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志》、英國解密檔案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六七暴動敘事的對比羅恩惠 2026年7月19日

On July 19, 2026July 30,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程翔, 羅恩惠, 六七暴動, 文章Leave a comment

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19riot1967/

六七暴動的爭議，表面上是如何評價一場發生於1967年的政治事件；更深層看，則是如何書寫歷史、如何選擇材料、如何安排時序、如何歸屬責任的問題。若把半官方、建制陣營《香港志》的敘述、英國解密檔案的記錄，以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以下簡稱《始末》）的研究放在一起對讀，最值得注意的並不是三者都承認發生了工潮、示威、衝突、炸彈和傷亡，而是同一組事實經過不同敘事處理後，竟可以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歷史世界。

簡言之，《香港志》傾向把六七暴動納入反殖民、工人抗爭和社會矛盾的脈絡中理解；英國檔案則多從治安、情報和殖民地管治危機的角度，將事件定性為左派暴亂和恐怖活動；程翔則在兩者之間加入中共在港組織系統、新華社香港分社、吳荻舟筆記、左派報章宣傳和文革政治氣候等內容，重建事件背後的決策鏈、動員鏈和責任鏈。

因此，六七暴動的真正分歧，不只是「左派有沒有參與暴力」，也不只是「警方有沒有鎮壓」。真正的問題是：這場運動究竟是群眾在殖民壓迫下的自然反抗，還是在文革氣氛下由中共在港系統推動並逐步升級的政治暴力？這正是《香港志》與程翔研究之間最根本的分野。

《香港志》、英國檔案與程翔研究之間的史學分歧

一、起因敘事：工潮是本質，還是引爆點？

《香港志》處理六七暴動時，常見的敘述結構是從工人待遇、勞資矛盾、殖民政府壓迫和警方強硬介入寫起。這種寫法本身並非完全沒有根據。1967年左派暴動確實以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為起點，之前還有「中央的士」罷工、青洲英坭廠勞資糾紛，都與香港社會存在勞資不平等、殖民管治合法性不足和底層工人生活困苦等問題有關。

但問題在於，若敘述到此為止，讀者很容易得到一個單線因果印象：先有殖民壓迫，後有群眾反抗；先有警方鎮壓，後有暴力升級。這樣一來，暴動便被理解為一種「被壓迫的反抗」，而不是一連串有組織、有選擇、有決策的政治行動。

程翔的處理方式不同，他不否認工潮存在，也不否認初期警方行動有過度使用武力。但他強調，工潮只是引爆點，不是事件本質。到了5月下旬、6月和7月，事件已不再是單純勞資糾紛，而是被左派組織、宣傳機器和中共在港系統吸納為一場政治鬥爭。這個轉變，正是《香港志》刻意淡化、程翔之《始末》着力追問的環節。

——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2018年出版，2019年獲香港電台「第十二屆香港書獎」十大好書殊榮。評審指出：《始末》善用檔案，分析詳盡，反思深刻，堪為香港六七暴動研究的新里程碑。

換言之，《香港志》關心「為什麼群眾不滿」，程翔關心「誰把群眾不滿轉化為政治暴力」。前者強調社會背景，後者追問組織機制。兩者都涉及事實，但解釋方向完全不同。

二、時序處理：改寫日期，就是改寫因果

歷史書寫中，日期絕不是中性的技術細節。某一件事被放在前面還是後面，往往直接決定讀者如何理解因果關係和責任歸屬。六七暴動中的炸彈時序，正是一個關鍵例子。

據程翔《始末》及其它相關研究，7月12日出現第一枚真正炸彈，是六七暴動性質轉變的重要節點。它意味着運動不再只是示威、罷工、衝突和宣傳戰，而是進入以炸彈製造社會恐慌、威嚇平民和癱瘓日常秩序的新階段。

7月13日《明報》社評〈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記下這關鍵時刻，「近數日來，香港幾乎成為一個恐怖世界，燒巴士、燒電車、殺警察、打巴士電車司機、燒貝夫人健康院、炸郵政局、用定時炸彈爆炸大埔身事局、攻打茶樓，大石投擲行人和汽車、向警察投擲魚炮、爆炸水管、焚燒報館車輛……而左派報紙發表『鬥爭委員會』的談話，公然讚揚這一類行動。」其後，真假炸彈迅速擴散，港九各區陷入高度恐慌，左派報章對炸彈滿城亢奮囂張，更形容行動「威風凜凜」、「震懾港英」，打倒「白皮豬」、「黃皮狗」等等。

《香港志》故意將首枚炸彈日期延至7月28日，並非拿不準日子，而是整個歷史節奏刻意改寫。從7月12日延至7月28日的十六天，正是炸彈由初現到擴散、由試探到蔓延、由政治衝突到恐怖手段擴展。把這個階段模糊，讀者看到的就不再是「左派在7月中旬主動升級暴力」，而是一種較為緩慢、模糊、仿佛自然惡化的社會動亂。

**——《香港志》〈大事記〉將首個炸彈日期延至7月28日，淡化傷害，配合港共「先鎮後暴」之謊言。（《消失的檔案》製圖）**

這就是所謂「時序重構」的嚴重性。歷史不只是由事實組成，也由事實之間的先後次序組成。刪去一段時間，便刪去一條責任鏈；延後一個節點，就改變了左派暴動的性質。

三、沙頭角槍戰：被刪去的武裝化證據

7月8日沙頭角事件，是判斷六七暴動是否已出現武裝化傾向的重要案例。一般史料記載，當日有數百名大陸武裝人員或民兵越境，攻擊沙頭角警崗，造成五名警員死亡和12人受重傷。這是中英雙方和平時期首次發生軍事衝突，遠遠超出工潮、示威或街頭衝突的範圍，是一場邊境武裝衝突和準軍事行動。

**——1967年7月沙頭角槍戰後，警崗外牆仍可見彈痕累累。《香港動亂畫史》圖，頁76。**

若一部歷史志書刻意略去沙頭角槍戰，造成的效果非常明顯：六七暴動中的武裝化證據被削弱，內地因素和跨境因素被抹掉，事件更容易被轉化成香港社會矛盾自然激化的結果。

程翔《始末》的敘述則相反，他把沙頭角槍戰放入暴力升級鏈條之中查察：先有工潮和示威，繼有左派宣傳和動員，再有邊境武裝衝突，隨後進入炸彈階段。這樣寫出來的六七暴動，不再是一場逐步失控的群眾運動，而是一場不斷被推高暴力層級的政治運動。

因此，沙頭角事件的有無，不是枝節問題。它關係到六七暴動是否具有跨境政治動員和武裝化升級的性質。刪去沙頭角槍戰，等於刪去理解暴動性質的一塊關鍵拼圖。

——**1967年7月8日的軍事衝突，港警五人殉職，十二人受重傷，《香港志》隻字不提。（消失的檔案影片截圖）**

四、清華街炸彈：平民受害者為何重要？

清華街炸彈炸死黃綺文及黃兆勳小姐弟，是六七暴動中最具道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歷史敘述是否正面呈現這類事件，直接影響讀者對暴力性質的判斷。

**——1967年8月21日《華僑日報》左派暴徒殘忍罪行罄竹難書幼年姊弟慘死彈下。**

如果一個敘述只寫「爆炸事件造成傷亡」，而不寫受害者是8歲及2歲之兒童，不寫炸彈被置放於朱古力盒內，不寫社會輿論如何震動，不寫平民死亡如何改變市民對左派的態度，那麼暴力就會被抽象化、技術化、去道德化。炸彈只是「事件」，傷亡只是「數字」，受害者的面孔被模糊。

程翔《始末》的處理方式則是把這類事件放回道德和政治判斷的中心。炸彈不只是戰術，不只是壓力手段，而是對無辜平民的恐嚇和傷害。清華街炸彈案之所以重要，正因為慘案使廣大市民清楚看到，所謂「反英抗暴」已不能再以「反殖民鬥爭」解釋，傷及無辜超越社會運動與恐怖手段之間的界線。

歷史學當然不能只靠情緒判斷，但也不能以「客觀」為名抹去受害者。「女童右手掌焦爛，肚爆腸流，當場炸死街邊。弟弟頸部被炸穿了幾個洞，昏倒街上。」兩童慘死人神共憤，並非煽情，而是判斷暴力性質的核心。

五、語言選擇：群體、組織與責任

《香港志》與程翔《始末》研究的差異，還體現在用語層面。《香港志》較常使用「群眾」「工人」「左派人士」「社會矛盾」「衝突升級」等詞語。這些詞語的共同特點，是主體較寬泛，責任較分散，行動者不夠具體。讀者看到的是群眾情緒、社會壓力和局勢惡化。

程翔則較多使用「左派組織」「新華社香港分社」「港澳系統」「領導層」「決策」「動員」「升級」等詞語。這些詞語的重點，是把事件重新組織為一條行動鏈：誰動員、誰宣傳、誰協調、誰批准、誰默許、誰執行。

這正是兩種史學方法的根本差別。《香港志》的敘述傾向是去主體化：事件彷彿由大環境壓迫而成。程翔《始末》的敘述則是責任化：事件由具體組織和具體人物在特定時刻號召形成。

「群眾不滿情緒上升」和「左派組織決定升級行動」，兩句話都可以描述同一階段，但它們指向的歷史責任完全不同。前者把暴力放回社會環境，後者把暴力放回決策者手中。

六、周恩來角色：控制、默許，還是被拖入？

周恩來在六七暴動中的角色，是最複雜也最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簡單說他「全面控制」或「全面放任」，都不足以解釋現有材料。

從吳荻舟筆記等材料看，周恩來對香港局勢並非毫無顧忌，他意識到港共行動過火，不希望香港局勢失控，更不希望把中央推向被動。故此新華社香港分社將「5.22花園道事件」，寫成港英警方「打死打傷二、三百人」，《人民日報》轉載時再冠以「血腥大屠殺」標題。

