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檔案》記錄1967年5-12月發生在香港的左派暴動，是文革外延的結果。底被周恩來叫停八個月彷如進入糾葛，映照今日似曾相識，讓我們共同守護香港記憶
《明報》副刊 2017年1月3日 作者﹕鍾劍華(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摘要﹕
今天左派集團及相關人士卻統一口徑，把六七暴動說成是要還撃殖民地政府的暴政。現在已經有人利用歷史檔案的空白，為歷史事實作出新的詮釋。不但不再去談那個當時受到高度讚揚的「地下鋤奸隊」，還要把上述這兩件事(林彬案及清華街炸死小姊弟案)說成是「無頭公案」，還找來曾經對六七事件作過研究的傳媒工作者，毫無根據卻言之鑿鑿地說事件是港英政府「插贓嫁禍」。
……
政府一方面說要重視歷史，要把歷史科列為初中課程的必修科目。但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卻不願意制定完善的檔案法，讓社會可以更合理更嚴格地保存歷史檔案，說明了特區政府所謂的重視歷史，只是葉公好龍。
《蘋果日報》 2016年12月24日 作者﹕冼麗婷
文章摘要﹕
「每天都是準備去死，每天都準備去死，準備去為一個很崇高的目標去死，其實根本不知道甚麼叫崇高，甚麼都不知道。」嚴浩在新聞紀錄片導演兼監製羅恩惠製作的《消失的檔案》裏，以六七暴動學生參與者身份受訪。當年十四歲想死是浪漫的，現在快六十五歲，回望五十似水流年，一切都變成問號，「為何不向我們交代一聲呢？我們做錯了甚麼？」
羅恩惠88年開始在香港電台電視部拍攝紀錄片，曾任無綫《星期日檔案》首席編輯，移民溫哥華期間曾任加拿大新時代電視助理新聞總監。她2012年開始搜集資料、研讀及採訪，鐵心要用聲音影像再重塑六七歷史，讓老去的人、老去的城巿，正視五十年前發生的事情，不讓它混淆了今天，也不讓今天的人隨意改變他們。
當紀錄片粗剪完成那天，羅恩惠身處一個秘密的劏房裏，狠狠的哭了一場。
這中間，過了四年。
四年以來，她隻字不提，身邊有份參與的人，全部封口，因為恐懼。
他們恐懼這條片會一如它的片名《消失的檔案》那樣，在任何一個不能預計的場口裏，突然被消失。這套長達兩個小時的紀錄片要翻開的，是一九六七年發生在香港的一段歷史：六七暴動。一場死了五十一人、有八百幾人受傷、五千幾人被捕，歷時共八個月，被形容為「滿街菠蘿」的重要史實，最後在香港歷史檔案館裏，竟然只剩下僅僅二十一秒鐘的影像存檔。其他大部分相關的資料夾，一揭開，裏面全部是空的。
是誰不想讓這個史實留低？是誰要把香港的歷史抹走，盜取屬於我們的記憶？
「作為記者，我只是赫然發現有東西不見了，然後難辭其咎地，要把它們找回來。經濟不能打垮一個人，能夠徹底打擊你的，是把你的記憶抹走，把你的歷史竄改。」
羅恩惠說着，雙手一直緊緊握住那個注滿熱茶的、很熨手的水杯，「這四年來，每到黃昏，我的手就變得非常冰冷。」
離開無綫電視的《星期二檔案》後，羅恩惠在新聞系教採訪課。她有幾個好友，都是相識多年的行家，老是相約談新聞、交流教學心得，其中一人，是屈穎妍。那天，她們如常相聚，羅恩惠口中的「阿屈」，提出了一個難題，令三人屏息靜氣。「阿屈花了一年時間，採訪六七暴動的少年犯，那個時候剛要下筆了，她很受感動，問我們，究竟應如何寫。」
阿屈講了其中一個少年犯曾宇雄的故事，羅聽後眼眶一紅，一種感動，直入心房，當下她衝口而出：「屈，太可惜了，你為什麼沒把故事一併拍下來？」
就這樣，羅恩惠決定要替屈穎妍的人物採訪，拍一個錄像版，那是二零一二年九月。只是萬料不到，要接近這批左派人士並取得他們的信任，難若登天：「他們大概是我廿幾年採訪生涯中，所見過最難埋身的人。」而屈穎妍幾乎成為羅恩惠的通行證，她的名字亦變成了「屈的好友」，不論訪問誰，左派都要求阿屈務必在場。
羅恩惠在這個圈子混了三個幾月後，才做了第一個訪問，而且每一次拍攝前，都要為採用什麼鏡頭和角度，而跟他們簽合約作實。「他們跟社會失去聯繫太久，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如何進行，他們完全掌握不到，但我也因着體諒而對他們付出很多同情和忍耐。」
