趙紫陽正在住院。」（中央社記者張謙北京十一日電）

劉曉波指出兩人對話並非採訪，他只是轉述媒體像《蘋果日報》的報導，沒有內幕消息。劉曉波也遇過媒體對他的報導有不確切處，但「為趙紫陽工作過」的大錯還是第一次。他認為無論處於何種原因造成這樣的錯誤，這樣的報導都是不負責任的：「既有損於我本人，也誤導受眾。」劉曉波深夜出聲明，指無法聯繫上張謙，只能通過媒體作出澄清。

拍片自述四十年採訪生涯

為了查找台媒如何報導兩個國慶，筆者在中央社翻閱張謙的文章。令筆者瞠目結舌的是他在2024年3月在中央社頻道分享反送中採訪經歷，摘錄如下：

「我還看過一個記者站在我前面，剛好遠方防暴警察射來一個催淚瓦斯，射到他身上，就在我前面爆，整個身體都是煙，同行都過去幫他。我在採訪的時候，有一次我也被…因為剛好在防暴警察前面，示威人士投一種白色粉末，後來我知道這個應該是石灰粉，它是有腐蝕性的，碰到水溶化的話會令你身體很不舒服。我那時被投中石灰粉，皮膚會有灼傷的感覺。」3（Time code 0327-0413）

五分鐘短片講述個人如何在中央社敬業樂業，重點更在後段33秒，集中講記者（張謙）在反送中運動採訪時被抗爭者的「石灰粉」投中？

筆者亦是反送中運動前線記者之一，談見聞論創傷可以談很久。香港記者協會及攝影記者協會曾經都組織活動支援同業，又請專家講解催淚彈及「藍水」之毒，派發「被捕須知」及保釋說明。筆者孤陋寡聞，從來沒有聽過同行即慨括前線採訪。要怎樣剪裁才可以抹去赤裸裸的警暴，數不清「無可疑死亡個案」，將結論落在抗爭者的「石灰粉」？！

左圖，中央社記者張謙在官方頻道分享採訪經歷。右圖，2019年8月19日在個人臉書分享「幫港出聲」。

更令人吃驚的是張謙在「7.21元朗慘案」未久，市民對白衣人暴打市民忿忿不平之際，竟然在個人臉書分享「幫講出聲」鼓吹暴力貼文，諷刺「黃絲」不懂國際標準。張謙是否想說明警暴仍然不夠？這種行為實在有負《中央社》允許的獨立採訪自由與權利。

記者採訪屢遭警暴 國際媒體紛紛撤走 駐站記者規避風險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警暴極其嚴重，除了抗爭者，記者在前線亦屢屢被針對。胡椒噴霧、警棍，甚至向記者放槍。清場用的「水炮車」高速行走，噴射「藍色水」含有毒化合物，記者執行任務時亦被掃射，中招後出現強烈的灼痛、紅腫、持續數小時的灼燒感及皮膚過敏，用一般肥皂難以洗淨。

《華盛頓郵報》時任香港分社社長 Shibani Mahtani 帶領團隊做的警暴專題《In Hong Kong crackdown, police repeatedly broke their own rules — and faced no consequences》於2019年12月24日刊登，邀請 9 位國際頂尖的警務、法律及人權專家審視太古地鐵站發射催淚彈，向示威者、記者近距離發射布袋彈、橡膠子彈，並且毆打被制服者等等，比對警方《程序手冊》及武力指引作出分析。直至年底，數千起武力投訴中，截至當時「沒有任何一名警員遭到停職、起訴或懲處」，揭示了問責機制的全面失效。4 Shibani Mahtani 與 Timothy McLaughlin 後來將在香港第一線的採訪紀錄深化，於 2023 年底出版了深度著作《Among the Braves》。她亦調往新加坡辦事處，規避風險。前線採訪受到嚴重衝擊例子多不勝數，唯獨張謙視而不見。要了解一名記者的專業操守，關鍵時刻才能見真章。

  1. 鍾劍華網誌比較「雙十」及「十一」國慶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CGy3hgQwd/
    ↩︎
  2. 劉曉波：澄清中央社記者張謙對我的採訪2005年1月12日
    ↩︎
  3. 張謙—從千島湖事件到反送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9C0IeywO6U
    ↩︎
  4. 《In Hong Kong crackdown, police repeatedly broke their own rules — and faced no consequences》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19/world/hong-kong-protests-excessive-force/ ↩︎

撰文：羅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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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60周年——宋彬彬掀動紅色恐怖主義　羅恩惠　2026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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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818revolution/

編按：文革60周年，這是系列第二篇。

本文從八一八關鍵人物宋彬彬、卞仲耘之死及王晶垚百年追責三部份展開論述。紅八月以後，北京掀起了揪鬥及殺人風潮。這期間有人高舉「紅色恐怖主義萬歲」旗幟，關鍵人物宋彬彬掀起了紅色恐怖主義浪潮。

60年前的8月18日，毛澤東首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與師生群眾1，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這是文革歷史深具歷史意義的一天，來自全國百萬紅衛兵和院校師生狂喊「毛主席萬歲」，聲浪震天。本來只是天天對著毛像「早請示、晚匯報」，這次遙見領導舉起「紅寶書」，許多人視為人生的顛峰。

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號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林彪是「造神運動」的推手，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提出毛澤東是天才，為《毛語錄》撰寫再版前言，形容「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8月18日這天，他在城樓上為毛澤東冠上「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四個稱號，透過造神運動成功將自己寫入黨章，成為法定接班人。2

林彪透過造神運動成功將自己寫入黨章，成為法定接班人。（人民畫報）

會上發言的有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代表聶元梓，她聯合其他6人，5月25日貼出了衝擊北大校黨委《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被毛澤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3並向全國廣播，正式點燃了文革的燎原烈火。她也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迅速奪取了北京大學的政權，成為「新北大公社」的第一把手、北大校文革主任。

當天另一焦點是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澤東戴上繡著「紅衛兵」袖章，她是開國上將宋任窮女兒。毛澤東問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後，毛澤東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彬彬答：「是。」毛澤東回道：「要武嘛。」

宋彬彬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毛讓她改名：「要武」。紅八月從這裡開始。（網上圖片）

這張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照片頓成「紅八月」宣傳重點。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署名「宋要武」的署名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毛主席給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起來造反了，我們要武了！」，《人民日報》翌日轉載。

8.18後，暴力全面升級，「要武」就是鬧革命。《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披露了當年統計數字 – 1966年8-9月，北京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六個星期內有1772人，抄家33,695戶。打死人的起點就在宋彬彬當紅衛兵首領的北師大女附中。這所重點中學離開中南海只有一公里，中共中央幾名常委的女兒、姪女或孫女都在這裡就讀，包括毛澤東女兒李敏、李訥，劉少奇女兒劉婷婷，鄧小平女兒鄧榕。外界形容這是一家「皇家女校」。

就在毛澤東鼓動紅衛兵「要武」前兩個月，從聶元梓「第一張馬列大字報」開始，北京多間中小學都被中央派進學校的「工作組」佔據領導地位。課停了，工作組將校長老師劃分成「四類人」重點打擊。「運動的主要方式是大字報揭發和開批判大會，教師被迫集中交代問題。…很多老師被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或被罵作『豬』、『狗』，不允許質疑批判所用的準則。」4

宋彬彬及兩名老師李松文、陳大文，學生劉進、馬德秀、耿麗蘭及尹斐在工作組支持下成立了「革命師生代表會」，以「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名義對卞仲耘在內的校領導進行批鬥暴打。罪名是卞仲耘參與彭真領導的「軍事政變反革命活動」。

6月23日，卞仲耘在全校師生員工參加的「揭發批判大會」後給上級寫信，「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5

六月下旬，中四3班紅衛兵進屋貼大家報，滿是「地主婆」及各種恐嚇說話。胡杰紀錄片《我雖死去》截圖。

文革風暴來得很急，中四3班的學生過百人進屋貼大字報，「豎起你的豬耳朵聽著，你再敢胡作非為，千刀萬剮了你。」

卞仲耘和先生王晶垚對這場風暴無力招架，他們自覺是忠誠的共產員。卞除了是三名副校長之首（校長從缺）亦是學校黨總支書記。王晶垚在中科院社科部近代史所工作，年青時曾經在燕京大學修讀新聞。王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反法西斯獨裁。兩人1945年還去過解放區，不明白為何噩夢突然降臨。

王晶垚、卞仲耘及四名子女。

8月4日下午，一群學生闖進辦公室，用皮帶抽打三名副校長。同時被打的還有副校長胡志濤，胡隨即往市區兩級單位上訪，無人理會。卞仲耘晚上讓先生看傷勢，王晶垚勸她避風頭，回安徽老家暫避。卞仲耘堅持自己清白，「唯物主義者無所畏懼。」王晶垚指太太的堅持是為了「保持個人人格尊嚴」。當時是夏季，卞還沖了涼說：「洗乾淨了讓她們打死」。6

8月5日早上，卞仲耘穿戴整齊要去學校，兩人不約而同握一下手。

王晶垚：當時沒有預料到今天就不能回來的

胡杰：平常你們不握手吧？

王晶垚：不握手

夫妻8月5日早上握手道別，卞仲耘沒想到再回不了家。胡杰紀錄片《我雖死去》截圖

當天下午高中學生發起「鬥黑幫」行動，五名學校負責人被指為「反革命黑幫」被揪到操場亂棍交加地打。「戴高帽子、往身上潑黑墨、敲簸箕遊街、掛黑牌子、強迫下跪、強迫挑重擔子之後，又用帶釘子的木棍打，用開水燙，等等。在大約三個小時的折磨之後，第一副校長卞仲耘失去知覺，倒在學生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儘管醫院就在學校對門，但她卻在兩個小時後才被送去，那時人早已死了。」  7

翌日，紅衛兵組長劉進對全校廣播中叫喊：「好人打壞人活該！死了就死了！。8」當年14歲的王友琴也是該校學生，她就讀的高一班部份同學亦參與暴打五名老師，她也是目擊者之一。多年後在《文革受難者》9，披露更多細節。

「五點多時，有人叫來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體搬上一部平常運送垃圾的手推車。當時還在繼續『鬥爭』另外四個人。副校長劉致平一度被強迫跪在這輛手推車旁邊。副校長胡志濤看到手推車上卞仲耘兩條胳膊紅腫，上面佈滿一條條傷痕，眼睛張開，瞳孔已經沒有反應，嘴巴還在吐氣。她告訴紅衛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險，應該送醫院。紅衛兵對她吼道：『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她被推進一間辦公室關了起來。

後來，有工友把那輛手推車推到學校北門旁邊。馬路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時值8月，那時天色還亮。有紅衛兵說這樣把卞仲耘推過去『影響不好』，不准把車推出學校。手推車停在北門邊。卞仲耘的身體被用大字報蓋了起來，上面還壓了一把大竹掃帚。手推車在校門口停了一兩個小時。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副校長胡志濤被帶釘子的木棒毆打，又被押去摳洗廁所，弄得渾身是血水和糞水。她被打得暈倒在地，又被揪起來再打。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後來一直需要穿特製的鋼背心。教導主任梅樹民，五十年代初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他的背部遭到帶釘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襯衣上打出大量小洞，布絲深深嵌進肉裡。他遭受的肉體折磨和精神驚悸導致了嚴重的心竇疾病。他們四個人，不但自己身受毒打，並且看著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體和心靈兩方面所受的折磨，極其深重。副校長劉致平在1990年代初去世的時候，年紀不太老。 他們在文革中所受的傷害顯然損害了他們的健康和壽命。」10

