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或消失 暴動事實還是事實 鍾劍華

撰文:鍾劍華 (時任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原刊於《蘋果日報》2017年4月25日

2017年3月8日,《消失的檔案》於中大首映,接待了1500名觀眾。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周年。早就已經聽到一個說法,過去一兩年也開始警覺到,一些有心人想利用這個特殊的年份,意圖為六七暴動這個以國內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作背景、本地左派把事件擴大化而造成嚴重暴力對抗的事件作出新的詮釋。六七暴動是香港左派一段不光彩的歷史,事件發生之後,本地左派承擔了主要的罪責,左仔成為了過街老鼠。在背後推動、令事件走向極端的國內駐港機關及官員,事件平息之後對那些被推上前線的參與者鮮有聞問,當然更不會負上相關的政治責任。

回歸至今20年,本地左派希望洗脫罪責,特區政府予以配合,當時的鬥爭委員會高層楊光竟然可以獲得頒授大紫荊勳章已經可見端倪。隨着越來越多當年有份參與及激化暴動的左派人物走上政治高層,這一股希望把六七罪責漂白的動力便越來越強。

資深傳媒工作者羅恩惠女士幾年之前開始有探索六七暴動的構思,據知原本也是基於對當時參與暴動而背負了罪名的少年犯的關懷。這一個出發點原本應該是十分符合要漂白六七暴動的有心人胃口的。但隨着她對事件的探索及接觸到不同的人物,除了發現有關政府檔案無緣無故消失,也警覺到有力量要把六七暴動的事實扭曲。

有人意圖洗擦六七污點

這些動作背後的真正意圖當然十分複雜,除了是要配合當前政治需要,也似乎有人仍然活在六七暴動那個時候的心態與情緒當中,幾十年來啞口無言,今天突然獲得大人物重新眷顧,當然要鼓足幹勁,希望自己當年的盲動行為可以重新獲得肯定。也毋須懷疑,洗擦六七污點,對某些人來說是進一步實現其政治意圖的其中一個重要步驟。

因此,當羅恩惠女士那一套歷時四年多完成的六七暴動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出台在社區播放之後,無疑是打亂了那一批有心人及其背後力量的部署。看過那一部紀錄片的人都能夠看得出,片中主要還是鋪陳事實及把受訪者的角度展示出來。透過不同角度觀點的碰撞,也透過事件發生的事實及時序闡述,讓觀眾自行判斷六七暴動的來龍去脈。有甚麼比讓事實說話更能符合新聞傳播及歷史探究的核心精神?如果連基本事實也過不了關,大聲夾惡又有用嗎?

《消失的檔案》在社區播映以來,除了有助尋求事實真相,為香港社會重新整理六七記憶,以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之外,也令對當時情況所知不多的年輕一代有一個機會更深入了解事件。這一個作用在有關檔案無緣無故消失,主流媒體及各種媒介少有提及,加上社會上的話語權及自由探究的空間越來越閉塞的情況下尤為珍貴。

不過,對於有意藉着事件50周年而重新詮釋六七暴動的組織來說,這無疑是潑了一盆冷水。如果六七暴動是如他們所說那麼正義、正確及對社會發展有積極作用,首先為何要在過去半世紀噤聲?如果六七暴動真的有甚麼地方值得肯定,那又為甚麼需要害怕鋪陳事實去作比拼?要與這一種帶有幽暗政治動機的行動抗衡,有甚麼好得過把事實展現在人前?

到了今天,為了要抵銷《消失的檔案》對這一種漂白部署的影響,各種不成理由的理由都可以成為否定這部紀錄片的理據。有喉舌傳媒便用上了一整版製作專輯,組織了不同角度的觀點來否定這一套紀錄片。其實講來講去,提出的那些論點毫無新意,也不見得有甚麼說服力。例如找來歷史學家,把檔案消失算到英國殖民地政府頭上。事實是否如此,在過去20年曾經往歷史檔案資料館翻閱過有關資料的傳媒工作者及研究學者應該心裏有數。就算真的在回歸前檔案已經被消失,那又能夠說明這套紀念片所講的不是事實嗎?