最後屈穎妍採訪這批少年犯的人物故事，結集成書出版（書由火石文化出版，創辦人石中英出資，請屈寫作此書），在他們之間引來極大迴響，甚至稱許她為「屈女俠」，認定她是幫六七暴動少年犯出頭平反的人。而羅恩惠則走入了香港歷史檔案館，想為同一批受訪的少年犯，找出當年的報紙和資料，求證他們的說法。就在這個骨節點，她發現了更令人震驚的事實，把她本來「為少年犯拍個片子」的原意，幾乎推倒。
而四年過後的今天，「屈的好友」和屈穎妍，已經再沒有辦法溝通，羅恩惠說：「阿屈已不再是當日的阿屈，我們那個聚會，從此只剩下三個人。」
時為二零一三年一月，羅恩惠每日準時在觀塘的歷史檔案館報到。她想為正在採訪的暴動少年犯，做一些資料核實和求證。她先從最普通的關鍵字入手，試圖了解更多發生於一九六七年、後被定性為「暴動」的事件。於是她輸入「新蒲崗」、「炸彈」、「膠花廠」等，沒有任何相關資料，奇怪。她擴大搜尋範圍，同樣找不到任何的有關紀錄。
文字紀錄找不到，那麼新聞影片又如何？她試了五十幾個關鍵字後，發現搜尋出來的結果都一樣，就是一段為時二十一秒的香港街景和行人錄像。「條片只有巿民行來行去，沒有任何衝突場面，非常奇怪。」
香港的一九六七年，整整一年間發生過的事件紀錄，為何消失不見了？她覺得事有蹺蹊，遂改變策略，詳細翻查一九五六年以及一九六六年兩年的檔案資料，希望從中找出一般「常態」的資料紀錄。一九五六年是右派暴動年，資料的「齊全」狀况，是每一次右派的搗亂事件，造成了什麼損毁、左派工會如何申請賠償、賠償方案的商討細節，以至哪個搞破壞的右派犯人的坐牢情况，他的家人背景等，全套資料皆完整和詳細給保存。
她反覆推敲搜尋，再發現關於一九六七年的檔案，是大幅大幅被吃掉的。舉例在懲教檔案中，連懲教主任的年度假期紀錄、因何事請假等資料皆齊全，但關於少年犯的紀錄竟然從缺。當年曾有五十二名左派政治犯被送入摩星嶺集中營，並囚禁了一年半之久，但歷史檔案館裏關於「摩星嶺」和「集中營」紀錄，竟然是零。
「要這些東西消失的人，一定來自很高層。」羅恩惠說話的語氣很沉穩，她嘗試大膽推論：「如果按這個邏輯，日後關於雨傘運動的檔案紀錄，你猜還會剩下什麼？」而她用了幾句說話告訴我的這些情節，在現實裏頭，她其實花了足足八個月時間，才意外「發現」。
下一步該如何？她心裏出現了另一個念頭。
自從決心要做六七暴動的紀錄片後，羅恩惠甚少外出。有一天她卻心血來潮，去離島探望一位相識三十載的老朋友。朋友的丈夫是左派高層人物，但英年早逝，遺下兩子。朋友多年來生活儉樸，當日相見，似有心事。原來她正在做一些海外華人的口述歷史工作，屢遇困難，猶豫着放棄。
羅恩惠肉緊地說：「這不行！如果你覺得這件事重要，不因着它容易而去做啊。」她向朋友透露了在歷史檔案館的發現，想鼓勵老友不要輕言放棄。短敘後羅恩惠搭船離開，在小輪上收到舊友的短訊，說很想捐助她這套紀錄片，卻遭羅拒絕。翌日，羅再收到她另一個短訊：「如果我丈夫在世，他也一定同意我的做法，因為你正在為香港還原歷史。」
朋友的丈夫去世時，一班左派人士曾為孩子籌募了一個教育基金，及後孩子長大，考到獎學金繼續學業，基金裏的款項便一直擱着。這一次，朋友在裏面拿出十萬元，過戶給羅恩惠。羅內心難安，但這套片完全申請不到任何基金資助是事實。直到紀錄片的攝影拍檔葉漢明這樣說：「錢不是給我們的，是給這條片的，我們更要把它做好。」
葉漢明的太太，生前也是一位記者，某次她於北京訪問李鵬時，刻意別過臉孔不看他，那是六四之後一年。而她的名字，叫李汶靜。
羅恩惠蟄伏歷史檔案館八個月後，意外發現了被消失的檔案資料，令她思考把拍少年犯的片子推倒重來。「我想用一個更闊的視野，去看六七暴動。」加上當時就有前輩提醒她，不能只用「同情」的角度去處理六七暴動少年犯，因為六七其實糅合了很多更複雜的政治和社會因素，前輩叮囑說：「作為新聞工作者，你要好小心。」
