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刊於《追光者》https://pulsehknews.com/20260722history/

翻新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特點是「貶英反殖、隱惡諉過」，上文談了它「貶英反殖」的一面，本文談它「隱惡諉過」的另一面。新展覽掩蓋另一個關鍵事實。即：割讓給英國後的香港，得以免受共產主義災難的折磨。英國的存在使香港免受共產主義的摧殘從而獲得發展的空間。這是一個「識時務者」不會公開談論的話題。

英國治下的香港不僅僅是一個貿易港或金融中心，而是客觀上成為香港的保護傘。在1949年之前英國的存在使得香港免除了大陸軍閥混戰、國共內戰等戰亂造成的動盪，在1949年之後更扮演了「中華民族救生艇」的角色。這個角色並非英國主觀努力的結果，而是英國政權的客觀存在本身就對香港形成一個保護傘，阻擋了共產主義災難延及香港，使香港成為一個「避難所」。這是香港得以發展、壯大的一個重要的無形助力。

1. 地理意義上的「避難所」：人口的數次大遷徙

從1949年中共建政到1979年這30年間，香港經歷了多次大規模的人口湧入，每一次都因為內地的重大政治動盪。

1949年前後：是逃離政權更迭的資本家、知識份子和前國民政府官員。他們不僅帶來了資金，更帶去了上海等地的工業技術和文化底蘊。

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大躍進」與「三年大饑荒」期間，成千上萬的內地民眾冒死泅水或翻山越嶺逃往香港。英國政府雖然有邊界管制，但在社會輿論壓力下，多採取默許或安置政策，救下了無數人的性命。

1966-80文革中後期：是逃離政治迫害和武鬥的紅衛兵、知青及普通民眾。他們都說，從大陸到香港，這不僅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從「饑餓與恐懼」向「生存與尊嚴」的跨越。

2. 制度意義上的「安全島」：財產與人權的保障

英國建立的普通法系和私有財產保護，為那些在內地失去一切的人提供了重新開始的法律保障。1949年前後，大批上海、天津、廣州的實業家（如包玉剛、董浩雲、邵逸夫等）帶着機器、資金和管理經驗移居香港。當內地進行「公私合營」和沒收私人資本時，香港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讓這些企業家得以保全。這批「避難」的資本直接催生了香港的紡織業、航運業和影視業，讓香港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從轉口貿易到工業化的轉型。可以說，香港的繁榮是建立在「內地人才與資本逃港避難」的基礎上的。這種財產與人權的保障讓香港成為了華人世界最安全的財富避風港，從而助長香港的經濟發展。

3. 文化與血脈的「存續地」：保留了中華文明的火種

當內地在文革中經歷「批林批孔」、毀滅文物、批鬥知識份子，斷絕傳統文化時，香港在英國的「無為而治」下，反而完整地保留了大量中華文化的精髓：成為延續中華文化血脈的「避風港」。像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這些儒學大師在香港創立了新亞書院，堅持用繁體字教學，傳承儒家思想。錢穆曾明確表示，留在內地文化必亡，唯有在英治下的香港才能為中國文化「招魂」。在錢穆的感召下，新亞書院聚集了中國大陸一批南下避秦的大師級的碩學鴻儒如牟宗三、牟潤孫、夏書枚、嚴耕望、左舜生等，多不勝數。國學大師饒宗頤也曾公開表示，他坦承「沒有香港就沒有現在的饒宗頤」（見人民網：《根基 機緣 榮譽——饒宗頤的百歲人生》，2018年2月7日）。在很多香港知名的文化人中，很多都有像饒公般的經歷。對於繁榮香港文化居功厥偉的南來文化人，皆因逃避共產主義災難啊！可惜這些事實都不能見諸於官修歷史。

4. 資訊與救濟的窗口

在內地封閉的年代，香港是外界瞭解中國真相、中國瞭解世界動向的唯一縫隙。香港的自由報刊及各家外媒駐港機構記錄了內地的真實情況。如果沒有香港這個視窗，外界（甚至內地人自己）都很難知道大饑荒和文革的殘酷真相。