5月27日吳荻舟《六七筆記》記下周恩來批示「現在迫著中央上馬的太多」。程翔《始末》進一步解讀，「左派有盲動之嫌，不講究策略，對港英鬥爭欠缺通盤考慮…」，又批評這種行為是「形左實右」。（詳見程翔《始末》頁100）

**——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頁110，解讀周恩來5月27日指示。**

不過到了7月8日沙頭角槍戰，近300名武裝分子過境攻擊警崗及警員，事前卻得到周恩來默許。7月12日開始的炸彈浪潮、宣傳繼續激進、暴力不斷升級，如果中央真要強力制止，可以通過改變宣傳口徑、停止撥款資助令港共迅速降溫。現實卻是，暴力持續升級，平民死傷在所不惜，令市民傾斜於政府，要求盡快平息暴亂。

所以，更合理的判斷是：周恩來在文革政治氣候、香港戰略價值、港共激進情緒和國際風險之間，陷入一種「想控制大局，但在特定階段默許或未有效阻止升級」的狀態。

七、英國檔案與程翔研究：如何互相補充？

英國解密檔案的價值在於，它提供了港英政府即時觀察到的事實：警情、情報、炸彈、傷亡、拘捕、邊境衝突和社會秩序變化。這些材料都是即時性，第一身，也有殖民地政府自我辯護的立場。

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的貢獻，則在於嘗試把行動層面的事實與中共在港系統的組織邏輯結合起來。他沒有單靠英國檔案批評左派，也不是只從官方敘事反推結論，而是把英國檔案、左派報章、吳荻舟材料、人物傳記和香港本地記憶放在一起交叉閱讀。他曾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熟悉左派媒體和中共對港宣傳系統的操作，令他的研究不同於一般外部批評。

程翔《六七暴動始末》一書201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2019年獲香港電台「第十二屆香港書獎」十大好書殊榮，也是該年最高票數入選香港書獎。評審評語指《始末》善用檔案，分析詳盡，反思深刻，堪為香港六七暴動研究的新里程碑。程翔研究最大的意義是把六七暴動從「事件敘述」推進到「責任追問」：不只問發生了甚麼，還問是誰推動、誰決定、誰默許、誰掩蓋。

**——沙頭角槍戰為準軍事行動，五名警員陣亡，12人重傷。事後為淡化事件，中方稱軍隊為「民兵」。程翔卻追問責任，層層推敲。**

八、《香港志》的問題：不是沒有寫，而是怎樣寫

評價《香港志》的六七暴動敘述，不能只問它有沒有提到工潮、示威、衝突和炸彈。更重要的是問：哪些事件被放大，哪些事件被縮小？哪些日期被清楚標明，哪些日期被模糊處理？哪些受害者被寫出來，哪些受害者消失？哪些責任主體被點名，哪些責任主體被隱藏在「群眾」「局勢」「衝突」這些抽象詞後面？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志》既為港共圓謊，丁新豹、劉智鵬及劉蜀永之史學、史識、史德均不符專業守則。劉蜀永形容志書「述而不論」，但選材就是判斷，時序就是解釋，用字就是立場。

若不寫沙頭角，暴動就少了武裝化證據。若延後炸彈起點，暴動就少了主動升級的時間鏈。若略過清華街兩名兒童被炸死，暴動就少了平民受害的道德震撼。若不追問新華社香港分社、港澳系統和吳荻舟等人物的角色，暴動就少了組織和決策層面。

這樣寫出來的六七暴動，自然較像一場因殖民壓迫而逐步惡化的社會事件；而不是一場在文革政治氣候下，由港澳工委策劃、鬥委會總動員，誓要推翻殖民統治、並在關鍵時主動升級的紅色恐怖主義行動。

**——4月1日，歷史博物館新「香港故事」重開，展覽場館佈滿「國安」及「愛國」元素。（攝影：A）**

《香港志》、英國解密檔案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六七暴動敘事的對比

三方對關鍵事件的精簡對照

最簡潔的總結

結語：歷史的分歧，在於責任如何被寫出或寫走

六七暴動的史學爭議，不是簡單地在「反殖民抗爭」和「左派暴亂」之間二選一。殖民管治確有問題，工人處境確有不公，警方初期處理也可受批評。但這些事實並不能自動取消後來炸彈、暗殺、武裝衝突和平民死亡的責任。

一部嚴肅的歷史敘述，應該能夠同時承認社會矛盾、殖民問題、左派組織動員、北京影響、港英管治反應和市民民意轉向。它不能為了維護政權之正當性就刪去沙頭角槍戰、模糊7月12日第一枚炸彈、淡化清華街慘案，或把責任主體化成無名的「群眾」和抽象的「局勢」。

同一場六七暴動可以變成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世界是受壓迫者的反殖民抗爭；另一個世界是文革外延到香港的政治暴力。實錄直書是史學工作者唯一的責任，絕不可將遮蔽的事實、延後的日期、消失的受害者及被模糊的責任重新放回歷史現場。因為歷史的關鍵不止於寫了甚麼，更在於不寫甚麼。六七暴動的核心問題，不只是香港當年發生了甚麼，而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抗爭」。誰在行使「權力」保存記憶，製造遺忘，並透過「愛國教育」將歷史徹底改寫。

撰文：羅恩惠

同步刊於《追光者》

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19rio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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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銅及銀，孽在洗腦羅恩惠 2026年7月9日

On July 9, 2026July 9,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羅恩惠, 六七暴動, 文章Leave a comment

今年獲授勳的466 人中，「國家安全」與「改寫歷史」成為最顯眼的兩條晉升主線。其中同樣獲銀紫荊星章的「歷史學者」劉智鵬及剛退休的前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有四大共通點。兩人分別在學術界與法律界，為港府建構合法性與論述權。

1. 均被稱讚「勇於承擔、克盡厥職」

政府在嘉許語中高度肯定了兩人在面對重大政治考驗時的「承擔力」：

楊美琪：政府讚揚她「勇於承擔極具挑戰性的工作」、「克盡厥職」。指的是她從2021年起接任刑事檢控專員，五年內全面主導了黎智英案、初選47人案等系列極具國際與政治爭議的國安檢控。

劉智鵬：政府表揚他作為立法會議員及「傑出的歷史學家」，在重塑歷史論述及愛國主義教育上展現出極高政治配合度與責任感。政府又強調他身為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盡心竭力向青年及公眾積極推廣歷史及愛國教育，加深公眾的國民身分認同，推廣中國歷史與文化傳承，建樹甚豐」。

2. 均以「專業知識」為現行體制與司法體系背書

兩人在各自專業領域上，為港府建構合法性與論述權：

楊美琪：憑藉其在律政司任職32年的「豐富法律知識」，站在最前線「竭盡所能維護司法公正」，落實官方的檢控意志。

劉智鵬：利用其「歷史與古蹟保育的專業知識」，在修地方志、香港博物館改組中，為「香港與祖國命運相連」的政治史觀提供學術包裝和依據。

3. 共同構陷「國安第一案」

最重要的共通點在於兩人親手將「唐英傑案」定罪的體制合夥人。

在該案中，楊美琪作為控方掌舵人（時任署理刑事檢控專員），負責率領控方團隊對唐英傑進行極速檢控；

而劉智鵬則是楊美琪團隊專門邀請、力證該案中的「光時口號」有港獨的意思。

^{劉智鵬出任國安第一案專家證人，與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團隊聯手，用商周至晚清歷史字詞解釋「光復」及「革命」語境，成功將唐英傑入罪。}

兩人在法律與學術上的完美配合，直接開創了香港《國安法》口號定罪的先河。因此，政府給予兩人的勳章，本質上是認可了這套由他們聯手構建的司法與政治新規範。

4. 民間觀感極之相反，均視之為酷吏伶臣

雖然政府給予極高讚譽，但兩人在民間及輿論中卻備受批評：

被視為政治功臣：民間普遍將他們的授勳解讀為「政治獎賞」——楊美琪因「控告反對派有功」在退休後隨即獲頒勳章；劉智鵬則因在「國安第一案作供並重塑香港歷史」而獲獎。

國際上的反響：楊美琪因負責國安檢控而被美國國會及國際人權組織列入制裁名單；而劉智鵬的歷史解讀亦被外媒批評為意識形態清洗。兩人均是國際輿論眼中「新香港體制」的代表人物。

劉智鵬「修史與國安」的政治回報

劉智鵬2020年獲頒「銅紫荊星章」（BBS），相隔六年晉升為「銀紫荊星章」。這六年間恰好與他在法庭擔任國安法首案專家證人、全面主導《香港志》編纂、以及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翻新過程中將英殖及港人重要記憶移除有關。

一，抹去香港人的集體記憶

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4月1日重開，展覽移除了「1989年百萬港人上街」圖片。今年是六四37週年，6月4日當天劉智鵬出席公開活動時被記者追問：「目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無六四相關資料，會否憂研究後繼無人，及建議大眾如何了解相關事件。」劉不回應個別事件，只是概括稱有更多年輕人學歷史，「歷史是不會消失的，研究歷史亦不會消失的」。

不過，《明報》6月4日下午四時「即時新聞」刊登了劉智鵬「不會消失論」以後，這條「不會消失」的觀點曾經在電台網頁出現過，未久電台報導消失了。翌日，《明報》印刷版六四報導，劉智鵬的「不會消失論」亦消失了。

