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籲工聯會回應馮金堂 羅恩惠 2026年6月29日

2001年10月13日,時任特首董建華頒授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給「六七暴動」鬥委會主任楊光,引起極大爭議。在輿論之囂鬧中,楊光對獲頒大紫荊勳章「深感榮幸」,指榮譽是對工聯會推動工運的肯定。他又主動提及「六七事件」﹐「強調事件是『由勞資糾紛演變成愛國反帝爭取權益的鬥爭﹐是港英殖民統治者高壓政策所造成﹐是壓逼愈大反抗愈大的實證』不過﹐對於當時暴動造成平民傷亡則隻字不提。」《星島日報》2001年10月14日

2001年10月,楊光獲頒大紫荊勳章引來輿論譁然。

1967年左派暴動,工聯會會長楊光發動各個屬會制造炸彈,7至12月的炸彈浪潮濫炸無辜,人人自危。清華街炸彈案,八歲及兩歲小姐弟黃綺雯、黃少勳在家門前被炸至血肉模糊;坐電車路過灣仔莊士敦道的19歲學生唐德明,被高空炸彈炸死;茘枝角道特大炸彈慘案導至3死39傷,包括往洗衣店光顧的八歲女童周雲英。

怡和街炸彈案,嘗試移走電車軌上炸彈的交通警官麥義雲(Ronald John McEwen),被炸至手腳飛脫,遺體像「燒豬」般焦黑。還有上獅子山頭拆彈的英軍Sergreant Colin C.Workman,被炸彈衝力丟下300呎墮崖慘死。

沙頭角事件中死傷警員身世調查—馮燕平1967年7月10日 《華僑日報》

六七暴動死傷平民或紀律部隊家屬,大部份因為悲慟、恐懼保持沉默,沙頭角殉職警目馮燕平之子馮金堂例外。

1967年7月8日沙頭角槍戰,港警5死12重傷。警目馮燕平駐守的沙頭角警崗被過境武裝份子圍攻射擊,最終太陽穴中槍殉職。

馮燕平殉職時38歲,1950年入職,有八名子女。妻子聞噩訊悲痛欲絕,數度暈倒,幾次試圖自殺。《華僑日報》1967年7 月10日首次提及長子馮金堂,當年15歲,於英華書院(初中)畢業,下有七名弟妹,最小的只有兩歲。

事隔34年,發動六七暴動的楊光獲大紫荊勳章;恪守社會責任與公義的商台董事長何佐芝卻獲得次一等的金紫荊勳章,促使馮燕平之子馮金堂打破沉默。

2001年7月7日,《明報》刊登馮金堂專訪。「他清楚記得,那一年七月八日黃昏﹐突有警察福利部人員探訪,原來在粉嶺機動部隊受訓的父親,當日被調派往沙頭角警署值勤………『我不再是憤怒﹐這比憤怒有過之千百萬倍﹗』

馮金堂形容當時一家在港無親無故﹐母親獨力負起撫育子女的責任。『港府雖然有補償﹐但這能彌補人命的損失﹐能彌補一個家被破壞嗎﹖ ………正常家庭有父母﹐但我們卻缺了一半。』」

馮金堂2001年接受訪問時已移居澳洲十年,他痛恨特區政府再次剌痛他與家人的傷口。

「『這等於平反,等如認同﹙六七暴動﹚………董建華是否應該去感受多些別人的看法。』

訪問中馮金堂怒不可遏,指當年年紀雖小,但也認為楊光是暴動的『搞手』,認為楊光需對當年的暴力事件負責。『當年這樣多人死傷,香港政府竟然會頒勳章給一個這樣的人﹗』。在馮金堂眼中,『暴動搞手』所作所為不能原諒。

結果,楊光如願獲頒大紫荊勳章,行政長官董建華授勳時搭著楊的膊頭說:「你在香港多年,做好多事,我們好清楚看到。」

《華僑日報》 1967年7月13日,哀悼六位殉職警務人員。左起五人於沙頭角槍戰犧牲,右一林寶華,於漢華中學門口被刺死。

工聯會隨即舉辦聯歡會,約300會員為楊光祝賀。時任會長鄭耀棠在演辭中讚揚楊光:「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光叔身體力行,完美地達致了這一境界,十分令人敬佩。」《東方日報》2001年10月14日

楊光舉殯,政商勞工界送別。 2015年6月15日《大公報》

林淑儀:楊光「一身正氣」 

2015年5月16日楊光病逝,6月14日舉行大殮。工聯會時任會長林淑儀在悼詞中「讚揚光叔『一身正氣』,在1967年反英抗暴鬥爭,勇敢參與領導這場鬥爭,迫使港英調整統治手法,對香港社會發展產生重大而深遠影響。」

2026年6月23日,吳秋北帶領工聯會眾人往英國駐港領事館示威抗議。

工聯會現任會長吳秋北,日前帶領30名工聯會成員前往英國駐港領事館外抗議「中國公民」袁松彪被英國司法陷害,干涉中國內政及香港事務,引來網上罵聲不絕。

「大埔火災又唔見咁積極出聲」

「168人命唔見發聲,英國人犯案反而咁關心?點解唔放兩個菠蘿喺門口?」

「臨時演員有工開啦!」

「間諜關工聯會事」

吳秋北:高風亮節 鞠躬盡瘁

2015年6月13日《文匯報》

以「左」聞名的吳秋北,2019年612遊行結束,稱當天為「612暴動」。不過,楊光逝世後就以「高風亮節 鞠躬盡瘁」形容「反英抗暴」領軍人物,又歌頌楊光領導大型鬥爭富有經驗。

「不少光叔同輩都說,他們已經在自己可能的範圍內盡量克制,盡量不與港英當局硬碰,保存了愛國愛港後續力量。」《文匯報》2015年6月13日

吳秋北厲害之處是厚顏將1968年工聯會出賣工人的「復轉改」及基本法內有保障勞工權益之條文歸功於楊光。1967年底「反英抗暴」鳴金收兵,港共鬥爭經費斷絕,工聯會召開大會轉移視線,譴責僱主迫害罷工工友。繼而鼓勵工友們回到舊職要求復業,若被拒絕就改行。

邏輯之混亂,一如近日在英領館外叫囂的工聯會議員們。

六七暴動至今59年,從陳耀材、楊光、李澤添、鄭耀棠、林淑儀到吳秋北,從未聽聞工聯會會長向無辜枉死家屬,向香港市民道歉。

殉職警目馮燕平,1967年7月12日公祭圖片。

沙頭角殉職警目馮燕平兒子馮金堂今年74歲,七名弟妹中,年紀最少的也61歲了。他們過得好嗎?

香港歷史博物館之「香港故事」,「反英抗暴」已經取代「六七暴動」,顛倒是非就是一場聖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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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香港人的歷史:沙頭角槍戰 https://tinyurl.com/mvhz6ufk

消失的檔案﹕廣州紅衛兵及軍區自作主張 要拿下香港     https://tinyurl.com/3tdentpf

六四37.溫哥華|近千人集會悼念聲援在囚政治犯 參加者:「如果我們忘記歷史,歷史就會重演」

撰文:羅恩惠

《追光者》特約報道 . 2026年6月6日

香港維園燭光熄滅了,但離散港人將六四的薪火帶到世界各地。在加拿大溫哥華,今年有近千人到林思齊公園(David Lam Park)出席集會。大會今年主題是「悼念無罪」,聲援一眾在香港被囚禁的政治犯,包括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及副主席鄒幸彤等人。主辦集會的溫支聯主席 Edmund Leung 強調,會堅持悼念六四,直至死難者得到公義為止,又勉勵海外港人要珍惜享有的民主自由,要有公民意識參與社會事務。

溫哥華六四燭光悼念晚會,周四(4日)晚上於林思齊公園舉行,今年主題為「悼念無罪」,除了集會,還有歷史展覽、寫信給政治犯,大會指有接近1,000人參與。晚會以諷刺劇形式,演繹李卓人及鄒幸彤受審,劇本由反送中紀錄片《寧化飛灰》導演劉健倫撰寫,將國安法法官李運騰強詞奪理一面表露無遺。

溫支聯主席 Edmund Leung 表示,雖然自己身處加拿大,但自從港區《國安法》與23條實施後,部分朋友選擇疏遠他,不敢在他的 Facebook 點讚,恐懼會受牽連。不過,Edmund 拒絕被恐懼支配,堅持繼續舉辦悼念六四集會,他認為集會除了是悼念死難者,還應該推動公民意識及公民參與,鞏固個人民主自由思想,不要像香港短短幾年就將自由丟失。

