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檔案》記錄1967年5-12月發生在香港的左派暴動，是文革外延的結果。底被周恩來叫停八個月彷如進入糾葛，映照今日似曾相識，讓我們共同守護香港記憶
《明報》2017-04-02 作者︰家明
文章摘要︰
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消失》對事實的考證認真，可見羅恩惠花了不少時間爬梳資料、比對報道的版本。像5 月11 日的東九龍騷亂，有13 歲少年（陳光山）被亂石擊中斃命。後來左報竟把死者的名字、死因及死亡的日期全改掉，為的固然是抹黑港英，以便政治動員。
《消失》訪問了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她當年受小說《青春之歌》感染對政治運動充滿熱情，但1967 年8 月商台DJ 林彬被燒死，左報慶祝成功「鋤奸」令她大惑不解，為何有些人的生命對我們可貴，有些卻不值一文？羅恩惠在映後談說，梁慕嫻的訪問他們拍了兩天，第二天是梁自己提出的。梁提出要在鏡頭跟前向香港人道歉。能有這樣的覺悟不容易。
《蘋果日報》 2017年3月14、15及17日 撰文： 李怡
文章摘要﹕
……不過，倘若說文革導致六七動亂的話，仍然未觸及暴動的意識形態基礎。大陸的文革發動有社會對當權者不滿的社會意識基礎；香港六七的發動沒有這基礎，然而，左派群眾的思想意識形態中，長期被灌注濃濃的「反帝愛國」意識，「反帝」主要是反美帝英帝，「愛國」實際上就是「愛黨」。這是六七發動的思想基礎。
《立場新聞》 2017年3月14日 撰文﹕石琪
文章摘要﹕
重提 1967 年香港左派暴動的新紀錄片《消失的檔案》，日前在中文大學邵逸夫堂正式首映。由於盛傳本港沒有影院願意放映，香港國際電影節也不接納此片，反而格外引起好奇和關注。當晚我去看了，人頭湧湧，過千座位爆滿，除了大學生，亦有很多資深及知名人士前往觀看。
現場朋友說，這麼熱鬧，還好過正規小影院。據報此片將於學院和社區陸續放映，現已安排的場次都預售滿座。聞說首映前已映了幾次，門票十分搶手。其實《消失的檔案》題材固然重要，但畢竟是前朝舊事，如果沒有被院商和電影節拒絕放映，未必成為「熱門」話題。
《明報》 2017年3月12日 撰文： 程翔
文章摘要﹕
發生在50年前的「六七暴動」，可說是開創了「城市恐怖主義」（urban terrorism）的先河。在西方，「城市恐怖主義」這個概念最早是由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20世紀70年代末提出的。他在預言人類社會將會遭到的各類天災人禍時，就認為將會出現「城市恐怖主義」。他把分析和見解寫進了《災變的選擇》（A Choice of Catastrophes）一書裏，在1979年出版。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陳明銶教授是最早提出六七暴動是「城市恐怖主義」的人（註1）。2000年特區政府頒大紫荊勳章給香港工聯會前會長楊光，陳明銶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就指出這一點，他認為特區政府嘉獎楊光，給社會發出了一個非常錯誤的信息，等於為恐怖主義張目。
從現代社會對「恐怖主義」的定義來看，50年前的暴動就是恐怖主義活動。
《眾新聞》 2017年3月9日 撰文： 楊健興
文章摘要︰
50年前，英殖民地管治呈現不少政治、經濟和民生問題，民怨沸騰 ，社會並不平靜；國共兩黨角力在香港延續，小島政治局面錯綜複雜；1966年出現「天星小輪」事件，毛澤東吹響文革號角，中共在港組織策動，左派號召郡眾進行鬥爭；1967年香港爆發暴動、反抗英殖民地統治，警民對峙嚴重，警方被指將抗議者活生生打死，部分群眾指是警察「打死人」在先，不應怪抗爭者在警署外放土製炸彈，以暴易暴有理，不應將所有發現和爆發的土製炸彈，都算進左派的頭上。
《香港01》 2017年2月25日 撰文： 趙鍾維
文章摘要︰
羅：羅恩惠 岑：岑建勳
岑：你對六七暴動如何受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極左路線影響，甚至是受其推動才爆發的這些歷史背景，在此之前是欠缺認識的嗎？你起初是想做少年犯，但因為發現檔案消失，再擴大調查範圍。過程中經歷了數個階段，是什麼促使你繼續前進？