二，擬強推「愛國教育」

劉智鵬在個人臉書回應這次殊榮，自言努力「推廣歷史和愛國教育」是還原事實、建立情感，幫助大眾建立對國家的認同與歸屬。劉智鵬2023年2月是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主席梁美芬。劉智鵬以教聯會會長及「個人議員動議」將中國歷史列為高中必修科目，易名為「中國歷史地理及文化科」，並仿效公民科只設「達標」與「不達標」。劉的這種「愛國」表現，今人側目，以至這項倡議被教育局以及多名建制派議員共同反對而流產。最終，這場議案以一種「留面子」的政治妥協形式通過管浩鳴修訂後的版本，直接將劉智鵬原議案中「列為高中必修科目」這七個核心字眼「劃走」。取而代之是改為促請政府將中國歷史列為中學階段的「必須學習經歷」，即鼓勵多辦講座、內地交流、參觀等彈性活動，而非獨立成科、計分考試的必修課。雖然這項動議受到挫折，劉智鵬由2023年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三年後的
2026年正式出任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由「學者議員」變成「建制高層協調者」。他沒有再硬推獨立考試必修科，反而督導政府以「必須學習經歷」的形式推廣愛國教育，大量增加大陸考察團、歷史古蹟實地教學等。

三，建立教師每三年「續牌」機制，變相實行對教師的政治審查

劉智鵬在上任主席後，全力配合並推動教育局修訂《教育條例》。過去全港教師註冊屬於「終身制」，劉智鵬主導委員會討論引入「執業證書」要求，限制證書年期，這是對全港7萬多名在職教師影響最直接的體制變革。在三年續牌制度下，在職教師被要求每3年必須「續牌」一次。續牌條件被硬性與「3年內完成150小時專業進修」、教師操守審查、以及無刑事犯罪紀錄（包括無違反《國安法》和《基本法》23條）全面掛鉤。民間普遍認為這是中共逐步清洗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很多教師有參與運動的變相「秋後算賬」。劉智鵬在議會內公開為此機制背書，認為3年周期「完全合理」且能確保教師專業質量。

四，為「反英抗暴」平反論述鋪墊

^{香港見證1967有限公司向嶺南大學捐款20萬元，設立「1967暴動資料庫」，由校長鄭國漢及劉智鵬接收。（嶺大網站圖片）}

作為劉智鵬改寫歷史的一部份，就是他積極為香港左派發動的「六七暴動」實行正名和平反。2018年12月11日，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及劉智鵬主管的「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與「香港見證1967有限公司」簽署備忘錄，接受20萬元資助成立「香港1967年暴動資料庫」。嶺大指這平台是為了保存及管理相關資料，宣稱2021年開放給供研究者及公眾人士查閱。

^{2018年12月11日之捐款儀式上，嶺大校長鄭國漢、劉智鵬、劉蜀永，「左派金主」石中英，「六七動力研究社」核心成員都有出席，都是經年推動平反六七暴動的左派經歷者。（嶺大網站圖片）}

不過，捐款者是「左派金主」石中英，以及「六七動力研究社」核心成員陳仕源、許雲程等，都是致力推廣「反英抗暴」論述的人。他們在捐款給嶺大以前，已捐款100萬給中大歷史系做30名左派少年犯的口述歷史，完成後供中大圖書館收藏。不過無論中大及嶺大資料庫，都集中收藏左派經歷者觀點。

2018年12月這筆資金和研究平台的建立，實質上讓「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的劉智鵬與副總編輯劉蜀永擁有對六七歷史檔案的「詮釋權與材料壟斷」。當董建華的團結香港基金在2019年啟動《香港志》工程時，全港最有系統擁有六七一手口述歷史、左派文獻的學術單位，就是劉智鵬所在的嶺大團隊。

果然，在2026年翻新的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式把香港人慣稱的「六七暴動」改為「反英抗暴」。這個改動，正是劉智鵬和他的團隊多年來「努力」的成果。

五，改寫香港歷史

在中共眼中，劉智鵬的最大「貢獻」是改寫了香港歷史，他通過香港歷史博物館的翻新，抹去英國統治香港156年的痕跡，改而強調香港與中國大陸的血緣聯繫，把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史視為中共對香港政策的理所當然的結果，完全無視在這過程中英國制度的歷史性貢獻。在改寫香港歷史的問題上，劉智鵬和他的團隊確實耗盡心血，這方面我們日後有機會將詳細論述。

#羅恩惠 #六七暴動 #唐英傑 #國家安全 #授勳 #劉智鵬 #楊美琪 #石中英 #反英抗暴 #銀紫荊星章 #消失的檔案

刊於《追光者》2026年7月 8日

^{由銅及銀，孽在洗腦} ^{撰文：羅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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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工聯會回應馮金堂羅恩惠 2026年6月29日

On June 29, 2026July 10,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羅恩惠, 六七暴動, 文章, 楊光Leave a comment

2001年10月13日，時任特首董建華頒授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給「六七暴動」鬥委會主任楊光，引起極大爭議。在輿論之囂鬧中，楊光對獲頒大紫荊勳章「深感榮幸」，指榮譽是對工聯會推動工運的肯定。他又主動提及「六七事件」﹐「強調事件是『由勞資糾紛演變成愛國反帝爭取權益的鬥爭﹐是港英殖民統治者高壓政策所造成﹐是壓逼愈大反抗愈大的實證』不過﹐對於當時暴動造成平民傷亡則隻字不提。」《星島日報》2001年10月14日

1967年左派暴動，工聯會會長楊光發動各個屬會制造炸彈，7至12月的炸彈浪潮濫炸無辜，人人自危。清華街炸彈案，八歲及兩歲小姐弟黃綺雯、黃少勳在家門前被炸至血肉模糊；坐電車路過灣仔莊士敦道的19歲學生唐德明，被高空炸彈炸死；茘枝角道特大炸彈慘案導至3死39傷，包括往洗衣店光顧的八歲女童周雲英。

怡和街炸彈案，嘗試移走電車軌上炸彈的交通警官麥義雲（Ronald John McEwen），被炸至手腳飛脫，遺體像「燒豬」般焦黑。還有上獅子山頭拆彈的英軍Sergreant Colin C.Workman，被炸彈衝力丟下300呎墮崖慘死。

六七暴動死傷平民或紀律部隊家屬，大部份因為悲慟、恐懼保持沉默，沙頭角殉職警目馮燕平之子馮金堂例外。

1967年7月8日沙頭角槍戰，港警5死12重傷。警目馮燕平駐守的沙頭角警崗被過境武裝份子圍攻射擊，最終太陽穴中槍殉職。

馮燕平殉職時38歲，1950年入職，有八名子女。妻子聞噩訊悲痛欲絕，數度暈倒，幾次試圖自殺。《華僑日報》1967年7 月10日首次提及長子馮金堂，當年15歲，於英華書院（初中）畢業，下有七名弟妹，最小的只有兩歲。

事隔34年，發動六七暴動的楊光獲大紫荊勳章；恪守社會責任與公義的商台董事長何佐芝卻獲得次一等的金紫荊勳章，促使馮燕平之子馮金堂打破沉默。

2001年7月7日，《明報》刊登馮金堂專訪。「他清楚記得，那一年七月八日黃昏﹐突有警察福利部人員探訪，原來在粉嶺機動部隊受訓的父親，當日被調派往沙頭角警署值勤………『我不再是憤怒﹐這比憤怒有過之千百萬倍﹗』

馮金堂形容當時一家在港無親無故﹐母親獨力負起撫育子女的責任。『港府雖然有補償﹐但這能彌補人命的損失﹐能彌補一個家被破壞嗎﹖ ………正常家庭有父母﹐但我們卻缺了一半。』」

馮金堂2001年接受訪問時已移居澳洲十年，他痛恨特區政府再次剌痛他與家人的傷口。

「『這等於平反，等如認同﹙六七暴動﹚………董建華是否應該去感受多些別人的看法。』

訪問中馮金堂怒不可遏，指當年年紀雖小，但也認為楊光是暴動的『搞手』，認為楊光需對當年的暴力事件負責。『當年這樣多人死傷，香港政府竟然會頒勳章給一個這樣的人﹗』。在馮金堂眼中，『暴動搞手』所作所為不能原諒。」

結果，楊光如願獲頒大紫荊勳章，行政長官董建華授勳時搭著楊的膊頭說：「你在香港多年，做好多事，我們好清楚看到。」

**《華僑日報》 1967年7月13日，哀悼六位殉職警務人員。左起五人於沙頭角槍戰犧牲，右一林寶華，於漢華中學門口被刺死。**

工聯會隨即舉辦聯歡會，約300會員為楊光祝賀。時任會長鄭耀棠在演辭中讚揚楊光：「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光叔身體力行，完美地達致了這一境界，十分令人敬佩。」《東方日報》2001年10月14日

林淑儀：楊光「一身正氣」

2015年5月16日楊光病逝，6月14日舉行大殮。工聯會時任會長林淑儀在悼詞中「讚揚光叔『一身正氣』，在1967年反英抗暴鬥爭，勇敢參與領導這場鬥爭，迫使港英調整統治手法，對香港社會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影響。」

工聯會現任會長吳秋北，日前帶領30名工聯會成員前往英國駐港領事館外抗議「中國公民」袁松彪被英國司法陷害，干涉中國內政及香港事務，引來網上罵聲不絕。

「大埔火災又唔見咁積極出聲」

「168人命唔見發聲，英國人犯案反而咁關心？點解唔放兩個菠蘿喺門口？」

「臨時演員有工開啦！」

「間諜關工聯會事」

吳秋北：高風亮節鞠躬盡瘁

以「左」聞名的吳秋北，2019年612遊行結束，稱當天為「612暴動」。不過，楊光逝世後就以「高風亮節鞠躬盡瘁」形容「反英抗暴」領軍人物，又歌頌楊光領導大型鬥爭富有經驗。

「不少光叔同輩都說，他們已經在自己可能的範圍內盡量克制，盡量不與港英當局硬碰，保存了愛國愛港後續力量。」《文匯報》2015年6月13日

吳秋北厲害之處是厚顏將1968年工聯會出賣工人的「復轉改」及基本法內有保障勞工權益之條文歸功於楊光。1967年底「反英抗暴」鳴金收兵，港共鬥爭經費斷絕，工聯會召開大會轉移視線，譴責僱主迫害罷工工友。繼而鼓勵工友們回到舊職要求復業，若被拒絕就改行。