溫支聯主席 Edmund Leung 拒絕被恐懼支配,堅持繼續舉辦悼念六四集會。

麥海華憂李卓人鄒幸彤會被重判

已移居加拿大的前支聯會副主席麥海華上台發言時,感謝加拿大讓國民享有言論自由,以及組織集會結社的權利,強調悼念六四無罪、集會無罪,要求港府撤銷一切對支聯會的指控,釋放李卓人、何俊仁及鄒幸彤,以及釋放所有民運人士。

麥海華接受《追光者》訪問時表示,政權對支聯會的指控毫不合理,支聯會卅多年一直是和平悼念六四死難同胞,尋求真相,從無做過任何違法行為。他指「結束一黨專政」是大家的期望,任何政黨都應依法行事,不能用專政壓制人民,是絕對合理的訴求,但如今卻被說成是「顛覆國家政權」,批評當局以此手段壓制民意及不同聲音。

麥海華坦言,預料支聯會案判刑很重,因當局目的是要禁言,令異見者在監獄渡過餘生,不可能再發揮社會影響力,但相信香港市民是有良知,會對這樣的判決表示憤恨,又指李卓人與鄒幸彤現時精神狀態高昂,他們承受的是莫須有罪名,形容支聯會案是國安法下其中最大的一宗冤案。

前支聯會副主席麥海華指港支聯30多年一直和平悼念六四死難同胞,尋求真相,從無做過任何違法行為。

溫支聯義工 Patrick May 協助大會撰寫文宣,他向《追光者》表示,如果忘記了歷史,歷史就會重演,只會令慘劇再次發生。他希望香港有一天可以得到民主與自由,但直言不一定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成果,自己能做的,就是盡量將文章翻譯,讓本地人可以增加對六四歷史的認識。

Patrick May常為溫支聯做英文繙譯,也義務替兩名前中共黨員繙譯自傳,後者極耗時亦沒有怨言。他認為改變不一定在有生之年看到,只是憑著信念繼續往前行。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8uDDwNITIAw?si=jC7ic-8AZUkiVd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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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連結:https://pulsehknews.com/20260606vancouverjune4/

六四37.溫哥華|近千人集會悼念聲援在囚政治犯 參加者:「如果我們忘記歷史,歷史就會重演」

撰文:羅恩惠

《追光者》特約報道 . 2026年6月6日

為「香港式文革」致歉 羅孚 1993年於《當代》月刊

撰文:羅孚 (前《新晚報》總編輯)

原刊於《當代》月刊 第24期 1993年3月15日

「一九六七年,香港爆發了「反英抗暴」鬥爭,許多群眾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馬上就要到手的退休長俸,拼死拼活地去鬥⋯⋯」

《當代》的朋友勸我寫回憶錄,我是躊躇的。

這比在北京時,已經算是進了一步,或者說退了一步——從不打算寫什麼回憶錄上後退了一步。當時有朋友勸我寫在香港幾十年工作的回憶,最好或最少寫出引起近十年羈留在北京的原因和情況的回憶,我一直沒有接受這些好意。

要善於識別歷史

我是個微不足道的人。也許有人以為我「大」,其實很小,沒有什麼值得寫的。我知道的,經歷過的事情不多。

現在大陸上寫回憶錄成風,這是好現象,保存歷史。但後來聽到不少人表示不欲觀之,因為據知情者說,不少回憶錄的作者都在美化自己,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個人感情 (主要是愛情或戀情) ,都有歪曲事實,自我美化之處。這裏面包括平日受人尊敬的名人。而指出這種歪曲的往往是作者的朋友而並非敵對的人。書寫歷史因此成了改寫歷史了。我既沒有什麼資格書寫歷史,更沒有資格改寫歷史。

我也並不因此就反對人家寫回憶錄,我依然是愛讀回憶錄之類的文字。「雙眼自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我沒有這麼狂而自信,只是帶着警惕的目光去看回憶錄和歷史就是了。

歷史也並不都可靠。蘇共的歷史、中共的歷史,不都是左寫右寫,寫過來寫過去的麼?既不能阻止覆雨翻雲,就只有帶着眼睛去識別。

史書總得有人去寫,回憶錄總得有人去寫。一無所有,就未免太蒙昧,太寂寞了。

但是,我還是對自己執筆寫回憶錄感到躊躇,儘管回到香港後因朋友的力勸而有了動搖。我想,我還是看人家寫的回憶錄為好,包括我的朋友寫的。

似乎有人說,我要寫「文革」的回憶錄。

這怎麼可能呢?我根本沒有參加過「文革」。十年「文革」,我一直是觀潮者。在潮畔,不在潮中。

周恩來制止在港搞「文革」

「文革」一開始,我們在香港的左派就接到指示:香港不搞「四大」——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大串連。也就是:不搞「文革」。這使人放心。

但有人並不安心,還想「搞搞震」。據說,新華分社裏就有人蠢蠢欲動,甚至已經開始貼出了大字報,要在新華社內部展開「文革」,作為革命的表率。這事情弄到「上震天廷」,勞動了周恩來,把一些人召上北京,苦口婆心地勸了六、七個鐘頭,才算把香港可能爆發的「文革」之火,撲滅在搖籃裏 (我想,這裏不能用「扼殺」吧) 。至今回憶起來,還不禁使人感嘆一聲:「辛苦了,周恩來總理!」當「文革」的火勢燎原時,區區一點的香港之火就要費他這麼多精力,舉一反三,也夠把他累死的了。人們不是聽說了麼?左一派、右一派、這一派、那一派紅衛兵的頭頭,他都要接見做工作,往往是一個通宵。

香港避免了「文革」。應該首先感謝周恩來!

羅孚在香港一家團聚。(原文附圖)

反英抗暴—香港的「文革」

香港卻又爆發了「香港式的『文革』」——一場「反英抗暴」。這是當年左派的稱呼,而英方和一般人,卻把它叫做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一邊是說:「我抗暴政」;一邊是說:「你搞暴動」。

為什麼說是「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呢?

香港左派奉旨不搞「文革」,不搞自己鬥自己。而左派總是要革命的,在國門旁邊,被「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文革」之火烘烤得不免面紅心熱,熱血沸騰,就不能不採取一些革命行動,表現革命積極。這表現,首先向北京表現,向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表現。「我們也在革命,並沒有睡覺!」既然不能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鬥自己,那就只有去鬥港英,革港英之命了。

這就借了新蒲崗一間塑膠花廠的勞資糾紛,發動起一場「反英抗暴」。像香港這樣的地方,當年的勞資糾紛俯拾即是,不過那間塑膠花廠剛好被看中了、選上了、中了頭彩而已。

這以前,已經小試其鋒,取得大勝。那是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在澳門,對澳葡的一場鬥爭,以獅子搏兔的壓倒之勢,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澳葡被迫低頭,澳門據說因此有些紅彤彤了。

讓港英「走頭」

「勝完可以再勝」!不是「飲勝」,而是鬥爭的勝利。可以再勝港英。

「勝利沖昏了頭腦」。據說,領導人在深圳總結了澳門的勝利以後,就決定了在香港要大幹一場。這以前,還組織了香港左派機構的工人、職員、學生一批又一批,去澳門參觀學習,學習那邊的鬥爭經驗。大約是練兵吧。我們都去過。

澳葡低頭了,「反英抗暴」的口號於是叫出:「港英不低頭,就走頭!」「走頭」就是走路,意思是回老家,也就是回英國「祖家」。用現在鬥彭的文雅一點 (還是粗鄙?) 的提法,就是「歸西」。

這就等於提出了「收回香港」的問題。而中央文革的王力,在北京提起《人民日報》社論之筆,向香港的左派叫好、打氣,用隨時都可以收回香港 (不必等到一九九七,更不必經過事先的談判) 的暗示性文字,一邊向自己人煽風點火,一邊向對立面噓聲恫嚇。可能他並不是只發虛招,不過他們的真心實意卻被毛澤東的指示,「盤馬彎弓故不發」阻止住了。不必考證也可以知道,這一定又是首先出於周恩來的一片苦心。

六七暴動期間各行業都有積極參加者。(原文附圖)

左派鬥士的鬧劇

當時只能集中一些棍棒鐵枝,只能從爆竹中搜集一點火藥製造土炸彈以及「同胞勿近」的假炸彈的左派鬥士,是日也盼,夜也盼,深圳河那邊有大隊人馬開過來,青山灣一帶有紅色軍艦開過來的,那裏知道最高一人已經有令:「盤馬彎弓故不發!」事情已經鬧起來了,做一做姿態是可以的,但不是真正的發動,不能把弦上的箭真的射出。

