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1967大撕裂的年代

《明周》2017年2月2日 撰文:關震海

圖片來源《明報》資料室及《香港動亂畫史》

1967年是香港戰後最動蕩的一年,全港遍佈真假炸彈,烽煙四起,政府在港島九龍一度下戒嚴令。踏入12月平安夜後, 再沒有發生炸彈事件,歷時八個月的動亂終告一段落。

回看1967年暴動事件,社會充斥敵我矛盾,示威者、市民與執法者的關係水火不容。相對四個月雨傘運動,當年社會撕裂的情況比現在更甚。

1966年內地文化大革命波及港澳,1966年澳門氹仔發生「一二.三」事件,左派佔盡上風,迫令澳督簽下「認罪書」,右派倉皇而逃。1967年年初本港出現多宗勞資糾紛事件,的士與工廠出現大大小小的罷工風波,工潮成為六七暴動的導火線。 其後在新華社、鬥委會與左派學校領導指揮下,與港英政府的抗爭運動進入失控狀態,踏入7月,真假炸彈釀成多宗流血事件,仇恨升溫。據統計,暴徒合共在市區放置了1167枚真炸彈。整場暴動,至少導 致五十二人死亡。

勞工事件演變成政治暴亂,整場暴動離不開文革時期毛澤東鼓吹的極左式「鬥爭」。壁壘分明的文化與新聞界一同捲入漩渦,動亂中示威者襲擊和毆打記者,警方大搜報館,甚至飭令停刊。中學生在示威現場吶喊,甚至在學校自製炸彈時炸斷左手,學生派發宣傳單張鋃鐺入獄。示威現場,左派高舉《毛語錄》大罵英殖政府 「紙老虎」,羣眾包圍警署,大罵警察「黃皮狗」,最終釀成警察打死示威者事件。那 一幕幕血泊倒地、破口辱罵的情景,距離我們遙遠嗎?

五十年後,今天重看六七暴動,不應只有血肉模糊的零碎片段。《明周》簡列時序,鋪叙事件,冀能借古鑑今。

忘記歷史,意味着背叛;踐踏真相, 預兆着重蹈覆轍。

新聞文化界在政治暴風眼

五十年前的報章與文化界主導輿論,左派報章的報道、社評,乃至讀者來信的政治立場鮮明,帶有強烈煽動色彩。左派報紙報道炸彈事件以「困擾港英」、「反擊港英」為標題。商 台節目《欲罷不能》主持人林彬在遇襲當天下午仍在伊利沙伯醫院垂危搶救,《新晚報》頭 版下午即時以「鋤奸突襲隊司令部」名義列出林彬罪行的文章,惹起外界譁然。及後一連兩 天,《明報》罕有刊出兩大版篇幅報道林彬事件,並提出警方應進入《新晚報》搜查證據。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當年就讀聖保羅書院,因派發反英傳單被判入獄兩年。他接受 《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作者張家偉訪問時坦承,左派傳媒當時有煽動羣眾, 例如《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當年就曾以「管見子」筆名寫社評,文中寫「拿起武器, 奪取武器」,其後真的出現搶警槍事件。動亂首月,報人曾極力拉攏政府與左派談判,希望 雙方短時間內和解。據金堯如在《香江五十年憶往》憶述,左派連日到港督府請願,5月20 日午夜《華僑日報》主筆李志文不理戒嚴令, 親身到《文匯報》會址與金堯如會面。李志文向金堯如透露,英政府願意與左派和平談判, 更着意成立談判會議,希望將信息傳達至新華社,可惜最終拉攏失敗,錯失和平解決的良機。事後記者警方與示威者的關係劍拔弩張,發生連串流血事件。

查良鏞被列為暗殺名單

在示威採訪現場,不少記者拍照時被阻止,甚至被毆受傷。左派記者最早到達現場,順利拍照採訪,外界質疑左派記者「自編自導自演」。當時左派報人文化界的確參與其中,《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在回憶錄承認,曾在學校門外放假炸彈,《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與著名左派演員石慧曾參與遊行上總督府,石慧其後被遞解出境。

暴動烽火四起,傳媒正值多事之秋。《華僑日報》門外被縱火,百人圍堵報館;《天天日報》採訪車被燒毀;《南華早報》發生爆炸事件;《明報》社長查良鏞被列為暗殺名單,暴力事件一發不可收拾。暴動後期,多名左派記者與左報高層被捕,記者黃澤被控「非法集 會」及「發表煽動性演說」等罪成,入獄五年;警方大舉搜查左派報館,三份左報被飭令停刊,8月有兩名高級警官罕有地向《晶報》發律師信,控告報章在五月動亂的報道失實,要求報館道歉及賠償。

