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檔案】誰讓他們變暴徒? 六七暴動與工聯會

撰文:羅恩惠

原刊於《蘋果日報》2018年3月8日

工聯會對六七暴動該負起什麼責任?對經歷過的市民,甚至跟隨過工聯會指示、拋妻棄子投入革命的工友們而言,都是一個忌諱的話題,誰提起都會情緒激動。

去年5月7日,工聯會副理事長唐賡堯出席左派組織「六七動力研究社」主辦的公祭,向反英抗暴期間去世的工友致敬。唐賡堯以工聯會發言人身份肯定工人的付出:「為了緬懷五十年前在香港發生的一段有深遠意義的社會運動。…當年愛國同胞以沉重代價,換取大多數市民的利益,以及社會的發展同埋進步。」工聯會在暴動五十周年表述立場,對在場左派人士是遲來的慰藉,不過香港市民卻難以接受這種謬論。

工聯會副理事長唐賡堯(穿藍色外衣站在中間)去年五月七日,在和合石墓園代表工聯會發言,向反英抗暴期間去世的工友致敬。

1967年5月16日,「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成立,工聯會理事長楊光被選為鬥委會主任,他強調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粉碎港英的迫害陰謀」。在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受傷的工友蕭劍輝,被楊光邀請到工聯會主辦的鬥爭大會上發言,為方便鼓動群眾,鬥爭大會次數很多,蕭劍輝更被安排住進工聯會。雖然蕭劍輝的名字在反英抗暴期間如此響亮,他的事蹟常見於左派報章,工聯會更按月給他發薪作為鬥爭經費,但隨著暴動結束,蕭劍輝也被請離工聯會,他的名字從此就消失於工聯會的名冊及所有文集中。

工聯會召開鬥爭大會,由理事長楊光主持。《消失的檔案》提供圖片
工聯會組織的文娛活動緊跟政策,文革期間只有樣版戲。圖為工聯會65周年歷史文集頁46。《消失的檔案》提供圖片

7月中炸彈浪潮席捲全城,各工會組成炸彈隊,在大街小巷放置炸彈,對市民造成的恐懼與傷害,罄竹難書。1967年9月10日《明報》頭條,警方懸賞鉅額33萬元徵求炸彈恐怖活動情報。「本港警方現正懸出鉅額賞格,徵求有關炸彈及最近恐怖活動的消息。單是徵求五宗案件的消息賞金已達三十三萬元。務將犯罪者緝拿歸案法辦。」

以當年物價指數,1萬元能買兩房住宅單位。33萬元鉅額賞金可反映炸彈浪潮令警方有多頭痛。警務處發言人又說,5宗案件以外,提供其他炸彈情報及恐怖份子活動消息,警方亦會提供「可觀」賞金。 「根據現已頒佈的緊急法例,任何人等如獲悉或有理由相信其他人士擁有軍火或任何爆炸品,又未經有關當局許可,如不立即向警方報告將可被判有罪。」

警方懸賞鉅額33萬元徵求炸彈恐怖活動情報,《明報》頭條 1967年9月10日。《消失的檔案》提供圖片

《消失的檔案》訪問過不同工會的炸彈隊成員,他們分炸彈隊及投彈隊,製造炸彈用的火藥來處不一。當時政府危險倉大量炸藥被盗,對解讀特大炸彈案謎團有參考價值。「關於匪徒爆竊偷去爆炸品案,案情如下:『八月十五日下午七時至八日上午六時之間,有不知名人等偷入位於港島銅鑼灣天后廟道雲峰大廈山邊的危險倉第八十七號,盗去硝酸甘油炸彈三百三十枝,引火線廿七卷,信管六百三十五條,電信管八十五條及引火燃器一百零六條。」

阿強(化名)被領導選中做炸彈隊成員時感到光榮和興奮,他沒有跟家人商量,出隊時只聽從上線指示。「聯絡人會通知我們時間、地點等細節。另外有橫額,要掛在橫街或者交通要道。我們一行三人,清晨時份出來,趁汽車較少就把橫額拖在街頭、街尾的燈柱或者招牌等地方。再在中間放幾個紙盒寫著『同胞勿近』。紙箱有一定重量,但具體裝了什麼我們都不知道。當中有真有假,有時要作掩護,如果不爆你就知道是假,有些看完報導後,真爆炸了才知道是真的。」
當年24歲,瞞著家人做傷人不利己的事,接受訪問已經是46年以後。問他感到荒唐嗎?「我沒有想太多,罷工後天天上工聯會聽報告,楊光、陳耀材經常發言。有時更有梁威林、祁烽,他們是港澳工委領導,我們就當作是中央派來的。左派陣營還有中華總商會、中華廠商會,但我們站在工人立場,就一定是聽命於工聯會。」