羅：第一年開始研究時曾問過不少資深行家。他們聽到我要做六七暴動，反應都是「嘩，這樣厭惡性的題目你也碰。」說到「六七」，大家先會想起「炸彈」，再想起「林彬」。不少香港人討厭談「六七」，不是因討厭政治，只是認為當時左派中人的手段過於污穢。有舊同事與我關係較好、合作甚多，他直言：「我與『左仔』沒有接觸，不想碰這些題材。」但是，只要老人家願意說，我們就須聆聽、記錄、查證。當開始採訪參與六七暴動的左派高層、工人與學生，我發現我是在追趕時間。我曾訪問過的杜葉錫恩、被擄往大陸拘押的（時任高級警務督察）Frank Knight、（時任政府新聞處助理總監）Peter Moss身邊提供照片的同事，都已過身。不只老一輩，連何楓【注3】的女兒何曉明也患癌去世了。那段時間我常出入醫院、出席喪禮，就感到要快點做。
《明報》︰2017年2月19日 作者：羅恩惠
原文編輯：屈曉彤 / 原文圖片：吳輝、李怡、廖一原家人提供
吳荻舟和香港淵源極深，1948至1962年在港從事地下活動，歷時十四年，曾經是中共駐港三名最高領導人之一。他於四分之一世紀前離世，留下來的筆記、書信及證明材料充滿時代印記。港共地下活動是黨員不能言說的機密，由前港共高層娓娓道來，半個世紀之前的人與事仍有餘溫。
那是一個被遺忘的時代。
中共建國後，總理周恩來指示新港澳工作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宣傳愛國主義。當時「愛國」的定義很寬鬆，從吳荻舟的回憶錄中，周恩來要求在港不宣傳新民主義和社會主義。執行統戰任務的港共領導們身段很柔軟。
五十年代，香港這個窗口價值比今天大得多。港共統戰固然要拉一派打一派，但方法可以很靈活，某些左傾厲害的還需要主管僑務工作的廖承志和外交部長陳毅打通思想，不怕和「敵人」來往，說是：「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說不定會遇上一個特務。」
吳荻舟曾經主管交通、文教及新聞，公開的身分多變，1948年是《華商報》讀者版編輯，實際上工作包括組織讀書會、發展黨員，又輸送專家學者回大陸。1950年出任招商局顧問及七年後出任文匯報社長。他留下來的文獻不少，1986年11月在從化溫泉做的口述紀錄具體提及在港統戰策略。三天閉門錄音，後來反覆核實整理成三十頁，共一萬多字的記錄，刻劃了五、六十年代港澳統戰方針。
今天政經形勢大逆轉，「愛國愛港」變成向黨交心的入場券。手持外國護照無關立場，不影響「血統論」，重要是關鍵時刻要表態。特首選戰違背了一國兩制的初衷，粗暴干涉、堂而皇之。但原來對媒體老闆、主編做工作則多年來始終如一，抓得很緊。不錯，媒體就是宣傳。
「統戰工作總的方針是廣泛團結。談問題有層次，進步的多談些，談深些，調子高些。如對王寬誠、李崧等，中間落後的談少些，調子低些，還有一些屁股坐在國民黨方面的，來往又不同。華僑日報的岑維休是一般的往來，聯絡感情。新聞界的幾個報紙，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還有商報，晶報都有區別。文匯報調子很高，愛新中國，立場很鮮明，但不提愛社會主義祖國，除採用新華社消息外，也採用外國通訊社的稿子。大公報、新晚報多採用中新社消息，香港商報多採用美聯社、法新社消息，商報、晶報基本不採用新華社消息，採用外國的消息，它的任務是打進落後家庭。刊登廣告也有區別，文匯報可以登華潤公司、國貨公司、中國銀行的廣告，晶報則主要拉一般商人的廣告，一些灰色的、爭取跟台灣有關係的商人登廣告以保護自己。層次不同，做起來的政策也不同。總的是愛國主義，日常工作都是按照這個方針去做，具體由新聞支部掌握分寸，有時也會出一些亂子，宣傳過了頭。（吳荻舟《從化口述記錄》）」
上圖：《從化口述紀錄》原稿照。記錄者是新華社的劉先秀。
進步、落後，偏左、偏右。當時多份報章報眉都掛上「中華民國」四字並顯示年份，統戰從個人到報社，對親台報章力度更強，早日「解放台灣」是潛台詞。
「統戰方針上，對中間落後的、甚至有一定傾台的報館要爭取，如星島日報、華僑日報我們要爭取，對胡文虎，我們分析了他在國內還有產業，不可能和我們完全決裂。胡仙的弟弟胡浩原來的傾向就比較好，固然要團結他，後來到新加坡主持新加坡星洲日報，和我們的關係就不錯。就是胡仙本人也要做工作。她是長女，星島系報紙的總負責人，除了星洲日報外，在泰國有星暹日報，香港的星島日報、星島晚報、虎報。我們通過在星島日報工作的張問強、葉靈鳳、曹聚仁做了一些工作。如副刊上開個小天窗，又罵又幫忙，筆下留情。成報算是中間報紙，對陳霞子當然要做工作，文匯報李子誦同他的關係很好，做了不少工作，最後我們想辦一個十分隱蔽的報紙，便是以他個人的名義辦的。華僑日報的岑維休也做了工作。總之除了死硬的香港時報和我們針鋒相對外，甚至工商日報也有個別工作人員和我們的記者、編輯有來往。總之千方百計開展新聞界的工作。（吳荻舟《從化口述記錄》）」
六十年過去，親台報章《香港時報》、《工商日報》及《華僑日報》早已倒閉。《星島日報》常常有獨家消息，有時比文匯、大公、商報更靈通。當年《成報》算中間報紙，有異於今天的《成報》，為低氣壓難以透氣的市民提供另類想像空間。更有趣是吳荻舟提及《成報》陳霞子和李子誦關係好，做了不少工作以後，一份不具名的「隱蔽報紙」就是用「陳霞子」名義做的，是一項記下來的成就。