遍地炸彈 牽連學生

5月「批鬥會」擴散至各間左派中學、大學及工會,文宣陣營煽動羣眾,左派暴力行為一再升級。多間左派學校參與示威遊行,小學生在現場吶喊打氣。示威者聯羣結隊,阻止汽車行駛,恐嚇並襲擊巴士司機,經常焚燒巴士迫使停駛。社會氣氛緊張,街頭開槍事件頻生,示威者與警員皆有傷亡。有警員在示威現場被起貨用鈎挫死,亦有阻止羣眾燒巴士的警員被五十人圍毆。

真假炸彈事件7月揭開序幕,牽連學界,傷及青年。學生參與放炸彈,多名少年被捕,警方更發現有學生在中學製炸彈。11月28日警方接獲市民通知,中華中學懷疑發生爆炸,警方在六樓化驗室發現一名十八歲中學生左手被炸斷,血流披面,懷疑製作炸彈時,突然爆炸受重創。

其後的真假炸彈與擲魚炮爆炸事件陷入失控地步,暴徒不但襲擊與政府有關的建築物, 炸彈遍及鬧市民居,單日計的真假炸彈案高峰時可逾百宗。8月20日下午4時45分,清華街20號有炸彈放在一輛私家車的車頭位置,八歲女童黃綺文與三歲弟黃兆勳在地下觸碰發生爆炸,二人當場炸死。同日下午,北角大廈門外的電車路軌爆炸,傷及二男,炸彈上寫着:「抗議非法封閉三間愛國報紙」。晚上銅鑼灣英皇道亦有真炸彈爆炸。案發後兩天,政府公布當天合共四十宗真假炸彈案件。

炸彈禍及民居,傷及無辜市民,傳媒政府紛紛譴責。暴徒曾向北角柏立基夫人健康院投擲魚炮,埋炸彈在大埔的鐵軌,放炸彈在戲院、銀行與兒童遊樂場,連左派的建築同樣遭殃。南洋戲院附近電車站、有左派領導出入的鄉村俱樂部亦曾放置炸彈。

左派封死者為烈士 示威者提堂時吐血昏迷

當時通訊科技不發達,暴動現場混亂,事件來龍去脈與死者姓名背景,報章時有誤傳。左派報章甚至扭曲案發經過,5月東頭村暴動首名死者為十四歲的理發店學生陳廣生,左派報章報道指陳是被「所謂的『防暴隊』毒打至頭骨破裂」;其他報章指陳是被「硬物擊中」死亡。同年10月,被法庭裁定死者被類似石塊的硬物擊中身亡。

三烈士事件

多宗暴亂事件,事後鬥委會舉辦「慰問與控訴大會」,封死者為「烈士」,標題以「血債」形容事件,報道多處不實,其中6月「三烈士」事件惹起爭議。黎松、曾明與徐田波在六月暴動中喪生,《大公報》報道稱,政府遲遲不還死者屍體給家屬。7月24日《明報》刊出一則暴動的後續報道,詳盡報道「烈士」之一黎松家屬現況。黎松在6月11日在九龍媒氣公司騷動中死亡,《明報》記者到春暉台木屋住所,黎妻說政府有通知他們領屍,但被「神秘人」阻止,家人一致否認黎是左派工會,不會參加暴亂。報道更指出,記者曾找上多名暴動中在囚的工人家屬,家屬向記者表示鬥委會事後確有給予生活費,更派人洗腦,要他們「發揚入獄者的精神」。

參與5月人造花廠暴動的工人蕭劍輝,被控非法集會,被邀出席「控訴大會」,被鬥委會奉為與港英鬥爭的樣辦。當時鬥委會剛成立,蕭劍輝接受張家偉訪問時指,鬥委會主任楊光當時着他不用擔心生活,工聯會錢多着,可是動亂一年後,蕭指工聯會已停止向蕭發生活費,楊光當年一度匿藏澳門。蕭在暴亂中受傷,失去工作能力,妻離子散,晚年靠綜援過活,於2006年去世。

鬥委會煽動暴動,警方對被捕者使用暴力亦備受質疑,當年6月被捕者在法庭上的「破腎案」轟動一時。6月24日,邵氏片廠參加罷工的工人李安與王煜森被控「藏有煽動性標語」被捕,26日李安在北九龍裁判署提堂,李當場吐血昏迷,送院不治。法醫證實,李安身上有廿四處瘀傷,胸骨折斷,右腎爆裂。11月羈留室三名警員被判「誤殺」。1968年1月三警上訴得直,無罪釋放。外界一直懷疑李安在黃大仙警署問話時遭到毒打。

後記 文鬥武鬥

2011年5月屏山鄉委會主席曾樹和出席鄉議區會議,反對取締僭建村屋,而且高呼:「文有文鬥,武有武鬥」。

社會上久違了這個「鬥」字。何謂「鬥」?記者一臉茫然。其後雨傘運動中記者親歷當時任職的報館被圍堵,單程證內地婦人強行阻止報紙發行,甚至出手痛打記者。左派發起網上輿論戰,網上指名道姓叫記者「全家X」。對於極左式的「文鬥武鬥」,記者有深切體會。