結果是大家知道的,港英不低頭,也不「走頭」。在周恩來三令五申地抑止下,沒有成效、不得人心的武鬥終於停止,一場鬧翻了天的「反英抗暴」終於收場。

這是一場自上而下發動起來的鬥爭。這上,恐怕包括了中共在香港的領導、廣東的黨委以至中央文革吧。廣東當時打出了「支港」的旗幟,組織了「支港」的活動。

錯了,傻了

我當然參加了這場「反英抗暴」的鬥爭,大小也當過鬥爭的領導,只不過是一張報紙小小的領導。當時以為這是一番正義的事業、革命的事業,是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 (毛澤東語錄) 。而且隨時準備在港英的武裝力量進攻我們的機構時,和他們搏鬥,被抓去坐牢,以至當場犧牲性命。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守在報館裏,後來我也曾被當做英雄,回到廣州,接受致敬和慰問,被人們捧起來拋在空中。也就在這看來似是「勝利冲昏了頭腦」的時刻,私下裏卻有朋友告訴我,「反英抗暴」錯了,上邊 (指北京) 已經在批評,方向錯了。我這時真有些五雷轟頂的味道,傻了。

錯了,但群眾是好的,群眾的積極性應該保護。

群眾當然是好的。他們奮不顧身,不顧個人的利益 (有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馬上就要到手的退休長俸) ,接受號召,聽從指揮,拼死拼活地去鬥。有人犧牲了,有人生活上陷入極大的困難;有人受到了一些照顧,有人據說至今也沒有得到什麼照顧!

深表歉意和懺悔

想到他們,我就深深慚愧,儘管我不是他們的領導,無需要對他們直接負什麼責任,但是,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總是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的。儘管這也是奉命行事,但依然有我自己應負的責任。我是為此難過的。

我願借此公開表示我的歉意和懺悔!親愛的朋友們,犧牲了和還健在的朋友們,我向你們致敬!所有認識和不認識的人們,當年受過損失和不便的人們,我向你們致歉!

我不代表任何人,只是表示我個人的微意。我的歉意也是不足道的,只是表示一點點心意。因為我沒有別的方式可以表達了。

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並不原諒自己。

這些文字也不是什麼回憶錄,只是偶然觸發的一點回憶。如有錯失,只是記憶之誤。

「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總是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的。

我願借此公開表示我的歉意和懺悔!

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並不原諒自己。」

——羅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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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式文革」致歉 撰文:羅孚 (前《新晚報》總編輯)

原刊於《當代》月刊 第24期 1993年3月15日

【陳健民網上講座談《獄中書簡》《最後一課》及香港研究】20260219 羅恩惠

日期:2026年2月20日(周五)1800-1930 溫哥華烈治文市公眾圖書館

講者:陳健民教授(台灣香港研究學會理事長、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

與談人:周豎峰(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主持:羅恩惠 (《消失的檔案》導演、記者)

策劃:列治文公眾圖書館及公民協進會合辦

講者介紹:

陳健民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25年,2014年與戴耀廷、朱耀明發起「佔領中環」運動以前是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中大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任。

「歌壇屬於梅艷芳,講壇屬於陳健民」是同代人的共識。不過,陳健民的願景並不止於香港,於九七主權移交前後,他和陳文敏教授對中國的發展充滿期望。當時香港是大陸連接世界的橋樑,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前仆後繼往中國貢獻自己的力量,陳健民及陳文敏也在其中。兩人在最擅長的領域:公民社會及法治付出巨大,陳健民從民間NGO、傳媒、商界設立的基金會再走向政府,與當局互動、影響政策制定,從培訓、資金連結與政策推動,陳健民深得各方信任,更多次以專家身份到不同政府部門為基層官員上課,講解各地民間組織發展模式。

籌劃「佔領中環」運動以前,陳健民被各方信任,曾經多次以專家身份到不同政府部門為基層官員上課,講解各地民間組織發展模式。

2013年以前,陳健民經常在下午四時完了中大的課,到大學站搭火車往深圳,再坐上往廣州站「#和諧號」列車,在車上匆匆用餐,黃昏抵達廣州再趕往大學演講。完了當晚回港,翌日早晨八點半又在中大教學。

貼地社會學者離開安舒區,陳健民經常牽掛草根NGOs,放眼底層社會及農村,他協助條件匱乏的建立自己的組織。香港學者放下身段,與學員們食路邊攤、飲茅台,去沒有門兼爬滿蟲的廁所,再惡劣的環境都難不倒他。努力經年,陳健民被視為中國公民社會最重要推手,直至「佔領中環」運動,他和中國的關係就此斷裂。

陳健民獄中書簡(港版)於2020年6月出版。2022年3月,《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於台灣出版,增訂版加增專訪及香港大事記等等。

《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是陳健民的手記,43篇曾經在《蘋果日報》論壇版發表。作為佔中發起人之一,他2019年4月24日被判入獄16個月,那些震撼人心100萬、200萬人上街的情景他無法親歷,平衡時空被困於牆內:「在高牆內我如飢似渴地啃書和跑步,並通過書簡分享我的思潮起伏。我雖然不太知道外界對這些書簡的反應,有時甚至覺得自己像站在亂世的一角喃喃自語,但書寫本身讓我保持心境清明,亦讓我感到生命力在流動。」(摘自港版書序〈#忠誠受苦〉)

〈毋忘燃燈人 向啟蒙者致敬〉

2018年11月14日,陳健民的新舊學生、同事,佔中同路人、公民社會的夥伴們雲集一堂聆聽思托邦講座。當天從台灣飛到香港的學者有七人,晚上聽演講翌晨趕回台教學;還有來自大陸及澳洲的朋友,全場共600多人,演講廳連地上都坐滿了人,可見陳健民的人格魅力、親和力與人緣。

回顧一路走來的路,陳健民羅列了老師們的啟迪及他們的著作。

陳健民以〈毋忘燃燈人 向啟蒙者致敬〉為題,講述「公民抗命」理念,從啟蒙、信念與準備。既感謝啟蒙者,又教導學生在黑暗時代堅守公民社會的良知、尊嚴與原則,展現「生命影響生命」的教育告白。

思托邦講座後五天佔中案開審,陳健民笑容滿臉,絲毫不見愁容。
戰友送來八字「行無愧作 天道昭昭」,以壯行色。
這一晚佔中三子重聚,對走上公民抗命之路無悔。
老師告別任教25 的中大校園,昔日學生們合編報告送贈。另朋友題詞:「桃李滿門,公義長存」。

中大變天 推崇國安 寧左勿右

中大校訓為「博文約禮」,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要求學生德智並重、內外兼修。不過在國安法下,中大高層已經忘掉教育為何物。在國安旗幟高高舉起的當下,關心奪命大火的政政系學生 關靖豐 MILES「踢出校」,全城嘩然。

圖:集誌社

MILES去年底發起「大埔宏福苑火災關注組」專頁,提出「四大訴求」,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事後被警方國安處以涉嫌煽動拘捕,准保釋候查。這兩個月曾經被動員的逸夫丶伍宜孫丶新亞丶聯合及和聲書院等五間學生會受壓而先後停運或解散。本來學分已修滿,關靖豐三月正式畢業,2月12日中大以電郵通知他被開除學籍。MILES接受訪問時指有人「揸住丁點權力,就樂意懲罰政權希望所打壓嘅人」,形容中大以畢業證書打壓學生「可恥」。

與談人周豎峰 從本土派走向歷史研究之路

是次講座,陳健民教授及與談人周豎峰都是中大人。他們的際遇與小師弟關靖豐MILES有天壤之別。

陳健民在學時期參與推動東區醫院興建,屢次遇上帶路人及同行者。周豎峰是本土派,2016年出任中大學生會主席,他的莊「星火」聯同另外十間院校合辦「六四聯校論壇」積極推動學界本土化。2019及2020年為宣傳及延續反送中運動,周豎峰再次參加維園六四集會。2022年起他參與溫哥華港人悼念活動,2024及2025年,周在溫支聯舉辦的六四悼念活動任講者及主持。