阿強(化名)是炸彈隊成員,自小在工會長大,反英抗暴時聽命於工聯會。《消失的檔案》提供圖片

響應罷工不用工作,阿強時常上工聯會,毛語錄讀得滾瓜爛熟。領導說「要革命就要犧牲」,他也深信不疑。「罷工之後,因為工會出糧給我們,周恩來說過無限量支持,這樣等同讓我們瞓身落去,現在轉了祖國做老闆,個個月有糧出。 」阿強保留了當年的銀行存摺,每個月按他本來工資380元發薪,鬥爭經費來自北京,由工聯會統一發放。

熟讀毛語錄,炸彈隊出動前沒有收「安家費」,但心理上已準備隨時要犧牲性命。《消失的檔案》提供圖片
阿強保留了50年前的存摺,屬中資交通銀行。由工聯會負責按月發放。《消失的檔案》提供圖片
阿強月薪380元,罷工以後到中資銀行打簿,不用工作也可以逐月出糧。《消失的檔案》提供圖片

隨著六七暴動於12月下旬落幕,各線工友隨即「失業」。北京鬥爭經費斷絕,工人要為生計自尋出路。阿強當然也不例外。「站在我們立場,就好似被出賣了。因為我們一往直前地去參加鬥爭,可是有天卻突然間『制水』,叫我們自己另謀高就。當時的口號叫『復轉改』,一是復工、一是轉行。祖國對我們亦都開始不聞不問,有部分稍為識個字的便到國貨公司做售貨員,起碼識寫一張單。其他稍遜的或樣子老些最慘,因為你身處的社會階層、沒法讓你認識一些有錢人或做生意的人。於是唯有出來做雜工。」

1968年1月,反英抗暴結束。失業工友無法再支薪。工聯會號召工人回到本來崗位要求復業,再舉行鬥爭大會。圖片來自工聯會60周年圖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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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檔案】誰讓他們變暴徒? 六七暴動與工聯會

撰文:羅恩惠

原刊於《蘋果日報》2018年3月8日

檔案或消失 暴動事實還是事實 鍾劍華

撰文:鍾劍華 (時任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原刊於《蘋果日報》2017年4月25日

2017年3月8日,《消失的檔案》於中大首映,接待了1500名觀眾。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周年。早就已經聽到一個說法,過去一兩年也開始警覺到,一些有心人想利用這個特殊的年份,意圖為六七暴動這個以國內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作背景、本地左派把事件擴大化而造成嚴重暴力對抗的事件作出新的詮釋。六七暴動是香港左派一段不光彩的歷史,事件發生之後,本地左派承擔了主要的罪責,左仔成為了過街老鼠。在背後推動、令事件走向極端的國內駐港機關及官員,事件平息之後對那些被推上前線的參與者鮮有聞問,當然更不會負上相關的政治責任。

回歸至今20年,本地左派希望洗脫罪責,特區政府予以配合,當時的鬥爭委員會高層楊光竟然可以獲得頒授大紫荊勳章已經可見端倪。隨着越來越多當年有份參與及激化暴動的左派人物走上政治高層,這一股希望把六七罪責漂白的動力便越來越強。

資深傳媒工作者羅恩惠女士幾年之前開始有探索六七暴動的構思,據知原本也是基於對當時參與暴動而背負了罪名的少年犯的關懷。這一個出發點原本應該是十分符合要漂白六七暴動的有心人胃口的。但隨着她對事件的探索及接觸到不同的人物,除了發現有關政府檔案無緣無故消失,也警覺到有力量要把六七暴動的事實扭曲。

有人意圖洗擦六七污點

這些動作背後的真正意圖當然十分複雜,除了是要配合當前政治需要,也似乎有人仍然活在六七暴動那個時候的心態與情緒當中,幾十年來啞口無言,今天突然獲得大人物重新眷顧,當然要鼓足幹勁,希望自己當年的盲動行為可以重新獲得肯定。也毋須懷疑,洗擦六七污點,對某些人來說是進一步實現其政治意圖的其中一個重要步驟。

因此,當羅恩惠女士那一套歷時四年多完成的六七暴動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出台在社區播放之後,無疑是打亂了那一批有心人及其背後力量的部署。看過那一部紀錄片的人都能夠看得出,片中主要還是鋪陳事實及把受訪者的角度展示出來。透過不同角度觀點的碰撞,也透過事件發生的事實及時序闡述,讓觀眾自行判斷六七暴動的來龍去脈。有甚麼比讓事實說話更能符合新聞傳播及歷史探究的核心精神?如果連基本事實也過不了關,大聲夾惡又有用嗎?