邏輯之混亂，一如近日在英領館外叫囂的工聯會議員們。

六七暴動至今59年，從陳耀材、楊光、李澤添、鄭耀棠、林淑儀到吳秋北，從未聽聞工聯會會長向無辜枉死家屬，向香港市民道歉。

沙頭角殉職警目馮燕平兒子馮金堂今年74歲，七名弟妹中，年紀最少的也61歲了。他們過得好嗎？

香港歷史博物館之「香港故事」，「反英抗暴」已經取代「六七暴動」，顛倒是非就是一場聖戰嗎？

#馮金堂 #馮燕平 #工聯會 #楊光_大紫荊勳章 #董建華 #何佐芝_金紫荊勳章 #鄭耀棠 #林淑儀 #吳秋北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消失的檔案 #羅恩惠

延伸閱讀：香港人的歷史：沙頭角槍戰 https://tinyurl.com/mvhz6ufk

消失的檔案﹕廣州紅衛兵及軍區自作主張要拿下香港 https://tinyurl.com/3tdentpf

六四37．溫哥華｜近千人集會悼念聲援在囚政治犯　參加者：「如果我們忘記歷史，歷史就會重演」

On June 6, 2026June 23,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羅恩惠, 六四天安門事件, 媒體報導, 文章Leave a comment

撰文：羅恩惠

_{《追光者》特約報道 . 2026年6月6日}

香港維園燭光熄滅了，但離散港人將六四的薪火帶到世界各地。在加拿大溫哥華，今年有近千人到林思齊公園（David Lam Park）出席集會。大會今年主題是「悼念無罪」，聲援一眾在香港被囚禁的政治犯，包括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及副主席鄒幸彤等人。主辦集會的溫支聯主席 Edmund Leung 強調，會堅持悼念六四，直至死難者得到公義為止，又勉勵海外港人要珍惜享有的民主自由，要有公民意識參與社會事務。

溫哥華六四燭光悼念晚會，周四（4日）晚上於林思齊公園舉行，今年主題為「悼念無罪」，除了集會，還有歷史展覽、寫信給政治犯，大會指有接近1,000人參與。晚會以諷刺劇形式，演繹李卓人及鄒幸彤受審，劇本由反送中紀錄片《寧化飛灰》導演劉健倫撰寫，將國安法法官李運騰強詞奪理一面表露無遺。

溫支聯主席 Edmund Leung 表示，雖然自己身處加拿大，但自從港區《國安法》與23條實施後，部分朋友選擇疏遠他，不敢在他的 Facebook 點讚，恐懼會受牽連。不過，Edmund 拒絕被恐懼支配，堅持繼續舉辦悼念六四集會，他認為集會除了是悼念死難者，還應該推動公民意識及公民參與，鞏固個人民主自由思想，不要像香港短短幾年就將自由丟失。

**溫支聯主席 Edmund Leung 拒絕被恐懼支配，堅持繼續舉辦悼念六四集會。**

麥海華憂李卓人鄒幸彤會被重判

已移居加拿大的前支聯會副主席麥海華上台發言時，感謝加拿大讓國民享有言論自由，以及組織集會結社的權利，強調悼念六四無罪、集會無罪，要求港府撤銷一切對支聯會的指控，釋放李卓人、何俊仁及鄒幸彤，以及釋放所有民運人士。

麥海華接受《追光者》訪問時表示，政權對支聯會的指控毫不合理，支聯會卅多年一直是和平悼念六四死難同胞，尋求真相，從無做過任何違法行為。他指「結束一黨專政」是大家的期望，任何政黨都應依法行事，不能用專政壓制人民，是絕對合理的訴求，但如今卻被說成是「顛覆國家政權」，批評當局以此手段壓制民意及不同聲音。

麥海華坦言，預料支聯會案判刑很重，因當局目的是要禁言，令異見者在監獄渡過餘生，不可能再發揮社會影響力，但相信香港市民是有良知，會對這樣的判決表示憤恨，又指李卓人與鄒幸彤現時精神狀態高昂，他們承受的是莫須有罪名，形容支聯會案是國安法下其中最大的一宗冤案。

**前支聯會副主席麥海華指港支聯30多年一直和平悼念六四死難同胞，尋求真相，從無做過任何違法行為。**

溫支聯義工 Patrick May 協助大會撰寫文宣，他向《追光者》表示，如果忘記了歷史，歷史就會重演，只會令慘劇再次發生。他希望香港有一天可以得到民主與自由，但直言不一定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成果，自己能做的，就是盡量將文章翻譯，讓本地人可以增加對六四歷史的認識。

Patrick May常為溫支聯做英文繙譯，也義務替兩名前中共黨員繙譯自傳，後者極耗時亦沒有怨言。他認為改變不一定在有生之年看到，只是憑著信念繼續往前行。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8uDDwNITIAw?si=jC7ic-8AZUkiVd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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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連結：https://pulsehknews.com/20260606vancouverjune4/

_{六四37．溫哥華｜近千人集會悼念聲援在囚政治犯　參加者：「如果我們忘記歷史，歷史就會重演」}

_{撰文：羅恩惠}

_{《追光者》特約報道 . 2026年6月6日}

為「香港式文革」致歉羅孚 1993年於《當代》月刊

On April 13, 2026April 18,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羅孚, 六七暴動, 文章Leave a comment

撰文：羅孚 (前《新晚報》總編輯)

_{原刊於《當代》月刊第24期 1993年3月15日}

「一九六七年，香港爆發了「反英抗暴」鬥爭，許多群眾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馬上就要到手的退休長俸，拼死拼活地去鬥⋯⋯」

《當代》的朋友勸我寫回憶錄，我是躊躇的。

這比在北京時，已經算是進了一步，或者說退了一步——從不打算寫什麼回憶錄上後退了一步。當時有朋友勸我寫在香港幾十年工作的回憶，最好或最少寫出引起近十年羈留在北京的原因和情況的回憶，我一直沒有接受這些好意。

要善於識別歷史

我是個微不足道的人。也許有人以為我「大」，其實很小，沒有什麼值得寫的。我知道的，經歷過的事情不多。

現在大陸上寫回憶錄成風，這是好現象，保存歷史。但後來聽到不少人表示不欲觀之，因為據知情者說，不少回憶錄的作者都在美化自己，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個人感情 (主要是愛情或戀情) ，都有歪曲事實，自我美化之處。這裏面包括平日受人尊敬的名人。而指出這種歪曲的往往是作者的朋友而並非敵對的人。書寫歷史因此成了改寫歷史了。我既沒有什麼資格書寫歷史，更沒有資格改寫歷史。

我也並不因此就反對人家寫回憶錄，我依然是愛讀回憶錄之類的文字。「雙眼自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我沒有這麼狂而自信，只是帶着警惕的目光去看回憶錄和歷史就是了。

歷史也並不都可靠。蘇共的歷史、中共的歷史，不都是左寫右寫，寫過來寫過去的麼？既不能阻止覆雨翻雲，就只有帶着眼睛去識別。

史書總得有人去寫，回憶錄總得有人去寫。一無所有，就未免太蒙昧，太寂寞了。

但是，我還是對自己執筆寫回憶錄感到躊躇，儘管回到香港後因朋友的力勸而有了動搖。我想，我還是看人家寫的回憶錄為好，包括我的朋友寫的。

似乎有人說，我要寫「文革」的回憶錄。

這怎麼可能呢？我根本沒有參加過「文革」。十年「文革」，我一直是觀潮者。在潮畔，不在潮中。

周恩來制止在港搞「文革」

「文革」一開始，我們在香港的左派就接到指示：香港不搞「四大」——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大串連。也就是：不搞「文革」。這使人放心。

但有人並不安心，還想「搞搞震」。據說，新華分社裏就有人蠢蠢欲動，甚至已經開始貼出了大字報，要在新華社內部展開「文革」，作為革命的表率。這事情弄到「上震天廷」，勞動了周恩來，把一些人召上北京，苦口婆心地勸了六、七個鐘頭，才算把香港可能爆發的「文革」之火，撲滅在搖籃裏 (我想，這裏不能用「扼殺」吧) 。至今回憶起來，還不禁使人感嘆一聲：「辛苦了，周恩來總理！」當「文革」的火勢燎原時，區區一點的香港之火就要費他這麼多精力，舉一反三，也夠把他累死的了。人們不是聽說了麼？左一派、右一派、這一派、那一派紅衛兵的頭頭，他都要接見做工作，往往是一個通宵。

香港避免了「文革」。應該首先感謝周恩來！

反英抗暴—香港的「文革」

香港卻又爆發了「香港式的『文革』」——一場「反英抗暴」。這是當年左派的稱呼，而英方和一般人，卻把它叫做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一邊是說：「我抗暴政」；一邊是說：「你搞暴動」。

為什麼說是「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呢？

香港左派奉旨不搞「文革」，不搞自己鬥自己。而左派總是要革命的，在國門旁邊，被「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文革」之火烘烤得不免面紅心熱，熱血沸騰，就不能不採取一些革命行動，表現革命積極。這表現，首先向北京表現，向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表現。「我們也在革命，並沒有睡覺！」既然不能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鬥自己，那就只有去鬥港英，革港英之命了。

這就借了新蒲崗一間塑膠花廠的勞資糾紛，發動起一場「反英抗暴」。像香港這樣的地方，當年的勞資糾紛俯拾即是，不過那間塑膠花廠剛好被看中了、選上了、中了頭彩而已。

這以前，已經小試其鋒，取得大勝。那是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在澳門，對澳葡的一場鬥爭，以獅子搏兔的壓倒之勢，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澳葡被迫低頭，澳門據說因此有些紅彤彤了。

讓港英「走頭」

「勝完可以再勝」！不是「飲勝」，而是鬥爭的勝利。可以再勝港英。

「勝利沖昏了頭腦」。據說，領導人在深圳總結了澳門的勝利以後，就決定了在香港要大幹一場。這以前，還組織了香港左派機構的工人、職員、學生一批又一批，去澳門參觀學習，學習那邊的鬥爭經驗。大約是練兵吧。我們都去過。