「工商統戰工作也分層次，分門別類的開展工作。當時，記不得是陳毅同志還是廖承志同志說過，工商界有出錢愛國的，有一毛不拔愛國的，有愛錢（我們的錢）愛國的，也有愛錢而不愛國的，只要不搗亂，不反對我們，都可以來往，都可以團結，應該團結。而且還舉例說：比方何賢可以說什麼人都來往，對香港政府，對我們都會說很友好的話，說不定碰到與台灣有很深關係的人也會滿親熱的呢。正因他有這樣的關係，我們更應和他交朋友。我們交辦的事他做了，香港政府交辦的事他也會做。（吳荻舟《從化口述記錄》）」
媒體及工商界要統戰，左派電影人自然也需跟隨形勢轉變配合宣傳。但是中央指示的「低調宣傳愛國主義」原來曾令製作人不安，怕他日被批評不愛社會主義祖國。吳荻舟要作出安撫，強調左派電影能打進東南亞市場更重要。
「當時電影線從業員對廖承志的白開水方針不理解，甚至害怕犯錯誤。記得我曾在中國南方影業公司召開過一個編、導、演的座談會，針對大家的思想情况，談了幾個小時。強調了為了打出去，在勸人向上向善外，便是白開水也行。當時還有一個問題：劇本荒，我也寫過反映華僑的劇本如《桃李滿天下》、《敗家仔》、《家家戶戶》。我在海外住過，懂得一點華僑的生活和思想情况。真正的白開水是很難辦到的，總會有點含義，應該從精神去理解，目的是把調子降低，使各公司面向海外，能打開海外市場。當時在國內反右鬥爭的思想影響下，港九的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對低調子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尤其對「白開水」的創作方針不理解，有點害怕，怕將來被批評不愛社會主義祖國了，不得了。我們召開座談會談了三、四個小時，他們問我什麼是白開水。我說第一白開水沒有毒，是健康有益的，你們不要害怕，何况我們說即使是白開水也可以，當然放些少鹽也是可以嘛，問題是要把我們的影片打開最廣泛的市場，而不起壞作用，取得長期生存的條件，白開水可以起冲淡有毒的東西（的作用）嗎？第二我們拍片要適應海外的政治環境，要能通得過，群眾能接受。如果我們的影片宣傳愛社會主義祖國或勸華僑回國，東南亞的國家就不歡迎。當然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勸人向上為善，勤儉持家，不嫖不賭總是好的，不要刺激當地政府就是了，強調要民主之類政治鬥爭就難辦了。《家家戶戶》、《敗家仔》不是很受華僑歡迎嗎？（吳荻舟《從化口述記錄》）」
發生在1956年雙十國慶，於李鄭屋邨的拆旗事件，觸發了一連三天的右派暴動。徙置事務處職員撕下Ｇ座六樓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引起居民不滿，他們包圍徙置區辦事處要求道歉，防暴隊出動後觸發騷亂。右翼分子連同黑社會翌日沿着青山道破壞，左派工會、國貨公司及診所首當其衝。
風暴中，吳荻舟出任總指揮，在中國銀行八樓建立聯合辦公室，指示銀行、貿易、新聞、出版等機構職工不上街、不出大門，進行「堡壘式抗擊」；又要求港英政府提供保護。也因為日夜留守在聯辦，配偶張佩華又在廣州黨校學習未回，吳荻舟將三個小孩子託給保鑣兼司機，又囑咐如果右派分子攻打到家裏，要用繩子把孩子吊到隔壁的天台躲避。
「根據陶鑄同志的指示，我向李生等同志傳達了指示，交換了意見，馬上在中國銀行八樓建立了聯合辦公室，我坐鎮辦公室。我們研究後來採取以下的應變措施：
一是把責任交給港英政府，要他阻止蔣幫鬧事，保護香港居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二是自衛為主，要各工會、報館、通訊社、銀行等根據自己的特點，因地制宜，秘密組織自衛武器和自衛力量，在原單位做堡壘式的抗擊，不上街，不出大門，又不能把力量暴露給港英。例如我們的報館，我們熬了幾大鍋鑄字的鉛，敵人如敢衝上樓梯來便把鉛潑下去，把他燙得半死，這種武器港英來檢查也抓不住把柄。因為我是報館，每天都要鑄字，鉛是要用的，既要可以「殺退」敵人，又合法。又如多儲備幾瓶鑄版用的硝酸水，敵人攻打我們，便向他們潑下去。這種武器的殺傷力很強，沾上不僅很痛，連眼睛也會瞎掉。各個機構都根據自己的條件準備自己的武器。有鐵欞的單位，便把窗上的鐵枝弄鬆，頭上磨尖，要用時拿下來，便是長矛！甚至啤酒、紅墨水也是武器，敵人聽到爆炸聲，見紅都會害怕。
三是走群眾路線，組織情報網，及時掌握敵人的動向。港九的每個角落都有進步工會的會員，會員家屬和愛國單位的職工及其家屬，他們是憎恨蔣幫搗亂的。只要我們把掌握敵情的任務交給他們，就是說把情報網撒下去，敵人的一舉一動都能反映上來。同時為了使鬥爭合法化，一切情况都集中到文匯報，我們安排新聞支部的書記金堯如坐鎮文匯報，把收集到的情况反映給我，我坐鎮中國銀行，經過分析，然後以報館記者的身分打電話給港英政府 。（吳荻舟《從化口述記錄》）」