社會撕裂源於「鬥爭」,這股由文革留下的鬥爭信念,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 當時的口號是:「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八億人,不鬥行嗎?」鬥爭意味着必有勝負,只有勝方才能生存,為生存,仁義道德靠兩邊,老師父母照鬥可也。就算孑然一身,也會左手鬥右手,永無安寧。

近年有人好像不斷在複製文革之風,文有文鬥,武有武鬥,政商鄉黑警同陷政治漩渦,年輕人也被拖入血肉泥漿。當中真假黑白是非,透過對1967年一場長達八個月的暴動抽絲剝繭,或會找到若干頭緒。回歸前後,六七暴動是社會禁忌,前輩羅恩惠小姐與張家偉先生梳理失落了的暴動資料,還原歷史部分真相,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五十年,在歷史長河,只是昨天的事,正所謂殷鑑不遠。沒有人相信,努力發掘真相,反而會引起更大撕裂。「只有不實的資料,才會挑起仇恨。」羅恩惠這樣說。

六七暴動時間軸

延伸閱讀:【人物專訪-羅恩惠】四年追蹤六七暴動歷史真相 https://tinyurl.com/55e2va9y

#回到1967大撕裂的年代 #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 #明周專題

消失的檔案

《明報》副刊 2017年1月31日 作者﹕區家麟

這齣紀錄片奇特之處,是很多人談論,但大家不知道哪裏放映。導演羅恩惠窮四年之力,重塑六七暴動歷史,製成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這種題材,今時今日想在電影院公開放映,天真了。

從1967至2017,整整五十年,問題未解決,紀錄片最觸動我有兩處。半世紀後,仍挖掘到新的史料,當年在北京,負責匯報香港情况、與總理周恩來溝通的吳荻舟,留下了一本工作筆記,記錄了鮮為人知的轉折,當年周恩來批准撥出千多萬元給港澳工委作鬥爭經費;極左鬥爭最激烈時,中資公司曾運來七百打甘蔗刀及槍支,準備大幹一場,幸得吳荻舟阻止;這位香港恩人,後來因反對極左路線受批鬥。 Continue reading “消失的檔案”

「六七暴動」,遺害至今

明報副刊 2017年1月22日  作者﹕程翔

文章摘要﹕

「六七暴動」前,香港「左派」代表一股新興的社會力量。「左派」事業蓬勃發展,人才輩出,在香港愈來愈受主流社會接受乃至歡迎,這是事實。但是在「六七暴動」期間,「左派」由於採取「極左」的鬥爭方法,漸漸脫離群眾,而且因為鼓吹和使用暴力,使「左仔」成為「恐怖分子」的代名詞。所以,暴動之後,他們長期受到主流社會排斥,原本很興旺的左派事業一蹶不振。左派群體處於一種「政治上慘敗,經濟上困頓,社會上遭到邊緣化」的狀態,這使他們在往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抬不起頭來,長期處於強世功教授所描述的「無言的幽怨」的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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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現場﹕缺失的歷史 – 如何面對下一代?

《明報》副刊  2017年1月15日  作者﹕梁仲禮
文章摘要﹕

Peter Moss 當年任職政府新聞處,曾帶隊拍攝暴動新聞片

……羅恩惠說,她在拍攝過程中,找到1967年於政府新聞署任職助理總監的Peter Moss,對方指自己在暴動中帶着攝製隊四出拍攝新聞片,再存放到政府檔案室。這些影片現在到了哪裏?

……前檔案處處長朱福強憶起的這件往事,也許可以提供一個參考︰「那時候曹廣榮,即新聞處之上的行政司,有天下令要銷毁這些捲軸,因為覺得無用又佔位置。那時新聞處入面一個英國官員,向當時仍然叫歷史檔案處的我們通風報信,問我們要不要這些檔案,我們當然搶着要。」該名英國官員,就是Peter Moss:「所以你說六七暴動那些,很可能是我們搶救回來之前,已經不知道去了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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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ggle to get documentary on Hong Kong’s 1967 riots on scree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7 January, 2017    Reporter: Joyce Ng, Jeffie Lam
Abstract:

…One of the highlights is the notes of Ng Tik-chow, a senior communist leader in Hong Kong between 1950 and 1962, who worked under then Chinese premier Zhou Enlai on Hong Kong policies during the riots.