卞仲耘遇難時50歲，在北師大女附中工作了17年。被送到郵電醫院時身體已經僵硬，王晶垚看見妻子遍體鱗傷，頭部腫大，臉部烏青，悲痛至極。這是文革第一起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女附中權力當局接見王晶垚時，王要求他們提供名字，七人中有教師李松文，其餘六人都是學生，包括宋彬彬及劉進。

王晶垚要求學校老師相關名字。由李松文老師寫，其中包括宋彬彬及劉進。

鄧楠鄧榕離奇介入　事後不准公開

8月5日晚上，鄧楠、鄧榕找到王晶垚家，告訴王晶垚對外只能講「卞仲耘是高血壓因病死亡，不能再講卞仲耘是被打死的。」11 王晶垚不了解這話的來由？是什麼組織委託或是鄧家姐妹自作主張？

多年後王晶垚轉告前趙紫陽智囊姚監復這段話。姚後來跟紀錄片導演胡杰碰面，再次引證王晶垚曾經聽到這項指示，胡杰拍攝紀錄片《我雖死去》時亦曾經錄下王晶圭的證辭。不過胡杰剪輯紀錄片時，安全部門卻上門警告：「『影片中絕對不能收入鄧楠、鄧榕對王晶垚講的『不能講卞仲耘是被女學生打死的』那段話。」12 為了保護整部紀錄片能存留，胡杰被迫在剪接時將這段極具爆炸性的訪問刪去。

《文革受難者》作者王友琴寫這慘案時亦提及鄧榕，形容她「身穿軍裝，褲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繫皮帶，臂纏袖章。」13 要求郵電醫院醫生解剖屍體，開出證明「證實」卞仲耘死於心臟病。王晶垚不同意解剖，為了順利火化，他對死亡證標明「死因不明」，只能接受。

綜合目擊者證辭，王晶垚相信鄧榕參與圍毆。不過鄧榕於2000年6月出版《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一書沒有提及卞仲耘之死，文革時她在師大女附中的角色，甚至絕口不提曾經是這所「皇家中學」的學生。

王晶垚在近代史所工作，是一位歷史學者。對妻子慘死悲憤又疑惑，翌日他在西單商場買下價格高昂的相機，在妻子遺體被清洗、換衣、火化前，他從全身、半身、頭部、局部傷口等各個角度，拍攝了大量清晰的照片，將卞仲耘慘遭鈍器毆打、皮帶抽戮的肉體傷痕永久固定在膠卷上。

王晶垚在太平間拍下卞仲耘遺體，屍體上多處血跡及傷痕清晰可見。胡杰紀錄片《我雖死去》截圖。

郵電醫院醫生開出了「死因不明」死亡證明書，王晶垚憑著證明得以將遺體火化。卞仲耘「罪狀」是參與彭真領導下搞反革命活動，這控罪連卞的骨灰都無法置放於公眾墓園。王晶垚在家裡建立了小小靈堂，將太太遺照及骨灰藏在書櫃裡。他又堅持保存滿屋大字報，幾年也不撕下來，「要為歷史留記錄。」

王晶垚在家裡佈置小靈堂，醫院死亡證明只能火化，不能下葬。胡杰紀錄片《我雖死去》截圖。

妻子慘死後，王晶垚先後收到兩名目睹實況的老師來信。其中林莽老師因胡風案坐牢一年，後被劃為「右派」。工作組進駐後他被指派上午在圖書室，下午清洗廁所。8月5日下午四時多，卞仲耘被打至抽搐、口吐白沫、眼珠上翻，快要氣絕，紅衛兵要求他將卞搬動到運垃圾的手推車上。林莽去抬她的雙腳時，圍觀的女紅衛兵爆發出嘲弄的鬨笑聲。他意識到她們在嘲笑一個活著的「右派」去抬一個將死的「走資派」，他深感受辱，拒絕搬動，被穿著軍靴的紅衛兵頭目狠狠踢了一腳。

林莽指施暴者都是高幹及軍幹後代，被視為「革命接班人」。他們用帶釘子的木棒、軍用皮帶進行殘酷圍毆。出身不好的學生只能靠邊站。

四十年後，林莽寫下《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回憶卞仲耘的最後一天。「她的臉全被墨汁塗黑，兩個眼珠子的轉動就特別顯眼，像兩點明明滅滅的鬼火，叫人看了害怕。而她的嘴唇也染黑了，當她開口出聲時，可以看見雪白的牙齒，露出了一副門牙，這樣的醜化她是一種卑劣的行為。更卑鄙的是還強迫她遵從紅衛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是走資派！我有罪！我該鬥！我該死！ 』這幾句話喊完之後，又再重複，來回喊。」 14

被批鬥的共五人，其中男副校被迫多喊一句：「我是走狗，應該砸爛我的狗頭。」女學生大多戴著「紅衛兵」的袖箍，紅布黃字。手上大多握著短棍，有的還執著長槍，是木槍。卞仲耘被重點針對，「捱棍子最多喊得不夠響，就給他一棍，打在他們的頭上，像敲在木盒上一樣，發出乾裂的聲響。」林莽證辭重要一幕就是卞仲耘氣絕前被一名高個子女生用軍靴踏在她身上，她是劉少奇女兒劉婷婷。 15

紅八月歌頌暴力　後遺症至今未除

王晶垚一直希望透過法律途徑為妻子討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不過，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做出「不予起訴」的決定，理由是「追訴時效期限」已過。1989年12月，他上訴至最高人民檢察院，最後檢察院維持西城區不予起訴之決定。

1973年文革後期，卞仲耘獲「平反」。她得到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工作時死亡」，學校革委會給卞仲耘家人發400元補償。1978年，北京西城區甚至為卞仲耘開追悼念為她「昭雪」。不過，王晶垚尋求的是在校立一塊碑或種一排樹紀念，這要求沒有成功。

封存血衣　歷史見證

2006年文革40週年，年逾80歲的王晶垚在紀錄片《我雖死去》中首次打開塵封數十年的舊皮箱，裡面是一層層從未清洗過、已經變黑發硬的遺物。16 胡杰導演拍過《尋找林昭的靈魂》、《星火》、《遠山》等等還原歷史重要作品，他深得王晶垚信任，決定將奇蹟保存下來的血衣展示。

胡杰問王晶垚：「這樣去拍卞老師的遺體，要忍受精神上巨大的疼痛的？」

王晶垚：「那當然是！這個目的很明確，我要把歷史真相記錄下來。」

胡杰：「太太走了好些年，你好像一直活在回憶當中？」

王晶垚：「我身上背著十字架，我認為是個人問題。個人生命，一個家庭的毀滅或摧毀。但是這不純粹是個人問題，…這四十年來我也在幫著扛十字架。」

舊皮箱物件逐樣呈現極其震撼：

浸透鮮血與墨汁的衣物： 卞仲耘遇難當天穿的襯衫和褲子。衣服上大片黑色的污漬，是學生朝她頭上潑的廉價墨水；而襯衫背部和袖口處，則是混雜着泥沙、早已凝固成暗紅色的血跡。

定格在3點40分的手錶： 皮箱裏還有一塊卞仲耘戴的鋼製手錶。這塊手錶在卞仲耘遭受瘋狂圍毆時被學生用木棒砸壞，表帶斷裂，指針永遠停留在下午3點40分。這個時間，精確地凝固了卞仲耘生命走向垂危、在校園操場上大出血的歷史瞬間。

沾滿白灰的布鞋與眼鏡： 還有她被推入垃圾車時掉落的布鞋，以及被打碎一角、沾有白灰的黑框眼鏡。

卞仲耘慘死後兩週，毛澤東向宋彬彬講「要武」，這是紅八月災難印記。

2014年1月，宋彬彬連同幾名友好為當年的行為「道歉」。那是繼紅二代陳小魯公開道歉後廣受好評的另一幕。不過宋彬彬沒有在2007年北師大女附中表彰她為「榮譽校友」時拒絕這項榮譽，也沒有拒絕母校再次展示她和毛澤東在城樓上的光輝形象，並向王晶垚先生道歉。這間中學的校慶居然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可見其諂媚權貴之本質，宋彬彬對這項「榮譽」欣然接受。她的同道葉維麗、劉進等2000年後多次發文，淡化殺人案罪責，又針對王友琴的史實調查作出質疑。

對於宋彬彬道歉，王晶垚拒絕接受。17他認為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是殘殺並拖延救治的兇手，「八五事件」真相尚未大白於天下，不能接受宋彬彬們的虛偽道歉。王晶垚於2021年去世，享年100歲。他活了整整一世紀，後半生都用來為妻子尋求公義。不過生前沒有等到期待中結果。

胡杰紀錄片《我雖死去》： https://tinyurl.com/at6dtv8b

撰文：羅恩惠

同步刊於《追光者》

https://pulsehknews.com/20260818revolution/

#文革60 #紅八月#毛澤東 #聶元梓 #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宋彬彬 #宋要武 #卞仲耘 #王晶垚 #劉進 #王友琴 #文革受難者 #胡杰 #我雖死去 #血衣 #林莽 #消失的歷史 #羅恩惠 #消失的檔案

  1.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維基百科） https://tinyurl.com/4j2ueued
    ↩︎
  2. 林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hk/%E6%9E%97%E5%BD%AA
    ↩︎
  3. 聶元梓（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1%82%E5%85%83%E6%A2%93
    ↩︎
  4. 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5年8月號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WANG-Youqin/zk9602a1-1.gb.html
    ↩︎
  5. 6月23日被批鬥後，卞仲耘6月29日給上級去信講述被暴打細節。原件副本由家人提供。
    ↩︎
  6. 胡杰紀錄片：《我雖死去》 https://tinyurl.com/at6dtv8b
    ↩︎
  7. 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5年8月號
    http://archives.cnd.org/HXWK/author/WANG-Youqin/zk9602a1-1.gb.html
    ↩︎
  8. 王晶垚：關於宋彬彬劉進虛偽道歉的聲明 https://tinyurl.com/4bmtrw6z
    ↩︎
  9.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開放雜誌，2004年5月。
    ↩︎
  10.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頁40-41。https://tinyurl.com/4nbwcdj4
    ↩︎
  11. 姚監復：王晶垚、胡杰談卞仲耘死後的鄧楠、鄧榕一次談話。https://tinyurl.com/yucszypzh
    ↩︎
  12. 姚監復：王晶垚、胡杰談卞仲耘死後的鄧楠、鄧榕一次談話。https://tinyurl.com/yucszypzh
    ↩︎
  13.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頁41。https://tinyurl.com/4nbwcdj4
    ↩︎
  14. 林莽：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紀念卞仲耘校長殉難四十週年。https://tinyurl.com/3u82kemr
    ↩︎
  15. 林莽：目擊並身歷其境者言——紀念卞仲耘校長殉難四十週年。https://tinyurl.com/3u82kemr
    ↩︎
  16. 胡杰紀錄片：《我雖死去》 https://tinyurl.com/at6dtv8b
    ↩︎
  17. 王晶垚：關於宋彬彬劉進虛偽道歉的聲明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1/blog-post_6210.html ↩︎