周豎峰2012年加入學民思潮做反國教義工,2016年任學生會會長,曾立志為抗爭承擔法律後果。他對社會變革常懷希望,畢業後從議員助理、「公民議政平台」籌委會秘書,國安法實施後移居溫哥華,如今是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博士生。2022年參與台北中研院國際會議,探討「#溫哥華六四紀念的演變與香港離散政治」,論文收錄於《巨浪後 – 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由台北中研院社會研究所香港主題研究小組及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策劃,吳介民、梁啟智主編。

周豎峰另一篇雨傘回憶文章〈變動的雨傘記憶 不變的抗爭意志〉收錄於《#傘後拾年》,一八四一出版社。周回憶雨傘運動後的創傷持續幾年,曾經感到絕望,「在二零一五年整年,我都極其陰沉孤僻,絕望如行屍走肉,不時有自我毀滅的衝動。每當經過夏愨道或旺角匯豐銀行,記憶洶湧而出,情緒久而不止。」

陳健民推動香港研究 留存真相

這三年,陳健民為香港研究全力以赴,他出任台灣香港研究學會理事長、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在梁啟智博士的協力下,他們到處搜集香港原始檔案、建立藏庫,又隔年舉辦大型國際研討會,連結各地研究香港的學者,將國安法後香港同香港人面對嘅處境呈現。除了會議文集《巨浪後》付梓,還有《香港:離散與連結》專輯由聯經出版社出版。

香港研究具體細節如何推進,可於烈治文公眾圖書館或網上連線參與2月20日1800-1930 的講座,陳健民教授將會詳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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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東女婿,衛港捐軀〉羅恩惠 20251228

1969年,何東女兒Jean Hotung Gittins (何文姿)撰寫”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一書,由《南華早報》出版。

Billy Gittins生於1897年,畢業於香港大學工程學院,與何東爵士女兒 Jean (何文姿)相戀,雖然面對阻力,兩人終於1929年組織家庭,育有兩名子女。

Jean Hotung Gittins (何文姿)1941年在港大醫學院出任系主任 Dr Gordon King 的秘書,Gordon 是婦產科醫生,太太 Mary 也行醫。眼見局勢緊張,許多外籍人士都有撤退計劃,Mary 決意帶同三名女兒回流澳洲,Billy & Jean卻堅決留下來。

Billy and Jean Gittins (”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圖片

1938年慕尼黑危機後不久,Billy 就認定戰爭不可避免,他主動加入香港義勇軍並對太太說:「我想做好準備,當那一天到來時,只有做好準備,我才能做出有價值的貢獻。」

本來Billy屬意“Field Company Engineers”「野戰工兵連」,欲以工兵的身份入伍。 後來他被調往第四砲兵連,成為守衛「探照燈」的軍士,負責指揮香港海港東入口鯉魚門的一組探照燈。

Billy & Jane的子女Elizabeth及John,分別於1930年及1935年出生。戰爭臨近,五歲的John 時常被支氣管炎困擾。上司Dr Gordon King 的太太Mary 撤退前建議,可以讓Billy的子女同行,並承諾親自照顧。Billy及Jane觀察形勢、權衡厲害後同意了。1941年5月5日,11歲的女兒及5歲的兒子隨同Dr Mary坐船離開香港。

戰爭臨近,年僅11歲及5歲的子女交由Mary醫生帶走(”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圖片)

香港義勇軍 (HVDC) 於1854年成立,本意是輔助英軍防衛。於1941年香港保衛戰中,義勇軍包含多個連隊,有純英籍、蘇格蘭籍和歐亞混血兒等。他們熟悉地形,負責防守黃泥涌峽等關鍵位置。

1941年,香港義勇軍在灣仔修頓球場外步操,他們由多個連隊組成,均視香港為家。(政府檔案處照片)

1941年12月7日下午三時義勇軍召集,Billy隨即報到。臨行前跟太太道別,他以為很快就會再見,沒有想到這是兩人最後的會面。

三天後是Billy生日,Jean往炮兵司令部打電話,期望跟Billy對話。Jean在電話一頭等待良久,Billy 從探照燈機艙跑回司令部接電話,說:「一切都好,很忙。只是食物短缺,沒有補給。」只有幾句話就掛線,他們沒有想到這是兩人最後的對話。 

香港保衛戰戰況慘烈,迎戰的由駐港英軍、英屬印度陸軍及加拿大派來增援的2000名士兵組成,再加上義勇軍絕地頑抗。英軍放棄新界及九龍後,退守香港島,義勇軍堅守赤柱至最後一刻。

何東女婿  衛港捐軀

香港淪陷後Billy 被關進 #深水埗集中營,與家人斷絕聯繫。1943年12月,他與另外500多名戰俘被送到日本做苦工,其後因為痢疾與營養不良極其虛弱。Billy Gittins延至1945年3月肺炎逝世,下葬日本 #橫濱英聯邦陣亡將士墓地。

本來Jean 可以跟隨父親何東往澳門避難,但是愛夫情切的她想到若入住 #赤柱拘留營,或許有機會以「交換戰俘」方式和Billy重會。當行動仍然自由時她先往赤柱營地視察,又天真地想像日軍不會令囚友們受太多苦,吃住條件可能不會太惡劣。

就這樣Jean Gittins主動住進赤柱拘留營,失去三年零八個月的自由。

赤柱拘留營的俘虜。(政府檔案處照片)

Billy父母,Gittins 一家亦遭受沉重打擊。三個女孩的丈夫都是義勇軍,其中兩人Ernest Fincher & Arthur Bliss 在戰鬥中陣亡。Mabel 丈夫George Hall 和Billy一起被關在深水埗戰俘營,Mabel 則帶著三名孩子被關押於赤柱戰俘營。

Gittins 夫婦,即 Jean 的老爺奶奶和兩名守寡的女兒Irene & Phyllis 住在一起。他們決定不被拘禁,和許多住在九龍的人 一樣失去了所有財產。後來,他們去了台灣直到戰爭結束才返回香港。

Gittins夫婦,Billy的父母攝於戰後的1953年。(”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圖片)

Jean在赤柱拘留營用香煙包裝紙寫下種植蕃茄的成果,也記下拘留營每次收取食物的日期及內容。這些生活小節日積月累幫助她記起營內細節,也促使她1982年完成另一本書“Stanley: Behind Barbed Wire”,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

Jean在拘留營記下的種植及收取食物記錄。(”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圖片)

戰爭結束後她無法打聽到Billy消息,只好先往澳洲與子女重聚。在澳洲一段日子以後,她陸續收到跟Billy同被拘留難友的信,其中曾經照顧Billy的 Dr Riley來信,才知道丈夫被疾病折磨,始終不放棄的動力是期待與家人團聚。丈夫在戰爭和戰俘營的重壓下所展現出的沉著勇氣,「將永遠激勵我,也將成為孩子學習的榜樣。」

何東家族女兒出嫁場面壯觀,圖為1929年Billy & Jean結婚時守衛列陣。

“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內容首先在《南華早報》刊登,被廣泛閱讀後結集成書。以何東家族的財富及地位本來沒有必要親自上戰場,但如Billy Gittins及其兩位妹夫都挺身而出加入義勇軍,戰死沙場或在戰俘營受盡虐待。他們的故事應該被記住。

和平後的1946年,殖民地政府將8月30日訂立為「重光紀念日」,紀念光復與犧牲的戰士,定為公眾假期。1997年主權移交,重光紀念日被取消,特區政府訂定9月3日為「抗戰勝利日」,清洗記憶的動機異常明顯。

何東(1862-1956)是香港著名歐亞混血兒,非常富裕的商人及房地產商。照片送給女兒Jean存念。

“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 網上版可供閱讀並下載。Jean Gittins (何文姿)與子女居於澳洲,她另一本相關著作“Stanley: Behind Barbed Wire”早已絕版,google Book可購買電子書。Jean文筆流麗,富有感情,將個人、家庭及時代的患難刻劃入微,令人掩卷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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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 網上版

https://archive.org/details/eastern-windows-western-skies-jean-gittins

“Stanley: Behind Barbed Wire” Google Book

【烏克蘭記者Viktoriia Roshchyna之死】

烏克蘭記者Viktoriia Roshchyna(Вікторія Володимирівна Рощина)2023 年 8 月在俄羅斯佔領區進行採訪時失蹤。半年多後,俄羅斯國防部證實她被囚禁。她於2024年 9 月 19 日在囚期間死亡(1996年10月6日 – 2024年9月19日),烏克蘭戰俘待遇協調總部於10月10日確認 Roshchyna身亡,終年27歲。