Lo managed to get Ng’s daughter, Ng Fai, who kept the original copy of her father’s notes from the time, to talk in front of the camera. Continue reading “Struggle to get documentary on Hong Kong’s 1967 riots on screen”

浮現的檔案 、消失的檔案

《明報》副刊       2017年1月3日    作者﹕鍾劍華(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摘要﹕

今天左派集團及相關人士卻統一口徑,把六七暴動說成是要還撃殖民地政府的暴政。現在已經有人利用歷史檔案的空白,為歷史事實作出新的詮釋。不但不再去談那個當時受到高度讚揚的「地下鋤奸隊」,還要把上述這兩件事(林彬案及清華街炸死小姊弟案)說成是「無頭公案」,還找來曾經對六七事件作過研究的傳媒工作者,毫無根據卻言之鑿鑿地說事件是港英政府「插贓嫁禍」。
……
政府一方面說要重視歷史,要把歷史科列為初中課程的必修科目。但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卻不願意制定完善的檔案法,讓社會可以更合理更嚴格地保存歷史檔案,說明了特區政府所謂的重視歷史,只是葉公好龍。

原文鏈接

拯救消失的檔案 六七50年真相重構

《蘋果日報》 2016年12月24日  作者﹕冼麗婷
文章摘要﹕

「每天都是準備去死,每天都準備去死,準備去為一個很崇高的目標去死,其實根本不知道甚麼叫崇高,甚麼都不知道。」嚴浩在新聞紀錄片導演兼監製羅恩惠製作的《消失的檔案》裏,以六七暴動學生參與者身份受訪。當年十四歲想死是浪漫的,現在快六十五歲,回望五十似水流年,一切都變成問號,「為何不向我們交代一聲呢?我們做錯了甚麼?」

羅恩惠88年開始在香港電台電視部拍攝紀錄片,曾任無綫《星期日檔案》首席編輯,移民溫哥華期間曾任加拿大新時代電視助理新聞總監。她2012年開始搜集資料、研讀及採訪,鐵心要用聲音影像再重塑六七歷史,讓老去的人、老去的城巿,正視五十年前發生的事情,不讓它混淆了今天,也不讓今天的人隨意改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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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達人羅恩惠﹕拍紀錄片挽救被消失的六七暴動檔案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6年12月11日 作者﹕鄭美姿

當紀錄片粗剪完成那天,羅恩惠身處一個秘密的劏房裏,狠狠的哭了一場。

這中間,過了四年。

四年以來,她隻字不提,身邊有份參與的人,全部封口,因為恐懼。

他們恐懼這條片會一如它的片名《消失的檔案》那樣,在任何一個不能預計的場口裏,突然被消失。這套長達兩個小時的紀錄片要翻開的,是一九六七年發生在香港的一段歷史:六七暴動。一場死了五十一人、有八百幾人受傷、五千幾人被捕,歷時共八個月,被形容為「滿街菠蘿」的重要史實,最後在香港歷史檔案館裏,竟然只剩下僅僅二十一秒鐘的影像存檔。其他大部分相關的資料夾,一揭開,裏面全部是空的。

是誰不想讓這個史實留低?是誰要把香港的歷史抹走,盜取屬於我們的記憶?

「作為記者,我只是赫然發現有東西不見了,然後難辭其咎地,要把它們找回來。經濟不能打垮一個人,能夠徹底打擊你的,是把你的記憶抹走,把你的歷史竄改。」

羅恩惠說着,雙手一直緊緊握住那個注滿熱茶的、很熨手的水杯,「這四年來,每到黃昏,我的手就變得非常冰冷。」

楔子  屈穎妍的難題

離開無綫電視的《星期二檔案》後,羅恩惠在新聞系教採訪課。她有幾個好友,都是相識多年的行家,老是相約談新聞、交流教學心得,其中一人,是屈穎妍。那天,她們如常相聚,羅恩惠口中的「阿屈」,提出了一個難題,令三人屏息靜氣。「阿屈花了一年時間,採訪六七暴動的少年犯,那個時候剛要下筆了,她很受感動,問我們,究竟應如何寫。」

阿屈講了其中一個少年犯曾宇雄的故事,羅聽後眼眶一紅,一種感動,直入心房,當下她衝口而出:「屈,太可惜了,你為什麼沒把故事一併拍下來?」

就這樣,羅恩惠決定要替屈穎妍的人物採訪,拍一個錄像版,那是二零一二年九月。只是萬料不到,要接近這批左派人士並取得他們的信任,難若登天:「他們大概是我廿幾年採訪生涯中,所見過最難埋身的人。」而屈穎妍幾乎成為羅恩惠的通行證,她的名字亦變成了「屈的好友」,不論訪問誰,左派都要求阿屈務必在場。

羅恩惠在這個圈子混了三個幾月後,才做了第一個訪問,而且每一次拍攝前,都要為採用什麼鏡頭和角度,而跟他們簽合約作實。「他們跟社會失去聯繫太久,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如何進行,他們完全掌握不到,但我也因着體諒而對他們付出很多同情和忍耐。」