文革60周年——嚴密管控　消滅記憶　羅恩惠　2026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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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818history/

今年是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革）60週年（1966-2026）。BBC中文網於5月16日，即《五一六通知》當天刊登文革的十個關鍵詞1，製作短片《文革發動60週年：那十年，中國經歷了什麼？》2。《波士頓書評》創辦人羅四鴒替BBC撰文，提及學者蘇陽利用1530本縣誌和大量田野調查，分析廣西、廣東、湖北三省農村的「集體殺戮」，《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蘇陽：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7）3，回顧 學界詳解被掩蓋的文革真相 —「集體殺戮」。羅四鴒又訪問了宋永毅、蘇陽與程映虹回顧「鎮反」、「大屠殺」及「人吃人」狂潮4，追問責任。

此外，維權媒體《歐洲之聲》、《北京之春》等海外華人政治評論刊物發表了社論，探討在當前政治環境下反思文革歷史的現實意義。中國民間檔案館（China Unofficial Archives）推出文革60影像與書籍，又推薦民間獨立紀錄片導演對知青、武鬥受害者、基層黨員的採訪，藉此抵抗官方的宏大歷史敘事。

但是，除了BBC中文外，其它主流國際媒體如《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英國《金融時報》等都對文革60「冷處理」。各報都將資源集中在烏俄戰爭、中東衝突及其它國際危機，對文革一甲子只作常規回顧甚至沒有報導。與之前比較文革50周年（2016年）比較，今年明顯遜色，當年國際媒體曾經有一輪集體報導高潮，各個媒體都以大篇幅討論「文革會不會重演」？今年這項討論與反思已經渺無蹤影，大陸官媒更是隻字不提。

智庫、歐美學術界及民間獨立史料庫補充缺口

學界方面，也不乏反思。歐美當代中國研究智庫和高校（如普林斯頓大學普林斯頓國際與區域研究院 PIIRS）舉辦反思文革60 周年的學術講座和研討會。德國左翼的羅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Luxemburg-Stiftung）等機構也發表了詳細的研究專文，從國際左翼政治和歷史演變的角度對「毛主義」（ Maoism） 的歷史遺產進行了系統性解讀。台灣長風基金會邀請史丹佛大學吳國光教授主講「文革與中國當代政治領導人」專題講座5；歷史學者秦暉也開展了文革60周年相關講座。

大陸對文革力盡消音滅聲之能事

2013年1月5日於新任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發表講話，題為「兩個不能否定」。習近平將中共執政劃分為「改革開放前」（1949-1978）與「改革開放後」（1978至今）兩個時期。習近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兩個不能否定」的提出，直接導致了1980年代殘存的文革反思空間被進一步壓縮，在政策與宣傳層面帶來了根本性的轉變，徹底消解了文革反思的「體制根源論」。

在1980年代的傷痕與反思文學中，知識份子試圖探討「為何會產生文革」的體制與文化根源。然而，在「兩個不能否定」的框架下，前三十年的體制被視為正統與必要探索。因此，任何將文革災難歸咎於「社會主義體制缺陷」或「領袖專制」的深刻反思，都被定性為歷史虛無主義而遭到全面禁止。習近平反覆強調蘇聯解體的教訓。他認為蘇共垮台的致命錯誤，就是任由蘇聯人民公開討論列寧、史達林時期的歷史錯誤（如肅反、大清洗），導致民眾徹底喪失對蘇共的政治信任。

從大學、海關到印刷店 文革記憶被消除

上月15日《中國民間檔案館》發表歷史研究學者「費常道」文章，〈從大學、海關到印刷店 — 中國如何消音文革記憶？〉6，記述多名長期關注歷史的人被消音、被關押、被狀告。輕則因為在網上推介書籍被罰款，沒收藏書；重則鋃鐺入獄，重罰30萬元。

〈消音文革〉提及80歲的張德華5月16日約晤兩位老朋友一起過生日，一頓尋常飯局卻被公安警告不能在「敏感日子」進行。查《五一六通知》是官方定義的文革開端，由毛澤東主持起草，1966年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也是「中央文革小組」正式成立的日子。張德華估計接下來敏感日子還有6月4日，「生日飯」即使推遲亦吃不成。

同文革相關的這些「敏感日子」，除了《五一六通知》還有下面幾項，包括：

5月25日（第一張大字報張貼日）： 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貼出引爆高校文革的大字報，隨後獲毛澤東批示向全國廣播。此日是校園群眾運動狂熱化的起點。

7月16日（毛澤東「暢游長江」日）：72歲的毛澤東在武漢暢游長江，藉此向黨內政敵展示強健體魄並重返北京。此日被視為「領袖神話狂熱化」與高層決戰的標誌。

8月5日（《炮打司令部》發表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國家主席劉少奇。這是高層權力博弈、憲政法治徹底破產的象徵日。

8月18日（天安門紅衛兵大接見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向宋彬彬說出「要武嘛」。隨後全國陷入血腥「紅八月」。此日亦是「紅衛兵運動與施害者集體反思懺悔」的核心日子。

2012年底習近平上台後，媒體、出版、印刷、網絡及海關都實施嚴密監控，文革研究是一個不能觸碰的範圍。關注歷史的研究者、學者，被點名的出版社、印刷廠甚至影印店都成為監控對象。

住在廣西柳州市、75歲的韋文德因為在微信向讀者推介《難忘的歲月——廣西柳州文革紀實》一書，5月29日被柳州公安找上門，政府以《行政處罰決定書》向韋罰款8000元人民幣，個人收藏的114本書被沒收。印製《廣西柳州文革紀實》的印刷廠被罰款15萬元。

資深出版人被控「非法經營罪」 判刑3年6個月

今年3月24日，北京民間出版人涂金燦經過兩年半的逾期羈押，兩次延長偵查期限，最終被北京市海淀區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刑3年6個月；同案另一被告伍冬發，以同一罪名判刑2年6個月。

北京資深出版人涂金燦曾經為5000多個家庭出版家譜、家史、個人傳記類圖書。他的事蹟曾經被多個官方媒體以專題形式報導。（《中國青年報》採訪圖片）

涂金燦1962年出生於湖北省孝感市，是北京資深出版人，中關村文化創業者。他曾經當過教師，2008年在北京創辦「家譜傳記機構」，從事民間家譜、家史、傳記的出書業務，15年間為5000多個家庭整理並出版家譜、家史、個人傳記類圖書。個人事蹟曾經被新華社、《中國青年報》、《中國日報海外版》等官方媒體做過專題報導。2015年5月，時任總理李克強到海淀區創業大街視察，曾經參觀過涂金燦的「北京家譜傳記文化館」。

涂金燦 (圖左) 的訪問在官媒報導中下架，不過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官網可以看見他往日的足跡。（網上圖片）

2020年至2022年的三年疫情期間，封控期間涂的出版業務受到重大打擊，靠借債勉強維持運作。2023年疫情封控解除後，本以為業務可以恢復，政府的文化管制和各種名義的「罰款」卻接踵而來。

2023年11月21日被捕前，涂金燦已經多次被海淀區文化部門、公安部門約談。公安局及中關村派出所查封圖書倉庫，公司承接的一部《何氏家譜》圖書在郵寄發貨後被海關查扣，以此為由進行罰款。經過三年疫情，涂金燦及其公司已經債務累累，公司日常運作亦非常困難，根本沒錢交納罰款。根據《維權網》報導7，當局以各種名義罰款未能達到目的，就悍然運用司法手段，以刑事罪名抓捕涂金燦，並查封「北京家譜傳記機構」，導致公司停擺員工失業。

一家經營有年，被市民高度讚許的家譜傳記文化館，為何僅僅保存民間記憶亦被嚴厲對待？

案情透露，當局指控涂金燦「非法經營」的主要證據是涂以香港國際書號為客戶出書。根據中共《出版管理條例》，「報紙、期刊、圖書、音像製品和電子出版物等應當由出版單位出版」，而出版單位必需由官方主辦，民營公司沒有出版權。要出版書籍，唯一途徑是和官方出版社合作才可以獲得大陸書號。即一本書要在大陸發行，不僅要有國際書號ISBN，還要有中共批准的內地書號CIP。由於是雙重門檻，公民出版自由就牢牢掌握在行政部門手上。

涂金燦的情況有點特殊，他的客戶有很多退休老人。長者們將一生經歷寫成回憶錄或家譜，要求的印量很少。印好後僅是家人及友好保存，不會在市場發售。又因為圖書銷售被當局壟斷及管制，私營書店只可以售賣大陸出版物，港澳出版書籍都屬於「境外書籍」。涂金燦為客戶出版的「港版」書籍，不會在大陸發行銷售，故此沒有違反中共的《出版管理條例》。在這樣嚴苛的出版環境下，涂要為客戶完成心願，只能跟國內印刷企業私下交易，既可以減低成本（大陸書號昂貴，但香港的書號免费），更可以避免嚴苛繁瑣的審查手續。這就是當局指控其「非法經營」的來由。

涂金燦2023年11月21日被羈押，同年12月28日被「逮捕」。之間被退回公安補充偵查，直至2026年3月24日才判決。

涂金燦因「非法經營罪」獲刑3年6個月，罰款30萬元。同案伍冬發亦被控同一罪名，刑期2年6個月，罰款10萬元。本來疫情已迫令涂金燦舉債渡日，替群眾印刷家譜、口述史、個人傳記難以經營。這次拉人封鋪還要付上高昂代價，這是大陸法學界與民間形容的「口袋罪」。指的是法律條文定義模糊、涵蓋範圍極廣，容易被執法機關擴大解釋並將各種行為「裝入」入罪的罪名。這類罪名又因為缺乏明確的罪刑法定邊界，常被批評為賦予了執法者過大的裁量權，甚至成為限制言論或維權行為的工具。

2026年3月24日，北京海淀區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決。涂金燦因「非法經營罪」獲刑3年6個月，罰款30萬元

《芳華》去年底爆紅年輕人幻想毛澤東救國

去年底，文革電影《芳華》曾經在大陸B站吸引過千萬年輕人。電影中「官宦子弟在改革開放後佔盡時代紅利，而草根劉峰卻淪落底層」的結局，戳中了「畢業即失業、天天 996、橫豎買不起房」的青年。

創作者嚴歌苓七十年代是軍隊文工團成員，原意是揭露文革集體主義如何摧殘人性、反思特權官僚對普通人生命的漠視。然而四十年後，千千萬萬對前途迷茫，活在經濟不景下的當代青年，卻因為歷史課本殘缺、文革知識匱乏，誤將這部「反思文革」的電影集體誤讀，拼貼成了「懷念文革」的紅色春藥，引發千萬青年向毛澤東發動文革之崇敬，錯誤解讀歷史，「網左思潮」熱鬧了一陣。

這場「歷史錯位」不符合官方論述，更容易惹起年青人仿效當年紅衛兵起來造反，所以電影快速被下架，文革討論成為2026的禁語。

良心拷問 堅持發聲 至死方休

下文將介紹幾位曾經深深被文革衝擊的經歷者，他們用個人之力對抗遺忘。各自用微薄的工資及退休金，多方尋覓檔案、文革時期報章、紅衛兵小報、傳單、自白書、檢討書…在「廢紙堆」中進行交叉比對和印證，採訪過程更受到官方阻撓，家人受威脅、騷擾。他們親歷過文革的殘酷與荒唐，時日過去良心受譴責，迫使他們以倖存者心態，以驚人毅力和意志重組歷史。在大陸無法發稿那就傳到海外，無法印刷發行那就寄存在靠譜的網上平台，堅持發聲，至死方休。