《消失的檔案》在社區播映以來,除了有助尋求事實真相,為香港社會重新整理六七記憶,以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之外,也令對當時情況所知不多的年輕一代有一個機會更深入了解事件。這一個作用在有關檔案無緣無故消失,主流媒體及各種媒介少有提及,加上社會上的話語權及自由探究的空間越來越閉塞的情況下尤為珍貴。

不過,對於有意藉着事件50周年而重新詮釋六七暴動的組織來說,這無疑是潑了一盆冷水。如果六七暴動是如他們所說那麼正義、正確及對社會發展有積極作用,首先為何要在過去半世紀噤聲?如果六七暴動真的有甚麼地方值得肯定,那又為甚麼需要害怕鋪陳事實去作比拼?要與這一種帶有幽暗政治動機的行動抗衡,有甚麼好得過把事實展現在人前?

到了今天,為了要抵銷《消失的檔案》對這一種漂白部署的影響,各種不成理由的理由都可以成為否定這部紀錄片的理據。有喉舌傳媒便用上了一整版製作專輯,組織了不同角度的觀點來否定這一套紀錄片。其實講來講去,提出的那些論點毫無新意,也不見得有甚麼說服力。例如找來歷史學家,把檔案消失算到英國殖民地政府頭上。事實是否如此,在過去20年曾經往歷史檔案資料館翻閱過有關資料的傳媒工作者及研究學者應該心裏有數。就算真的在回歸前檔案已經被消失,那又能夠說明這套紀念片所講的不是事實嗎?

片中其中一個很關鍵的證據,來自六七暴動期間在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工作的前香港左派高層吳荻舟的筆記。筆記中提及吳當時制止了左派組織訂製要運送來港的700打斬蔗刀,和要把招商局旗下商船的槍械提取上岸作鬥爭之用兩件事。可以想像,如果當時不是得到立時制止,後果將會不堪設想。對於這些當年鮮為人知的黑幕,今天那些有心人又只能說都只是建議而非決定。但這不正好說明了當時本地左派高層,確實是有着要把事件擴大化及激化的意圖嗎?而且,如果說電影製作人是斷章取義,那他們也不妨翻閱一下那一本《吳荻舟記念文集》的第308頁,上述兩件事都是清楚記錄在吳的傳記當中的。

說到底,對歷史事件就是要實事求是,不要文過飾非。就算是教仔,這句話還是最基本的:「犯了錯就要認。」

吳荻舟文集 308頁

撰文:鍾劍華 (時任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原刊於《蘋果日報》2017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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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補遺﹕消失的檔案——吳荻舟和他的時代

《明報》︰2017年2月19日 作者:羅恩惠

原文編輯:屈曉彤 / 原文圖片:吳輝、李怡、廖一原家人提供

吳荻舟和香港淵源極深,1948至1962年在港從事地下活動,歷時十四年,曾經是中共駐港三名最高領導人之一。他於四分之一世紀前離世,留下來的筆記、書信及證明材料充滿時代印記。港共地下活動是黨員不能言說的機密,由前港共高層娓娓道來,半個世紀之前的人與事仍有餘溫。

那是一個被遺忘的時代。

中共建國後,總理周恩來指示新港澳工作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宣傳愛國主義。當時「愛國」的定義很寬鬆,從吳荻舟的回憶錄中,周恩來要求在港不宣傳新民主義和社會主義。執行統戰任務的港共領導們身段很柔軟。

「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

五十年代,香港這個窗口價值比今天大得多。港共統戰固然要拉一派打一派,但方法可以很靈活,某些左傾厲害的還需要主管僑務工作的廖承志和外交部長陳毅打通思想,不怕和「敵人」來往,說是:「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說不定會遇上一個特務。」