2024年10月11日,Viktoriia Roshchyna的同業們200百多人聚集在基輔獨立廣場悼念。他們手持她的照片緬懷她。

Roshchyna是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入侵以來第 13 位因工作而喪生的烏克蘭記者之一,也是唯一一位冒著巨大風險穿越前線,試圖突破俄羅斯實施資訊封鎖的烏克蘭記者。她的遺體在交還時被發現幾個內臟器官失去,身上滿是傷痕。

Roshchyna曾供職於《烏克蘭真理報》,後來自由身(Freelancer)採訪,文章散見於烏克蘭公共廣播電台及 Radio Free Europe(自由歐洲電台)。她四次進入俄羅斯佔領區,2023年8月前往Zaporizhzhia (札波羅熱)調查非正式拘留中心對平民的酷刑,在核電廠附近失聯。當時Roshchyna 逐步掌握對拘留和酷刑負責的俄羅斯佔領者名單,包括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特工。

Roshchyna之前曾經撰寫情報人員和僱傭兵為俄羅斯戰爭提供協助,又發表多篇揭露瓦格納集團(Wagner Group)的文章。該集團是一支殘暴的準軍事武裝組織,由俄羅斯總統普丁的盟友領導,曾支持克里姆林宮在敘利亞、非洲和烏克蘭的行動。在文章中她還點名了幾名據稱對佔領區數千名兒童綁架事件負責的俄羅斯官員,記錄了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參與任意拘留和折磨Zaporizhzhia核電站工人的行為。

Roshchyna曾供職於《烏克蘭真理報》,後來自由身(Freelancer)採訪。

為尋找真相而殉職的記者觸發13家新聞機構共45名記者聯手,重整Viktoriia Roshchyna走過的路。Zaporizhzhia(札波羅熱)橫跨烏克蘭領土27,183平方公里,從Azov Sea到 Dnieper river。自從2022年,其中三分之二已被俄羅斯軍隊非法吞併。如今被佔領的Zaporizhzhia 被籠罩在前線的濃霧籠罩之下,幾乎沒有任何資訊能夠洩漏。該區域已成為資訊黑洞。

國際記者聯盟估計有16,000 至 20,000 名平民被關進俄羅斯龐大的非正式拘留中心和監獄系統,分佈於29處被佔領土地及俄羅斯境內180多個設施中。大多數被拘留者未經指控而被拘留,他們包括援助人員、記者、企業老闆、當地政治人物、教會領袖以及任何涉嫌抵抗入侵的人。然而在所有圍繞和平談判的討論中,他們很少被提及。Roshchyna認為這個主題沒有被充份報道,是她這次任務的重點。記者聯盟協力採訪50多名從這些設施釋放的平民及他們的家人,俄羅斯及被佔領區合法消息來源,還有因目睹慘劇而辭職的監獄官員。記者透過他們的見證及衛星圖片等重組案情。

《烏克蘭真理報》的編輯Sevgil Musaieva說:「Roshchyna將報導視為一項使命。她是烏克蘭與那些地區之間的橋樑,為當地居民提供了關於當地生活的重要信息。她失踪後,就再也沒有關於那裡發生的事情的報導了。」

Musaieva曾經否決Roshchyna的採訪提案,甚至終至跟她的工作合約。但這些都無法阻止Roshchyna前往Zaporizhzhia核電站進行採訪的決心。對Roshchyna來說,新聞工作是她生活的全部。早於青少年階段入行,又經常報導烏克蘭最重要的議題和事件。曾經在Hromadske共事至2022年的戰爭罪行調查組組長Yevheniia Motorevska說:「她的所有話題都與戰爭、有組織犯罪或對活動人士的起訴有關。她認為記者必須只寫他們親眼目睹的事情。對她來說,與生活在佔領區、生活在戰區的人們直接溝通非常重要。」

當俄羅斯發動全面戰爭時,Roshchyna正在Shchastia 的 Luhansk Oblast報導,該州是當時最早被佔領的城市之一。後來,她為多家烏克蘭媒體報導俄羅斯全面入侵,有時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前往俄羅斯佔領區。

2022 年 3 月,Roshchyna在離開被佔領的Berdiansk前往被佔領的Mariupol時被俄羅斯聯邦安全局 (FSB) 官員拘留了 10 天。獲釋後,她在《#Hromadske》的專欄中寫道,儘管受到俄羅斯人的威脅,但她「並不感到害怕」。她寫道:「由於不確定性和浪費的時間以及無法工作,我感到絕望。」

雖然經歷過危險,但是Roshchyna在報導真相與個人安危之間,她還是選擇前者。

Roshchyna遺體被標記為「#身份不明的男性」。法醫檢查後認定是女性,DNA% 鑑定 99.999吻合Roshchyna的身份。她的屍體曾經在俄羅斯進行屍檢,還有擦傷、瘀傷、刀傷、肋骨斷裂,腳上有電擊燒傷的痕跡。

2025年2月Roshchyna遺體被送回烏克蘭,冷藏卡車排成一排運送著俄羅斯移交的 757 名烏克蘭傷亡者的遺體。所有男性遺體的被標示都很清晰,唯獨Roshchyna遺體被標記為「#身份不明的男性」。法醫檢查後認定是女性,DNA% 鑑定 99.999吻合Roshchyna的身份。她的屍體曾經在俄羅斯進行屍檢,還有擦傷、瘀傷、刀傷、肋骨斷裂,腳上有電擊燒傷的痕跡。Roshchyna留長髮,髮梢染成金色,如今她的頭髮被剃了。更可怕是死者大腦、雙眼和部分氣管缺失,法醫解讀為掩蓋被勒死或窒息的死因。頸部瘀傷可能是由於舌骨骨折,一般由人為勒頸造成。屍體上標籤寫着俄文縮寫「СПАС」,代表心臟動脈系統性損傷,可能是俄羅斯病理學家確定的官方死因。又由於屍體被雪藏多月,進一步掩蓋了死因。

烏克蘭當局宣佈會以謀殺及戰爭罪方向調查事件。

據烏克蘭官員、聯合國和人權活動人士稱,Roshchyna有八個月被關押在俄羅斯南部的塔甘羅格( Taganrog)SIZO-2 監獄。根據法庭記錄和監獄採購文件,以及對烏克蘭調查人員、俄羅斯律師、歐洲情報官員和九名前塔甘羅格囚犯的採訪,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塔甘羅格拘留中心一直是系統性身體和心理虐待的場所。

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Alice Edwards表示:「我記錄了嚴重的酷刑案件,包括模擬處決、各種毆打、電擊耳朵、生殖器和身體其他部位、水刑,以及威脅、實際強姦和性暴力。 我將這些稱為俄羅斯戰爭政策的一部分。這是有組織的,系統性的。」

被關在塔甘羅格的戰俘Yevgeny Markevich聽到Roshchyna在牢房裡與警衛對話。「她當面對獄警說,『你們是佔領者,你們闖入我們的國家,你們正在屠殺我們的人民…我永遠不會與你們合作!』」Markevich很震驚:「她可能因為自己是女人才這樣說。如果我說了那樣的話,他們肯定會當場殺了我。」

Yevgeny Markevich指出任何烏克蘭愛國主義的表現都會招致辱罵,包括說烏克蘭語、有支持烏克蘭的刺青或拒絕承認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他記得自己聽過毆打的場景,當時囚犯們被毆打得非常激烈,甚至「準備將自己的國籍改為俄羅斯」。有前囚犯稱,俄羅斯獄警在每日牢房檢查中以及在指定用於審訊和酷刑的房間裡實施虐待。

Victoria Roshchyna 被關在一個10×16 呎的空間裡,和另外 2-4人每天受到虐待。
有囚犯不接受指令的會被加刑,被縛在這些刑具上毒打
房間裡有一個浴缸,Shylyk記得俄羅斯警衛將她按在水下,直到她失去意識。她被警棍的刺痛聲吵醒。她說警衛打斷了她的四根肋骨。

另一名37 歲的前戰俘Mykhailo Chaplya 曾經在塔甘羅格( Taganrog)SIZO-2監獄被關押兩年,他目睹獄警如何將囚犯折磨到極限。反抗的被拘留者遭受額外的虐待,包括被吊在橫桿上毆打。倖存者Taraniuk指出,審訊由一群蒙面俄羅斯警察進行,他們使用手銬、電擊槍和警棍逼供。《華盛頓郵報》依賴六名倖存者重組監獄內部設施,刑具及狹窄的囚室。(見附圖)