撰文：羅恩惠

同步刊於《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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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60 #嚴密管控消滅記憶 #涂金燦 #非法經營罪 #中國民間檔案館 #習近平 #歷史虛無主義 #兩個不能否定 #芳華 #嚴歌苓 #消失的歷史 #羅恩惠 #消失的檔案

  1. BBC中文網 文革的十個關鍵詞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1j2pl97p1zo/trad）
    ↩︎
  2. 《文革發動60週年：那十年，中國經歷了什麼？》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rBXe0jpVg

    ↩︎
  3. 蘇陽《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https://tinyurl.com/mu5xs2y7
    ↩︎
  4. 羅四鴒 「學界詳解被掩蓋的文革真相—集體殺戮」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152l37yvyyo/trad
    ↩︎
  5. 「文革與中國當代政治領導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ceI1lzoanU
    ↩︎
  6. 〈從大學、海關到印刷店—中國如何消音文革記憶？〉 https://chinaunofficialarchives.substack.com/p/e1e
    ↩︎
  7. 《維權網》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24/10/blog-post_16.html ↩︎

甘為偽史背書的丁新豹——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七　程翔　2026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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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9history/

丁新豹 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

在篡改香港歷史的「鐵三角」中，丁新豹甘心以自己的學術地位為被篡改的香港歷史背書，這是筆者覺得最無奈也最可惜的一人。

筆者與丁教授是同齡人，我們都身受英國殖民地教育而各有所成，67暴動更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親身經歷。1997年之前，大家都對英國深懷感恩，對左派暴動深惡痛絕。這些都是我們對香港歷史的共同認知。我們這一代人，不會叫人去戀殖，也不會煽動他人去反共，但我們對同齡人貶英抬共的作為很不以為然，只因他們故意歪曲歷史。

丁新豹教授是香港歷史的權威，在香港史研究的領域裡，他曾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他的《香江有幸埋忠骨》，除了從歷史上奠定香港作為「顛覆基地」（顛覆滿清政府）這一重要功能之外，更在學術研究上開創了從墳場研究歷史的方向。

他的《人物與歷史：跑馬地香港墳場初探》是「墳場研究」的另一力作，該書涵蓋了更廣泛的早期來港西方人和華人精英的生平，通過墓碑拼湊出早期的國際化香港面貌。他作為歷史學家奠基之作是《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詳細描述了香港開埠初期，各種身份複雜的族裔（如買辦、苦力、商人）如何在英人與清廷之間尋找生存空間，從「小人物」視角重新詮釋了開埠史，打破了單純的「殖民侵略」或「漁村神話」的二元論。

筆者不厭其煩地縷述丁教授對香港歷史研究的貢獻，就是想指出，作為一個對香港歷史有深刻認識的人實在不應該去背書被篡改後的偽史。可惜近年來，隨著香港政治氣壓的劇變，這位曾經的史壇泰斗發生了令人不安的轉變。從博物館詞彙的更動到對敏感歷史事件的重新定性，丁教授以其崇高的學術地位，為一套經過高度政治修剪的「偽歷史」提供了學術合法性。他出任香港歷史博物館顧問，就等於以他備受尊敬的學術地位為偽史批出一張「合格證」。這種轉向，不僅是個人學術節操的爭議，更是香港史學界的一場深刻悲劇。

一，以「今日之我」 打倒 「昨日之我」

丁教授為迎合政權，不惜以「今日之我」 打倒 「昨日之我」。作為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他是2001年舊版「香港故事」展的首席策展人。在那套敘事中，他客觀地呈現了香港作為「中西都會」的崛起，側重於展示香港如何從一個小漁村發展為國際都會，強調英治時期的法治、基建及中西文化的融合，充分肯定了英國建立的制度的重要性。然而，在今天翻新後的展覽中，舊有的敘事邏輯幾乎被全面否定，在展板上，英國在香港百多年的痕跡就僅僅剩下三條街道的中英文名，而他竟以專家顧問的身份，親手參與了對「昨日之我」的推翻。

面對公眾的質疑，丁教授試圖以「當年民俗比例太重」、「現在需回歸主權視角」等說辭自圓其說。但我們不能接受這種辯解，因為這並非學術上的「精進」，而是邏輯上的「自閹」。如果他過去三十年的研究是基於嚴謹史料，那麼為何當下的政治口徑一變，那些曾經成立的制度貢獻就瞬間成了必須抹除的「污點」？這種隨風而擺的論述，不僅無法自圓其說，更證明了翻新後的敘事並非出於求真，而是出於投誠。

二、 制度邏輯的斷裂與「偽史」的構建

丁教授深明香港的「割讓」過程，在新展覽中卻支持將「割讓」改為「割占」，表面上看是民族情感的宣洩，實則是對歷史因果鏈條的肆意破壞。歷史學家的天職是解釋事物發展的複雜性。香港之所以能從一個海盜出沒的島嶼一躍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核心不在於某種天然的「同根同源」，而在於割讓給英國後，客觀上引入了一套當時中國完全缺失的制度基礎設施——普通法系、自由港政策以及廉潔的文官制度。新展覽刻意將「制度帶來的繁榮」偷換為「華人血汗與背靠祖國的必然」。這是一種選擇性失明，當他放棄了解釋成功的真實原因，轉而通過修改詞彙來尋求政治正確時，他所提供的敘事便淪為了背離歷史基本事實的「偽歷史」。

三、 為平反活動背書與參與者的合流

新展覽將「六七暴動」改為「反英抗暴」，標誌著當年的左派暴徒要求為自己罪名平反的意圖又向前邁進一步。令人遺憾的，是近年來丁教授與以石中英（楊宇傑）為代表的「六七暴動」參與者漸行漸近。石中英先生從2010年開始，就憑藉著其個人財富開始推動為他們參與1967年暴動的歷史平反，在這個過程中，丁新豹不時出席他們的活動。例如，丁教授曾受邀參與石中英主持的《流金歲月》節目及相關歷史座談。他在交流中曾探討「官校學生為何左傾」等社會學背景，這種視角表面上看是學術中立，但在客觀上為「平反者」提供了歷史語境：將暴動解讀為「愛國青年受港英壓迫後的反抗」。 史學家與歷史當事人保持距離，本是維持客觀性的底線。然而，丁教授卻以學術語境為這個群體提供平反的溫床，支援博物館將「六七暴動」定名為「反英抗暴」。

丁教授受邀參與《流金歲月》節目截圖

雖然館方強調更新是基於「學術研究進展」和「專家意見」，但這種意見顯然更傾向于以中方及參與者立場重新定義事件，即從「搗亂社會」轉向「反抗剝削」。石中英等群體長期推動的「反英抗暴」敘事，正好契合了當前「去殖民化」的政治大氣候。丁教授與他們的接近，使他能更直觀地接收這些「民間愛國論述」，並將其通過博物館這一權威平臺制度化。 丁教授支持的這種改動，通過模糊「土制炸彈」和「殺害無辜市民」的事實，側重於強調「社會不公」，實際上是為了平反左派的政治名譽而犧牲了歷史的全貌。

在這種深度結合中，丁教授的角色從史實的研究者變成了「平反」論的贊助人。他利用學術權威，將那場帶有強烈文革輸出色彩、造成無辜市民傷亡的暴力騷亂，重塑為一場單純的「愛國反壓迫」運動，並將這種敘事通過博物館這一權威舞臺制度化、凝固化。這種對道德底線的褻瀆，正是通過他這位權威學者的背書，才得以堂而皇之地推行。

在當下的香港，民間記錄者正處於最黑暗的時刻。當資源被抽離、舞臺被封鎖、安全感消失殆盡，言行動輒惹來官非的環境下，可幸還有無數獨立記錄者在「螳臂當車」的無奈中守護著那一點點真實的碎片。在這樣的背景下，丁教授的選擇顯得尤為令人扼腕。他本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為歷史的真實性爭取哪怕一點點的空間，但他卻選擇了站在龐大建制力量的一邊，用學術地位築起了一道屏障，將那些不合時宜的真相排斥在外。當權威不再保護弱小的真實，轉而為強權修剪記憶時，這不僅是學術的淪喪，更是對歷史的褻瀆。

丁教授或許認為，他在做一種「撥亂反正」的工作，是在為香港人尋找民族認同。但這種建立在刻意忽略制度貢獻、粉飾暴力污點之上的「認同」，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一個成熟的社會需要的是能訓練思辨能力的人。當學者為了晚年的地位與政治順位，不惜推翻自己親手建立的學術大廈，這種「自圓其說」便成了對歷史最深刻的嘲弄。丁教授以其畢生學術聲譽，為這套服務於當下的「偽歷史」站臺，這無疑是香港史研究史上一個很沉重的遺憾。他展示的，不僅是一個學者的個人轉向，更是香港在《國安法》下，學術獨立被迫屈從於政治正確的無奈。丁教授的案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為它展示了當「知識」被「權力」收編時，歷史是可以如何被扭曲的。我們這些感到「無力」的民間記錄者，雖然沒有豐厚的資源、沒有華麗的展廳、甚至隨時身陷囹圄，但我們手中握著的每一份剪報、每一段口述，都是對抗這種「修剪記憶」最堅韌的屏障。

撰文：程翔

同步刊於《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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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蜀永 #劉智鵬 #丁新豹 #香港志 #香港歷史博物館 #程翔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香港歷史 #消失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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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歷史為愛國——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六　程翔　2026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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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8history/

劉蜀永教授還「獨家發明」了「兩種不同性質的抗日」論述。翻新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就全面落實他這個發明：大幅增加「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介紹。

劉蜀永最早在2021年12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歷史研究中心一個學術研討會 [1]1，發表「二戰期間香港兩種不同性質抵抗的探討」的偉論。他說：「二戰期間在香港的確存在兩種不同的抵抗。英軍18天的抵抗和港九大隊的抗戰，性質完全是兩回事。英國、日本在香港的矛盾本質是帝國主義國家在遠東爭奪勢力範圍的矛盾。英軍抵抗是為了保衞大英帝國在遠東殖民利益，而不是為了保衞中國，保衞香港的中國人。中共領導港九大隊的抗戰才是衞國保家，為了保衞中國，保衞香港的中國人。戰後英軍重返香港，和中國爭奪受降權，拒絕將香港交還中國，這就說明很有問題」。

他又說：「在香港，有人把英軍的抵抗和港九大隊的抗戰相提並論，甚至有人主張把18天戰役戰死的英方加拿大旅長當作中國人抗日英雄紀念，建議為他修紀念碑、紀念室和紀念園」。劉蜀永認為，極為不妥。他表示，要重點歌頌和褒揚港九大隊前仆後繼、視死如歸的抗戰精神，他們是為中國而戰，為中華民族而戰，他們才是中華民族英雄，應被重點保護的香港抗戰遺址應該是港九大隊的抗戰遺址。

到2025年「抗戰勝利80周年」時，他又在《紫荊網》上發表題為〈在研究香港抗戰史中 賡續先輩愛國精神〉的文章，再次提出「兩種不同性質的抗戰」。該文除了進一步闡述其2021年首創的觀點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引述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大會的講話，指出「對國家歷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傳有待加強」[2]2。他說：「這使我們深受啟發和激勵」。為了表示受到習近平的「啟發」，他加強宣傳的辦法之一就是改寫香港抗日戰爭的歷史，把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提升到香港抗戰「中流砥柱」的地位。這個論述，有兩個問題。