1956年12月，港督葛量洪將《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送呈殖民地部大臣。將持續三天的暴動如何發生，逐日逐小時列出時序，並記錄涉案人員背景及調查報告。葛量洪認為無證據顯示事件有預謀，又相信是親台的三合會成員試圖擾亂社會秩序，達至其犯罪目的。
歷史紀錄像一面鏡，反照過去又觀照未來。
右派暴動結束後，左右勢力的較勁並未止息，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繼續存在。吳荻舟62年調回北京外事辦工室工作，他當然沒有料到幾年後文革大潮席捲全國，右派暴動期間他囑咐工會自衛的方法，67年7月各左派工會面對警察搜查時又再度使用。
吳荻舟更不可能想到在極左思潮下，他作為外辦和香港聯絡的「聯合辦公室」群眾組組長，因為良心驅使阻止了中資機構策劃的兩項極左行動，直接阻擋可怕的大型群眾暴力衝突，卻開罪造反派導致全家受累。他以「叛徒」、「假黨員」、「特務」、「走資派」等罪名下放農場監督勞動，開始長達十三年的政治審查。
有關吳荻舟在「反英抗暴」期間貼身攜帶的《六七筆記》如何記錄當下，如何記述那場改變香港命運的風暴，我們下回分解。
《香港01》 2017年2月17日 撰文： 趙鍾維
文章摘要︰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周年。「流世光陰半百年」間，歷事者多先歸黃泉，尚存者自難免感慨「半江惆悵卻回船」，但更為堪憂者，是記錄這段香港「分水嶺」歷史的檔案，正逐漸無聲消逝於我城之中。資深媒體人羅恩惠想追本溯源，卻發現許多關於六七暴動的檔案消失無蹤。檔案，是歷史的憑證，也是記憶的依存。《消失的檔案》公播在即，《香港01》邀約羅導演於「01空間」試播，並與本報社長岑建勳先生交流對六七暴動的看法，同時也為《香港01》開啟「六七系列報道」先聲。
《明周》 2017年2月2日 採訪 / 撰文﹕蘇美智
漆黑中，我們屏息靜觀羅恩惠製作四年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看到大量訪問、 剪報與官方機密檔案以近乎潔癖的慎重緊密縫合。有關被消失了的1967年，該找的人 她找到了，沒想到的人竟也找了出來，有人在錯置的時空中繼續義憤填膺，有人幽幽縷 述被浪費的人生，背後竟是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甚至根本虛構的因由⋯⋯五味雜陳。
我抓了一個瞬間偷瞄導演，逆光中彷彿看到她以苦行僧形象在微縮機前佝僂。羅恩惠對真相近乎偏執，但為的不只是那段封塵歲月──歷史和現在本來就共用同一個肚 皮，反反覆覆顛來倒去，待回頭，「六七」已然「一七」。
「我窮很多精力，以為自己為老人追尋真相，原來他們最不需要的就是真相。真相是太大的負擔。」
羅恩惠曾在港台電視部、亞視新聞部、加拿大新時代電視及無綫《星期日檔案》拍攝紀錄片，前後廿年。她離開傳媒崗位後到學院教書，四年前讀屈穎妍著的《火樹飛花》，有感於六七暴動基層參與者的生活困難，著手拍片，初衷是為淹沒在歷史洪流中的小人物發聲，卻沒想到愈挖愈深不能自已，恍如踏上不歸路，至今仍然不知通往何處。
她看過一份官方的少年犯名單，標示在名字旁的歲數才十三、四，他們未及看清外面的世界，就被匆匆關進牆內，罪名包括非法集會、藏有煽動性標語等，個別藏有爆炸品。出獄後不少人難以重投家庭和社會，在挫敗中白了少年頭。
「他們像戰爭後遺症的人，自絕於社會幾十年，不容易信任別人，也不容易與人相處。」羅恩惠說。
訪問頭一年舉步維艱，受訪者反應戒懼。羅恩惠用上最大的耐性，期間參與很多的，是葬禮──年長的那批經歷者逐一辭世，握在手中的歷史碎片灰飛煙滅。但她只能等待。
最終助她敲開大門的，是人際脈絡，裏頭竟包括自己過身多年的姨媽。某回隨六七經歷者組成的六七動力研究社和火石文化公司，到沙頭角參觀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她偶然發現姨丈姨媽各有單人照掛在展覽當眼處──這對紅色色伴侶曾化名「羅歐鋒」和「歐堅」，領導東江縱隊抗日。同行者知悉，立時另眼相看。
「我感到自己當下升了級，成為先烈後人。」提起這樁意料之外，羅恩惠難掩詼諧：「其實我還有另一位姨媽當修女。」
終於她被圈成「自己人」，叩開一道又一道門，從訪問少年犯開始，到獲安排跟昔日的炸彈隊隊長見面。
同胞勿近、遍地菠蘿⋯⋯那是爭議的核心。
隊長叫郭慶鎏，從前是港九油漆業總工會副理事長，今日是身體虛弱的獨居老伯，攝氏三十多度的熱天依然穿羽絨背心打底，見面前還特意吸幾次類固醇來提氣。訪問不久，他開始背誦人名，誰個工友何時死、哪裏死、死時的現場狀況，愈說愈激動：「鬥委會有信息要製造擾亂，我們擾亂港英大有道理，這樣表示我們愛國、反對（港英）統治⋯⋯」