有前囚犯表示強迫裸體、性羞辱和強暴威脅也是審訊經驗的一部分。一名平民婦女描述她被坐在凳子上,周圍有大約 20 名俄羅斯審訊人員和警衛,而一名赤身裸體、被捆綁的男囚犯被迫「靠在她身上」。她說,旁觀者毆打並嘲笑她們倆。

30 歲的前海軍陸戰隊員Julian Pylypei回憶說,他無意中聽到俄羅斯獄警討論「一名在審訊中死亡的人」。前戰浮 Mykhailo Chaplya說,他有時會聽到俄羅斯警衛拖著屍體沿著走廊走,屍體在石頭地板上發出拍打的聲音。Taraniuk說「有些人無法接受,就在牢房的鐵欄上上吊自殺了。」

一名30歲前海軍Julian Pylypei 聽到屍體被拖行的聲音,有些囚友選擇上吊自殺。

2024 年 4 月,在近八個月杳無音信之後,Roshchyna父親Volodymyr收到消息他的女兒被關押在塔甘羅格(Taganrog)。不久之後,根據烏克蘭議會人權事務專員Dmytro Lubinets 發表聲明,俄羅斯當局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證實Roshchyna已被拘留。

10 月 10 日,Volodymyr Roshchyn收到俄羅斯當局的一封信,信中說他的女兒已經死亡。這位父親拒絕接受這消息。他向俄羅斯當局發信,要求調查她的下落和所受待遇,他的請求被拒絕。他要求額外的DNA測試以確認屍體身份。

12 月,保護記者委員會收到塔甘羅格監獄負責人Alexander Shtoda 的信,信中稱沒有記錄顯示Roshchyna被關押在 SIZO-2。Volodymyr Roshchyn今年一月份收到了來自Shtoda的第二封信,信中稱「Roshchyna現在和過去都沒有出現在 SIZO-2 的記錄中」。

記者們要求監獄長回應,Shtoda拒絕評論。

Roshchyna 在《烏克蘭真理報》一位拍檔Nataliya Gumenyuk說:「她冒險不是因為勇敢或期望獲得認可,而是她相信這是她的職責。」同事們說沒有了Roshchyna,有關俄羅斯在被佔領土上所作所為的第一手報道就大大減少了。

2024年10月11日,Viktoriia Roshchyna的同業們200百多人聚集在基輔獨立廣場悼念。他們手持她的照片緬懷她。有行家說:「Roshchyna是那種不會等待編輯派遣任務的記者,一旦有事發生就會趕到現場。無論是抗議、衝突還是犯罪現場,她都勇於接受艱鉅挑戰。」

烏克蘭記者Viktoriia Roshchyna無權無勢,採訪資源匱乏。她的不懈努力燃亮了同路人。

Roshchyna 2022 年 10 月獲得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為了專注採訪她沒有出席位於洛杉磯的領獎禮。接受訪問時她表示:「自 從2 月 22 日以來,每個烏克蘭人的生活都發生了變化。…幾乎每個公民都成為了士兵,包括記者。我們始終忠於使命,傳達真相。」

2025年無國界記者統計剛出台,烏克蘭在180個國家中排行62。RSF評語指俄羅斯發動大規模入侵嚴重威脅媒體生存,在三年多的資訊戰中,烏克蘭始終站在抵抗克里姆林宮宣傳系統擴張的前線。

世界新聞自由日,我們當記住烏克蘭記者的Viktoriia Roshchyna的堅持,她作出了最高規格的示範。來自13個新聞機構,45名記者的集體報導,已經將部份佔領區戰時罪行記錄下來了。期待有一天涉事者在軍事法庭負上刑責。

今年,香港在全球新聞自由排名140位,首次進入紅色區域,跟排名178位的中國屬同一組別。猶記得三年前的今天,香港大學新聞系系主任Keith B. Richburg在新聞自由日向學生們發信,不是談新聞自由之重要,反而告誡同學們「要學懂做人,學會規避風險」。這位系主任還兼任香港外國記者會(FCC)主席,又因為《立場新聞》取得9個獎項,擔憂對FCC風險太大而取消頒發人權新聞獎。

烏克蘭記者Viktoriia Roshchyna無權無勢,採訪資源匱乏。她的不懈努力燃亮了同路人。《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及《眾新聞》倒下以後,部份記者建立了《法庭線》、《庭刊》、《集誌社》、《ReNews》、《大城誌》等小型媒體,繼續優質報導。期望支持新聞自由的朋友們不要忘記訂閱,支持他們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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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來源:The kyiv Independent,United24 Media,Forbidden Stories,華盛頓郵報,The Guardian。無國界記者2025新聞自由調查報告。

延伸閱讀:

Russia’s ‘Ghost Detainees’: The Investigation That Cost Viktoriia Roshchyna Her Life 

https://forbiddenstories.org/russia-detainees-investigation-viktoriia-roshchyna/

What we know about Ukrainian journalist Viktoriia Roshchyna who died in Russian captivity

https://kyivindependent.com/brave-and-unstoppable-ukraine-mourns-journalist-viktoriia-roshchyna-who-died-in-russian-captivity/

‘Numerous signs of torture’: a Ukrainian journalist’s detention and death in Russian prison(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apr/29/viktoriia-roshchyna-ukrainian-journalist-death-russian-prison

She tried to expose Russia’s brutal detention system — and ended up dead  Washington Post

A consortium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ts continued the work of Viktoriia Roshchyna, who was investigating reports of torture and detention of Ukrainian civilians in occupied Ukraine.
https://wapo.st/4iEutis

誰在為六七暴動討說法?鍾劍華 2020年9月3日

撰文:鍾劍華 (時任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原刊於《蘋果日報》2020年9月3日

六七動力研究社連續六年舉行公祭,有研究社成員指死者和少年犯均非暴徒,而是民族英雄。(資料圖片)

50年前5月,六七暴動爆發。回顧歷史、在歷史事件中吸取教訓,可以推動社會進步,也警惕大家不要重犯過去的錯誤。但也有人意圖藉這個關鍵的年份,把這一件已經被確認是錯誤的事情漂白。香港人必須警惕這一種意圖。

有團體藉着所謂公祭六七死難者活動,把參與暴動的那些人描繪成「烈士」,令人氣憤。事實是當時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香港的左派領導層也寧左勿右,利用勞資糾紛事件煽動民眾以暴力衝擊社會治安,造成了延續多個月的暴動。至於所謂「反英抗暴」,只是後來要搞個名堂出來,才加上去的一個說法。如果只是因為要對抗強權,為何要在人口稠密的社區內放置數千個炸彈,置一般市民的死傷不顧?明明是受到煽動作出了違法行為,現在卻說成是抵抗暴政的烈士?那些人還憑甚麼去抗議日本政界參拜靖國神社?

另一個令人氣憤的做法,是把一些當時發生的嚴重人命事故,說成是港英當局「插贓嫁禍」,意圖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北角渣華街小姊弟被炸死事件,如果不是左派闖的禍,為甚麼左派喉舌在事發之後一律不作評論地低調報道?這擺明就是心中有鬼。幾日之後,廣播員林彬早上被燃燒彈嚴重燒傷,中午出版的左派喉舌報章已經大篇幅報道,而且興高采烈,招認是「鋤奸特攻隊」的「制裁行動」,還要以此警告其他對暴動有牴觸情緒的人士,恐嚇他們需要面對同樣下場。當年還有老實起來的膽識,今天竟然推說是「無頭公案」,這是正確面對歷史的態度嗎?這一類人所謂六七暴動50年的反思,揭穿了只是想藉機翻案,推卸罪責。

至於有少數被六七暴動牽連的「少年犯」出來說要「討個說法」,這一點倒還有些意思。但要搞清楚要討的是甚麼說法,又要向誰討說法。如果想探討當年判刑是否過濫過重,令很多年輕人背負終生的刑事紀錄,要探討有沒有可能把部份輕微的刑事記錄撤銷,即所謂「洗底」,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社會,這一方面的工作任何時候都可以做,也應該不時檢討。特別是當近期有一些參與示威的年輕人被判重刑之後,加快這方面的工作也是無可厚非。

如果所謂「討個說法」的意思是要漂白六七暴動的話,相信只會枉費心機了。經過了50年,更多的事實已經呈現在各種紀錄上,事件的時序及各方面的角色都已經十分清楚。「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對於六七暴動那一段歷史,香港人早已掌握是非黑白。當今之世,就算強權政府如何扭曲歷史,如何低調不談,也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十年浩劫」。六七暴動作為因為文化大革命而在香港被過左傾向發動的錯誤事件,還可以討得甚麼新的說法?就連前新華社副社長,也是當年暴動的領導祁烽都曾經公開承認「反英抗暴」是搞錯了,還可以憑甚麼以一個已經被公認的錯誤為自己的違法行為塗脂抹粉?那些少年犯及暴動參與者如果要嚴肅地對待歷史及個人的錯誤,最好向煽動他們的左派組織討個公道。他們也應該向自己討一個說法,檢討一下為何自己當時會受到煽惑,甚至可能從事過傷害無辜市民的行為。