其一，邏輯問題。劉教授在這裏有一個自打嘴巴的謬誤。既然他先前口口聲聲說中國從未失去香港的主權，那麼英軍保衞香港，理論上就是保衞中國主權下的香港，及保衞香港的中國人。為甚麼現在卻變成「英軍抵抗是為了保衞大英帝國在遠東殖民利益，而不是為了保衞中國，保衞香港的中國人」？劉蜀永甚麼時候承認香港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以至保衞香港不等於保衞中國？甚麼時候承認香港的中國人不是中國人，以至保衞香港不是在保衞香港的中國人？

這個觀點荒謬之處，隨處可見。用劉蜀永的這個觀點，我們可以說美國在中國參加抗日，是在保護美國在中國的利益，保衞在中國的美國人，而不是在保衞中國或保衞中國人。同樣，蔣介石領導的國軍是在保衞國民黨政權而不是在保衞中國，只是保護國民黨人而不是在保護中國人。這種觀點，正常的中國人會接受嗎？

其二，比例問題。筆者從不否認「東縱」的歷史貢獻，例如它在協助一大批流亡在香港的中國文化人安全撤回大陸、在協助營救被俘英軍及美軍、以及協助盟軍截取日軍情報等，都為抗戰作出貢獻，但是否到了一個劉蜀永所想像的重要水準呢？則大有商榷的餘地。我們可以看看在香港保衞戰中，中共領導的東縱港九大隊及英聯邦為香港捐軀的情況。

「東縱港九大隊」為香港捐軀的有多少人？1998年（即香港回歸翌年）重陽節，香港政府舉行隆重的「陣亡戰士名冊安放儀式」，正式承認：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是香港淪陷時期一支正式的武裝部隊，在保衞香港的戰爭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董建華親自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一百一十五名烈士的名冊，安放在大會堂紀念龕，供市民憑弔 [3]3。換言之，「東縱港九獨立大隊」為香港捐軀的人數共115人。

英方呢？根據鄺智文及蔡耀倫合著的《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一書的統計，英聯邦陸軍官兵（不計海空軍、香港警方及國民黨在港最高領導人陳策方面的人員）有約11,000人，其中1,045人陣亡，1,078人失蹤（不少為投降後被殺，亦包括逃出者），另有1,332人受傷。 由於受傷數字不包括輕傷、傷後重投戰線及受傷被俘者，故估計實際死傷數字最少達40%。為保衞香港而捐軀的英軍及盟軍超過1,000人，幾乎是「港九大隊」陣亡人數的10倍 [4]4（見附表）。

附表：香港保衞戰中英國（包括盟國）及日軍的傷亡情況

國別陣亡+傷患
英國陸軍726
英國空軍8
英國海軍81
華人士兵41
印度士兵526
加拿大軍293
其他4
盟軍總數1679
日本647

資料來源：鄺智文、蔡耀倫著《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天地出版社， 2013年9月（附錄二：香港戰役雙方傷亡人數第一及第二表，頁362）

從殺敵的情況看，根據《孤獨前哨》的估計，英國及其盟軍殲滅日軍數目接近1,000人，而東縱「港九大隊」呢？不足100人 [5]5。筆者曾經很仔細查找「港九大隊」殲敵總數，可惜匯總了各方資料只能得出不超過100人的結論（按：筆者這個不超過100人的結論，是僅指「港九大隊」而言，整個「東江縱隊」就不只此數）。

這就說明，「港九大隊」的貢獻是在「敵後」進行干擾、破壞日軍而非在主戰場殺戮日軍，英國及盟軍則是在主戰場正面迎擊日軍。在這種情況下，劉蜀永又怎能把「港九大隊」捧上天而把英軍踩在地呢？

劉蜀永這種誇大其詞的做法令人想起中共對整個8年抗戰的謬論。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領導的中國軍隊共進行大規模的會戰22次。在這22場大規模陣地戰（以兵力達10萬級計）中，中共僅僅參與了兩場（即平型關及百團大戰）。但是中共就把自己宣傳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劉蜀永教授顯然是受了這些謬論的啟發，才作出「東縱」是香港保衞戰的「中流砥柱」力量。

筆者撰寫本文時，適值加拿大正在紀念二戰期間加拿大軍隊遠涉重洋來港支持抗戰的歷史（見附圖）。

加拿大「尼亞加拉軍事博物館」更展出題為“’C’ Force – The Hong Kong Story” [6]6 的大量當年被嚴格保密的歷史圖片。這種國際主義精神不但得不到肯定，反而在劉蜀永筆下變成捍衞殖民地帝國的利益，真是情何以堪！

資料來源：尼亞加拉軍事博物館

劉蜀永這種突出「東江縱隊」的做法，用他自己的說法是：「是希望通過這段歷史，讓香港市民正確地認識中國共產黨在保衞國家和促進香港社會發展方面做出的歷史貢獻」。正因為這種政治需要，重新開放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就不成比例地大量增加「東江縱隊」的篇幅，全面落實劉蜀永「褒共貶英」的洗腦意圖。

撰文：程翔

同步刊於《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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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蜀永 #劉智鵬 #丁新豹 #香港志 #香港歷史博物館 #程翔 #香港保衛戰 #東江縱隊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香港歷史 #消失的檔案

  1. 見《中通社》2021年12月8日
    ↩︎
  2. 見《紫荊網》2025年8月1日
    ↩︎
  3. 見〈東江縱隊與香港抗戰〉，載《抗日戰爭紀念網》，2017年11月10日
    ↩︎
  4. 見鄺智文、蔡耀倫著《孤獨前哨 —- 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天地出版社， 2013年9月，頁32
    ↩︎
  5. 見朱姝璇〈烽火旌旗：香港抗戰中的港九大隊〉，載《解放軍報》2019-06-09
    ↩︎
  6. 見 “C” Force – The Hong Kong S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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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志》、英國解密檔案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六七暴動敘事的對比 / 羅恩惠 2026年7月19日 / https://tinyurl.com/ybnnuext

2. 中共刻意抹去的一個歷史細節——中（共）英1945年秘密協議 / 程翔 2026年7月21日 / https://tinyurl.com/5482cnwe

3. 貶英反殖、隱惡諉過——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一 / 程翔 2026年7月22日 / https://tinyurl.com/52365f8t

4. 英國保護香港免受共產黨肆虐——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二 / 程翔 2026年7月23日 / https://tinyurl.com/ys7u3mwj

5. 篡改歷史首惡劉智鵬——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三 / 程翔 2026年7月24日 / https://tinyurl.com/3key9w72

6. 劉蜀永修史為「爱党」——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四 / 程翔 2026年7月25日 / https://tinyurl.com/y2rdsz2u

7. 「六七暴動」變「反英抗暴」——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五 / 程翔 2026年7月28日 / https://tinyurl.com/4sp3rau3

8. 甘為偽史背書的丁新豹——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七 / 程翔 2026年7月30日 / https://tinyurl.com/ycxy6393

「六七暴動」變「反英抗暴」——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五　　程翔　2026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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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7history/

劉蜀永在改寫香港歷史的過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把「六七暴動」改為「反英抗暴」，迎合了香港左派多年來「平反」的要求。連日來傳媒對新展覽的評論，很多都突出此點，因為它恰恰是切中香港史上一個重要的話題，也是中共對香港政策的一個痛點。

2026年2月24日《香港志》網站上載一篇文章解釋他們是如何處理有爭議的政治議題。文章說：「志書出版後，專欄作家屈穎妍女士提出：『六七暴動』，參與者及愛國人士稱之為『反英抗暴』事件，歷史一直未有定案。『六七暴動』四個字，是否能概括為事實的全部？對歷史的倖存者是否公允？《香港志》作為一部香港重要的編年史，應當作出不偏不倚的客觀記述，建議將『六七暴動』更正為『六七事件』」。對於屈穎妍的建議，志書編輯部的答覆是：「在編修《總述 大事記》的過程中編輯團隊已經查證，《〈大公報〉百年史》一書中記載了周恩來總理1967年底的總結：一、『香港群眾反對英國人的暴力鎮壓……錯誤是在於領導人把事件擴大為一場動亂』；二、香港左派領導人的錯誤『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三、這次的錯誤『香港有責任，北京有責任，主要責任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出版、李後著《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一書亦有類似的觀點。志書定稿前，編審委員會還曾召開特別會議，五位召集人及《大事記》主編一致接受書稿有關「六七暴動」的記述。因此，《總述 大事記》中採用主流社會慣用的『六七暴動』，亦在書中寫明『左派則稱其為”反英抗暴”』，客觀表達不同社會團體的觀點 [1]1 」。筆者認為，這個處理方法還算比較客觀，可以接受。

但是，到了「香港歷史博物館」重新開門，人們卻看到只有用左派的語言「反英抗暴」，而主流社會慣用的「六七暴動」不見了！為甚麼短短幾個月之內，劉蜀永本來強調兩者並用的表述方式卻變成只採納左派的表述方式呢？難道歷史事件的定性，可以任由當權者隨心所欲地更改嗎？劉教授有必要解釋自己曾經持有的比較客觀的觀點為何一夜之間就被自我否定？筆者覺得這件事很值得探討。

首先，屈穎妍所說的「六七暴動」事件「歷史一直未有定案」，是真的嗎？屈小姐作為左派名噪一時的政治打手，應該好好研究一下歷史，因為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對「六七暴動」持反對態度，只是因為它是自己手下惹出來的禍，中央不能不啞忍而已。從1967年底開始，中央級別的文章就不斷否定「六七暴動」，只因屈小姐無知、或知而不願承認，才會作出「歷史一直未有定案」的謬論。為徹底推翻這些無知的論述，筆者將不厭其煩地從頭說一遍。

1/ 1967年5月27日（即暴動才開始不久），周恩來總理在聽取彙報後說了一句很重的話：「迫中央上馬」、「搞不好會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見吳荻舟《67筆記》5月27日條）。即是說，周恩來擔心香港左派搞暴動是要迫北京出手提早收回香港。

2/ 1967年12月底，周恩來下令結束暴動，並把香港左派的頭頭們集中在北京長達兩個多月，目的是要他們離開香港，讓他們的頭腦冷靜下來。冷靜期結束後，周恩來對他們發表了《大公報百年史》裏所記載的周恩來的講話（見上文），充分說明周恩來對暴動持否定態度。對於周恩來這次講話，外交部官員馬繼森在記錄此事時還說：「之所以把你們扣在這裏兩個月」，用到「扣」這個字眼，說明周恩來是用「軟禁」左派頭頭的方式迫使他們「思想轉彎」，停止暴動。

3/ 1972年11月，周恩來在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時再次表明不贊成香港左派的做法。

4/ 1978年3月國務院建立新的「港澳辦公室」時，召開港澳工作會議，再一次強調暴動是「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5/ 1981年6月中共中央11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香港67暴動作為大陸「文革」外溢的結果，也理所當然地要被否定。