澳葡低頭了，「反英抗暴」的口號於是叫出：「港英不低頭，就走頭！」「走頭」就是走路，意思是回老家，也就是回英國「祖家」。用現在鬥彭的文雅一點 (還是粗鄙？) 的提法，就是「歸西」。

這就等於提出了「收回香港」的問題。而中央文革的王力，在北京提起《人民日報》社論之筆，向香港的左派叫好、打氣，用隨時都可以收回香港 (不必等到一九九七，更不必經過事先的談判) 的暗示性文字，一邊向自己人煽風點火，一邊向對立面噓聲恫嚇。可能他並不是只發虛招，不過他們的真心實意卻被毛澤東的指示，「盤馬彎弓故不發」阻止住了。不必考證也可以知道，這一定又是首先出於周恩來的一片苦心。

左派鬥士的鬧劇

當時只能集中一些棍棒鐵枝，只能從爆竹中搜集一點火藥製造土炸彈以及「同胞勿近」的假炸彈的左派鬥士，是日也盼，夜也盼，深圳河那邊有大隊人馬開過來，青山灣一帶有紅色軍艦開過來的，那裏知道最高一人已經有令：「盤馬彎弓故不發！」事情已經鬧起來了，做一做姿態是可以的，但不是真正的發動，不能把弦上的箭真的射出。

結果是大家知道的，港英不低頭，也不「走頭」。在周恩來三令五申地抑止下，沒有成效、不得人心的武鬥終於停止，一場鬧翻了天的「反英抗暴」終於收場。

這是一場自上而下發動起來的鬥爭。這上，恐怕包括了中共在香港的領導、廣東的黨委以至中央文革吧。廣東當時打出了「支港」的旗幟，組織了「支港」的活動。

錯了，傻了

我當然參加了這場「反英抗暴」的鬥爭，大小也當過鬥爭的領導，只不過是一張報紙小小的領導。當時以為這是一番正義的事業、革命的事業，是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 (毛澤東語錄) 。而且隨時準備在港英的武裝力量進攻我們的機構時，和他們搏鬥，被抓去坐牢，以至當場犧牲性命。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守在報館裏，後來我也曾被當做英雄，回到廣州，接受致敬和慰問，被人們捧起來拋在空中。也就在這看來似是「勝利冲昏了頭腦」的時刻，私下裏卻有朋友告訴我，「反英抗暴」錯了，上邊 (指北京) 已經在批評，方向錯了。我這時真有些五雷轟頂的味道，傻了。

錯了，但群眾是好的，群眾的積極性應該保護。

群眾當然是好的。他們奮不顧身，不顧個人的利益 (有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馬上就要到手的退休長俸) ，接受號召，聽從指揮，拼死拼活地去鬥。有人犧牲了，有人生活上陷入極大的困難；有人受到了一些照顧，有人據說至今也沒有得到什麼照顧！

深表歉意和懺悔

想到他們，我就深深慚愧，儘管我不是他們的領導，無需要對他們直接負什麼責任，但是，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總是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的。儘管這也是奉命行事，但依然有我自己應負的責任。我是為此難過的。

我願借此公開表示我的歉意和懺悔！親愛的朋友們，犧牲了和還健在的朋友們，我向你們致敬！所有認識和不認識的人們，當年受過損失和不便的人們，我向你們致歉！

我不代表任何人，只是表示我個人的微意。我的歉意也是不足道的，只是表示一點點心意。因為我沒有別的方式可以表達了。

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並不原諒自己。

這些文字也不是什麼回憶錄，只是偶然觸發的一點回憶。如有錯失，只是記憶之誤。

「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總是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的。

我願借此公開表示我的歉意和懺悔！

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並不原諒自己。」

——羅孚

#羅孚 #為香港式文革致歉 #新晚報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當代月刊 #消失的檔案

_{為「香港式文革」致歉} _{撰文：羅孚 (前《新晚報》總編輯)}

_{原刊於《當代》月刊第24期 1993年3月15日}

【陳健民網上講座談《獄中書簡》《最後一課》及香港研究】20260219 羅恩惠

On February 19, 2026March 24,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文章Leave a comment

日期：2026年2月20日（周五）1800-1930 溫哥華烈治文市公眾圖書館

講者：陳健民教授（台灣香港研究學會理事長、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與談人：周豎峰（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主持：羅恩惠（《消失的檔案》導演、記者）

策劃：列治文公眾圖書館及公民協進會合辦

講者介紹：

陳健民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25年，2014年與戴耀廷、朱耀明發起「佔領中環」運動以前是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任。

「歌壇屬於梅艷芳，講壇屬於陳健民」是同代人的共識。不過，陳健民的願景並不止於香港，於九七主權移交前後，他和陳文敏教授對中國的發展充滿期望。當時香港是大陸連接世界的橋樑，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前仆後繼往中國貢獻自己的力量，陳健民及陳文敏也在其中。兩人在最擅長的領域：公民社會及法治付出巨大，陳健民從民間NGO、傳媒、商界設立的基金會再走向政府，與當局互動、影響政策制定，從培訓、資金連結與政策推動，陳健民深得各方信任，更多次以專家身份到不同政府部門為基層官員上課，講解各地民間組織發展模式。

**籌劃「佔領中環」運動以前，陳健民被各方信任，曾經多次以專家身份到不同政府部門為基層官員上課，講解各地民間組織發展模式。**

2013年以前，陳健民經常在下午四時完了中大的課，到大學站搭火車往深圳，再坐上往廣州站「#和諧號」列車，在車上匆匆用餐，黃昏抵達廣州再趕往大學演講。完了當晚回港，翌日早晨八點半又在中大教學。

貼地社會學者離開安舒區，陳健民經常牽掛草根NGOs，放眼底層社會及農村，他協助條件匱乏的建立自己的組織。香港學者放下身段，與學員們食路邊攤、飲茅台，去沒有門兼爬滿蟲的廁所，再惡劣的環境都難不倒他。努力經年，陳健民被視為中國公民社會最重要推手，直至「佔領中環」運動，他和中國的關係就此斷裂。

**陳健民獄中書簡（港版）於2020年6月出版。2022年3月，《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於台灣出版，增訂版加增專訪及香港大事記等等。**

《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是陳健民的手記，43篇曾經在《蘋果日報》論壇版發表。作為佔中發起人之一，他2019年4月24日被判入獄16個月，那些震撼人心100萬、200萬人上街的情景他無法親歷，平衡時空被困於牆內：「在高牆內我如飢似渴地啃書和跑步，並通過書簡分享我的思潮起伏。我雖然不太知道外界對這些書簡的反應，有時甚至覺得自己像站在亂世的一角喃喃自語，但書寫本身讓我保持心境清明，亦讓我感到生命力在流動。」（摘自港版書序〈#忠誠受苦〉）

〈毋忘燃燈人向啟蒙者致敬〉

2018年11月14日，陳健民的新舊學生、同事，佔中同路人、公民社會的夥伴們雲集一堂聆聽思托邦講座。當天從台灣飛到香港的學者有七人，晚上聽演講翌晨趕回台教學；還有來自大陸及澳洲的朋友，全場共600多人，演講廳連地上都坐滿了人，可見陳健民的人格魅力、親和力與人緣。

陳健民以〈毋忘燃燈人向啟蒙者致敬〉為題，講述「公民抗命」理念，從啟蒙、信念與準備。既感謝啟蒙者，又教導學生在黑暗時代堅守公民社會的良知、尊嚴與原則，展現「生命影響生命」的教育告白。

**老師告別任教25 的中大校園，昔日學生們合編報告送贈。另朋友題詞：「桃李滿門，公義長存」。**

中大變天推崇國安寧左勿右

中大校訓為「博文約禮」，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要求學生德智並重、內外兼修。不過在國安法下，中大高層已經忘掉教育為何物。在國安旗幟高高舉起的當下，關心奪命大火的政政系學生 關靖豐 MILES 被「踢出校」，全城嘩然。

MILES去年底發起「大埔宏福苑火災關注組」專頁，提出「四大訴求」，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事後被警方國安處以涉嫌煽動拘捕，准保釋候查。這兩個月曾經被動員的逸夫丶伍宜孫丶新亞丶聯合及和聲書院等五間學生會受壓而先後停運或解散。本來學分已修滿，關靖豐三月正式畢業，2月12日中大以電郵通知他被開除學籍。MILES接受訪問時指有人「揸住丁點權力，就樂意懲罰政權希望所打壓嘅人」，形容中大以畢業證書打壓學生「可恥」。

與談人周豎峰從本土派走向歷史研究之路

是次講座，陳健民教授及與談人周豎峰都是中大人。他們的際遇與小師弟關靖豐MILES有天壤之別。

陳健民在學時期參與推動東區醫院興建，屢次遇上帶路人及同行者。周豎峰是本土派，2016年出任中大學生會主席，他的莊「星火」聯同另外十間院校合辦「六四聯校論壇」積極推動學界本土化。2019及2020年為宣傳及延續反送中運動，周豎峰再次參加維園六四集會。2022年起他參與溫哥華港人悼念活動，2024及2025年，周在溫支聯舉辦的六四悼念活動任講者及主持。

周豎峰2012年加入學民思潮做反國教義工，2016年任學生會會長，曾立志為抗爭承擔法律後果。他對社會變革常懷希望，畢業後從議員助理、「公民議政平台」籌委會秘書，國安法實施後移居溫哥華，如今是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生。2022年參與台北中研院國際會議，探討「#溫哥華六四紀念的演變與香港離散政治」，論文收錄於《巨浪後 – 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由台北中研院社會研究所香港主題研究小組及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策劃，吳介民、梁啟智主編。