羅恩惠問：放炸彈會炸死自己和別人，有想過那很危險嗎？
郭慶鎏霍然坐直矮小身軀，雙臂在桌上一下子撐直撐開，恍如要用最大的敬意來述說：那時的付出是正義的、正確的！革命總要有犧牲！
羅恩惠用「悲涼」為那回訪問下註腳，自己也愈說愈激動：「感覺是他一直沒離開過『聖戰』，但那場仗一早散了，他們被遺棄幾十年了！」
她認識的六七經歷者，喜歡用電影《集結號》來描述心情，「一看就哭，活像自己也在等待號角，等到病、等到老、等到死，也要爭取阿爺確認他們是愛國的，但阿爺從未『吹號角』，也未頒勳章。」她一頓，提氣補充：「當然也有勳章，只是頒了給楊光。」
歷史遺棄了很多人，卻又眷顧了某些人。回歸後，楊光在前特首董建華手中領過大紫荊勳章；去世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代表政府感謝其「貢獻」。那是2015年，羅恩惠正埋首紀錄片的後期製作不見天日，但一口氣啃不下，掙扎着從堆積如山的資料中爬出來，抓了幾張剪報，整理成文，以《楊光的貢獻？》為題，發到網上──
「當時楊光是工聯會理事長、鬥委會主任，領導、號召各社團罷工罷市、滿街擺放真假炸彈。最失民心是炸彈擺放位置不止於政府機構，尚有電車站、兒童遊樂場、戲院、郵局、碼頭、銀行。拆彈專家及警方疲於奔命，市民陷入極大恐慌。單是7月28日，擺放炸彈的位置就有十七處之多。8月下旬，兩名稚齡姐弟在北角清華街誤觸炸彈被炸死；林彬及其堂弟被左派人士活活燒死⋯⋯」
羅恩惠對真相的執着近乎潔癖，筆下每個情節都用很多力氣從海量資料中爬梳出來。製作紀錄片的四年中有八個月，她像上班一樣差不多天天跑歷史檔案館，從早到晚查證六七暴動的事實。惟事實已經消失。
在官方檔案裏，1967，原來只餘全長廿一 秒的新聞處影片，片中是一堆行來行去的人。 大有街沒有了、膠花廠沒有了、摩星嶺集中營沒有了，幾吋厚的大型文件夾內，剩下無關痛 癢的薄薄一疊，關鍵資料一筆不留。
羅恩惠以烏龜的速度，先從1967年看起， 要找的找不到，遂把心一橫翻前到56年的右派暴動，看當年有什麼，來對照後來缺什麼。起初她用重要的關鍵詞來召喚檔案，後來天馬行空亂撞一通，hospital、teens、red、helicopter、 against、daily life⋯⋯沒頭沒腦莫名其妙， 讀着叫人感到一種近乎絕望的狀態。「但 “border” 這個字有意外收穫，最豐富是找到監獄長放假表和接待之客人。」
她期望交上好運，撿到有人來不及帶走的、或者根本想不起原來遺下了的東西。
旁人看到她像石像一樣端坐翻資料，卻看不到她內心翻騰，非常抑壓。她沉着氣，坐足八個月才問當時在檔案館的一位主任：1967年的影像究竟在哪兒？對方答：主權回歸那年忙，曾找實習生為影片資料轉換格式，不知是否遺漏了。
「我極度憤怒，那是作為公民的憤怒。」 羅恩惠說時，每一個字都像是從牙縫中迸出來，很用力。
她堅信真相藏不住，這邊廂撞牆，那邊廂跑到大學圖書館看報紙微縮，又因為沒經費去英國，只好越洋找記者朋友代查解密檔案。同一件事，至少比對五份報紙確認基本事實，看壞了眼睛。
「我把那些發現藏在心裏不哼聲，直到某次向其中一個（左派）引路人說：那事不是這樣 發生的，《大公報》完全扭曲了。對方聽了很不開心，完全不能接受，像是受到攻擊的反應。」
她說的是暴動參與者蔡南之死。當年《明報》報道，蔡南在示威中站上欄杆掟玻璃樽掟石，被人從後開槍擊斃，相片顯示他腰間繫了三角銼，疑是暴徒首領。後來她查到《大公報》和《文匯報》統一發稿的另一個版本：蔡南在悼念活動中發現港英特務，為保護年輕 人與警衝突，腰間中槍致死。文中寫「黃皮豬」、「白皮狗」，也寫「那些豬狗大驚失色， 夾着尾巴，急急遁去」。在受訪老人的記憶中，這些情節生動有如武俠小說，還有人說港英不准收屍，遺體爛掉。羅恩惠不放過傳言，花力氣尋訪死者家屬，透過第三者得到確認：為親人收屍沒遇上困難。
「人死了，還要被『老作』一大輪，是對死者的尊重嗎？為鼓吹民族情緒、鼓吹仇恨，什麼都說得出來。」
然而，真相被蒙蔽得太久，原來只要輕輕一碰，縱未及痛處，老人已然崩潰。而且對猶在 陣營中的人來說，了解真相似乎還是危險的。
2014年的雨傘運動，令六七經歷者的處境產生微妙變化。
「他們忽然被徵召到深圳參加三天兩夜的反思營，宣揚外國勢力入侵，香港有危機，同場簡報的還有中聯辦官員。在周融號召的遊行中，六七動力研究社第一次拉開旗幟，看到彼此都穿上制服，好興奮。」羅恩惠說:「我想我有少許明白，那是獲得接納重新歸隊的心情。」
「氣氛不同了，他們又進入鬥爭狀態，那些對學生的抹黑和攻擊，不正是他們從前的影子?!」
這對羅恩惠最直接的影響是：她無法再以原本的心情和軌迹，繼續紀錄片工作。冷靜下來，決定換個方式──拉闊畫面，看更大的歷史。那意味着更多訪問、更多查證。