6/ 1997年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後發表《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版稱為《回歸的歷程》），再一次系統地否定了香港左派發動的「六七暴動」。所以，單是中共官方出版的書刊，就最少有6次明確否定「六七暴動」（見附表）。這些資料有力地駁斥屈穎妍的讕言。除了屈穎妍的無知外，工聯會立法局議員郭偉強也以自己的無知展示他的無恥。他說：「五十幾年前的事，你和我都未出世，你卻只聽片面之詞，爭住做反對派隻卒？對於各位的能力只限於背誦經過別人篩選過的內容，我只感惋惜…我只奇怪只是聽單聲道，已令你哋着了魔一樣，不是正正做了政治替身嗎？」身為中共強悍的打手，郭偉強竟然以自己未出世為由拒絕接受歷史事實，則左派團隊水準之低也就暴露無遺了。

附表：中共歷次否定「六七暴動」的主要內容

時間及場合內容資料來源
第一次 1967年5月「迫中央上馬」、「搞不好會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見吳荻舟《67筆記》5月27日條）
第二次 1967年12月周恩來總理1967年底的總結：一、「香港群眾反對英國人的暴力鎮壓……錯誤是在於領導人把事件擴大為一場動亂」；二、香港左派領導人的錯誤「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三、這次的錯誤「香港有責任，北京有責任，主要責任在北京」。《〈大公報〉百年史》433-434頁
周恩來召見港共領導說：「之所以把你們扣在這裏兩個月，就是要你們把頭腦冷靜下來……在香港，不要搞真假炸彈，這對人民有害，對港英無用；不要上街遊行；不要罷工。」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67-68頁，拙作《六七暴動始末》引用見162頁
第三次 11月1972年11 月，周恩來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霍姆時說：「我國政府對極左分子在1967年的活動和他們在香港採取的政策是不贊成的」。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367頁；《始末》引用見163頁
第四次 1978年12月港澳工作會議，指出： 「1967年香港發生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反英抗暴鬥爭』中，實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罷工』、武鬥，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見《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始末》頁19-20
第五次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會議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全面否定文革，67暴動作為文革的延伸，按上述邏輯也應該受到全面否定。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第六次 1997年港澳辦副主任李後代表中央作出總結： 「發生於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中方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在鬥爭中，不是引導群衆適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是毫無節制地一味鬥下去，致使事態迅速擴大…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衆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場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又說： 「1967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見李後《回歸的歷程》頁64 《始末》頁18

其次，劉蜀永在新展覽中，放棄自己曾經堅持的「六七暴動」而改用「反英抗暴」，是否意味着中共還會進一步為這場運動「平反」呢？

自從1997以來，中共香港地下黨已經逐步在為「六七暴動」的平反鋪路。2002年（回歸後不久），政府已經把特區最高勳章「大紫荊」頒佈給「六七暴動」的標誌性人物楊光（當年「鬥委會」主任）。這在當年已經引起香港社會的不安。這是官方第一次作出為「六七暴動」平反的嘗試。

2020年由官方支持的《香港志》發表，完全儘量淡化「六七暴動」在香港歷史上的重要性了。這場被視為香港歷史「分水嶺」的社會動亂，在《香港志》的綜述部分僅僅佔用507字，而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暴動，其規模及歷史意義遠不及「六七暴動」的，反而用了546字。這種完全違反合理比例的處理手法，目的在於避免觸及中共地下黨在香港犯下的自1949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極左錯誤（見上引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李後的話），也在於回避這次動亂引發的香港第一波移民潮以及從此產生的香港本土意識，這都不是治史者應該有的態度。這又是一次有官方背景的試圖為「六七暴動」平反的嘗試。

2026年經翻新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就索性直接採用左派的詞彙「反英抗暴」。官方從2002年頒大紫荊勳章給楊光開始，到2026年確認這場運動的性質是「反英抗暴」，特區政府基本上完成了為左派平反的工作。

除了官方不聲不響地部署為「六七暴動」平反外，左派的民間組織也在積極推動平反的工作。篇幅關係對於民間的工作暫時放下不表。

今年是中共文化大革命60周年，明年則是「文革」外溢到香港造成「67暴動」60周年。港共的政府和群眾團體還有些甚麼平反活動？從而徹底改變我們對香港歷史的認知？這是值得大家關注的問題。

撰文：程翔

同步刊於《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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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蜀永 #劉智鵬 #丁新豹 #香港志 #香港歷史博物館 #程翔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香港歷史 #消失的檔案

  1. 見《香港志》網頁：政治爭議事件如何表述？ ↩︎

系列文章：

1. 《香港志》、英國解密檔案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六七暴動敘事的對比 / 羅恩惠 2026年7月19日 / https://tinyurl.com/ybnnuext

2. 中共刻意抹去的一個歷史細節——中（共）英1945年秘密協議 / 程翔 2026年7月21日 / https://tinyurl.com/5482cnwe

3. 貶英反殖、隱惡諉過——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一 / 程翔 2026年7月22日 / https://tinyurl.com/52365f8t

4. 英國保護香港免受共產黨肆虐——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二 / 程翔 2026年7月23日 / https://tinyurl.com/ys7u3mwj

5. 篡改歷史首惡劉智鵬——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三 / 程翔 2026年7月24日 / https://tinyurl.com/3key9w72

6. 劉蜀永修史為「爱党」——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四 / 程翔 2026年7月25日 / https://tinyurl.com/y2rdsz2u

7. 篡改歷史為愛國——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六 / 程翔 2026年7月29日 / https://tinyurl.com/vrwbkp4y

8. 甘為偽史背書的丁新豹——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七 / 程翔 2026年7月30日 / https://tinyurl.com/ycxy6393

劉蜀永修史為「爱党」——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四　程翔 2026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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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蜀永 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

在「篡改歷史鐵三角」中，劉蜀永扮演的角色，就是將中共的史觀移植到香港，使香港歷史為中共政權服務。在未舉具例前，我們不妨先看看他的夫子自道。

劉蜀永教授自2005年9月至今擔任香港嶺南大學榮譽教授、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新編中國通史》香港分冊主編等職。他自稱：「我到嶺南大學工作，主要任務之一便是推動香港的地方志編修 [1]1」，顯然，他來香港是帶有任務而來的。任務是甚麼？就是通過編輯《香港志》來改寫香港歷史。

去年年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歷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表了劉蜀永一篇文章：「將深港一脈相承的歷史寫進志書刻入人心」，提到他的這個任務。他說：「我們希望通過地方志讓香港市民了解香港是怎麼來的，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從而增進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他又說：「《香港志》是香港的《香港志》，更是國家的《香港志》。這不僅是對香港歷史的記錄與傳承，更要在時代變遷中，為香港與祖國內地的緊密聯繫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他強調：「『以史為鏡、以史明志，知史愛黨、知史愛國』，要讓香港市民真正了解國家歷史，認識香港與祖國的關係，我始終認為，最切實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從香港本地的歷史研究入手。我們需要用香港人自己的視角，講述這座城市與祖國深刻的歷史連結」。（按：黑體是筆者所加）。劉教授這篇自白就非常清晰地表明他在改寫香港歷史的目的就是為中共政權服務，使香港人因「知史」而「愛黨愛國」。

這裏他講得很清楚，他修史的目的是為了「愛黨」、「愛國」。

「愛國」是一種油然而生的、發自內心的感情，無須外力去強加。試問大陸出現大饑荒時，那個香港家庭不是竭盡所能去幫助內地親朋親友，或收留逃荒來港的災民。大陸有天災時，香港人的無償捐獻更是冠甲全球，這些都是感情與關愛的自發而無須外力動員的。「愛黨」就未必，正因為大多數香港人都熟悉共產主義災難帶給中國的傷害，所以無法產生對中共的好感，這才需要人為地強迫人民要「愛黨」。在編輯《香港志》的過程中，劉蜀永不敢如實記載共產主義災難如何影響香港的歷史發展，例如1949年以來中共對香港的香港政策犯下的三次嚴重的錯誤 [2]2，又例如中共在建政初期的「公有化」及「沒收私產」等倒行逆施促使大批內地資本家攜帶資金逃港成為香港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這些真正屬於香港歷史一部分的鐵一般的事實都不敢面對，卻妄言香港人要認識自己的歷史而產生「愛黨」的感情，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中共在香港的外圍網媒《堅料網》曾經這樣稱許他 [3]3：「劉蜀永研究香港歷史近40年，他曾指出，在中國社科院時期，主要是從國家的視角做香港史研究，到香港後，則嘗試把國家視角和香港視角有機地整合在一起，更全面地研究香港史」。

那麼他又是如何「用香港人自己的視角，講述這座城市與祖國深刻的歷史連結」？他心目中的香港人的視角，就是香港人否定英國對香港的貢獻。真的嗎？這大概只是所謂「新香港人」的視角，劉蜀永教授就是「新香港人」吧？！

他這位「新香港人」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說：「香港的發展有其獨特的歷史軌跡。數十年來，作為國家對外交流的重要視窗，香港在國際貿易、金融服務等領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與此同時，國家在政策、資源上給予香港諸多傾斜與支持，從東江水供港工程到『三趟快車』等，無不體現國家對香港的深切關懷與長遠佈局。可以說，正是內外因素交織互動，香港與內地優勢互補，才造就了香港的輝煌」。此外，他在《割佔九龍》一書的出版說明中說：「香港今天取得的經濟成就世人有目共睹，不容爭辯；同樣，它取得的成就並非殖民制度使然，而是天時、地利、人和各種因素的配合，亦毋庸置疑。」

這種視角無助於解釋為何在歷史上與香港在同一起跑線上的中國大陸其他城市（例如同在1841年被英國強行開放的其他四個條約港）會跑輸香港，更無法解釋為甚麼中共今天不斷想在內地「製造幾個香港」（鄧小平原話）的願望至今仍然無法實現？可見得，淡化甚至否定英國對香港的貢獻，本身就無法解釋香港的歷史。劉蜀永透過改寫歷史敘事，迫使香港人也接受這種歪曲歷史的「偽史觀」，而這個「偽史觀」就是從「割讓」與「割佔」之辯開始的。

否認「割讓」掩耳盜鈴

早在1995年香港回歸前夕，中共的三聯出版社就出版《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輯錄了余繩武、劉存寬、劉蜀永等三位社科院歷史所教授們寫的三本書：《割佔香港島》、《割佔九龍》、《租借新界》，最早提出以「割佔」代替「割讓」這個詞。當時國務院港澳辦高度評價這個系列，讚揚它「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為香港回歸祖國所做出的重要社會貢獻」[4]4。一字之改，否定整個英國統治香港的合法性。

在國際法與政治話語中，「割讓」與「割佔」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法律性質與主權邏輯。

割讓（Cession）是指國家透過條約（Treaty），將領土主權轉移給另一個國家。這種方式在傳統國際法中被視為領土取得的合法手段（如買賣、交換或戰敗後的條約轉讓）。它承認了主權的正式移交。如果承認香港是被「割讓」的，在法律邏輯上等同於承認英國曾合法擁有香港的主權。割佔（Forcible Occupation / Seizure）則是強調透過武力（Force）進行非法佔領。根據現代國際法（特別是《聯合國憲章》後），侵略戰爭不能產生合法的主權移交（即「非法行為不產生權利」原則）。它否認主權的移交。