做做停停，她擱下了紀錄片又回來。再發現了更多，包括找到一九六七年時於政府新聞署任職助理總監的Peter Moss。他在整個暴動中的角色，就是帶着攝製隊，四出拍攝新聞片，再存放政府檔案室。而在九七年之前，本港多個電視台也有記者曾經到政府，申請複製有關暴動的影帶片段，而至今保留在電視台，那為何2013年的檔案館中，這些影片全部不翼而飛？Peter獲悉之後，非常震驚和憤怒。「他跟我說，那些影片全部是冒着生命危險拍回來的，他難以置信，為何只剩下僅21秒的沒相干的影片。」
但要製作成紀錄片，怎能沒有這些歷史記載？羅恩惠和拍檔葉漢明，遂周圍搜購，最後唯有從加拿大廣播公司和美聯社購買相關片段，每六十秒鐘價值港幣八千元。
兩年幾過去，羅恩惠追蹤到的東西愈來愈多，距離她希望還原的歷史真相，似乎愈見清晰。由於歷史檔案館的用處已報廢，她只能加倍費力地從其他「旁門左道」去搜尋資料。「我這個時期的痛苦，是發現很多資料原來都是假的、錯誤的，而且是人為性的刻意造假，包括當日大公文匯有很多揑造的報道，以及工聯會三年前出版的六十五周年歷史文集中，也把很多事實用自己的方式改寫。」
而同一時間，當她從英國的解密檔案中，稽查出更多史實以及新聞照片之後，她甚至發現，不少受訪少年犯對於自己為何被捕的敘述，都刻意淡化，或說得不盡不實。「例如有個現時有參選的政治人物，聲稱自己當年被警察拘捕時，正在天台收衫，沒做任何抗爭行為，又說搜出來的所謂利器是跳舞的道具。但我翻查照片後發現，那柄其實是鋒利的牛肉刀。」
那段時間，羅恩惠的情緒異常敏感。
她太着力想讓事實說話，對謊言產生了不正常的反彈，讓自己一度變成了很難相處的人。表姐給她打電話，閒話說某個明星的是非，她瞬間忍無可忍，直斥表姐「揑造」事實、不負責任。「我已經有點病態，完全接受不了半點造假，表姐為此生了氣，那通電話後再沒聯絡⋯⋯」
她曾經以為，這些少年犯期待歷史的事實，因此她直白地告訴他們，當日他們沉迷閱讀的文宣、決心捨命的行為，其實被左派欺瞞了很多真相，不過話未說完，對方已瀕臨崩潰，覺得她誣衊誹謗。這條調查的路她愈發覺得孤獨，不過，最難一關，原來尚在後頭。
去年四月，紀錄片《消失的檔案》正在埋尾。三年的努力，終見曙光，但羅恩惠隱隱有一絲難言的不安，生怕自己是否有什麼遺漏。某天她隨心發了一個電郵，想查問某一名她蒐集資料見過幾次的左派高層名字，卻得到意外的回覆。
那是當時中央駐港的領導人之一：吳荻舟。羅恩惠輾轉聯絡到他的女兒，並獲得之前從未曝光的、有關吳荻舟經歷六七暴動時的日誌。她之前一直循英國解密檔案去重組六七歷史，因此這份來自左派的史料，為她的調查開了另一扇窗的風景。
「我花了四天去把日誌反覆去讀，決定再把片子推倒重來⋯⋯很痛苦但迫不得已。」還原真相需付出的代價很高，即使她其實沒必要為此贖罪。
羅恩惠和她的團隊，再多花了一整年時間，重新剪接、訪問和攝製。他們遭受到更多干擾，眾人的恐懼愈深，羅恩惠遂把未完成的紀錄片的謄本，分別放在三個不同的地方，並且把一份製作人員名單，交給一位信得過的友人，更裝作若無其事的留下一句：「萬一發生什麼事都好，條片一定要完成並出到街。」
說到這裏，她大大的舒出一口氣。訪問至此已經夜深，沉默之中，只聽到蟲鳴。
月初，羅恩惠寫了一篇文章《澳門12.3》投稿立場新聞。這篇文她寫了九個小時、另花了一天做資料規劃。文中述及的是香港六七暴動之前，發生在澳門的一場前奏。老實說，這篇文算晦澀難懂，所以當羅恩惠告訴我，這是她送給大兒子的畢業禮物時，我忍不住張大了口，委婉的問：「他收到禮物後⋯⋯開心嗎？」
她輕輕閃過一絲失落，但隨即換上笑意：「哈哈，他覺得我是隨手在桌上拿個物件，就說成是他的禮物。」我忍不住答：「我也有同感啊。」
事緣四年前她開始這個紀錄片的構思時，曾跟兒子說過，這是為期一年的計劃。兒子在媽媽生日時，送她一個「撞板」先生公仔，還附着一封信：「還原歷史面貌的任務從來都不容易做，為了還原社會和歷史一個公道要繼續加油啊！」
一年又一年，這個媽媽四年來沒搞過家庭旅行、不上館子吃飯，很多時還睡在剪片室不回家，甚至不再努力掙錢，說好的一年變了四年。紀錄片直至最近才算完成，羅恩惠特別為了兒子寫那篇澳門的文章，還趕在他畢業禮那天要出街，就是想藉此告訴兒子：「我們花了四年去做，他不明白這件事關他什麼事，不明白為何因着這件事而把家庭的步伐全打亂了，而且媽媽變得每使一分錢都要思量⋯⋯但做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失去信念，幾困難也不要失去做人的宗旨。」