吳荻舟曾經主管交通、文教及新聞,公開的身分多變,1948年是《華商報》讀者版編輯,實際上工作包括組織讀書會、發展黨員,又輸送專家學者回大陸。1950年出任招商局顧問及七年後出任文匯報社長。他留下來的文獻不少,1986年11月在從化溫泉做的口述紀錄具體提及在港統戰策略。三天閉門錄音,後來反覆核實整理成三十頁,共一萬多字的記錄,刻劃了五、六十年代港澳統戰方針。

今天政經形勢大逆轉,「愛國愛港」變成向黨交心的入場券。手持外國護照無關立場,不影響「血統論」,重要是關鍵時刻要表態。特首選戰違背了一國兩制的初衷,粗暴干涉、堂而皇之。但原來對媒體老闆、主編做工作則多年來始終如一,抓得很緊。不錯,媒體就是宣傳。

「統戰工作總的方針是廣泛團結。談問題有層次,進步的多談些,談深些,調子高些。如對王寬誠、李崧等,中間落後的談少些,調子低些,還有一些屁股坐在國民黨方面的,來往又不同。華僑日報的岑維休是一般的往來,聯絡感情。新聞界的幾個報紙,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還有商報,晶報都有區別。文匯報調子很高,愛新中國,立場很鮮明,但不提愛社會主義祖國,除採用新華社消息外,也採用外國通訊社的稿子。大公報、新晚報多採用中新社消息,香港商報多採用美聯社、法新社消息,商報、晶報基本不採用新華社消息,採用外國的消息,它的任務是打進落後家庭。刊登廣告也有區別,文匯報可以登華潤公司、國貨公司、中國銀行的廣告,晶報則主要拉一般商人的廣告,一些灰色的、爭取跟台灣有關係的商人登廣告以保護自己。層次不同,做起來的政策也不同。總的是愛國主義,日常工作都是按照這個方針去做,具體由新聞支部掌握分寸,有時也會出一些亂子,宣傳過了頭。(吳荻舟《從化口述記錄》)」

上圖:《從化口述紀錄》原稿照。記錄者是新華社的劉先秀。

進步、落後,偏左、偏右。當時多份報章報眉都掛上「中華民國」四字並顯示年份,統戰從個人到報社,對親台報章力度更強,早日「解放台灣」是潛台詞。

「統戰方針上,對中間落後的、甚至有一定傾台的報館要爭取,如星島日報、華僑日報我們要爭取,對胡文虎,我們分析了他在國內還有產業,不可能和我們完全決裂。胡仙的弟弟胡浩原來的傾向就比較好,固然要團結他,後來到新加坡主持新加坡星洲日報,和我們的關係就不錯。就是胡仙本人也要做工作。她是長女,星島系報紙的總負責人,除了星洲日報外,在泰國有星暹日報,香港的星島日報、星島晚報、虎報。我們通過在星島日報工作的張問強、葉靈鳳、曹聚仁做了一些工作。如副刊上開個小天窗,又罵又幫忙,筆下留情。成報算是中間報紙,對陳霞子當然要做工作,文匯報李子誦同他的關係很好,做了不少工作,最後我們想辦一個十分隱蔽的報紙,便是以他個人的名義辦的。華僑日報的岑維休也做了工作。總之除了死硬的香港時報和我們針鋒相對外,甚至工商日報也有個別工作人員和我們的記者、編輯有來往。總之千方百計開展新聞界的工作。(吳荻舟《從化口述記錄》)」

六十年過去,親台報章《香港時報》、《工商日報》及《華僑日報》早已倒閉。《星島日報》常常有獨家消息,有時比文匯、大公、商報更靈通。當年《成報》算中間報紙,有異於今天的《成報》,為低氣壓難以透氣的市民提供另類想像空間。更有趣是吳荻舟提及《成報》陳霞子和李子誦關係好,做了不少工作以後,一份不具名的「隱蔽報紙」就是用「陳霞子」名義做的,是一項記下來的成就。

「工商統戰工作也分層次,分門別類的開展工作。當時,記不得是陳毅同志還是廖承志同志說過,工商界有出錢愛國的,有一毛不拔愛國的,有愛錢(我們的錢)愛國的,也有愛錢而不愛國的,只要不搗亂,不反對我們,都可以來往,都可以團結,應該團結。而且還舉例說:比方何賢可以說什麼人都來往,對香港政府,對我們都會說很友好的話,說不定碰到與台灣有很深關係的人也會滿親熱的呢。正因他有這樣的關係,我們更應和他交朋友。我們交辦的事他做了,香港政府交辦的事他也會做。(吳荻舟《從化口述記錄》)」