周豎峰另一篇雨傘回憶文章〈變動的雨傘記憶不變的抗爭意志〉收錄於《#傘後拾年》，一八四一出版社。周回憶雨傘運動後的創傷持續幾年，曾經感到絕望，「在二零一五年整年，我都極其陰沉孤僻，絕望如行屍走肉，不時有自我毀滅的衝動。每當經過夏愨道或旺角匯豐銀行，記憶洶湧而出，情緒久而不止。」

陳健民推動香港研究留存真相

這三年，陳健民為香港研究全力以赴，他出任台灣香港研究學會理事長、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在梁啟智博士的協力下，他們到處搜集香港原始檔案、建立藏庫，又隔年舉辦大型國際研討會，連結各地研究香港的學者，將國安法後香港同香港人面對嘅處境呈現。除了會議文集《巨浪後》付梓，還有《香港：離散與連結》專輯由聯經出版社出版。

香港研究具體細節如何推進，可於烈治文公眾圖書館或網上連線參與2月20日1800-1930 的講座，陳健民教授將會詳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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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東女婿，衛港捐軀〉羅恩惠 20251228

On December 28, 2025March 24,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文章Leave a comment

1969年，何東女兒Jean Hotung Gittins (何文姿）撰寫”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一書，由《南華早報》出版。

Billy Gittins生於1897年，畢業於香港大學工程學院，與何東爵士女兒 Jean (何文姿）相戀，雖然面對阻力，兩人終於1929年組織家庭，育有兩名子女。

Jean Hotung Gittins (何文姿）1941年在港大醫學院出任系主任 Dr Gordon King 的秘書，Gordon 是婦產科醫生，太太 Mary 也行醫。眼見局勢緊張，許多外籍人士都有撤退計劃，Mary 決意帶同三名女兒回流澳洲，Billy & Jean卻堅決留下來。

**Billy and Jean Gittins （”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圖片）**

1938年慕尼黑危機後不久，Billy 就認定戰爭不可避免，他主動加入香港義勇軍並對太太說：「我想做好準備，當那一天到來時，只有做好準備，我才能做出有價值的貢獻。」

本來Billy屬意“Field Company Engineers”「野戰工兵連」，欲以工兵的身份入伍。後來他被調往第四砲兵連，成為守衛「探照燈」的軍士，負責指揮香港海港東入口鯉魚門的一組探照燈。

Billy & Jane的子女Elizabeth及John，分別於1930年及1935年出生。戰爭臨近，五歲的John 時常被支氣管炎困擾。上司Dr Gordon King 的太太Mary 撤退前建議，可以讓Billy的子女同行，並承諾親自照顧。Billy及Jane觀察形勢、權衡厲害後同意了。1941年5月5日，11歲的女兒及5歲的兒子隨同Dr Mary坐船離開香港。

**戰爭臨近，年僅11歲及5歲的子女交由Mary醫生帶走（”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圖片）**

香港義勇軍 (HVDC) 於1854年成立，本意是輔助英軍防衛。於1941年香港保衛戰中，義勇軍包含多個連隊，有純英籍、蘇格蘭籍和歐亞混血兒等。他們熟悉地形，負責防守黃泥涌峽等關鍵位置。

1941年，香港義勇軍在灣仔修頓球場外步操，他們由多個連隊組成，均視香港為家。（政府檔案處照片）

1941年12月7日下午三時義勇軍召集，Billy隨即報到。臨行前跟太太道別，他以為很快就會再見，沒有想到這是兩人最後的會面。

三天後是Billy生日，Jean往炮兵司令部打電話，期望跟Billy對話。Jean在電話一頭等待良久，Billy 從探照燈機艙跑回司令部接電話，說：「一切都好，很忙。只是食物短缺，沒有補給。」只有幾句話就掛線，他們沒有想到這是兩人最後的對話。

香港保衛戰戰況慘烈，迎戰的由駐港英軍、英屬印度陸軍及加拿大派來增援的2000名士兵組成，再加上義勇軍絕地頑抗。英軍放棄新界及九龍後，退守香港島，義勇軍堅守赤柱至最後一刻。

何東女婿衛港捐軀

香港淪陷後Billy 被關進 #深水埗集中營，與家人斷絕聯繫。1943年12月，他與另外500多名戰俘被送到日本做苦工，其後因為痢疾與營養不良極其虛弱。Billy Gittins延至1945年3月肺炎逝世，下葬日本 #橫濱英聯邦陣亡將士墓地。

本來Jean 可以跟隨父親何東往澳門避難，但是愛夫情切的她想到若入住 #赤柱拘留營，或許有機會以「交換戰俘」方式和Billy重會。當行動仍然自由時她先往赤柱營地視察，又天真地想像日軍不會令囚友們受太多苦，吃住條件可能不會太惡劣。

就這樣Jean Gittins主動住進赤柱拘留營，失去三年零八個月的自由。

Billy父母，Gittins 一家亦遭受沉重打擊。三個女孩的丈夫都是義勇軍，其中兩人Ernest Fincher & Arthur Bliss 在戰鬥中陣亡。Mabel 丈夫George Hall 和Billy一起被關在深水埗戰俘營，Mabel 則帶著三名孩子被關押於赤柱戰俘營。

Gittins 夫婦，即 Jean 的老爺奶奶和兩名守寡的女兒Irene & Phyllis 住在一起。他們決定不被拘禁，和許多住在九龍的人一樣失去了所有財產。後來，他們去了台灣直到戰爭結束才返回香港。

**Gittins夫婦，Billy的父母攝於戰後的1953年。（”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圖片）**

Jean在赤柱拘留營用香煙包裝紙寫下種植蕃茄的成果，也記下拘留營每次收取食物的日期及內容。這些生活小節日積月累幫助她記起營內細節，也促使她1982年完成另一本書“Stanley: Behind Barbed Wire”，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

**Jean在拘留營記下的種植及收取食物記錄。（”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圖片）**

戰爭結束後她無法打聽到Billy消息，只好先往澳洲與子女重聚。在澳洲一段日子以後，她陸續收到跟Billy同被拘留難友的信，其中曾經照顧Billy的 Dr Riley來信，才知道丈夫被疾病折磨，始終不放棄的動力是期待與家人團聚。丈夫在戰爭和戰俘營的重壓下所展現出的沉著勇氣，「將永遠激勵我，也將成為孩子學習的榜樣。」

**何東家族女兒出嫁場面壯觀，圖為1929年Billy & Jean結婚時守衛列陣。**

“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內容首先在《南華早報》刊登，被廣泛閱讀後結集成書。以何東家族的財富及地位本來沒有必要親自上戰場，但如Billy Gittins及其兩位妹夫都挺身而出加入義勇軍，戰死沙場或在戰俘營受盡虐待。他們的故事應該被記住。

和平後的1946年，殖民地政府將8月30日訂立為「重光紀念日」，紀念光復與犧牲的戰士，定為公眾假期。1997年主權移交，重光紀念日被取消，特區政府訂定9月3日為「抗戰勝利日」，清洗記憶的動機異常明顯。

**何東（1862-1956)是香港著名歐亞混血兒，非常富裕的商人及房地產商。照片送給女兒Jean存念。**

“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 網上版可供閱讀並下載。Jean Gittins (何文姿)與子女居於澳洲，她另一本相關著作“Stanley: Behind Barbed Wire”早已絕版，google Book可購買電子書。Jean文筆流麗，富有感情，將個人、家庭及時代的患難刻劃入微，令人掩卷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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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 網上版

https://archive.org/details/eastern-windows-western-skies-jean-gittins

“Stanley: Behind Barbed Wire” Google Book

https://books.google.ca/books/about/Stanley.html?id=amCKdR9tpAUC&redir_esc=y

【烏克蘭記者Viktoriia Roshchyna之死】

On May 4, 2025March 24,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文章Leave a comment

烏克蘭記者Viktoriia Roshchyna（Вікторія Володимирівна Рощина）2023 年 8 月在俄羅斯佔領區進行採訪時失蹤。半年多後，俄羅斯國防部證實她被囚禁。她於2024年 9 月 19 日在囚期間死亡（1996年10月6日 – 2024年9月19日），烏克蘭戰俘待遇協調總部於10月10日確認 Roshchyna身亡，終年27歲。

**2024年10月11日，Viktoriia Roshchyna的同業們200百多人聚集在基輔獨立廣場悼念。他們手持她的照片緬懷她。**

Roshchyna是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入侵以來第 13 位因工作而喪生的烏克蘭記者之一，也是唯一一位冒著巨大風險穿越前線，試圖突破俄羅斯實施資訊封鎖的烏克蘭記者。她的遺體在交還時被發現幾個內臟器官失去，身上滿是傷痕。

Roshchyna曾供職於《烏克蘭真理報》，後來自由身（Freelancer）採訪，文章散見於烏克蘭公共廣播電台及 Radio Free Europe（自由歐洲電台）。她四次進入俄羅斯佔領區，2023年8月前往Zaporizhzhia （札波羅熱）調查非正式拘留中心對平民的酷刑，在核電廠附近失聯。當時Roshchyna 逐步掌握對拘留和酷刑負責的俄羅斯佔領者名單，包括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特工。

Roshchyna之前曾經撰寫情報人員和僱傭兵為俄羅斯戰爭提供協助，又發表多篇揭露瓦格納集團（Wagner Group）的文章。該集團是一支殘暴的準軍事武裝組織，由俄羅斯總統普丁的盟友領導，曾支持克里姆林宮在敘利亞、非洲和烏克蘭的行動。在文章中她還點名了幾名據稱對佔領區數千名兒童綁架事件負責的俄羅斯官員，記錄了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參與任意拘留和折磨Zaporizhzhia核電站工人的行為。