社科院三位教授使用「割佔」，意味着中國政府認為：一，香港主權從未轉移給英國、二，不平等條約自始無效（Void ab initio）、三，英國在香港僅是「殖民管治」（治權），而非擁有主權。他們的結論是：使用「割讓」會掉進英國「三個條約有效論」的法理陷阱。這些觀點解釋了為甚麼1997年中共官方術語是「恢復行使主權」，而非「收回主權」。如果過去是割讓：意味着主權曾斷絕，1997年是主權重新移交。如果過去是割佔：則意味着主權一直屬於中國，1997年只是結束外國佔領，恢復行使原本就有的權力。劉蜀永等三位教授這些論述，是歷史研究為當下政治需要服務的「典範」，對中共收回香港主權卻實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莫怪乎港澳辦會作出高度的評價。

根據香港網媒《大城志》的統計，重新開放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共用了29次「割佔」、「強佔」等帶有「佔」字的詞語，非要把「割讓」這個寫進中（清朝）英雙方都簽署的《南京條約》的字眼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其刻意改寫歷史的意圖彰明甚。問題是：假如英國不擁有香港的主權，它從何而來全面管治香港的權力？

劉蜀永的《割佔九龍》一書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線索，說明「割讓」與「割佔」的分別。他引用了1844年7月27日香港輔政司卜魯斯發出「政府通告」：「獲悉有人未經許可在九龍半島建造永久性房舍，總督及行政局特告誡他們，這種舉動是沒有條約根據的；萬一中國政府動手驅逐他們，他們不能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支持和說明」（英國殖民地部檔案 CO 129/7 第101頁，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第43頁）。這條線索說明，英國只能夠根據條約合法地擁有主權才能實行有效管治。所以中共強調從來沒有失去香港主權，只是掩耳盜鈴的主張而已。

同書又引述1845年3月17日德庇時（香港總督）致斯坦利（英國殖民地大臣）函（就上述英美人在九龍建屋事）說：「就發現英美臣民在維多利亞城對面的中國海岸建造房屋後我所採取的措施，我已通知閣下。我要滿意地說，他們已停止造屋，並讓所有人員搬回香港。（此舉）……侵略中國的領土違反條約……我致函耆英的信函已迫使他們回到香港……通過摒棄一種我預料除了帶來災禍不會帶來任何好處的制度，與中國政府之間出現意外和發生爭執的危險將得以避免」。 （英國殖民地部檔案 CO 129/11第214頁，引自劉蜀永《割佔九龍》第43-44頁）。這條線索說明，英國人在自己沒有主權的地方是非常謹慎行事包括不容許自己的國民非法霸佔中國的九龍土地。

這兩則電文正好說明，英國在香港和九龍能夠實現有效管治是因為香港和九龍的主權已經從中國移交給英國，這正正說明這兩塊地方都是「割讓」的。中共強稱香港主權從沒有流失，這是為了政治目的不惜歪曲歷史，實屬掩耳盜鈴，為識者所譏。

撰文：程翔

同步刊於《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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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蜀永 #劉智鵬 #丁新豹 #香港志 #香港歷史博物館 #程翔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香港歷史 #消失的檔案

  1. 見劉蜀永：「將深港一脈相承的歷史寫進志書刻入人心」 http://jds.cass.cn/newzxdt/202505/t20250516_5874384.shtml
    發布時間：2025-05-15 （原始來源：《深圳晚報》總第98期）
    ↩︎
  2. 詳見國務院副主任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出版，分別是1952，1958 及1967
    ↩︎
  3. 見《堅料網》：「40年研究香港史　推動國家視角和香港視角結合」
      ↩︎
  4. 同注1 ↩︎

系列文章：

1. 《香港志》、英國解密檔案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六七暴動敘事的對比 / 羅恩惠 2026年7月19日 / https://tinyurl.com/ybnnu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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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國保護香港免受共產黨肆虐——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二 / 程翔 2026年7月23日 / https://tinyurl.com/ys7u3mwj

5. 篡改歷史首惡劉智鵬——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三 / 程翔 2026年7月24日 / https://tinyurl.com/3key9w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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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篡改歷史為愛國——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六 / 程翔 2026年7月29日 / https://tinyurl.com/vrwbkp4y

8. 甘為偽史背書的丁新豹——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七 / 程翔 2026年7月30日 / https://tinyurl.com/ycxy6393

篡改歷史首惡劉智鵬——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三　程翔 2026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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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智鵬 香港地方誌中心總編輯

自從《國安法》頒佈以來，香港進入「意識形態大陸化」時期，而改寫香港歷史就是這個大陸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香港竟然有一批頂着「學者」、「專家」頭銜的人欣然地充當中共的馬前卒去篡改香港的歷史。

早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經過5年「換妝」後向公眾展示的新面貌，一如預期改變了香港歷史的敘事。該館顧問團隊（即認可這次篡改內容的人）有：丁新豹、朱治夫、呂大樂、吳志華、冼玉儀、周佳榮、陳蒨、麥勁生、劉智鵬、劉蜀永、蕭國健等（以各人的姓氏筆劃為序）。

在這袞袞諸公中，劉智鵬、劉蜀永、丁新豹（以下簡稱「二劉一丁」）堪稱是「篡改歷史鐵三角」，在這場改寫歷史的工程中，「二劉一丁」形成了完美的鐵三角：

・劉智鵬：他是首惡，負責在政治上打衝鋒，貫徹北京的意圖。

・劉蜀永：他是幫兇，負責把中共意識形態直接化為香港歷史。

・丁新豹：他是幫閒，負責為篡改後的「偽史」提供學術背書。

三人中，劉智鵬是政治化程度最高的一位。他是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選舉委員會界別）、全國政協委員，並擔任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香港地方誌中心總編輯。他是香港歷史教育的「總教頭」：他直接主導了香港中學《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的課程，是「香港不是殖民地」這一論述的最強力推動者之一。他不僅在學術界（嶺大）有位置，在立法會和政協也有話語權，是港府落實「去殖民化」教育的核心智囊。他深得中共垂青，例如，港澳辦下屬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於今年1月換屆，對第五屆理事會進行了大幅精簡，香港理事從28人銳減至9人，劉智鵬仍然能夠繼續連任。

他是典型的「政棍學棍混合體」：通過政治頭銜將官方史觀直接轉化為法律和教學綱領。內地的歷史學家易中天教授曾經著書談及中國文化人的種種醜惡嘴臉，他從孔子時代追溯文人的源頭，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類的分野，在對士人、學人、詩人、文人等類型的區分中，考量其風骨、氣節、擔當、性情、學養和理想，排列出文化人的精神光譜，指出很多「知識份子」在歷史和當下社會中扮演的幫忙、幫閒、幫腔、幫凶等四種角色 [1]1。劉智鵬就是一個典型的「四幫份子」。何以故？

一曰「幫忙」

易中天定義的「幫忙」是「為皇權或當局服務」。劉教授改變「通識教育」為「公民與社會發展」（劉智鵬不否認這實際上就是中共力圖推動的「國民教育」）這就是典型的「為皇權或當局服務」。

「被改革」後只剩下三大單元：「『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及「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總課時由以前約250小時大幅縮減到150小時，約有三分之二的內容為「中國國情」。其中「『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主題包括教授《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及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等。「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顧名思義不會碰觸讓中共難堪的文革等惡跡，即使只談改革開放後，也避開「法治」及「社會治理」等重點（這都是中共的弱點），劉智鵬以課時不足為理由（筆者按：因為上述大幅度縮減課時）不談政治。

劉智鵬強調，他不否認「改革」後的課程可被視為「國民教育」，並振振有詞地說美國都有國民教育。他改革的目的，是使學生「首要明晰究竟自己是甚麼人、國籍是甚麼、我的國民身份的意義何在等，然後去瞭解香港、內地以及世界的社會發展情況」。他說：「從回歸的那一天，香港已經不再是英國管治下的香港，實實在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市民和國家的關係、市民的國民認同卻一直沒能明晰」。可見得他是努力在「幫中共的忙」來對香港青年學生進行「洗腦式」的「愛國主義教育」。他甚至提出要請國安處向教師提供教材說明如何維護國家安全。

二曰「幫閒」

易中天說「吟風弄月」是「幫閒」，筆者引申為「為當權者諱、為當權者隱惡揚善」也是幫閒。劉智鵬作為三名主要編輯之一的《香港志》面世後，人們充分認識他在重大歷史問題上的「為當權者諱」、「為當權者『隱惡揚善』」的用心。筆者已撰文指出《香港志》偏頗失實以及為當權者諱的特點，這裏不贅。即使中共自己承認的，「建國」以來曾經在香港問題上犯了三次嚴重的「左傾」錯誤，《香港志》都不敢登載這一事實，則可見其「幫閒」角色。

《香港志》固然不敢記載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犯錯誤的歷史事實，就連本地左派在「六七暴動」期間的錯誤，也願意配合去洗白。2018年他接受一個專門遊說北京及特區政府為「六七暴動」平反的組織的20萬元捐款，要在嶺南大學建立一個所謂「六七暴動資料庫」，由劉智鵬主理的「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承辦，其資料不言而喻都是強調香港左派的觀點。於是我們發現，翻新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也就把「六七暴動」改為左派的用語「反英抗暴」了。

三曰「幫腔」

易中天說，歌功頌德是「幫腔」，誠然，但幫統治者罵人也是「幫腔」。

2020年5月14日，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的考試中，其中一題要求考生回答及解釋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惹來爭議。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發聲明，認為試題的資料極為片面和「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則發聲明，強調一如其他科目考試，歷史科設有「審題委員會」，委員的背景有大學教授、具豐富教學經驗的中學教師及/或校長、課程及學科專家等，依據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與《評核大綱》擬定試題及評卷指引。當時已經考慮不排除評卷員的家人可能曾經受日軍不人道對待，因而有機會令評卷員受情緒影響。經詳細討論之後才正式定稿。換言之，試題已經在考慮到各方對此試題存在爭議的情況下定稿的，因而是一個集體決定而不是個別人肆意妄為或者獨斷獨行的。但是在左派輿論壓力下，考評局被迫撤回試題，而且有兩人因此辭職。在這件事上，作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歷史委員會主席的劉智鵬，雖然本人未必需要對該試題負直接的責任，但在整個事件中，他顯然未能維護考評局的專業性及獨立性，而是屈服於民族主義的壓力，從而「幫腔」譴責該試題。他在5月18日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認為試題是「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驚」，贊成取消爭議試題，他認為「題目提供的兩則資料立場均偏向正面，『利多於弊』屬引導式提問，而且題目牽涉年份太廣，認為題目設題不理想」。

四曰「幫兇」

易中天說：「為文字獄提供『證據』，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則是幫兇」。他最為人不齒的地方，是在「國安第一案」中以控方「專家證人」身份論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是意圖具有「分裂國家」的意義。哈！一個歷史學者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法證專家」。控方透露劉的報告指，被告掛有「光時」旗幟電單車，猶如古時戰士插上戰旗，騎馬上戰場。羅織罪名，莫此為甚。從此凡是展示此口號有關的標語、物體、歌曲（如《願榮光歸香港》）都可以被入罪。大律師黃賢先生就他的所謂「專家證詞」連續發表三篇評論：〈「光時」報告之歷史迷失〉、〈「光時」報告之當代迷路〉、〈「光時」報告之政治迷惑〉[2]2，將其所謂「專家」的錯誤鞭撻無遺漏。