「為暴動少年犯拍個片子」

最後屈穎妍採訪這批少年犯的人物故事,結集成書出版(書由火石文化出版,創辦人石中英出資,請屈寫作此書),在他們之間引來極大迴響,甚至稱許她為「屈女俠」,認定她是幫六七暴動少年犯出頭平反的人。而羅恩惠則走入了香港歷史檔案館,想為同一批受訪的少年犯,找出當年的報紙和資料,求證他們的說法。就在這個骨節點,她發現了更令人震驚的事實,把她本來「為少年犯拍個片子」的原意,幾乎推倒。

而四年過後的今天,「屈的好友」和屈穎妍,已經再沒有辦法溝通,羅恩惠說:「阿屈已不再是當日的阿屈,我們那個聚會,從此只剩下三個人。」

一、歷史 只剩下21秒

時為二零一三年一月,羅恩惠每日準時在觀塘的歷史檔案館報到。她想為正在採訪的暴動少年犯,做一些資料核實和求證。她先從最普通的關鍵字入手,試圖了解更多發生於一九六七年、後被定性為「暴動」的事件。於是她輸入「新蒲崗」、「炸彈」、「膠花廠」等,沒有任何相關資料,奇怪。她擴大搜尋範圍,同樣找不到任何的有關紀錄。

文字紀錄找不到,那麼新聞影片又如何?她試了五十幾個關鍵字後,發現搜尋出來的結果都一樣,就是一段為時二十一秒的香港街景和行人錄像。「條片只有巿民行來行去,沒有任何衝突場面,非常奇怪。」

反覆推敲搜尋  某些紀錄從缺

香港的一九六七年,整整一年間發生過的事件紀錄,為何消失不見了?她覺得事有蹺蹊,遂改變策略,詳細翻查一九五六年以及一九六六年兩年的檔案資料,希望從中找出一般「常態」的資料紀錄。一九五六年是右派暴動年,資料的「齊全」狀况,是每一次右派的搗亂事件,造成了什麼損毁、左派工會如何申請賠償、賠償方案的商討細節,以至哪個搞破壞的右派犯人的坐牢情况,他的家人背景等,全套資料皆完整和詳細給保存。

她反覆推敲搜尋,再發現關於一九六七年的檔案,是大幅大幅被吃掉的。舉例在懲教檔案中,連懲教主任的年度假期紀錄、因何事請假等資料皆齊全,但關於少年犯的紀錄竟然從缺。當年曾有五十二名左派政治犯被送入摩星嶺集中營,並囚禁了一年半之久,但歷史檔案館裏關於「摩星嶺」和「集中營」紀錄,竟然是零。

「要這些東西消失的人,一定來自很高層。」羅恩惠說話的語氣很沉穩,她嘗試大膽推論:「如果按這個邏輯,日後關於雨傘運動的檔案紀錄,你猜還會剩下什麼?」而她用了幾句說話告訴我的這些情節,在現實裏頭,她其實花了足足八個月時間,才意外「發現」。

下一步該如何?她心裏出現了另一個念頭。

二、決心  更要做好這條片

自從決心要做六七暴動的紀錄片後,羅恩惠甚少外出。有一天她卻心血來潮,去離島探望一位相識三十載的老朋友。朋友的丈夫是左派高層人物,但英年早逝,遺下兩子。朋友多年來生活儉樸,當日相見,似有心事。原來她正在做一些海外華人的口述歷史工作,屢遇困難,猶豫着放棄。

羅恩惠肉緊地說:「這不行!如果你覺得這件事重要,不因着它容易而去做啊。」她向朋友透露了在歷史檔案館的發現,想鼓勵老友不要輕言放棄。短敘後羅恩惠搭船離開,在小輪上收到舊友的短訊,說很想捐助她這套紀錄片,卻遭羅拒絕。翌日,羅再收到她另一個短訊:「如果我丈夫在世,他也一定同意我的做法,因為你正在為香港還原歷史。」

紀錄片申請不到資助

朋友的丈夫去世時,一班左派人士曾為孩子籌募了一個教育基金,及後孩子長大,考到獎學金繼續學業,基金裏的款項便一直擱着。這一次,朋友在裏面拿出十萬元,過戶給羅恩惠。羅內心難安,但這套片完全申請不到任何基金資助是事實。直到紀錄片的攝影拍檔葉漢明這樣說:「錢不是給我們的,是給這條片的,我們更要把它做好。」

葉漢明的太太,生前也是一位記者,某次她於北京訪問李鵬時,刻意別過臉孔不看他,那是六四之後一年。而她的名字,叫李汶靜。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12月11日。

三、檔案  為何不翼而飛?