片中其中一個很關鍵的證據,來自六七暴動期間在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工作的前香港左派高層吳荻舟的筆記。筆記中提及吳當時制止了左派組織訂製要運送來港的700打斬蔗刀,和要把招商局旗下商船的槍械提取上岸作鬥爭之用兩件事。可以想像,如果當時不是得到立時制止,後果將會不堪設想。對於這些當年鮮為人知的黑幕,今天那些有心人又只能說都只是建議而非決定。但這不正好說明了當時本地左派高層,確實是有着要把事件擴大化及激化的意圖嗎?而且,如果說電影製作人是斷章取義,那他們也不妨翻閱一下那一本《吳荻舟記念文集》的第308頁,上述兩件事都是清楚記錄在吳的傳記當中的。

說到底,對歷史事件就是要實事求是,不要文過飾非。就算是教仔,這句話還是最基本的:「犯了錯就要認。」

吳荻舟文集 308頁

撰文:鍾劍華 (時任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原刊於《蘋果日報》2017年4月25日

#鍾劍華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消失的檔案 #吳荻舟

歷史補遺﹕消失的檔案——吳荻舟和他的時代

《明報》︰2017年2月19日 作者:羅恩惠

原文編輯:屈曉彤 / 原文圖片:吳輝、李怡、廖一原家人提供

吳荻舟和香港淵源極深,1948至1962年在港從事地下活動,歷時十四年,曾經是中共駐港三名最高領導人之一。他於四分之一世紀前離世,留下來的筆記、書信及證明材料充滿時代印記。港共地下活動是黨員不能言說的機密,由前港共高層娓娓道來,半個世紀之前的人與事仍有餘溫。

那是一個被遺忘的時代。

中共建國後,總理周恩來指示新港澳工作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宣傳愛國主義。當時「愛國」的定義很寬鬆,從吳荻舟的回憶錄中,周恩來要求在港不宣傳新民主義和社會主義。執行統戰任務的港共領導們身段很柔軟。

「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

五十年代,香港這個窗口價值比今天大得多。港共統戰固然要拉一派打一派,但方法可以很靈活,某些左傾厲害的還需要主管僑務工作的廖承志和外交部長陳毅打通思想,不怕和「敵人」來往,說是:「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說不定會遇上一個特務。」

吳荻舟曾經主管交通、文教及新聞,公開的身分多變,1948年是《華商報》讀者版編輯,實際上工作包括組織讀書會、發展黨員,又輸送專家學者回大陸。1950年出任招商局顧問及七年後出任文匯報社長。他留下來的文獻不少,1986年11月在從化溫泉做的口述紀錄具體提及在港統戰策略。三天閉門錄音,後來反覆核實整理成三十頁,共一萬多字的記錄,刻劃了五、六十年代港澳統戰方針。

今天政經形勢大逆轉,「愛國愛港」變成向黨交心的入場券。手持外國護照無關立場,不影響「血統論」,重要是關鍵時刻要表態。特首選戰違背了一國兩制的初衷,粗暴干涉、堂而皇之。但原來對媒體老闆、主編做工作則多年來始終如一,抓得很緊。不錯,媒體就是宣傳。

「統戰工作總的方針是廣泛團結。談問題有層次,進步的多談些,談深些,調子高些。如對王寬誠、李崧等,中間落後的談少些,調子低些,還有一些屁股坐在國民黨方面的,來往又不同。華僑日報的岑維休是一般的往來,聯絡感情。新聞界的幾個報紙,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還有商報,晶報都有區別。文匯報調子很高,愛新中國,立場很鮮明,但不提愛社會主義祖國,除採用新華社消息外,也採用外國通訊社的稿子。大公報、新晚報多採用中新社消息,香港商報多採用美聯社、法新社消息,商報、晶報基本不採用新華社消息,採用外國的消息,它的任務是打進落後家庭。刊登廣告也有區別,文匯報可以登華潤公司、國貨公司、中國銀行的廣告,晶報則主要拉一般商人的廣告,一些灰色的、爭取跟台灣有關係的商人登廣告以保護自己。層次不同,做起來的政策也不同。總的是愛國主義,日常工作都是按照這個方針去做,具體由新聞支部掌握分寸,有時也會出一些亂子,宣傳過了頭。(吳荻舟《從化口述記錄》)」