左派電影採取「白開水方針」,低調宣揚愛國主義
左派電影人創作之餘也要聽從指示。(左一起) 李化、吳楚帆、廖一原及 (右三) 張瑛。

媒體及工商界要統戰,左派電影人自然也需跟隨形勢轉變配合宣傳。但是中央指示的「低調宣傳愛國主義」原來曾令製作人不安,怕他日被批評不愛社會主義祖國。吳荻舟要作出安撫,強調左派電影能打進東南亞市場更重要。

「當時電影線從業員對廖承志的白開水方針不理解,甚至害怕犯錯誤。記得我曾在中國南方影業公司召開過一個編、導、演的座談會,針對大家的思想情况,談了幾個小時。強調了為了打出去,在勸人向上向善外,便是白開水也行。當時還有一個問題:劇本荒,我也寫過反映華僑的劇本如《桃李滿天下》、《敗家仔》、《家家戶戶》。我在海外住過,懂得一點華僑的生活和思想情况。真正的白開水是很難辦到的,總會有點含義,應該從精神去理解,目的是把調子降低,使各公司面向海外,能打開海外市場。當時在國內反右鬥爭的思想影響下,港九的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對低調子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尤其對「白開水」的創作方針不理解,有點害怕,怕將來被批評不愛社會主義祖國了,不得了。我們召開座談會談了三、四個小時,他們問我什麼是白開水。我說第一白開水沒有毒,是健康有益的,你們不要害怕,何况我們說即使是白開水也可以,當然放些少鹽也是可以嘛,問題是要把我們的影片打開最廣泛的市場,而不起壞作用,取得長期生存的條件,白開水可以起冲淡有毒的東西(的作用)嗎?第二我們拍片要適應海外的政治環境,要能通得過,群眾能接受。如果我們的影片宣傳愛社會主義祖國或勸華僑回國,東南亞的國家就不歡迎。當然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勸人向上為善,勤儉持家,不嫖不賭總是好的,不要刺激當地政府就是了,強調要民主之類政治鬥爭就難辦了。《家家戶戶》、《敗家仔》不是很受華僑歡迎嗎?(吳荻舟《從化口述記錄》)」

左派電影以導人向善為宗旨,於東南亞打開局面。圖為電影界在新加坡訪問獲李光耀總理 (前排右六) 接見。
五六年右派暴動吳荻舟坐鎮聯合辦公室指揮

發生在1956年雙十國慶,於李鄭屋邨的拆旗事件,觸發了一連三天的右派暴動。徙置事務處職員撕下G座六樓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引起居民不滿,他們包圍徙置區辦事處要求道歉,防暴隊出動後觸發騷亂。右翼分子連同黑社會翌日沿着青山道破壞,左派工會、國貨公司及診所首當其衝。

風暴中,吳荻舟出任總指揮,在中國銀行八樓建立聯合辦公室,指示銀行、貿易、新聞、出版等機構職工不上街、不出大門,進行「堡壘式抗擊」;又要求港英政府提供保護。也因為日夜留守在聯辦,配偶張佩華又在廣州黨校學習未回,吳荻舟將三個小孩子託給保鑣兼司機,又囑咐如果右派分子攻打到家裏,要用繩子把孩子吊到隔壁的天台躲避。

右派暴動期間,吳荻舟 (右二) 將三名孩子委託給保鑣兼司機照顧。右一是其妻張佩華。

「根據陶鑄同志的指示,我向李生等同志傳達了指示,交換了意見,馬上在中國銀行八樓建立了聯合辦公室,我坐鎮辦公室。我們研究後來採取以下的應變措施:

一是把責任交給港英政府,要他阻止蔣幫鬧事,保護香港居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二是自衛為主,要各工會、報館、通訊社、銀行等根據自己的特點,因地制宜,秘密組織自衛武器和自衛力量,在原單位做堡壘式的抗擊,不上街,不出大門,又不能把力量暴露給港英。例如我們的報館,我們熬了幾大鍋鑄字的鉛,敵人如敢衝上樓梯來便把鉛潑下去,把他燙得半死,這種武器港英來檢查也抓不住把柄。因為我是報館,每天都要鑄字,鉛是要用的,既要可以「殺退」敵人,又合法。又如多儲備幾瓶鑄版用的硝酸水,敵人攻打我們,便向他們潑下去。這種武器的殺傷力很強,沾上不僅很痛,連眼睛也會瞎掉。各個機構都根據自己的條件準備自己的武器。有鐵欞的單位,便把窗上的鐵枝弄鬆,頭上磨尖,要用時拿下來,便是長矛!甚至啤酒、紅墨水也是武器,敵人聽到爆炸聲,見紅都會害怕。