羅恩惠蟄伏歷史檔案館八個月後,意外發現了被消失的檔案資料,令她思考把拍少年犯的片子推倒重來。「我想用一個更闊的視野,去看六七暴動。」加上當時就有前輩提醒她,不能只用「同情」的角度去處理六七暴動少年犯,因為六七其實糅合了很多更複雜的政治和社會因素,前輩叮囑說:「作為新聞工作者,你要好小心。」

Peter Moss 1967年時任政府新聞處助理新聞總監,他經常跟隨警隊出勤也帶隊拍攝。這是他跟隨警隊搜工會照片,Peter Moss 提供。

做做停停,她擱下了紀錄片又回來。再發現了更多,包括找到一九六七年時於政府新聞署任職助理總監的Peter Moss。他在整個暴動中的角色,就是帶着攝製隊,四出拍攝新聞片,再存放政府檔案室。而在九七年之前,本港多個電視台也有記者曾經到政府,申請複製有關暴動的影帶片段,而至今保留在電視台,那為何2013年的檔案館中,這些影片全部不翼而飛?Peter獲悉之後,非常震驚和憤怒。「他跟我說,那些影片全部是冒着生命危險拍回來的,他難以置信,為何只剩下僅21秒的沒相干的影片。」

2013年7月3日,Peter Moss回港接受訪問。我們往沙頭角邊境他曾經當值的區域拍攝,又帶上檔案讓他重溫記憶。
Peter Moss接受訪問時說:“We HongKongers 一起擕手渡過難關”。可見他對香港之深厚情感。

但要製作成紀錄片,怎能沒有這些歷史記載?羅恩惠和拍檔葉漢明,遂周圍搜購,最後唯有從加拿大廣播公司和美聯社購買相關片段,每六十秒鐘價值港幣八千元。

四、資料  刻意造假

兩年幾過去,羅恩惠追蹤到的東西愈來愈多,距離她希望還原的歷史真相,似乎愈見清晰。由於歷史檔案館的用處已報廢,她只能加倍費力地從其他「旁門左道」去搜尋資料。「我這個時期的痛苦,是發現很多資料原來都是假的、錯誤的,而且是人為性的刻意造假,包括當日大公文匯有很多揑造的報道,以及工聯會三年前出版的六十五周年歷史文集中,也把很多事實用自己的方式改寫。」

被捕敘述 不盡不實

而同一時間,當她從英國的解密檔案中,稽查出更多史實以及新聞照片之後,她甚至發現,不少受訪少年犯對於自己為何被捕的敘述,都刻意淡化,或說得不盡不實。「例如有個現時有參選的政治人物,聲稱自己當年被警察拘捕時,正在天台收衫,沒做任何抗爭行為,又說搜出來的所謂利器是跳舞的道具。但我翻查照片後發現,那柄其實是鋒利的牛肉刀。」

五、難關 尚在後頭

那段時間,羅恩惠的情緒異常敏感。

她太着力想讓事實說話,對謊言產生了不正常的反彈,讓自己一度變成了很難相處的人。表姐給她打電話,閒話說某個明星的是非,她瞬間忍無可忍,直斥表姐「揑造」事實、不負責任。「我已經有點病態,完全接受不了半點造假,表姐為此生了氣,那通電話後再沒聯絡⋯⋯」

她曾經以為,這些少年犯期待歷史的事實,因此她直白地告訴他們,當日他們沉迷閱讀的文宣、決心捨命的行為,其實被左派欺瞞了很多真相,不過話未說完,對方已瀕臨崩潰,覺得她誣衊誹謗。這條調查的路她愈發覺得孤獨,不過,最難一關,原來尚在後頭。

六、下一個 誰會被消失?

去年四月,紀錄片《消失的檔案》正在埋尾。三年的努力,終見曙光,但羅恩惠隱隱有一絲難言的不安,生怕自己是否有什麼遺漏。某天她隨心發了一個電郵,想查問某一名她蒐集資料見過幾次的左派高層名字,卻得到意外的回覆。

那是當時中央駐港的領導人之一:吳荻舟。羅恩惠輾轉聯絡到他的女兒,並獲得之前從未曝光的、有關吳荻舟經歷六七暴動時的日誌。她之前一直循英國解密檔案去重組六七歷史,因此這份來自左派的史料,為她的調查開了另一扇窗的風景。

吳荻舟遺下的「六七筆記」是當年的逐日記錄,女兒吳輝將資料騰抄下來,留下珍貴歷史記錄。

「我花了四天去把日誌反覆去讀,決定再把片子推倒重來⋯⋯很痛苦但迫不得已。」還原真相需付出的代價很高,即使她其實沒必要為此贖罪。

羅恩惠和她的團隊,再多花了一整年時間,重新剪接、訪問和攝製。他們遭受到更多干擾,眾人的恐懼愈深,羅恩惠遂把未完成的紀錄片的謄本,分別放在三個不同的地方,並且把一份製作人員名單,交給一位信得過的友人,更裝作若無其事的留下一句:「萬一發生什麼事都好,條片一定要完成並出到街。」