黃賢說：對於專家證詞，《高等法院規則》有嚴格法定要求。專家證人對法院負有淩駕性的責任，必須公正無私及獨立，不能僅是一己之見，更不是某一方的訟辯人。該專家還必須簽署「屬實申述」確認該文件中所述事實屬實。之後，黃賢詳細地分析劉智鵬的所謂「專家報告」既失實又偏頗（詳情這裏不贅）。黃賢的這三篇評論獲獲亞洲出版業協會卓越評論獎，足見其反駁的份量有多重。

由一個無恥的「四幫份子」來主導香港歷史博物館的「翻新」，則其所呈現的香港歷史，將不可避免地變成地地道道的洗腦教材。

撰文：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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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智鵬 #四幫份子 #劉蜀永 #丁新豹 #香港志 #香港歷史博物館 #程翔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消失的檔案

  1. 見易中天《斯文︰幫忙、幫閒、幫腔、幫凶及其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
  2. 均見其在《灼見名家》的專欄。這三篇評論獲亞洲出版業協會卓越評論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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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共刻意抹去的一個歷史細節——中（共）英1945年秘密協議 / 程翔 2026年7月21日 / https://tinyurl.com/5482cnwe

3. 貶英反殖、隱惡諉過——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一 / 程翔 2026年7月22日 / https://tinyurl.com/52365f8t

4. 英國保護香港免受共產黨肆虐——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二 / 程翔 2026年7月23日 / https://tinyurl.com/ys7u3mwj

5. 劉蜀永修史為「爱党」——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四 / 程翔 2026年7月25日 / https://tinyurl.com/y2rdsz2u

6. 「六七暴動」變「反英抗暴」——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五 / 程翔 2026年7月28日 / https://tinyurl.com/4sp3rau3

7. 篡改歷史為愛國——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六 / 程翔 2026年7月29日 / https://tinyurl.com/vrwbkp4y

8. 甘為偽史背書的丁新豹——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七 / 程翔 2026年7月30日 / https://tinyurl.com/ycxy6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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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特點是「貶英反殖、隱惡諉過」，上文談了它「貶英反殖」的一面，本文談它「隱惡諉過」的另一面。新展覽掩蓋另一個關鍵事實。即：割讓給英國後的香港，得以免受共產主義災難的折磨。英國的存在使香港免受共產主義的摧殘從而獲得發展的空間。這是一個「識時務者」不會公開談論的話題。

英國治下的香港不僅僅是一個貿易港或金融中心，而是客觀上成為香港的保護傘。在1949年之前英國的存在使得香港免除了大陸軍閥混戰、國共內戰等戰亂造成的動盪，在1949年之後更扮演了「中華民族救生艇」的角色。這個角色並非英國主觀努力的結果，而是英國政權的客觀存在本身就對香港形成一個保護傘，阻擋了共產主義災難延及香港，使香港成為一個「避難所」。這是香港得以發展、壯大的一個重要的無形助力。

1. 地理意義上的「避難所」：人口的數次大遷徙

從1949年中共建政到1979年這30年間，香港經歷了多次大規模的人口湧入，每一次都因為內地的重大政治動盪。

1949年前後：是逃離政權更迭的資本家、知識份子和前國民政府官員。他們不僅帶來了資金，更帶去了上海等地的工業技術和文化底蘊。

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大躍進」與「三年大饑荒」期間，成千上萬的內地民眾冒死泅水或翻山越嶺逃往香港。英國政府雖然有邊界管制，但在社會輿論壓力下，多採取默許或安置政策，救下了無數人的性命。

1966-80文革中後期：是逃離政治迫害和武鬥的紅衛兵、知青及普通民眾。他們都說，從大陸到香港，這不僅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從「饑餓與恐懼」向「生存與尊嚴」的跨越。

2. 制度意義上的「安全島」：財產與人權的保障

英國建立的普通法系和私有財產保護，為那些在內地失去一切的人提供了重新開始的法律保障。1949年前後，大批上海、天津、廣州的實業家（如包玉剛、董浩雲、邵逸夫等）帶着機器、資金和管理經驗移居香港。當內地進行「公私合營」和沒收私人資本時，香港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讓這些企業家得以保全。這批「避難」的資本直接催生了香港的紡織業、航運業和影視業，讓香港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從轉口貿易到工業化的轉型。可以說，香港的繁榮是建立在「內地人才與資本逃港避難」的基礎上的。這種財產與人權的保障讓香港成為了華人世界最安全的財富避風港，從而助長香港的經濟發展。

3. 文化與血脈的「存續地」：保留了中華文明的火種

當內地在文革中經歷「批林批孔」、毀滅文物、批鬥知識份子，斷絕傳統文化時，香港在英國的「無為而治」下，反而完整地保留了大量中華文化的精髓：成為延續中華文化血脈的「避風港」。像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這些儒學大師在香港創立了新亞書院，堅持用繁體字教學，傳承儒家思想。錢穆曾明確表示，留在內地文化必亡，唯有在英治下的香港才能為中國文化「招魂」。在錢穆的感召下，新亞書院聚集了中國大陸一批南下避秦的大師級的碩學鴻儒如牟宗三、牟潤孫、夏書枚、嚴耕望、左舜生等，多不勝數。國學大師饒宗頤也曾公開表示，他坦承「沒有香港就沒有現在的饒宗頤」（見人民網：《根基 機緣 榮譽——饒宗頤的百歲人生》，2018年2月7日）。在很多香港知名的文化人中，很多都有像饒公般的經歷。對於繁榮香港文化居功厥偉的南來文化人，皆因逃避共產主義災難啊！可惜這些事實都不能見諸於官修歷史。

4. 資訊與救濟的窗口

在內地封閉的年代，香港是外界瞭解中國真相、中國瞭解世界動向的唯一縫隙。香港的自由報刊及各家外媒駐港機構記錄了內地的真實情況。如果沒有香港這個視窗，外界（甚至內地人自己）都很難知道大饑荒和文革的殘酷真相。

此外，香港也保存與內地的血脈相連。1960年代，幾乎每個香港家庭都有過給內地親戚寄包裹的經歷，裏面裝的是食油、麵粉、白糖、舊衣服等。這些包裹在那個配給制的年代，是無數內地家庭活下去的救命草。這種民間的溫情在最嚴酷的政治環境下維持了人性的一絲光亮。

所以，如果沒有英國提供的這個法律和地理上的「避風港」，近代史上無數優秀的華人大腦、厚重的家族財富以及寶貴的傳統文化，可能早已在連番的政治運動中灰飛煙滅。這是英國對香港最大的「意外貢獻」，就是在這個原本荒蕪的島嶼上，建立了一套基於契約、法治和尊重人權的文明框架。這個框架不僅護佑了香港本地人，更像一盞明燈，在那個黑暗的時代，為數百萬走投無路的中國人提供了生的希望。這種「避難者」的共同記憶，早已化作了香港人血液中對「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極度渴求。

這些都是香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香港人的共同集體記憶，中共現在極力否定這段歷史，是因為這段歷史無聲地控訴了其過去政策的失敗，同時掩蓋一個尷尬的事實：在最困難的時刻，是英國管治下的香港，給了中國人一條生路。

應該正確看待香港的殖民地歷史

中共強行抹去香港殖民地歷史，除了對外要彰顯主權，對內防止香港獨立外，實際沒有任何理由去否定英國對香港的貢獻。中共的思想祖宗馬克思就很客觀地分析殖民主義的「雙重使命」（double mission），即破壞的使命（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如封建割據、閉關鎖國、陳舊的生產方式）和建設的使命（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如鐵路、電報、自由報刊、建立現代軍事、培養具備現代治理能力的階層）[1]1。將這一理論套用在香港歷史上，不僅適用，而且能極好地解釋為甚麼香港能成為一個「奇跡」以及為何今日的爭議如此劇烈。

香港歷史就體現了這種雙重性：

一是破壞的使命（摧毀舊秩序）。

英國通過武力強行將香港從大清帝國的封建體系中剝離（此舉被視為「國恥」），其對清朝的打擊包括：

・打破閉關鎖國：香港從一個孤立的漁村變成了全球貿易鏈條的一環。

・瓦解封建法權：英國法律取代了大清律例（雖然早期保留了部分習俗），廢除了衙門式的行政，代之以專業的文官制度。

・衝擊宗法社會：西方的合同精神衝擊了傳統的宗族人情關係，為資本主義的萌芽清除了障礙。

這些衝擊，都是令當時的政權感到備受威脅的。

二，建設的使命（建立現代文明的物質與制度基礎）

英國奪取香港後，立即進行治理和建設，包括：

・物質基礎：自由港地位、現代航運、電訊及金融基礎設施。

・法律制度：普通法系的引入。馬克思曾預言，殖民者雖然為了掠奪，但客觀上播下了現代社會的種子。香港的司法獨立和產權保護，正是這顆「種子」長成的參天大樹。

・現代階層：英國培養了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具備專業素養和國際視野的華人中產階級和精英。這群人後來成為了香港社會的中流砥柱。

英國的「建設使命」客觀上為後來中國（尤其是改革開放）提供了現代化的樣板。[2]2

中共目前的定調，實際上是只承認「破壞」而不承認「建設」。官方敘事強調殖民統治是掠奪、羞辱和不平等的（破壞性），但極力淡化或否定英國在建立法治、自由和公民社會方面的貢獻（建設性）。

香港人的反感在於，他們目睹了英國留下的「建設性成果」（法治、自由、專業主義）正在被一股專政的舊力量所改寫。英國確實通過掠奪和不平等條約「破壞」了舊秩序，但它客觀上建設出的那套法律與自由的框架，不僅讓香港成為了逃避共產主義災難的「避難所」，更讓香港人產生了一種獨立於「母體」之外的文明認同。這種認同，正是目前中共試圖通過「改寫歷史」來徹底根除的東西。

撰文：程翔

同步刊於《追光者》

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2history/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志 #香港歷史 #程翔 #消失的檔案

  1. 他在1853年撰寫的《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和《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這兩篇文章中，分析了不列顛殖民主義對於印度殖民地的影響和作用。他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作了總結性的概括：「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他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則指出，英國殖民主義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他說：「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受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
  2. 孫中山先生在母校香港大學演講，明言他的革命思想來自香港，乃因英國對香港的統治，無論社會治安或市容皆井然有序，遂燃生革命思想，見《國父在香港大學演講後翌日（1923.02.21）香港華字日報之記載》，香港大學圖書館。 ↩︎

系列文章：

1. 《香港志》、英國解密檔案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六七暴動敘事的對比 / 羅恩惠 2026年7月19日 / https://tinyurl.com/ybnnuext

2. 中共刻意抹去的一個歷史細節——中（共）英1945年秘密協議 / 程翔 2026年7月21日 / https://tinyurl.com/5482cnwe

3. 貶英反殖、隱惡諉過——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一 / 程翔 2026年7月22日 / https://tinyurl.com/52365f8t

4. 篡改歷史首惡劉智鵬——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三 / 程翔 2026年7月24日 / https://tinyurl.com/3key9w72

5. 劉蜀永修史為「爱党」——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四 / 程翔 2026年7月25日 / https://tinyurl.com/y2rdsz2u

6. 「六七暴動」變「反英抗暴」——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五 / 程翔 2026年7月28日 / https://tinyurl.com/4sp3rau3

7. 篡改歷史為愛國——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六 / 程翔 2026年7月29日 / https://tinyurl.com/vrwbkp4y

8. 甘為偽史背書的丁新豹——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七 / 程翔 2026年7月30日 / https://tinyurl.com/ycxy6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