上圖:《從化口述紀錄》原稿照。記錄者是新華社的劉先秀。

進步、落後,偏左、偏右。當時多份報章報眉都掛上「中華民國」四字並顯示年份,統戰從個人到報社,對親台報章力度更強,早日「解放台灣」是潛台詞。

「統戰方針上,對中間落後的、甚至有一定傾台的報館要爭取,如星島日報、華僑日報我們要爭取,對胡文虎,我們分析了他在國內還有產業,不可能和我們完全決裂。胡仙的弟弟胡浩原來的傾向就比較好,固然要團結他,後來到新加坡主持新加坡星洲日報,和我們的關係就不錯。就是胡仙本人也要做工作。她是長女,星島系報紙的總負責人,除了星洲日報外,在泰國有星暹日報,香港的星島日報、星島晚報、虎報。我們通過在星島日報工作的張問強、葉靈鳳、曹聚仁做了一些工作。如副刊上開個小天窗,又罵又幫忙,筆下留情。成報算是中間報紙,對陳霞子當然要做工作,文匯報李子誦同他的關係很好,做了不少工作,最後我們想辦一個十分隱蔽的報紙,便是以他個人的名義辦的。華僑日報的岑維休也做了工作。總之除了死硬的香港時報和我們針鋒相對外,甚至工商日報也有個別工作人員和我們的記者、編輯有來往。總之千方百計開展新聞界的工作。(吳荻舟《從化口述記錄》)」

六十年過去,親台報章《香港時報》、《工商日報》及《華僑日報》早已倒閉。《星島日報》常常有獨家消息,有時比文匯、大公、商報更靈通。當年《成報》算中間報紙,有異於今天的《成報》,為低氣壓難以透氣的市民提供另類想像空間。更有趣是吳荻舟提及《成報》陳霞子和李子誦關係好,做了不少工作以後,一份不具名的「隱蔽報紙」就是用「陳霞子」名義做的,是一項記下來的成就。

「工商統戰工作也分層次,分門別類的開展工作。當時,記不得是陳毅同志還是廖承志同志說過,工商界有出錢愛國的,有一毛不拔愛國的,有愛錢(我們的錢)愛國的,也有愛錢而不愛國的,只要不搗亂,不反對我們,都可以來往,都可以團結,應該團結。而且還舉例說:比方何賢可以說什麼人都來往,對香港政府,對我們都會說很友好的話,說不定碰到與台灣有很深關係的人也會滿親熱的呢。正因他有這樣的關係,我們更應和他交朋友。我們交辦的事他做了,香港政府交辦的事他也會做。(吳荻舟《從化口述記錄》)」

左派電影採取「白開水方針」,低調宣揚愛國主義
左派電影人創作之餘也要聽從指示。(左一起) 李化、吳楚帆、廖一原及 (右三) 張瑛。

媒體及工商界要統戰,左派電影人自然也需跟隨形勢轉變配合宣傳。但是中央指示的「低調宣傳愛國主義」原來曾令製作人不安,怕他日被批評不愛社會主義祖國。吳荻舟要作出安撫,強調左派電影能打進東南亞市場更重要。

「當時電影線從業員對廖承志的白開水方針不理解,甚至害怕犯錯誤。記得我曾在中國南方影業公司召開過一個編、導、演的座談會,針對大家的思想情况,談了幾個小時。強調了為了打出去,在勸人向上向善外,便是白開水也行。當時還有一個問題:劇本荒,我也寫過反映華僑的劇本如《桃李滿天下》、《敗家仔》、《家家戶戶》。我在海外住過,懂得一點華僑的生活和思想情况。真正的白開水是很難辦到的,總會有點含義,應該從精神去理解,目的是把調子降低,使各公司面向海外,能打開海外市場。當時在國內反右鬥爭的思想影響下,港九的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對低調子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尤其對「白開水」的創作方針不理解,有點害怕,怕將來被批評不愛社會主義祖國了,不得了。我們召開座談會談了三、四個小時,他們問我什麼是白開水。我說第一白開水沒有毒,是健康有益的,你們不要害怕,何况我們說即使是白開水也可以,當然放些少鹽也是可以嘛,問題是要把我們的影片打開最廣泛的市場,而不起壞作用,取得長期生存的條件,白開水可以起冲淡有毒的東西(的作用)嗎?第二我們拍片要適應海外的政治環境,要能通得過,群眾能接受。如果我們的影片宣傳愛社會主義祖國或勸華僑回國,東南亞的國家就不歡迎。當然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勸人向上為善,勤儉持家,不嫖不賭總是好的,不要刺激當地政府就是了,強調要民主之類政治鬥爭就難辦了。《家家戶戶》、《敗家仔》不是很受華僑歡迎嗎?(吳荻舟《從化口述記錄》)」