三是走群眾路線,組織情報網,及時掌握敵人的動向。港九的每個角落都有進步工會的會員,會員家屬和愛國單位的職工及其家屬,他們是憎恨蔣幫搗亂的。只要我們把掌握敵情的任務交給他們,就是說把情報網撒下去,敵人的一舉一動都能反映上來。同時為了使鬥爭合法化,一切情况都集中到文匯報,我們安排新聞支部的書記金堯如坐鎮文匯報,把收集到的情况反映給我,我坐鎮中國銀行,經過分析,然後以報館記者的身分打電話給港英政府 。(吳荻舟《從化口述記錄》)」

1956年12月,港督葛量洪將《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送呈殖民地部大臣。將持續三天的暴動如何發生,逐日逐小時列出時序,並記錄涉案人員背景及調查報告。葛量洪認為無證據顯示事件有預謀,又相信是親台的三合會成員試圖擾亂社會秩序,達至其犯罪目的。

歷史紀錄像一面鏡,反照過去又觀照未來。

右派暴動結束後,左右勢力的較勁並未止息,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繼續存在。吳荻舟62年調回北京外事辦工室工作,他當然沒有料到幾年後文革大潮席捲全國,右派暴動期間他囑咐工會自衛的方法,67年7月各左派工會面對警察搜查時又再度使用。

吳荻舟更不可能想到在極左思潮下,他作為外辦和香港聯絡的「聯合辦公室」群眾組組長,因為良心驅使阻止了中資機構策劃的兩項極左行動,直接阻擋可怕的大型群眾暴力衝突,卻開罪造反派導致全家受累。他以「叛徒」、「假黨員」、「特務」、「走資派」等罪名下放農場監督勞動,開始長達十三年的政治審查。

有關吳荻舟在「反英抗暴」期間貼身攜帶的《六七筆記》如何記錄當下,如何記述那場改變香港命運的風暴,我們下回分解。

回到1967大撕裂的年代

《明周》2017年2月2日 撰文:關震海

圖片來源《明報》資料室及《香港動亂畫史》

1967年是香港戰後最動蕩的一年,全港遍佈真假炸彈,烽煙四起,政府在港島九龍一度下戒嚴令。踏入12月平安夜後, 再沒有發生炸彈事件,歷時八個月的動亂終告一段落。

回看1967年暴動事件,社會充斥敵我矛盾,示威者、市民與執法者的關係水火不容。相對四個月雨傘運動,當年社會撕裂的情況比現在更甚。

1966年內地文化大革命波及港澳,1966年澳門氹仔發生「一二.三」事件,左派佔盡上風,迫令澳督簽下「認罪書」,右派倉皇而逃。1967年年初本港出現多宗勞資糾紛事件,的士與工廠出現大大小小的罷工風波,工潮成為六七暴動的導火線。 其後在新華社、鬥委會與左派學校領導指揮下,與港英政府的抗爭運動進入失控狀態,踏入7月,真假炸彈釀成多宗流血事件,仇恨升溫。據統計,暴徒合共在市區放置了1167枚真炸彈。整場暴動,至少導 致五十二人死亡。

勞工事件演變成政治暴亂,整場暴動離不開文革時期毛澤東鼓吹的極左式「鬥爭」。壁壘分明的文化與新聞界一同捲入漩渦,動亂中示威者襲擊和毆打記者,警方大搜報館,甚至飭令停刊。中學生在示威現場吶喊,甚至在學校自製炸彈時炸斷左手,學生派發宣傳單張鋃鐺入獄。示威現場,左派高舉《毛語錄》大罵英殖政府 「紙老虎」,羣眾包圍警署,大罵警察「黃皮狗」,最終釀成警察打死示威者事件。那 一幕幕血泊倒地、破口辱罵的情景,距離我們遙遠嗎?