事實上,能夠這樣做的也大不乏人,有一些前地下黨員已經公開向市民道歉了。令人感嘆的是仍然有部份人就連這一種反省的能力都沒有,還敢以進步人士自況,這簡直可以說是把歷史拿來開玩笑。如果所謂回顧六七暴動的意思是要把一度被扭曲的歷史再扭曲多一次,相信對修補六七造成的創傷不但毫無作用,只會令人更清楚看到本地部份左派人士的虛偽及野蠻。

回顧六七暴動,如果不是希望從中吸取教訓,只是希望獲得所謂的平反,因而把自己的情緒和心態回復到50年前那種扭曲的狀態當中,相信也不會得到香港人的接受和同情。對於六七暴動,香港人才最有權向當時的搞手及中央討一個說法。當時六七暴動的推手及參與者也應該給香港人一個說法,而不是只尋求為當年的錯誤再製造另一個歪理為自己開脫。

撰文:鍾劍華 (時任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原刊於《蘋果日報》2020年9月3日

#鍾劍華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六七動力研究社

浮現的檔案 消失的檔案 鍾劍華 2017年1月3日

撰文:鍾劍華 (時任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原刊於《蘋果日報》2017年1月3日

政府鮮有提及六七暴動的歷史,令人質疑是要美化當年的暴徒的的行動。(資料圖片)

英國檔案解密,揭露中英雙方在回歸過渡期的角力及部署,也揭發中英秘密達成協議推翻88年直選這一件一直未為港人所知的事件。

這件事的公開,除了有助學術研究,可以更準確分析這如何影響今天香港的發展之外,也讓香港人清楚看到,北京把直選承諾寫入《基本法》內,其實只是當時換取推翻直選的權宜之計。正因如此,北京今天一再以各種藉口拖延直選安排,甚至以國家安全為由推翻當時的承諾,其實只是反映北京當局一貫以來都沒有在香港推行直選的誠意。

相對於英國,特區政府仍然未肯制訂檔案法,甚至傳出近年大批銷毀檔案,這一點特別值得香港市民留意 。有迹象顯示,特區政府為了政治需要,正在靜悄悄地把部份敏感的檔案取走,意圖把歷史刪去。

上星期出席一個非正式的電影放映會。影片《消失的檔案》是資深傳媒工作者羅恩惠女士花了四年時間,費盡移山心力完成的一部有關六七暴動的紀錄片。發生於1967年的暴動事件,是戰後香港社會發展的重要分水嶺,也是香港歷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動亂。這麼一件重大的歷史事件,涉及國內的文化大革命,也可能因為涉及大部份今天仍然有公開活動的官方機構、左派民間組織、傳媒機構及左派工會,因此相關的檔案近年正慢慢「被消失」。在政府的香港歷史檔案館內,便只留下21秒沒有聲音的無關痛癢的片段及零碎的文字描述。那些檔案資料的消失,可能會令以後要客觀地認識及評價這件事更加困難。

這些檔案的消失,也正好為部份「有心人」及需要為此事承擔責任的人士及機構提供可乘之機,撇清應負的罪責,甚至可以把事件漂白,為當年犯下的罪行加上光環。事實上,這方面的工作已經悄悄開始,更會在六七暴動50周年全力推行。

當年,商業電台的播音員林彬在節目中痛罵「左仔」,結果招來殺身之禍。在當年沒有互聯網、沒有手提電話,事件發生後只三個多小時,中午發行的左派晚報已經大篇幅報道,連評論文章都寫好,還要高度讚揚那個執行任務的「地下鋤奸隊」,執行了「鋤奸制裁」的任務。同一年,當北角那對只有七歲及兩歲的小姊弟被土製炸彈炸死之後,左派機構及傳媒仍然呼籲要以「武力抗暴」,甚至有左派學校提供地方讓學生製造炸彈。

這些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但今天左派集團及相關人士卻統一口徑,把六七暴動說成是要還擊殖民地政府的暴政。當時作為香港鬥委會領袖的楊光,不單拿了個大紫荊勳章,死後還要被妄稱為對香港工運作出重大貢獻。更有甚的,現在已經有人利用歷史檔案的空白,不但不再去談那個當時受到高度讚揚的「地下鋤奸隊」,彷彿它根本不存在過,還要把上述這兩件事說成是「無頭公案」。

浮現的檔案有助填補歷史的空白及斷裂,讓大家可以更清楚理解歷史的來龍去脈。政府一方面說要重視歷史,要把歷史科列為初中課程的必修科目,另一方面卻不願意制訂完善的檔案法,讓社會可以更合理更嚴格地保存歷史檔案,說明了特區政府所謂的重視歷史,只是葉公好龍。而刻意令政府的歷史檔案消失,更可以說是極度虛偽甚至是存心參與扭曲事實改寫歷史。

原刊於《蘋果日報》2017年1月3日

【消失的檔案】誰讓他們變暴徒? 六七暴動與工聯會

撰文:羅恩惠

原刊於《蘋果日報》2018年3月8日

工聯會對六七暴動該負起什麼責任?對經歷過的市民,甚至跟隨過工聯會指示、拋妻棄子投入革命的工友們而言,都是一個忌諱的話題,誰提起都會情緒激動。

去年5月7日,工聯會副理事長唐賡堯出席左派組織「六七動力研究社」主辦的公祭,向反英抗暴期間去世的工友致敬。唐賡堯以工聯會發言人身份肯定工人的付出:「為了緬懷五十年前在香港發生的一段有深遠意義的社會運動。…當年愛國同胞以沉重代價,換取大多數市民的利益,以及社會的發展同埋進步。」工聯會在暴動五十周年表述立場,對在場左派人士是遲來的慰藉,不過香港市民卻難以接受這種謬論。

工聯會副理事長唐賡堯(穿藍色外衣站在中間)去年五月七日,在和合石墓園代表工聯會發言,向反英抗暴期間去世的工友致敬。

1967年5月16日,「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成立,工聯會理事長楊光被選為鬥委會主任,他強調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粉碎港英的迫害陰謀」。在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受傷的工友蕭劍輝,被楊光邀請到工聯會主辦的鬥爭大會上發言,為方便鼓動群眾,鬥爭大會次數很多,蕭劍輝更被安排住進工聯會。雖然蕭劍輝的名字在反英抗暴期間如此響亮,他的事蹟常見於左派報章,工聯會更按月給他發薪作為鬥爭經費,但隨著暴動結束,蕭劍輝也被請離工聯會,他的名字從此就消失於工聯會的名冊及所有文集中。

工聯會召開鬥爭大會,由理事長楊光主持。《消失的檔案》提供圖片
工聯會組織的文娛活動緊跟政策,文革期間只有樣版戲。圖為工聯會65周年歷史文集頁46。《消失的檔案》提供圖片

7月中炸彈浪潮席捲全城,各工會組成炸彈隊,在大街小巷放置炸彈,對市民造成的恐懼與傷害,罄竹難書。1967年9月10日《明報》頭條,警方懸賞鉅額33萬元徵求炸彈恐怖活動情報。「本港警方現正懸出鉅額賞格,徵求有關炸彈及最近恐怖活動的消息。單是徵求五宗案件的消息賞金已達三十三萬元。務將犯罪者緝拿歸案法辦。

以當年物價指數,1萬元能買兩房住宅單位。33萬元鉅額賞金可反映炸彈浪潮令警方有多頭痛。警務處發言人又說,5宗案件以外,提供其他炸彈情報及恐怖份子活動消息,警方亦會提供「可觀」賞金。 「根據現已頒佈的緊急法例,任何人等如獲悉或有理由相信其他人士擁有軍火或任何爆炸品,又未經有關當局許可,如不立即向警方報告將可被判有罪。