她說，這套片是他們有份參與的新聞工作者，全心送給香港的禮物。因為經濟不能打垮一個人，但把你的記憶抹走，把你的歷史竄改，就能徹底將香港打沉。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6年12月11日 作者﹕鄭美姿
原版編輯：蔡曉彤 製圖：楊柏賢 圖片來源：羅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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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羅恩惠
原刊於 《立場新聞》 2016年12月1日 （澳門12.3事件五十週年）
每一個年代，都有中共可以使用的人。
何賢被喻為紅色資本家，但早於1946年，他曾經出任國民黨澳門支部執委，兩年後調任澳門支部副主席。1950年大陸政權易手後，靈活的商人向北望，轉而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韓戰爆發，何賢將物資運往大陸支援中共志願軍。
1956年更獲毛澤東接見。
如此背景，我們很容易理解何賢在澳門12．3事件中的重要角色。
12．3事件五十周年，澳門特區已完成去殖化任務，這宗歷來最嚴重的警民衝突，沒有受到學界和教育界重視。它由一宗未經批准的違規建築而起，在特定時空下，只消半個月就變成一場反帝反殖，需要全民「鬥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甘休」的民族仇恨之戰。1966年十二月三日騷動最高潮時，三萬人圍著澳督府直至議事廳前，要推翻澳葡管治，警方向人群施放催淚彈，又用水喉向人群掃射。
時任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何賢多次透過電台呼籲，勸市民回家。
「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何賢，昨日下午五時五十五分假澳門綠邨電台發表告全澳市民談話說：【呢次氹仔事件，根據氹仔居民提出的五項要求，全澳同胞正在爭取圓滿解決。請大家安靜，請大家安靜。現在事情正在協議解決中，請市民無事切勿外出。】
何賢此項廣播第一次在電台連續播出兩次。至六時零五分，又再重覆廣播兩次，呼籲澳門居民切勿外出，鎮定從事。」(《明報》1966年十二月四日)
當天下午四時，瘋狂的群眾衝進市政廳內，將歷任澳督像、文件、傢俬丟出街外，搗毀並焚燒，其中包括物業局的屋契。市政廳對開的銅像也被群眾合力推倒。澳葡政府在12．3黃昏六時頒布戒嚴令，裝甲車入城，軍警向天開槍將人群驅散。混亂中有八人死亡，80多人受傷。
數以萬計的市民上街是因為傳言；在非常時期，傳言也變成新聞。
「一項在澳門市面盛傳的消息，昨晚深夜由返港客帶到此間：在騷動最嚴重時澳督曾遣人召見何賢，惟卒未能與何氏會面，稍後時間傳澳督曾乘鐵甲車，在軍警護衛下，到河邊新街南光公司會晤何賢。」(《明報》1966年十二月四日)
何賢儼然變成「民間特首」，是政府和群眾間的連結。導火線是十一月十五日坊眾學校的違規擴建。
氹仔坊眾學校計劃擴建，照顧本來在夜校就讀的船廠工人子女。船廠工友多屬左派工會，而氹仔又只有一間基督教學校，和他們期望的愛國教育不同。於是坊眾學校擴校籌委會向工務局申請擴建，圖則卻被指不符當局「繁榮澳門」街道佈置計劃，圖則被擱置。籌委會不理違規，就在坊眾夜校舊址，即施督憲正街4、6、8號自行搭棚擴建。
時任海島市 (今氹仔與路環) 行政局長晏德地，九六年接受澳廣視記者林玉鳳及 Ricardo Pinto 白嘉度訪問時說：「我經過那間學校，成個人嚇了一跳。看見100多名男女將學校拆爛。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回去問同事也不知道。於是找人去看看，還叫他們不要帶槍。他們回來後，人人都很害怕的樣子。」