她找上前摩星嶺集中營被囚人士劉文成、 《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的妻兒、時任新聯電影公司總經理廖一原的妻女、曾向港英要求「善待政治犯」的葉錫恩、一度被擄到中方的前高級警務督察Frank Knight、時任政府新聞處對外事務總監Peter Moss、冒險走進示威陣營拍下經典照片的攝影師陳橋⋯⋯
還有已經移民加拿大的前學友社主席梁慕嫻，當年負責動員和組織「灰線」學生（即就讀官津補私學校的學生）。對方在訪問前的電郵裏寫道:「聽說你們來訪問，我高興之餘卻又擔心，一方面高興終於有人做這件事，這是我多年的願望，但另一方面是恐怕我已不能勝 任，能講這麼多話嗎？」這位術後虛弱的七旬長者，主動要求向香港市民道歉，撑着病體深深鞠躬。
這些人一一來到羅恩惠的鏡頭前，回憶、 憤恨、追討、懺悔、懷念、抱不平⋯⋯把歷史碎片一片一片併回去。
2015年4月，她覺得該找的都找到了，是時候竣工，但心中一隅隱隱擔心：這段歷史錯綜複雜，自己有遺漏嗎？這時她從前輩口中知道一位叫吳荻舟的前人，也知道他的女兒吳輝留着父親的遺稿《六七筆記》。
吳荻舟，1950年代中共駐港領導人之一， 1962年調回北京出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針對香港形勢變化，外辦、外交部與中央調查部組成「聯合辦公室」，吳任「羣眾組組長」負責和香港聯絡，遇到重大問題即時向周恩來秘書錢家棟報告。1967年，他戴上「叛徒」和「假黨員」等五頂帽子，一家八口被下放到八個省市的農場和工廠等，一個兒子自殺身亡。
幾經交流，羅恩惠終於看到筆記。它握起來僅手掌大，字迹潦草，但有條有理分點分項，載着她遍尋不獲的歷史，而且來自那樣的權力高度。她窩在圖書館看足四天，當中兩筆記錄尤其動魄驚心──有一回，有人以華潤公司總經理名義訂八千四百把大鐮刀來港行動， 被發現時刀已抵達深圳；另一回，有人訛稱「中央指示」，要把招商局一艘船上的軍火分發到左派機關。
這二事在筆記中被吳荻舟批評為「極左」， 緊急剎停。假如沒攔下，香港會怎樣？羅恩惠在腦中交織着高舉的鐮刀、警察的槍口、羣情汹湧、非常血腥。她翻資料找到1949年建國 至今所有華潤高層的名字，偏偏在60到72年間從缺，彷彿人間蒸發，「為何會有那樣惡毒的人？」
可是更教她震撼的，是善。「香港人不認識吳荻舟，他卻是香港的恩人。在那樣風風火火中不顧自身安危，守護了這個地方。」
但個人代價是如此的大。
六七暴動時，吳荻舟的女兒吳輝在北京， 才十三歲，對爸爸的工作不理解也不關心。兩年後某天，「造反派」專程到學校告訴她：「你要認清你父親的罪行，在思想上和他劃清界 線」，回家後她鸚鵡學舌，刺痛了爸爸的心；吳輝後來下放內蒙，期間收到舅舅來信：「我 們都知道你父親是好人⋯⋯」未讀完，她已趴在坑上大哭，壞人好人壞人好人⋯⋯
「我清楚我不是壞人⋯⋯」吳荻舟在《六七筆記》上寫道。吳輝在爸爸遺物中發現筆記，那是他過身後六年，「太晚了，心更痛更沉重。」
這筆記促使羅恩惠下一個艱難決定：把接近完成的紀錄片推倒重來。她感謝吳輝，讓她看到在萬難中守住良心的人，也看到左派的光譜原來很闊。
羅恩惠也曾左傾。當學生的八十年代，差不多每個暑假抓着地圖和背囊到內地闖蕩。那種感情很純粹，來自今日有些人嗤之以鼻的「中國人」身份。路上遇上各樣的人，有做文學的、有做新聞編輯的，大家圍起來便談家國，也反思文革。那是困乏的年代，也是有希望的年代。
但八九六四摔破了所有美好聯想，然後那四個數字變成「5月35日」或「八平方事件」，再到後來，連曲折彆扭的稱謂都一一消失。近年有人跑到街上遊行 「紀念文革」，北角新光戲院上演粵劇毛澤東，號角響起⋯⋯
去年羅恩惠帶紀錄片初版到台灣試播，播完，與同行的三個傳媒老友在熱烘烘的溫泉水中放空。一人感觸，忽爾唱起「一條大河波浪寬⋯⋯」，一句未完，其餘三人馬上接上，「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激昂中，羅恩惠猛然叱喝:「不要唱了，（八十年代）那個國家早不存在！」
今時今日談1967， 除了過時， 也不識時務。
當然，六七有不同講法──同情弱者，風險指數最低，也最容易贏得掌聲；如果既寫弱者的窘、也寫弱者的盲，兩面不是人，事情便變得複雜；要是你不甘於此，再批判當年操盤的權力，無疑踩界了；至於批判舊事不特止， 還把舊事結連今日的政治暴力⋯⋯
只有傻人，才願意蹚這樣的渾水。
「傻人」羅恩惠企盼年輕人看到紀錄片， 不單為了還原真相，更重要是觀照當下：極左可悲、盲從可恨、鼓吹鬥爭可怕、刷洗事實的人背後動機都惹人疑慮⋯⋯請好好警惕，認真 思考底蘊。說穿了，歷史是重播劇。
這也是一個人燃燒自己的生命來講的、有關堅持的故事：無論看起來多難，高牆有多高，要尋找真相的話，會做得到。
原刊於 《明周》 2017年2月2日 採訪 / 撰文﹕蘇美智 原文 https://tinyurl.com/55e2va9y