警方懸賞鉅額33萬元徵求炸彈恐怖活動情報,《明報》頭條 1967年9月10日。《消失的檔案》提供圖片

《消失的檔案》訪問過不同工會的炸彈隊成員,他們分炸彈隊及投彈隊,製造炸彈用的火藥來處不一。當時政府危險倉大量炸藥被盗,對解讀特大炸彈案謎團有參考價值。「關於匪徒爆竊偷去爆炸品案,案情如下:『八月十五日下午七時至八日上午六時之間,有不知名人等偷入位於港島銅鑼灣天后廟道雲峰大廈山邊的危險倉第八十七號,盗去硝酸甘油炸彈三百三十枝,引火線廿七卷,信管六百三十五條,電信管八十五條及引火燃器一百零六條。

阿強(化名)被領導選中做炸彈隊成員時感到光榮和興奮,他沒有跟家人商量,出隊時只聽從上線指示。「聯絡人會通知我們時間、地點等細節。另外有橫額,要掛在橫街或者交通要道。我們一行三人,清晨時份出來,趁汽車較少就把橫額拖在街頭、街尾的燈柱或者招牌等地方。再在中間放幾個紙盒寫著『同胞勿近』。紙箱有一定重量,但具體裝了什麼我們都不知道。當中有真有假,有時要作掩護,如果不爆你就知道是假,有些看完報導後,真爆炸了才知道是真的。
當年24歲,瞞著家人做傷人不利己的事,接受訪問已經是46年以後。問他感到荒唐嗎?「我沒有想太多,罷工後天天上工聯會聽報告,楊光、陳耀材經常發言。有時更有梁威林、祁烽,他們是港澳工委領導,我們就當作是中央派來的。左派陣營還有中華總商會、中華廠商會,但我們站在工人立場,就一定是聽命於工聯會。

阿強(化名)是炸彈隊成員,自小在工會長大,反英抗暴時聽命於工聯會。《消失的檔案》提供圖片

響應罷工不用工作,阿強時常上工聯會,毛語錄讀得滾瓜爛熟。領導說「要革命就要犧牲」,他也深信不疑。「罷工之後,因為工會出糧給我們,周恩來說過無限量支持,這樣等同讓我們瞓身落去,現在轉了祖國做老闆,個個月有糧出。 」阿強保留了當年的銀行存摺,每個月按他本來工資380元發薪,鬥爭經費來自北京,由工聯會統一發放。

熟讀毛語錄,炸彈隊出動前沒有收「安家費」,但心理上已準備隨時要犧牲性命。《消失的檔案》提供圖片
阿強保留了50年前的存摺,屬中資交通銀行。由工聯會負責按月發放。《消失的檔案》提供圖片
阿強月薪380元,罷工以後到中資銀行打簿,不用工作也可以逐月出糧。《消失的檔案》提供圖片

隨著六七暴動於12月下旬落幕,各線工友隨即「失業」。北京鬥爭經費斷絕,工人要為生計自尋出路。阿強當然也不例外。「站在我們立場,就好似被出賣了。因為我們一往直前地去參加鬥爭,可是有天卻突然間『制水』,叫我們自己另謀高就。當時的口號叫『復轉改』,一是復工、一是轉行。祖國對我們亦都開始不聞不問,有部分稍為識個字的便到國貨公司做售貨員,起碼識寫一張單。其他稍遜的或樣子老些最慘,因為你身處的社會階層、沒法讓你認識一些有錢人或做生意的人。於是唯有出來做雜工。

1968年1月,反英抗暴結束。失業工友無法再支薪。工聯會號召工人回到本來崗位要求復業,再舉行鬥爭大會。圖片來自工聯會60周年圖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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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檔案】誰讓他們變暴徒? 六七暴動與工聯會

撰文:羅恩惠

原刊於《蘋果日報》2018年3月8日

檔案或消失 暴動事實還是事實 鍾劍華

撰文:鍾劍華 (時任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原刊於《蘋果日報》2017年4月25日

2017年3月8日,《消失的檔案》於中大首映,接待了1500名觀眾。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周年。早就已經聽到一個說法,過去一兩年也開始警覺到,一些有心人想利用這個特殊的年份,意圖為六七暴動這個以國內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作背景、本地左派把事件擴大化而造成嚴重暴力對抗的事件作出新的詮釋。六七暴動是香港左派一段不光彩的歷史,事件發生之後,本地左派承擔了主要的罪責,左仔成為了過街老鼠。在背後推動、令事件走向極端的國內駐港機關及官員,事件平息之後對那些被推上前線的參與者鮮有聞問,當然更不會負上相關的政治責任。

回歸至今20年,本地左派希望洗脫罪責,特區政府予以配合,當時的鬥爭委員會高層楊光竟然可以獲得頒授大紫荊勳章已經可見端倪。隨着越來越多當年有份參與及激化暴動的左派人物走上政治高層,這一股希望把六七罪責漂白的動力便越來越強。

資深傳媒工作者羅恩惠女士幾年之前開始有探索六七暴動的構思,據知原本也是基於對當時參與暴動而背負了罪名的少年犯的關懷。這一個出發點原本應該是十分符合要漂白六七暴動的有心人胃口的。但隨着她對事件的探索及接觸到不同的人物,除了發現有關政府檔案無緣無故消失,也警覺到有力量要把六七暴動的事實扭曲。

有人意圖洗擦六七污點

這些動作背後的真正意圖當然十分複雜,除了是要配合當前政治需要,也似乎有人仍然活在六七暴動那個時候的心態與情緒當中,幾十年來啞口無言,今天突然獲得大人物重新眷顧,當然要鼓足幹勁,希望自己當年的盲動行為可以重新獲得肯定。也毋須懷疑,洗擦六七污點,對某些人來說是進一步實現其政治意圖的其中一個重要步驟。

因此,當羅恩惠女士那一套歷時四年多完成的六七暴動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出台在社區播放之後,無疑是打亂了那一批有心人及其背後力量的部署。看過那一部紀錄片的人都能夠看得出,片中主要還是鋪陳事實及把受訪者的角度展示出來。透過不同角度觀點的碰撞,也透過事件發生的事實及時序闡述,讓觀眾自行判斷六七暴動的來龍去脈。有甚麼比讓事實說話更能符合新聞傳播及歷史探究的核心精神?如果連基本事實也過不了關,大聲夾惡又有用嗎?

《消失的檔案》在社區播映以來,除了有助尋求事實真相,為香港社會重新整理六七記憶,以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之外,也令對當時情況所知不多的年輕一代有一個機會更深入了解事件。這一個作用在有關檔案無緣無故消失,主流媒體及各種媒介少有提及,加上社會上的話語權及自由探究的空間越來越閉塞的情況下尤為珍貴。

不過,對於有意藉着事件50周年而重新詮釋六七暴動的組織來說,這無疑是潑了一盆冷水。如果六七暴動是如他們所說那麼正義、正確及對社會發展有積極作用,首先為何要在過去半世紀噤聲?如果六七暴動真的有甚麼地方值得肯定,那又為甚麼需要害怕鋪陳事實去作比拼?要與這一種帶有幽暗政治動機的行動抗衡,有甚麼好得過把事實展現在人前?

到了今天,為了要抵銷《消失的檔案》對這一種漂白部署的影響,各種不成理由的理由都可以成為否定這部紀錄片的理據。有喉舌傳媒便用上了一整版製作專輯,組織了不同角度的觀點來否定這一套紀錄片。其實講來講去,提出的那些論點毫無新意,也不見得有甚麼說服力。例如找來歷史學家,把檔案消失算到英國殖民地政府頭上。事實是否如此,在過去20年曾經往歷史檔案資料館翻閱過有關資料的傳媒工作者及研究學者應該心裏有數。就算真的在回歸前檔案已經被消失,那又能夠說明這套紀念片所講的不是事實嗎?

片中其中一個很關鍵的證據,來自六七暴動期間在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工作的前香港左派高層吳荻舟的筆記。筆記中提及吳當時制止了左派組織訂製要運送來港的700打斬蔗刀,和要把招商局旗下商船的槍械提取上岸作鬥爭之用兩件事。可以想像,如果當時不是得到立時制止,後果將會不堪設想。對於這些當年鮮為人知的黑幕,今天那些有心人又只能說都只是建議而非決定。但這不正好說明了當時本地左派高層,確實是有着要把事件擴大化及激化的意圖嗎?而且,如果說電影製作人是斷章取義,那他們也不妨翻閱一下那一本《吳荻舟記念文集》的第308頁,上述兩件事都是清楚記錄在吳的傳記當中的。

說到底,對歷史事件就是要實事求是,不要文過飾非。就算是教仔,這句話還是最基本的:「犯了錯就要認。」

吳荻舟文集 308頁

撰文:鍾劍華 (時任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原刊於《蘋果日報》2017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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