左派電影以導人向善為宗旨,於東南亞打開局面。圖為電影界在新加坡訪問獲李光耀總理 (前排右六) 接見。
五六年右派暴動吳荻舟坐鎮聯合辦公室指揮

發生在1956年雙十國慶,於李鄭屋邨的拆旗事件,觸發了一連三天的右派暴動。徙置事務處職員撕下G座六樓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引起居民不滿,他們包圍徙置區辦事處要求道歉,防暴隊出動後觸發騷亂。右翼分子連同黑社會翌日沿着青山道破壞,左派工會、國貨公司及診所首當其衝。

風暴中,吳荻舟出任總指揮,在中國銀行八樓建立聯合辦公室,指示銀行、貿易、新聞、出版等機構職工不上街、不出大門,進行「堡壘式抗擊」;又要求港英政府提供保護。也因為日夜留守在聯辦,配偶張佩華又在廣州黨校學習未回,吳荻舟將三個小孩子託給保鑣兼司機,又囑咐如果右派分子攻打到家裏,要用繩子把孩子吊到隔壁的天台躲避。

右派暴動期間,吳荻舟 (右二) 將三名孩子委託給保鑣兼司機照顧。右一是其妻張佩華。

「根據陶鑄同志的指示,我向李生等同志傳達了指示,交換了意見,馬上在中國銀行八樓建立了聯合辦公室,我坐鎮辦公室。我們研究後來採取以下的應變措施:

一是把責任交給港英政府,要他阻止蔣幫鬧事,保護香港居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二是自衛為主,要各工會、報館、通訊社、銀行等根據自己的特點,因地制宜,秘密組織自衛武器和自衛力量,在原單位做堡壘式的抗擊,不上街,不出大門,又不能把力量暴露給港英。例如我們的報館,我們熬了幾大鍋鑄字的鉛,敵人如敢衝上樓梯來便把鉛潑下去,把他燙得半死,這種武器港英來檢查也抓不住把柄。因為我是報館,每天都要鑄字,鉛是要用的,既要可以「殺退」敵人,又合法。又如多儲備幾瓶鑄版用的硝酸水,敵人攻打我們,便向他們潑下去。這種武器的殺傷力很強,沾上不僅很痛,連眼睛也會瞎掉。各個機構都根據自己的條件準備自己的武器。有鐵欞的單位,便把窗上的鐵枝弄鬆,頭上磨尖,要用時拿下來,便是長矛!甚至啤酒、紅墨水也是武器,敵人聽到爆炸聲,見紅都會害怕。

三是走群眾路線,組織情報網,及時掌握敵人的動向。港九的每個角落都有進步工會的會員,會員家屬和愛國單位的職工及其家屬,他們是憎恨蔣幫搗亂的。只要我們把掌握敵情的任務交給他們,就是說把情報網撒下去,敵人的一舉一動都能反映上來。同時為了使鬥爭合法化,一切情况都集中到文匯報,我們安排新聞支部的書記金堯如坐鎮文匯報,把收集到的情况反映給我,我坐鎮中國銀行,經過分析,然後以報館記者的身分打電話給港英政府 。(吳荻舟《從化口述記錄》)」

1956年12月,港督葛量洪將《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送呈殖民地部大臣。將持續三天的暴動如何發生,逐日逐小時列出時序,並記錄涉案人員背景及調查報告。葛量洪認為無證據顯示事件有預謀,又相信是親台的三合會成員試圖擾亂社會秩序,達至其犯罪目的。

歷史紀錄像一面鏡,反照過去又觀照未來。

右派暴動結束後,左右勢力的較勁並未止息,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繼續存在。吳荻舟62年調回北京外事辦工室工作,他當然沒有料到幾年後文革大潮席捲全國,右派暴動期間他囑咐工會自衛的方法,67年7月各左派工會面對警察搜查時又再度使用。

吳荻舟更不可能想到在極左思潮下,他作為外辦和香港聯絡的「聯合辦公室」群眾組組長,因為良心驅使阻止了中資機構策劃的兩項極左行動,直接阻擋可怕的大型群眾暴力衝突,卻開罪造反派導致全家受累。他以「叛徒」、「假黨員」、「特務」、「走資派」等罪名下放農場監督勞動,開始長達十三年的政治審查。

有關吳荻舟在「反英抗暴」期間貼身攜帶的《六七筆記》如何記錄當下,如何記述那場改變香港命運的風暴,我們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