晏德地沒有聽過案例，他向工務局負責人查探，對方卻支吾以對，無澄清任何問題。翌日，數十名手持籐盾及膠棒之防暴隊到場，和工人及學生發生嚴重衝突，混戰中27人被毆傷。
以何賢為首的六名代表，11月29日下午謁見澳督，提出五項要求：
當時，新任澳督嘉樂庇 Nobre de Carvalho 才上任四天，想妥善解決此事，又答應成立調查委員會，包括警方、商會及政府三方代表。
不過，文革外延也波及澳門，珠海紅衛兵同仇敵愾，和澳門左派的講用會、各界座談會等遙相呼應。滿腦子戰無不勝的工聯、學聯、婦聯及各社團，每天分批分次操上澳督府誦讀毛語錄，以「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的氣魄向毛澤東效忠。最終導致十二月三日的特大警民衝突。
「何賢於昨晨前往石岐，至中午始返澳。隨即直接乘座駕車至澳督府，與嘉樂庇進行會談。」(《明報》1966年十二月五日)
本來和澳葡政府有商有量的何賢，從大陸回澳後馬上變得強硬，又發表書面聲明。
「自去月十五日氹仔發生警察毆打居民事件後，引起全澳同胞憤激，一致支持氹仔居民的要求。連日來各社團代表到澳督府向澳督提出抗議，不料三日上午葡警竟然復向各代表毆打，此種行為更激起全澳同胞之憤激。今天中國人是團結不可侮的，澳葡當局應負起此事件的全部責任。」
(《明報》1966年十二月五日)
民族主義變作藥引，瞬間燎原。
十二月七日廣州數千紅衛兵舉行集會、遊行，支持澳門同胞「同澳葡帝國主義者鬥爭到底」。《人民日報》發表多篇社論及評論員文章，愈寫愈激烈。
《澳門同胞得到廣州紅衛兵強大支持增添無窮力量 堅決同澳葡帝國主義者鬥爭到底》
「許多工人群眾對《澳門日報》的記者發表談話時指出：紅衛兵小將是我們中國人民的英雄後代，他們說得到做得到，世界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無不聞聲喪膽。」
(《人民日報》1966年十二月十日)
騷亂後澳門局勢動蕩，資金流失，店鋪不做葡國人生意。七艘大陸炮艇在關閘外遊弋，官媒更隔空放話，要脅停止供水及食物，迫使澳葡政府答應道歉賠償。
十二月十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奉命」對澳葡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和四項要求。
1967年一月二十八日，澳督嘉樂庇 Nobre de Carvalho 到中華總商會禮堂，簽署《認罪書》，接受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提出的四項主張，並賠償死傷者殮葬費、醫藥費等共二百萬元。
一場騷亂，改變了國共兩黨在澳門的政治版圖，也改變了澳門往後的發展軌跡。港澳工委組織香港左派社團、學生、工會及演藝界到澳門學習鬥爭經驗，大大鼓勵了香港左派的鬥爭士氣，為往後大搞一場提供了助燃劑。
何賢在12．3事件中的角色至為關鍵，翌年五月，他在左派團體包圍港督府，天天輪流示威時到訪香港，希望拉攏港英當局和左派高層坐下和談，無功而還。
不過，曾經的付出沒有白費。澳門商會領袖及左派社團積極參與鬥爭的最後都上一個階梯，分享權力。何賢之子何厚鏵更成為澳門回歸後首任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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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賢在澳門 12．3 事件中的角色> 撰文：羅恩惠
原刊於 《立場新聞》 2016年12月1日 （澳門12.3事件五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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