五十年後,今天重看六七暴動,不應只有血肉模糊的零碎片段。《明周》簡列時序,鋪叙事件,冀能借古鑑今。

忘記歷史,意味着背叛;踐踏真相, 預兆着重蹈覆轍。

新聞文化界在政治暴風眼

五十年前的報章與文化界主導輿論,左派報章的報道、社評,乃至讀者來信的政治立場鮮明,帶有強烈煽動色彩。左派報紙報道炸彈事件以「困擾港英」、「反擊港英」為標題。商 台節目《欲罷不能》主持人林彬在遇襲當天下午仍在伊利沙伯醫院垂危搶救,《新晚報》頭 版下午即時以「鋤奸突襲隊司令部」名義列出林彬罪行的文章,惹起外界譁然。及後一連兩 天,《明報》罕有刊出兩大版篇幅報道林彬事件,並提出警方應進入《新晚報》搜查證據。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當年就讀聖保羅書院,因派發反英傳單被判入獄兩年。他接受 《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作者張家偉訪問時坦承,左派傳媒當時有煽動羣眾, 例如《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當年就曾以「管見子」筆名寫社評,文中寫「拿起武器, 奪取武器」,其後真的出現搶警槍事件。動亂首月,報人曾極力拉攏政府與左派談判,希望 雙方短時間內和解。據金堯如在《香江五十年憶往》憶述,左派連日到港督府請願,5月20 日午夜《華僑日報》主筆李志文不理戒嚴令, 親身到《文匯報》會址與金堯如會面。李志文向金堯如透露,英政府願意與左派和平談判, 更着意成立談判會議,希望將信息傳達至新華社,可惜最終拉攏失敗,錯失和平解決的良機。事後記者警方與示威者的關係劍拔弩張,發生連串流血事件。

查良鏞被列為暗殺名單

在示威採訪現場,不少記者拍照時被阻止,甚至被毆受傷。左派記者最早到達現場,順利拍照採訪,外界質疑左派記者「自編自導自演」。當時左派報人文化界的確參與其中,《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在回憶錄承認,曾在學校門外放假炸彈,《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與著名左派演員石慧曾參與遊行上總督府,石慧其後被遞解出境。

暴動烽火四起,傳媒正值多事之秋。《華僑日報》門外被縱火,百人圍堵報館;《天天日報》採訪車被燒毀;《南華早報》發生爆炸事件;《明報》社長查良鏞被列為暗殺名單,暴力事件一發不可收拾。暴動後期,多名左派記者與左報高層被捕,記者黃澤被控「非法集 會」及「發表煽動性演說」等罪成,入獄五年;警方大舉搜查左派報館,三份左報被飭令停刊,8月有兩名高級警官罕有地向《晶報》發律師信,控告報章在五月動亂的報道失實,要求報館道歉及賠償。

遍地炸彈 牽連學生

5月「批鬥會」擴散至各間左派中學、大學及工會,文宣陣營煽動羣眾,左派暴力行為一再升級。多間左派學校參與示威遊行,小學生在現場吶喊打氣。示威者聯羣結隊,阻止汽車行駛,恐嚇並襲擊巴士司機,經常焚燒巴士迫使停駛。社會氣氛緊張,街頭開槍事件頻生,示威者與警員皆有傷亡。有警員在示威現場被起貨用鈎挫死,亦有阻止羣眾燒巴士的警員被五十人圍毆。

真假炸彈事件7月揭開序幕,牽連學界,傷及青年。學生參與放炸彈,多名少年被捕,警方更發現有學生在中學製炸彈。11月28日警方接獲市民通知,中華中學懷疑發生爆炸,警方在六樓化驗室發現一名十八歲中學生左手被炸斷,血流披面,懷疑製作炸彈時,突然爆炸受重創。

其後的真假炸彈與擲魚炮爆炸事件陷入失控地步,暴徒不但襲擊與政府有關的建築物, 炸彈遍及鬧市民居,單日計的真假炸彈案高峰時可逾百宗。8月20日下午4時45分,清華街20號有炸彈放在一輛私家車的車頭位置,八歲女童黃綺文與三歲弟黃兆勳在地下觸碰發生爆炸,二人當場炸死。同日下午,北角大廈門外的電車路軌爆炸,傷及二男,炸彈上寫着:「抗議非法封閉三間愛國報紙」。晚上銅鑼灣英皇道亦有真炸彈爆炸。案發後兩天,政府公布當天合共四十宗真假炸彈案件。