Roshchyna曾供職於《烏克蘭真理報》，後來自由身（Freelancer）採訪。

為尋找真相而殉職的記者觸發13家新聞機構共45名記者聯手，重整Viktoriia Roshchyna走過的路。Zaporizhzhia（札波羅熱）橫跨烏克蘭領土27,183平方公里，從Azov Sea到 Dnieper river。自從2022年，其中三分之二已被俄羅斯軍隊非法吞併。如今被佔領的Zaporizhzhia 被籠罩在前線的濃霧籠罩之下，幾乎沒有任何資訊能夠洩漏。該區域已成為資訊黑洞。

國際記者聯盟估計有16,000 至 20,000 名平民被關進俄羅斯龐大的非正式拘留中心和監獄系統，分佈於29處被佔領土地及俄羅斯境內180多個設施中。大多數被拘留者未經指控而被拘留，他們包括援助人員、記者、企業老闆、當地政治人物、教會領袖以及任何涉嫌抵抗入侵的人。然而在所有圍繞和平談判的討論中，他們很少被提及。Roshchyna認為這個主題沒有被充份報道，是她這次任務的重點。記者聯盟協力採訪50多名從這些設施釋放的平民及他們的家人，俄羅斯及被佔領區合法消息來源，還有因目睹慘劇而辭職的監獄官員。記者透過他們的見證及衛星圖片等重組案情。

《烏克蘭真理報》的編輯Sevgil Musaieva說：「Roshchyna將報導視為一項使命。她是烏克蘭與那些地區之間的橋樑，為當地居民提供了關於當地生活的重要信息。她失踪後，就再也沒有關於那裡發生的事情的報導了。」

Musaieva曾經否決Roshchyna的採訪提案，甚至終至跟她的工作合約。但這些都無法阻止Roshchyna前往Zaporizhzhia核電站進行採訪的決心。對Roshchyna來說，新聞工作是她生活的全部。早於青少年階段入行，又經常報導烏克蘭最重要的議題和事件。曾經在Hromadske共事至2022年的戰爭罪行調查組組長Yevheniia Motorevska說：「她的所有話題都與戰爭、有組織犯罪或對活動人士的起訴有關。她認為記者必須只寫他們親眼目睹的事情。對她來說，與生活在佔領區、生活在戰區的人們直接溝通非常重要。」

當俄羅斯發動全面戰爭時，Roshchyna正在Shchastia 的 Luhansk Oblast報導，該州是當時最早被佔領的城市之一。後來，她為多家烏克蘭媒體報導俄羅斯全面入侵，有時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前往俄羅斯佔領區。

2022 年 3 月，Roshchyna在離開被佔領的Berdiansk前往被佔領的Mariupol時被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FSB) 官員拘留了 10 天。獲釋後，她在《#Hromadske》的專欄中寫道，儘管受到俄羅斯人的威脅，但她「並不感到害怕」。她寫道：「由於不確定性和浪費的時間以及無法工作，我感到絕望。」

雖然經歷過危險，但是Roshchyna在報導真相與個人安危之間，她還是選擇前者。

Roshchyna遺體被標記為「#身份不明的男性」。法醫檢查後認定是女性，DNA% 鑑定 99.999吻合Roshchyna的身份。她的屍體曾經在俄羅斯進行屍檢，還有擦傷、瘀傷、刀傷、肋骨斷裂，腳上有電擊燒傷的痕跡。

2025年2月Roshchyna遺體被送回烏克蘭，冷藏卡車排成一排運送著俄羅斯移交的 757 名烏克蘭傷亡者的遺體。所有男性遺體的被標示都很清晰，唯獨Roshchyna遺體被標記為「#身份不明的男性」。法醫檢查後認定是女性，DNA% 鑑定 99.999吻合Roshchyna的身份。她的屍體曾經在俄羅斯進行屍檢，還有擦傷、瘀傷、刀傷、肋骨斷裂，腳上有電擊燒傷的痕跡。Roshchyna留長髮，髮梢染成金色，如今她的頭髮被剃了。更可怕是死者大腦、雙眼和部分氣管缺失，法醫解讀為掩蓋被勒死或窒息的死因。頸部瘀傷可能是由於舌骨骨折，一般由人為勒頸造成。屍體上標籤寫着俄文縮寫「СПАС」，代表心臟動脈系統性損傷，可能是俄羅斯病理學家確定的官方死因。又由於屍體被雪藏多月，進一步掩蓋了死因。

烏克蘭當局宣佈會以謀殺及戰爭罪方向調查事件。

據烏克蘭官員、聯合國和人權活動人士稱，Roshchyna有八個月被關押在俄羅斯南部的塔甘羅格（ Taganrog）SIZO-2 監獄。根據法庭記錄和監獄採購文件，以及對烏克蘭調查人員、俄羅斯律師、歐洲情報官員和九名前塔甘羅格囚犯的採訪，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塔甘羅格拘留中心一直是系統性身體和心理虐待的場所。

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Alice Edwards表示：「我記錄了嚴重的酷刑案件，包括模擬處決、各種毆打、電擊耳朵、生殖器和身體其他部位、水刑，以及威脅、實際強姦和性暴力。我將這些稱為俄羅斯戰爭政策的一部分。這是有組織的，系統性的。」

被關在塔甘羅格的戰俘Yevgeny Markevich聽到Roshchyna在牢房裡與警衛對話。「她當面對獄警說，『你們是佔領者，你們闖入我們的國家，你們正在屠殺我們的人民…我永遠不會與你們合作！』」Markevich很震驚：「她可能因為自己是女人才這樣說。如果我說了那樣的話，他們肯定會當場殺了我。」

Yevgeny Markevich指出任何烏克蘭愛國主義的表現都會招致辱罵，包括說烏克蘭語、有支持烏克蘭的刺青或拒絕承認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他記得自己聽過毆打的場景，當時囚犯們被毆打得非常激烈，甚至「準備將自己的國籍改為俄羅斯」。有前囚犯稱，俄羅斯獄警在每日牢房檢查中以及在指定用於審訊和酷刑的房間裡實施虐待。

**Victoria Roshchyna 被關在一個10×16 呎的空間裡，和另外 2-4人每天受到虐待。**

**房間裡有一個浴缸，Shylyk記得俄羅斯警衛將她按在水下，直到她失去意識。她被警棍的刺痛聲吵醒。她說警衛打斷了她的四根肋骨。**

另一名37 歲的前戰俘Mykhailo Chaplya 曾經在塔甘羅格（ Taganrog）SIZO-2監獄被關押兩年，他目睹獄警如何將囚犯折磨到極限。反抗的被拘留者遭受額外的虐待，包括被吊在橫桿上毆打。倖存者Taraniuk指出，審訊由一群蒙面俄羅斯警察進行，他們使用手銬、電擊槍和警棍逼供。《華盛頓郵報》依賴六名倖存者重組監獄內部設施，刑具及狹窄的囚室。（見附圖）

有前囚犯表示強迫裸體、性羞辱和強暴威脅也是審訊經驗的一部分。一名平民婦女描述她被坐在凳子上，周圍有大約 20 名俄羅斯審訊人員和警衛，而一名赤身裸體、被捆綁的男囚犯被迫「靠在她身上」。她說，旁觀者毆打並嘲笑她們倆。

30 歲的前海軍陸戰隊員Julian Pylypei回憶說，他無意中聽到俄羅斯獄警討論「一名在審訊中死亡的人」。前戰浮 Mykhailo Chaplya說，他有時會聽到俄羅斯警衛拖著屍體沿著走廊走，屍體在石頭地板上發出拍打的聲音。Taraniuk說「有些人無法接受，就在牢房的鐵欄上上吊自殺了。」

**一名30歲前海軍Julian Pylypei 聽到屍體被拖行的聲音，有些囚友選擇上吊自殺。**

2024 年 4 月，在近八個月杳無音信之後，Roshchyna父親Volodymyr收到消息他的女兒被關押在塔甘羅格（Taganrog）。不久之後，根據烏克蘭議會人權事務專員Dmytro Lubinets 發表聲明，俄羅斯當局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證實Roshchyna已被拘留。

10 月 10 日，Volodymyr Roshchyn收到俄羅斯當局的一封信，信中說他的女兒已經死亡。這位父親拒絕接受這消息。他向俄羅斯當局發信，要求調查她的下落和所受待遇，他的請求被拒絕。他要求額外的DNA測試以確認屍體身份。

12 月，保護記者委員會收到塔甘羅格監獄負責人Alexander Shtoda 的信，信中稱沒有記錄顯示Roshchyna被關押在 SIZO-2。Volodymyr Roshchyn今年一月份收到了來自Shtoda的第二封信，信中稱「Roshchyna現在和過去都沒有出現在 SIZO-2 的記錄中」。

記者們要求監獄長回應，Shtoda拒絕評論。

Roshchyna 在《烏克蘭真理報》一位拍檔Nataliya Gumenyuk說：「她冒險不是因為勇敢或期望獲得認可，而是她相信這是她的職責。」同事們說沒有了Roshchyna，有關俄羅斯在被佔領土上所作所為的第一手報道就大大減少了。

2024年10月11日，Viktoriia Roshchyna的同業們200百多人聚集在基輔獨立廣場悼念。他們手持她的照片緬懷她。有行家說：「Roshchyna是那種不會等待編輯派遣任務的記者，一旦有事發生就會趕到現場。無論是抗議、衝突還是犯罪現場，她都勇於接受艱鉅挑戰。」

**烏克蘭記者Viktoriia Roshchyna無權無勢，採訪資源匱乏。她的不懈努力燃亮了同路人。**

Roshchyna 2022 年 10 月獲得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為了專注採訪她沒有出席位於洛杉磯的領獎禮。接受訪問時她表示：「自從2 月 22 日以來，每個烏克蘭人的生活都發生了變化。…幾乎每個公民都成為了士兵，包括記者。我們始終忠於使命，傳達真相。」

2025年無國界記者統計剛出台，烏克蘭在180個國家中排行62。RSF評語指俄羅斯發動大規模入侵嚴重威脅媒體生存，在三年多的資訊戰中，烏克蘭始終站在抵抗克里姆林宮宣傳系統擴張的前線。