說到這裏,她大大的舒出一口氣。訪問至此已經夜深,沉默之中,只聽到蟲鳴。

尾聲﹕給兒子的信

月初,羅恩惠寫了一篇文章《澳門12.3》投稿立場新聞。這篇文她寫了九個小時、另花了一天做資料規劃。文中述及的是香港六七暴動之前,發生在澳門的一場前奏。老實說,這篇文算晦澀難懂,所以當羅恩惠告訴我,這是她送給大兒子的畢業禮物時,我忍不住張大了口,委婉的問:「他收到禮物後⋯⋯開心嗎?」

她輕輕閃過一絲失落,但隨即換上笑意:「哈哈,他覺得我是隨手在桌上拿個物件,就說成是他的禮物。」我忍不住答:「我也有同感啊。」

事緣四年前她開始這個紀錄片的構思時,曾跟兒子說過,這是為期一年的計劃。兒子在媽媽生日時,送她一個「撞板」先生公仔,還附着一封信:「還原歷史面貌的任務從來都不容易做,為了還原社會和歷史一個公道要繼續加油啊!」

羅恩惠兒子贈送的生日禮物 – 一個「撞版」先生公仔 (上圖) ,並附上一封信 (下圖)

一年又一年,這個媽媽四年來沒搞過家庭旅行、不上館子吃飯,很多時還睡在剪片室不回家,甚至不再努力掙錢,說好的一年變了四年。紀錄片直至最近才算完成,羅恩惠特別為了兒子寫那篇澳門的文章,還趕在他畢業禮那天要出街,就是想藉此告訴兒子:「我們花了四年去做,他不明白這件事關他什麼事,不明白為何因着這件事而把家庭的步伐全打亂了,而且媽媽變得每使一分錢都要思量⋯⋯但做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失去信念,幾困難也不要失去做人的宗旨。」

她說,這套片是他們有份參與的新聞工作者,全心送給香港的禮物。因為經濟不能打垮一個人,但把你的記憶抹走,把你的歷史竄改,就能徹底將香港打沉。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6年12月11日 作者﹕鄭美姿

原版編輯:蔡曉彤 製圖:楊柏賢 圖片來源:羅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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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賢在澳門 12.3 事件中的角色

撰文:羅恩惠

原刊於 《立場新聞》 2016年12月1日 (澳門12.3事件五十週年)

每一個年代,都有中共可以使用的人。

何賢被喻為紅色資本家,但早於1946年,他曾經出任國民黨澳門支部執委,兩年後調任澳門支部副主席。1950年大陸政權易手後,靈活的商人向北望,轉而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韓戰爆發,何賢將物資運往大陸支援中共志願軍。
1956年更獲毛澤東接見。

如此背景,我們很容易理解何賢在澳門12.3事件中的重要角色。

12.3事件五十周年,澳門特區已完成去殖化任務,這宗歷來最嚴重的警民衝突,沒有受到學界和教育界重視。它由一宗未經批准的違規建築而起,在特定時空下,只消半個月就變成一場反帝反殖,需要全民「鬥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甘休」的民族仇恨之戰。1966年十二月三日騷動最高潮時,三萬人圍著澳督府直至議事廳前,要推翻澳葡管治,警方向人群施放催淚彈,又用水喉向人群掃射。

時任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何賢多次透過電台呼籲,勸市民回家。

「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何賢,昨日下午五時五十五分假澳門綠邨電台發表告全澳市民談話說:【呢次氹仔事件,根據氹仔居民提出的五項要求,全澳同胞正在爭取圓滿解決。請大家安靜,請大家安靜。現在事情正在協議解決中,請市民無事切勿外出。】

何賢此項廣播第一次在電台連續播出兩次。至六時零五分,又再重覆廣播兩次,呼籲澳門居民切勿外出,鎮定從事。」(《明報》1966年十二月四日)

《明報》1966年十二月四日 何賢呼籲市民回家

當天下午四時,瘋狂的群眾衝進市政廳內,將歷任澳督像、文件、傢俬丟出街外,搗毀並焚燒,其中包括物業局的屋契。市政廳對開的銅像也被群眾合力推倒。澳葡政府在12.3黃昏六時頒布戒嚴令,裝甲車入城,軍警向天開槍將人群驅散。混亂中有八人死亡,80多人受傷。

數以萬計的市民上街是因為傳言;在非常時期,傳言也變成新聞。

「一項在澳門市面盛傳的消息,昨晚深夜由返港客帶到此間:在騷動最嚴重時澳督曾遣人召見何賢,惟卒未能與何氏會面,稍後時間傳澳督曾乘鐵甲車,在軍警護衛下,到河邊新街南光公司會晤何賢。」(《明報》1966年十二月四日)

何賢儼然變成「民間特首」,是政府和群眾間的連結。導火線是十一月十五日坊眾學校的違規擴建。

氹仔坊眾學校計劃擴建,照顧本來在夜校就讀的船廠工人子女。船廠工友多屬左派工會,而氹仔又只有一間基督教學校,和他們期望的愛國教育不同。於是坊眾學校擴校籌委會向工務局申請擴建,圖則卻被指不符當局「繁榮澳門」街道佈置計劃,圖則被擱置。籌委會不理違規,就在坊眾夜校舊址,即施督憲正街4、6、8號自行搭棚擴建。

