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9history/

在篡改香港歷史的「鐵三角」中，丁新豹甘心以自己的學術地位為被篡改的香港歷史背書，這是筆者覺得最無奈也最可惜的一人。

筆者與丁教授是同齡人，我們都身受英國殖民地教育而各有所成，67暴動更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親身經歷。1997年之前，大家都對英國深懷感恩，對左派暴動深惡痛絕。這些都是我們對香港歷史的共同認知。我們這一代人，不會叫人去戀殖，也不會煽動他人去反共，但我們對同齡人貶英抬共的作為很不以為然，只因他們故意歪曲歷史。

丁新豹教授是香港歷史的權威，在香港史研究的領域裡，他曾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他的《香江有幸埋忠骨》，除了從歷史上奠定香港作為「顛覆基地」（顛覆滿清政府）這一重要功能之外，更在學術研究上開創了從墳場研究歷史的方向。

他的《人物與歷史：跑馬地香港墳場初探》是「墳場研究」的另一力作，該書涵蓋了更廣泛的早期來港西方人和華人精英的生平，通過墓碑拼湊出早期的國際化香港面貌。他作為歷史學家奠基之作是《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詳細描述了香港開埠初期，各種身份複雜的族裔（如買辦、苦力、商人）如何在英人與清廷之間尋找生存空間，從「小人物」視角重新詮釋了開埠史，打破了單純的「殖民侵略」或「漁村神話」的二元論。

筆者不厭其煩地縷述丁教授對香港歷史研究的貢獻，就是想指出，作為一個對香港歷史有深刻認識的人實在不應該去背書被篡改後的偽史。可惜近年來，隨著香港政治氣壓的劇變，這位曾經的史壇泰斗發生了令人不安的轉變。從博物館詞彙的更動到對敏感歷史事件的重新定性，丁教授以其崇高的學術地位，為一套經過高度政治修剪的「偽歷史」提供了學術合法性。他出任香港歷史博物館顧問，就等於以他備受尊敬的學術地位為偽史批出一張「合格證」。這種轉向，不僅是個人學術節操的爭議，更是香港史學界的一場深刻悲劇。

一，以「今日之我」 打倒 「昨日之我」

丁教授為迎合政權，不惜以「今日之我」 打倒 「昨日之我」。作為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他是2001年舊版「香港故事」展的首席策展人。在那套敘事中，他客觀地呈現了香港作為「中西都會」的崛起，側重於展示香港如何從一個小漁村發展為國際都會，強調英治時期的法治、基建及中西文化的融合，充分肯定了英國建立的制度的重要性。然而，在今天翻新後的展覽中，舊有的敘事邏輯幾乎被全面否定，在展板上，英國在香港百多年的痕跡就僅僅剩下三條街道的中英文名，而他竟以專家顧問的身份，親手參與了對「昨日之我」的推翻。

面對公眾的質疑，丁教授試圖以「當年民俗比例太重」、「現在需回歸主權視角」等說辭自圓其說。但我們不能接受這種辯解，因為這並非學術上的「精進」，而是邏輯上的「自閹」。如果他過去三十年的研究是基於嚴謹史料，那麼為何當下的政治口徑一變，那些曾經成立的制度貢獻就瞬間成了必須抹除的「污點」？這種隨風而擺的論述，不僅無法自圓其說，更證明了翻新後的敘事並非出於求真，而是出於投誠。

二、 制度邏輯的斷裂與「偽史」的構建

丁教授深明香港的「割讓」過程，在新展覽中卻支持將「割讓」改為「割占」，表面上看是民族情感的宣洩，實則是對歷史因果鏈條的肆意破壞。歷史學家的天職是解釋事物發展的複雜性。香港之所以能從一個海盜出沒的島嶼一躍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核心不在於某種天然的「同根同源」，而在於割讓給英國後，客觀上引入了一套當時中國完全缺失的制度基礎設施——普通法系、自由港政策以及廉潔的文官制度。新展覽刻意將「制度帶來的繁榮」偷換為「華人血汗與背靠祖國的必然」。這是一種選擇性失明，當他放棄了解釋成功的真實原因，轉而通過修改詞彙來尋求政治正確時，他所提供的敘事便淪為了背離歷史基本事實的「偽歷史」。