世界新聞自由日，我們當記住烏克蘭記者的Viktoriia Roshchyna的堅持，她作出了最高規格的示範。來自13個新聞機構，45名記者的集體報導，已經將部份佔領區戰時罪行記錄下來了。期待有一天涉事者在軍事法庭負上刑責。

今年，香港在全球新聞自由排名140位，首次進入紅色區域，跟排名178位的中國屬同一組別。猶記得三年前的今天，香港大學新聞系系主任Keith B. Richburg在新聞自由日向學生們發信，不是談新聞自由之重要，反而告誡同學們「要學懂做人，學會規避風險」。這位系主任還兼任香港外國記者會（FCC）主席，又因為《立場新聞》取得9個獎項，擔憂對FCC風險太大而取消頒發人權新聞獎。

烏克蘭記者Viktoriia Roshchyna無權無勢，採訪資源匱乏。她的不懈努力燃亮了同路人。《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及《眾新聞》倒下以後，部份記者建立了《法庭線》、《庭刊》、《集誌社》、《ReNews》、《大城誌》等小型媒體，繼續優質報導。期望支持新聞自由的朋友們不要忘記訂閱，支持他們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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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來源：The kyiv Independent，United24 Media，Forbidden Stories，華盛頓郵報，The Guardian。無國界記者2025新聞自由調查報告。

誰在為六七暴動討說法？鍾劍華 2020年9月3日

On September 3, 2020July 23,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鍾劍華, 六七暴動, 文章Leave a comment

撰文：鍾劍華 (時任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原刊於《蘋果日報》2020年9月3日

**六七動力研究社連續六年舉行公祭，有研究社成員指死者和少年犯均非暴徒，而是民族英雄。(資料圖片)**

50年前5月，六七暴動爆發。回顧歷史、在歷史事件中吸取教訓，可以推動社會進步，也警惕大家不要重犯過去的錯誤。但也有人意圖藉這個關鍵的年份，把這一件已經被確認是錯誤的事情漂白。香港人必須警惕這一種意圖。

有團體藉着所謂公祭六七死難者活動，把參與暴動的那些人描繪成「烈士」，令人氣憤。事實是當時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香港的左派領導層也寧左勿右，利用勞資糾紛事件煽動民眾以暴力衝擊社會治安，造成了延續多個月的暴動。至於所謂「反英抗暴」，只是後來要搞個名堂出來，才加上去的一個說法。如果只是因為要對抗強權，為何要在人口稠密的社區內放置數千個炸彈，置一般市民的死傷不顧？明明是受到煽動作出了違法行為，現在卻說成是抵抗暴政的烈士？那些人還憑甚麼去抗議日本政界參拜靖國神社？

另一個令人氣憤的做法，是把一些當時發生的嚴重人命事故，說成是港英當局「插贓嫁禍」，意圖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北角渣華街小姊弟被炸死事件，如果不是左派闖的禍，為甚麼左派喉舌在事發之後一律不作評論地低調報道？這擺明就是心中有鬼。幾日之後，廣播員林彬早上被燃燒彈嚴重燒傷，中午出版的左派喉舌報章已經大篇幅報道，而且興高采烈，招認是「鋤奸特攻隊」的「制裁行動」，還要以此警告其他對暴動有牴觸情緒的人士，恐嚇他們需要面對同樣下場。當年還有老實起來的膽識，今天竟然推說是「無頭公案」，這是正確面對歷史的態度嗎？這一類人所謂六七暴動50年的反思，揭穿了只是想藉機翻案，推卸罪責。

至於有少數被六七暴動牽連的「少年犯」出來說要「討個說法」，這一點倒還有些意思。但要搞清楚要討的是甚麼說法，又要向誰討說法。如果想探討當年判刑是否過濫過重，令很多年輕人背負終生的刑事紀錄，要探討有沒有可能把部份輕微的刑事記錄撤銷，即所謂「洗底」，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社會，這一方面的工作任何時候都可以做，也應該不時檢討。特別是當近期有一些參與示威的年輕人被判重刑之後，加快這方面的工作也是無可厚非。

如果所謂「討個說法」的意思是要漂白六七暴動的話，相信只會枉費心機了。經過了50年，更多的事實已經呈現在各種紀錄上，事件的時序及各方面的角色都已經十分清楚。「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對於六七暴動那一段歷史，香港人早已掌握是非黑白。當今之世，就算強權政府如何扭曲歷史，如何低調不談，也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十年浩劫」。六七暴動作為因為文化大革命而在香港被過左傾向發動的錯誤事件，還可以討得甚麼新的說法？就連前新華社副社長，也是當年暴動的領導祁烽都曾經公開承認「反英抗暴」是搞錯了，還可以憑甚麼以一個已經被公認的錯誤為自己的違法行為塗脂抹粉？那些少年犯及暴動參與者如果要嚴肅地對待歷史及個人的錯誤，最好向煽動他們的左派組織討個公道。他們也應該向自己討一個說法，檢討一下為何自己當時會受到煽惑，甚至可能從事過傷害無辜市民的行為。

事實上，能夠這樣做的也大不乏人，有一些前地下黨員已經公開向市民道歉了。令人感嘆的是仍然有部份人就連這一種反省的能力都沒有，還敢以進步人士自況，這簡直可以說是把歷史拿來開玩笑。如果所謂回顧六七暴動的意思是要把一度被扭曲的歷史再扭曲多一次，相信對修補六七造成的創傷不但毫無作用，只會令人更清楚看到本地部份左派人士的虛偽及野蠻。

回顧六七暴動，如果不是希望從中吸取教訓，只是希望獲得所謂的平反，因而把自己的情緒和心態回復到50年前那種扭曲的狀態當中，相信也不會得到香港人的接受和同情。對於六七暴動，香港人才最有權向當時的搞手及中央討一個說法。當時六七暴動的推手及參與者也應該給香港人一個說法，而不是只尋求為當年的錯誤再製造另一個歪理為自己開脫。

撰文：鍾劍華 (時任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原刊於《蘋果日報》2020年9月3日

#鍾劍華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六七動力研究社

浮現的檔案消失的檔案鍾劍華 2017年1月3日

On September 3, 2020July 23, 2026 By Vanished ArchivesIn 鍾劍華, 六七暴動, 文章Leave a comment

撰文：鍾劍華 (時任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原刊於《蘋果日報》2017年1月3日

**政府鮮有提及六七暴動的歷史，令人質疑是要美化當年的暴徒的的行動。(資料圖片)**

英國檔案解密，揭露中英雙方在回歸過渡期的角力及部署，也揭發中英秘密達成協議推翻88年直選這一件一直未為港人所知的事件。

這件事的公開，除了有助學術研究，可以更準確分析這如何影響今天香港的發展之外，也讓香港人清楚看到，北京把直選承諾寫入《基本法》內，其實只是當時換取推翻直選的權宜之計。正因如此，北京今天一再以各種藉口拖延直選安排，甚至以國家安全為由推翻當時的承諾，其實只是反映北京當局一貫以來都沒有在香港推行直選的誠意。

相對於英國，特區政府仍然未肯制訂檔案法，甚至傳出近年大批銷毀檔案，這一點特別值得香港市民留意。有迹象顯示，特區政府為了政治需要，正在靜悄悄地把部份敏感的檔案取走，意圖把歷史刪去。

上星期出席一個非正式的電影放映會。影片《消失的檔案》是資深傳媒工作者羅恩惠女士花了四年時間，費盡移山心力完成的一部有關六七暴動的紀錄片。發生於1967年的暴動事件，是戰後香港社會發展的重要分水嶺，也是香港歷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動亂。這麼一件重大的歷史事件，涉及國內的文化大革命，也可能因為涉及大部份今天仍然有公開活動的官方機構、左派民間組織、傳媒機構及左派工會，因此相關的檔案近年正慢慢「被消失」。在政府的香港歷史檔案館內，便只留下21秒沒有聲音的無關痛癢的片段及零碎的文字描述。那些檔案資料的消失，可能會令以後要客觀地認識及評價這件事更加困難。

這些檔案的消失，也正好為部份「有心人」及需要為此事承擔責任的人士及機構提供可乘之機，撇清應負的罪責，甚至可以把事件漂白，為當年犯下的罪行加上光環。事實上，這方面的工作已經悄悄開始，更會在六七暴動50周年全力推行。

當年，商業電台的播音員林彬在節目中痛罵「左仔」，結果招來殺身之禍。在當年沒有互聯網、沒有手提電話，事件發生後只三個多小時，中午發行的左派晚報已經大篇幅報道，連評論文章都寫好，還要高度讚揚那個執行任務的「地下鋤奸隊」，執行了「鋤奸制裁」的任務。同一年，當北角那對只有七歲及兩歲的小姊弟被土製炸彈炸死之後，左派機構及傳媒仍然呼籲要以「武力抗暴」，甚至有左派學校提供地方讓學生製造炸彈。

這些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但今天左派集團及相關人士卻統一口徑，把六七暴動說成是要還擊殖民地政府的暴政。當時作為香港鬥委會領袖的楊光，不單拿了個大紫荊勳章，死後還要被妄稱為對香港工運作出重大貢獻。更有甚的，現在已經有人利用歷史檔案的空白，不但不再去談那個當時受到高度讚揚的「地下鋤奸隊」，彷彿它根本不存在過，還要把上述這兩件事說成是「無頭公案」。

浮現的檔案有助填補歷史的空白及斷裂，讓大家可以更清楚理解歷史的來龍去脈。政府一方面說要重視歷史，要把歷史科列為初中課程的必修科目，另一方面卻不願意制訂完善的檔案法，讓社會可以更合理更嚴格地保存歷史檔案，說明了特區政府所謂的重視歷史，只是葉公好龍。而刻意令政府的歷史檔案消失，更可以說是極度虛偽甚至是存心參與扭曲事實改寫歷史。

原刊於《蘋果日報》2017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