炸彈禍及民居,傷及無辜市民,傳媒政府紛紛譴責。暴徒曾向北角柏立基夫人健康院投擲魚炮,埋炸彈在大埔的鐵軌,放炸彈在戲院、銀行與兒童遊樂場,連左派的建築同樣遭殃。南洋戲院附近電車站、有左派領導出入的鄉村俱樂部亦曾放置炸彈。

左派封死者為烈士 示威者提堂時吐血昏迷

當時通訊科技不發達,暴動現場混亂,事件來龍去脈與死者姓名背景,報章時有誤傳。左派報章甚至扭曲案發經過,5月東頭村暴動首名死者為十四歲的理發店學生陳廣生,左派報章報道指陳是被「所謂的『防暴隊』毒打至頭骨破裂」;其他報章指陳是被「硬物擊中」死亡。同年10月,被法庭裁定死者被類似石塊的硬物擊中身亡。

三烈士事件

多宗暴亂事件,事後鬥委會舉辦「慰問與控訴大會」,封死者為「烈士」,標題以「血債」形容事件,報道多處不實,其中6月「三烈士」事件惹起爭議。黎松、曾明與徐田波在六月暴動中喪生,《大公報》報道稱,政府遲遲不還死者屍體給家屬。7月24日《明報》刊出一則暴動的後續報道,詳盡報道「烈士」之一黎松家屬現況。黎松在6月11日在九龍媒氣公司騷動中死亡,《明報》記者到春暉台木屋住所,黎妻說政府有通知他們領屍,但被「神秘人」阻止,家人一致否認黎是左派工會,不會參加暴亂。報道更指出,記者曾找上多名暴動中在囚的工人家屬,家屬向記者表示鬥委會事後確有給予生活費,更派人洗腦,要他們「發揚入獄者的精神」。

參與5月人造花廠暴動的工人蕭劍輝,被控非法集會,被邀出席「控訴大會」,被鬥委會奉為與港英鬥爭的樣辦。當時鬥委會剛成立,蕭劍輝接受張家偉訪問時指,鬥委會主任楊光當時着他不用擔心生活,工聯會錢多着,可是動亂一年後,蕭指工聯會已停止向蕭發生活費,楊光當年一度匿藏澳門。蕭在暴亂中受傷,失去工作能力,妻離子散,晚年靠綜援過活,於2006年去世。

鬥委會煽動暴動,警方對被捕者使用暴力亦備受質疑,當年6月被捕者在法庭上的「破腎案」轟動一時。6月24日,邵氏片廠參加罷工的工人李安與王煜森被控「藏有煽動性標語」被捕,26日李安在北九龍裁判署提堂,李當場吐血昏迷,送院不治。法醫證實,李安身上有廿四處瘀傷,胸骨折斷,右腎爆裂。11月羈留室三名警員被判「誤殺」。1968年1月三警上訴得直,無罪釋放。外界一直懷疑李安在黃大仙警署問話時遭到毒打。

後記 文鬥武鬥

2011年5月屏山鄉委會主席曾樹和出席鄉議區會議,反對取締僭建村屋,而且高呼:「文有文鬥,武有武鬥」。

社會上久違了這個「鬥」字。何謂「鬥」?記者一臉茫然。其後雨傘運動中記者親歷當時任職的報館被圍堵,單程證內地婦人強行阻止報紙發行,甚至出手痛打記者。左派發起網上輿論戰,網上指名道姓叫記者「全家X」。對於極左式的「文鬥武鬥」,記者有深切體會。

社會撕裂源於「鬥爭」,這股由文革留下的鬥爭信念,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 當時的口號是:「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八億人,不鬥行嗎?」鬥爭意味着必有勝負,只有勝方才能生存,為生存,仁義道德靠兩邊,老師父母照鬥可也。就算孑然一身,也會左手鬥右手,永無安寧。

近年有人好像不斷在複製文革之風,文有文鬥,武有武鬥,政商鄉黑警同陷政治漩渦,年輕人也被拖入血肉泥漿。當中真假黑白是非,透過對1967年一場長達八個月的暴動抽絲剝繭,或會找到若干頭緒。回歸前後,六七暴動是社會禁忌,前輩羅恩惠小姐與張家偉先生梳理失落了的暴動資料,還原歷史部分真相,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五十年,在歷史長河,只是昨天的事,正所謂殷鑑不遠。沒有人相信,努力發掘真相,反而會引起更大撕裂。「只有不實的資料,才會挑起仇恨。」羅恩惠這樣說。

六七暴動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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