延伸閱讀：回到1967大撕裂的時代 https://tinyurl.com/4e57jjrt
#四年追蹤六七暴動歷史真相 #羅恩惠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明周》2017年2月2日 撰文：關震海
圖片來源《明報》資料室及《香港動亂畫史》
1967年是香港戰後最動蕩的一年，全港遍佈真假炸彈，烽煙四起，政府在港島九龍一度下戒嚴令。踏入12月平安夜後， 再沒有發生炸彈事件，歷時八個月的動亂終告一段落。
回看1967年暴動事件，社會充斥敵我矛盾，示威者、市民與執法者的關係水火不容。相對四個月雨傘運動，當年社會撕裂的情況比現在更甚。
1966年內地文化大革命波及港澳，1966年澳門氹仔發生「一二.三」事件，左派佔盡上風，迫令澳督簽下「認罪書」，右派倉皇而逃。1967年年初本港出現多宗勞資糾紛事件，的士與工廠出現大大小小的罷工風波，工潮成為六七暴動的導火線。 其後在新華社、鬥委會與左派學校領導指揮下，與港英政府的抗爭運動進入失控狀態，踏入7月，真假炸彈釀成多宗流血事件，仇恨升溫。據統計，暴徒合共在市區放置了1167枚真炸彈。整場暴動，至少導 致五十二人死亡。
勞工事件演變成政治暴亂，整場暴動離不開文革時期毛澤東鼓吹的極左式「鬥爭」。壁壘分明的文化與新聞界一同捲入漩渦，動亂中示威者襲擊和毆打記者，警方大搜報館，甚至飭令停刊。中學生在示威現場吶喊，甚至在學校自製炸彈時炸斷左手，學生派發宣傳單張鋃鐺入獄。示威現場，左派高舉《毛語錄》大罵英殖政府 「紙老虎」，羣眾包圍警署，大罵警察「黃皮狗」，最終釀成警察打死示威者事件。那 一幕幕血泊倒地、破口辱罵的情景，距離我們遙遠嗎？
五十年後，今天重看六七暴動，不應只有血肉模糊的零碎片段。《明周》簡列時序，鋪叙事件，冀能借古鑑今。
忘記歷史，意味着背叛；踐踏真相， 預兆着重蹈覆轍。
五十年前的報章與文化界主導輿論，左派報章的報道、社評，乃至讀者來信的政治立場鮮明，帶有強烈煽動色彩。左派報紙報道炸彈事件以「困擾港英」、「反擊港英」為標題。商 台節目《欲罷不能》主持人林彬在遇襲當天下午仍在伊利沙伯醫院垂危搶救，《新晚報》頭 版下午即時以「鋤奸突襲隊司令部」名義列出林彬罪行的文章，惹起外界譁然。及後一連兩 天，《明報》罕有刊出兩大版篇幅報道林彬事件，並提出警方應進入《新晚報》搜查證據。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當年就讀聖保羅書院，因派發反英傳單被判入獄兩年。他接受 《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作者張家偉訪問時坦承，左派傳媒當時有煽動羣眾， 例如《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當年就曾以「管見子」筆名寫社評，文中寫「拿起武器， 奪取武器」，其後真的出現搶警槍事件。動亂首月，報人曾極力拉攏政府與左派談判，希望 雙方短時間內和解。據金堯如在《香江五十年憶往》憶述，左派連日到港督府請願，5月20 日午夜《華僑日報》主筆李志文不理戒嚴令， 親身到《文匯報》會址與金堯如會面。李志文向金堯如透露，英政府願意與左派和平談判， 更着意成立談判會議，希望將信息傳達至新華社，可惜最終拉攏失敗，錯失和平解決的良機。事後記者警方與示威者的關係劍拔弩張，發生連串流血事件。
在示威採訪現場，不少記者拍照時被阻止，甚至被毆受傷。左派記者最早到達現場，順利拍照採訪，外界質疑左派記者「自編自導自演」。當時左派報人文化界的確參與其中，《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在回憶錄承認，曾在學校門外放假炸彈，《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與著名左派演員石慧曾參與遊行上總督府，石慧其後被遞解出境。
暴動烽火四起，傳媒正值多事之秋。《華僑日報》門外被縱火，百人圍堵報館；《天天日報》採訪車被燒毀；《南華早報》發生爆炸事件；《明報》社長查良鏞被列為暗殺名單，暴力事件一發不可收拾。暴動後期，多名左派記者與左報高層被捕，記者黃澤被控「非法集 會」及「發表煽動性演說」等罪成，入獄五年；警方大舉搜查左派報館，三份左報被飭令停刊，8月有兩名高級警官罕有地向《晶報》發律師信，控告報章在五月動亂的報道失實，要求報館道歉及賠償。
5月「批鬥會」擴散至各間左派中學、大學及工會，文宣陣營煽動羣眾，左派暴力行為一再升級。多間左派學校參與示威遊行，小學生在現場吶喊打氣。示威者聯羣結隊，阻止汽車行駛，恐嚇並襲擊巴士司機，經常焚燒巴士迫使停駛。社會氣氛緊張，街頭開槍事件頻生，示威者與警員皆有傷亡。有警員在示威現場被起貨用鈎挫死，亦有阻止羣眾燒巴士的警員被五十人圍毆。