時任海島市 (今氹仔與路環) 行政局長晏德地,九六年接受澳廣視記者林玉鳳及 Ricardo Pinto 白嘉度訪問時說:「我經過那間學校,成個人嚇了一跳。看見100多名男女將學校拆爛。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回去問同事也不知道。於是找人去看看,還叫他們不要帶槍。他們回來後,人人都很害怕的樣子。」

晏德地沒有聽過案例,他向工務局負責人查探,對方卻支吾以對,無澄清任何問題。翌日,數十名手持籐盾及膠棒之防暴隊到場,和工人及學生發生嚴重衝突,混戰中27人被毆傷。

以何賢為首的六名代表,11月29日下午謁見澳督,提出五項要求:

  1. 懲罰打人者
  2. 氹仔事件因辦學而起,辦學是合理的,不應加以阻撓
  3. 被打傷者應得賠償
  4. 五名談判代表曾被拘控,要求當局撤銷控罪及案底
  5. 保證今後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
《明報》1966年11月29日 何賢謁見澳督

當時,新任澳督嘉樂庇 Nobre de Carvalho 才上任四天,想妥善解決此事,又答應成立調查委員會,包括警方、商會及政府三方代表。

不過,文革外延也波及澳門,珠海紅衛兵同仇敵愾,和澳門左派的講用會、各界座談會等遙相呼應。滿腦子戰無不勝的工聯、學聯、婦聯及各社團,每天分批分次操上澳督府誦讀毛語錄,以「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的氣魄向毛澤東效忠。最終導致十二月三日的特大警民衝突。

「何賢於昨晨前往石岐,至中午始返澳。隨即直接乘座駕車至澳督府,與嘉樂庇進行會談。」(《明報》1966年十二月五日)

《明報》1966年12月5日 何賢往石岐見中共官員

本來和澳葡政府有商有量的何賢,從大陸回澳後馬上變得強硬,又發表書面聲明。

「自去月十五日氹仔發生警察毆打居民事件後,引起全澳同胞憤激,一致支持氹仔居民的要求。連日來各社團代表到澳督府向澳督提出抗議,不料三日上午葡警竟然復向各代表毆打,此種行為更激起全澳同胞之憤激。今天中國人是團結不可侮的,澳葡當局應負起此事件的全部責任。」

(《明報》1966年十二月五日)

民族主義變作藥引,瞬間燎原。

十二月七日廣州數千紅衛兵舉行集會、遊行,支持澳門同胞「同澳葡帝國主義者鬥爭到底」。《人民日報》發表多篇社論及評論員文章,愈寫愈激烈。

《澳門同胞得到廣州紅衛兵強大支持增添無窮力量   堅決同澳葡帝國主義者鬥爭到底》


「許多工人群眾對《澳門日報》的記者發表談話時指出:紅衛兵小將是我們中國人民的英雄後代,他們說得到做得到,世界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無不聞聲喪膽。」


   (《人民日報》1966年十二月十日)

騷亂後澳門局勢動蕩,資金流失,店鋪不做葡國人生意。七艘大陸炮艇在關閘外遊弋,官媒更隔空放話,要脅停止供水及食物,迫使澳葡政府答應道歉賠償。

十二月十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奉命」對澳葡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和四項要求。

  1. 立即無條件接受澳門居民提出的要求
  2. 向中國賠禮、道歉
  3. 嚴懲主要肇事者
  4. 今後不允許國民黨勢力在澳門進行任何活動

1967年一月二十八日,澳督嘉樂庇 Nobre de Carvalho 到中華總商會禮堂,簽署《認罪書》,接受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提出的四項主張,並賠償死傷者殮葬費、醫藥費等共二百萬元。

1967年1月28日澳督嘉樂庇簽署《認罪書》

一場騷亂,改變了國共兩黨在澳門的政治版圖,也改變了澳門往後的發展軌跡。港澳工委組織香港左派社團、學生、工會及演藝界到澳門學習鬥爭經驗,大大鼓勵了香港左派的鬥爭士氣,為往後大搞一場提供了助燃劑。

何賢在12.3事件中的角色至為關鍵,翌年五月,他在左派團體包圍港督府,天天輪流示威時到訪香港,希望拉攏港英當局和左派高層坐下和談,無功而還。

不過,曾經的付出沒有白費。澳門商會領袖及左派社團積極參與鬥爭的最後都上一個階梯,分享權力。何賢之子何厚鏵更成為澳門回歸後首任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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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賢在澳門 12.3 事件中的角色> 撰文:羅恩惠

原刊於 《立場新聞》 2016年12月1日 (澳門12.3事件五十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