三、 為平反活動背書與參與者的合流

新展覽將「六七暴動」改為「反英抗暴」，標誌著當年的左派暴徒要求為自己罪名平反的意圖又向前邁進一步。令人遺憾的，是近年來丁教授與以石中英（楊宇傑）為代表的「六七暴動」參與者漸行漸近。石中英先生從2010年開始，就憑藉著其個人財富開始推動為他們參與1967年暴動的歷史平反，在這個過程中，丁新豹不時出席他們的活動。例如，丁教授曾受邀參與石中英主持的《流金歲月》節目及相關歷史座談。他在交流中曾探討「官校學生為何左傾」等社會學背景，這種視角表面上看是學術中立，但在客觀上為「平反者」提供了歷史語境：將暴動解讀為「愛國青年受港英壓迫後的反抗」。 史學家與歷史當事人保持距離，本是維持客觀性的底線。然而，丁教授卻以學術語境為這個群體提供平反的溫床，支援博物館將「六七暴動」定名為「反英抗暴」。

雖然館方強調更新是基於「學術研究進展」和「專家意見」，但這種意見顯然更傾向于以中方及參與者立場重新定義事件，即從「搗亂社會」轉向「反抗剝削」。石中英等群體長期推動的「反英抗暴」敘事，正好契合了當前「去殖民化」的政治大氣候。丁教授與他們的接近，使他能更直觀地接收這些「民間愛國論述」，並將其通過博物館這一權威平臺制度化。 丁教授支持的這種改動，通過模糊「土制炸彈」和「殺害無辜市民」的事實，側重於強調「社會不公」，實際上是為了平反左派的政治名譽而犧牲了歷史的全貌。

在這種深度結合中，丁教授的角色從史實的研究者變成了「平反」論的贊助人。他利用學術權威，將那場帶有強烈文革輸出色彩、造成無辜市民傷亡的暴力騷亂，重塑為一場單純的「愛國反壓迫」運動，並將這種敘事通過博物館這一權威舞臺制度化、凝固化。這種對道德底線的褻瀆，正是通過他這位權威學者的背書，才得以堂而皇之地推行。

在當下的香港，民間記錄者正處於最黑暗的時刻。當資源被抽離、舞臺被封鎖、安全感消失殆盡，言行動輒惹來官非的環境下，可幸還有無數獨立記錄者在「螳臂當車」的無奈中守護著那一點點真實的碎片。在這樣的背景下，丁教授的選擇顯得尤為令人扼腕。他本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為歷史的真實性爭取哪怕一點點的空間，但他卻選擇了站在龐大建制力量的一邊，用學術地位築起了一道屏障，將那些不合時宜的真相排斥在外。當權威不再保護弱小的真實，轉而為強權修剪記憶時，這不僅是學術的淪喪，更是對歷史的褻瀆。

丁教授或許認為，他在做一種「撥亂反正」的工作，是在為香港人尋找民族認同。但這種建立在刻意忽略制度貢獻、粉飾暴力污點之上的「認同」，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一個成熟的社會需要的是能訓練思辨能力的人。當學者為了晚年的地位與政治順位，不惜推翻自己親手建立的學術大廈，這種「自圓其說」便成了對歷史最深刻的嘲弄。丁教授以其畢生學術聲譽，為這套服務於當下的「偽歷史」站臺，這無疑是香港史研究史上一個很沉重的遺憾。他展示的，不僅是一個學者的個人轉向，更是香港在《國安法》下，學術獨立被迫屈從於政治正確的無奈。丁教授的案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為它展示了當「知識」被「權力」收編時，歷史是可以如何被扭曲的。我們這些感到「無力」的民間記錄者，雖然沒有豐厚的資源、沒有華麗的展廳、甚至隨時身陷囹圄，但我們手中握著的每一份剪報、每一段口述，都是對抗這種「修剪記憶」最堅韌的屏障。

撰文：程翔

同步刊於《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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