真假炸彈事件7月揭開序幕，牽連學界，傷及青年。學生參與放炸彈，多名少年被捕，警方更發現有學生在中學製炸彈。11月28日警方接獲市民通知，中華中學懷疑發生爆炸，警方在六樓化驗室發現一名十八歲中學生左手被炸斷，血流披面，懷疑製作炸彈時，突然爆炸受重創。
其後的真假炸彈與擲魚炮爆炸事件陷入失控地步，暴徒不但襲擊與政府有關的建築物， 炸彈遍及鬧市民居，單日計的真假炸彈案高峰時可逾百宗。8月20日下午4時45分，清華街20號有炸彈放在一輛私家車的車頭位置，八歲女童黃綺文與三歲弟黃兆勳在地下觸碰發生爆炸，二人當場炸死。同日下午，北角大廈門外的電車路軌爆炸，傷及二男，炸彈上寫着：「抗議非法封閉三間愛國報紙」。晚上銅鑼灣英皇道亦有真炸彈爆炸。案發後兩天，政府公布當天合共四十宗真假炸彈案件。
炸彈禍及民居，傷及無辜市民，傳媒政府紛紛譴責。暴徒曾向北角柏立基夫人健康院投擲魚炮，埋炸彈在大埔的鐵軌，放炸彈在戲院、銀行與兒童遊樂場，連左派的建築同樣遭殃。南洋戲院附近電車站、有左派領導出入的鄉村俱樂部亦曾放置炸彈。
當時通訊科技不發達，暴動現場混亂，事件來龍去脈與死者姓名背景，報章時有誤傳。左派報章甚至扭曲案發經過，5月東頭村暴動首名死者為十四歲的理發店學生陳廣生，左派報章報道指陳是被「所謂的『防暴隊』毒打至頭骨破裂」；其他報章指陳是被「硬物擊中」死亡。同年10月，被法庭裁定死者被類似石塊的硬物擊中身亡。
多宗暴亂事件，事後鬥委會舉辦「慰問與控訴大會」，封死者為「烈士」，標題以「血債」形容事件，報道多處不實，其中6月「三烈士」事件惹起爭議。黎松、曾明與徐田波在六月暴動中喪生，《大公報》報道稱，政府遲遲不還死者屍體給家屬。7月24日《明報》刊出一則暴動的後續報道，詳盡報道「烈士」之一黎松家屬現況。黎松在6月11日在九龍媒氣公司騷動中死亡，《明報》記者到春暉台木屋住所，黎妻說政府有通知他們領屍，但被「神秘人」阻止，家人一致否認黎是左派工會，不會參加暴亂。報道更指出，記者曾找上多名暴動中在囚的工人家屬，家屬向記者表示鬥委會事後確有給予生活費，更派人洗腦，要他們「發揚入獄者的精神」。
參與5月人造花廠暴動的工人蕭劍輝，被控非法集會，被邀出席「控訴大會」，被鬥委會奉為與港英鬥爭的樣辦。當時鬥委會剛成立，蕭劍輝接受張家偉訪問時指，鬥委會主任楊光當時着他不用擔心生活，工聯會錢多着，可是動亂一年後，蕭指工聯會已停止向蕭發生活費，楊光當年一度匿藏澳門。蕭在暴亂中受傷，失去工作能力，妻離子散，晚年靠綜援過活，於2006年去世。
鬥委會煽動暴動，警方對被捕者使用暴力亦備受質疑，當年6月被捕者在法庭上的「破腎案」轟動一時。6月24日，邵氏片廠參加罷工的工人李安與王煜森被控「藏有煽動性標語」被捕，26日李安在北九龍裁判署提堂，李當場吐血昏迷，送院不治。法醫證實，李安身上有廿四處瘀傷，胸骨折斷，右腎爆裂。11月羈留室三名警員被判「誤殺」。1968年1月三警上訴得直，無罪釋放。外界一直懷疑李安在黃大仙警署問話時遭到毒打。
2011年5月屏山鄉委會主席曾樹和出席鄉議區會議，反對取締僭建村屋，而且高呼:「文有文鬥，武有武鬥」。
社會上久違了這個「鬥」字。何謂「鬥」?記者一臉茫然。其後雨傘運動中記者親歷當時任職的報館被圍堵，單程證內地婦人強行阻止報紙發行，甚至出手痛打記者。左派發起網上輿論戰，網上指名道姓叫記者「全家X」。對於極左式的「文鬥武鬥」，記者有深切體會。
社會撕裂源於「鬥爭」，這股由文革留下的鬥爭信念，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 當時的口號是:「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八億人，不鬥行嗎？」鬥爭意味着必有勝負，只有勝方才能生存，為生存，仁義道德靠兩邊，老師父母照鬥可也。就算孑然一身，也會左手鬥右手，永無安寧。
近年有人好像不斷在複製文革之風，文有文鬥，武有武鬥，政商鄉黑警同陷政治漩渦，年輕人也被拖入血肉泥漿。當中真假黑白是非，透過對1967年一場長達八個月的暴動抽絲剝繭，或會找到若干頭緒。回歸前後，六七暴動是社會禁忌，前輩羅恩惠小姐與張家偉先生梳理失落了的暴動資料，還原歷史部分真相，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五十年，在歷史長河，只是昨天的事，正所謂殷鑑不遠。沒有人相信，努力發掘真相，反而會引起更大撕裂。「只有不實的資料，才會挑起仇恨。」羅恩惠這樣說。
延伸閱讀：【人物專訪－羅恩惠】四年追蹤六七暴動歷史真相 https://tinyurl.com/55e2va9y
#回到1967大撕裂的年代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明周專題
Vanished Archived 消失的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