此外，香港也保存與內地的血脈相連。1960年代，幾乎每個香港家庭都有過給內地親戚寄包裹的經歷，裏面裝的是食油、麵粉、白糖、舊衣服等。這些包裹在那個配給制的年代，是無數內地家庭活下去的救命草。這種民間的溫情在最嚴酷的政治環境下維持了人性的一絲光亮。

所以，如果沒有英國提供的這個法律和地理上的「避風港」，近代史上無數優秀的華人大腦、厚重的家族財富以及寶貴的傳統文化，可能早已在連番的政治運動中灰飛煙滅。這是英國對香港最大的「意外貢獻」，就是在這個原本荒蕪的島嶼上，建立了一套基於契約、法治和尊重人權的文明框架。這個框架不僅護佑了香港本地人，更像一盞明燈，在那個黑暗的時代，為數百萬走投無路的中國人提供了生的希望。這種「避難者」的共同記憶，早已化作了香港人血液中對「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極度渴求。

這些都是香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香港人的共同集體記憶，中共現在極力否定這段歷史，是因為這段歷史無聲地控訴了其過去政策的失敗，同時掩蓋一個尷尬的事實：在最困難的時刻，是英國管治下的香港，給了中國人一條生路。

應該正確看待香港的殖民地歷史

中共強行抹去香港殖民地歷史，除了對外要彰顯主權，對內防止香港獨立外，實際沒有任何理由去否定英國對香港的貢獻。中共的思想祖宗馬克思就很客觀地分析殖民主義的「雙重使命」（double mission），即破壞的使命（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如封建割據、閉關鎖國、陳舊的生產方式）和建設的使命（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如鐵路、電報、自由報刊、建立現代軍事、培養具備現代治理能力的階層）[1]¹。將這一理論套用在香港歷史上，不僅適用，而且能極好地解釋為甚麼香港能成為一個「奇跡」以及為何今日的爭議如此劇烈。

香港歷史就體現了這種雙重性：

一是破壞的使命（摧毀舊秩序）。

英國通過武力強行將香港從大清帝國的封建體系中剝離（此舉被視為「國恥」），其對清朝的打擊包括：

・打破閉關鎖國：香港從一個孤立的漁村變成了全球貿易鏈條的一環。

・瓦解封建法權：英國法律取代了大清律例（雖然早期保留了部分習俗），廢除了衙門式的行政，代之以專業的文官制度。

・衝擊宗法社會：西方的合同精神衝擊了傳統的宗族人情關係，為資本主義的萌芽清除了障礙。

這些衝擊，都是令當時的政權感到備受威脅的。

二，建設的使命（建立現代文明的物質與制度基礎）

英國奪取香港後，立即進行治理和建設，包括：

・物質基礎：自由港地位、現代航運、電訊及金融基礎設施。

・法律制度：普通法系的引入。馬克思曾預言，殖民者雖然為了掠奪，但客觀上播下了現代社會的種子。香港的司法獨立和產權保護，正是這顆「種子」長成的參天大樹。

・現代階層：英國培養了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具備專業素養和國際視野的華人中產階級和精英。這群人後來成為了香港社會的中流砥柱。

英國的「建設使命」客觀上為後來中國（尤其是改革開放）提供了現代化的樣板。[2]²

中共目前的定調，實際上是只承認「破壞」而不承認「建設」。官方敘事強調殖民統治是掠奪、羞辱和不平等的（破壞性），但極力淡化或否定英國在建立法治、自由和公民社會方面的貢獻（建設性）。

香港人的反感在於，他們目睹了英國留下的「建設性成果」（法治、自由、專業主義）正在被一股專政的舊力量所改寫。英國確實通過掠奪和不平等條約「破壞」了舊秩序，但它客觀上建設出的那套法律與自由的框架，不僅讓香港成為了逃避共產主義災難的「避難所」，更讓香港人產生了一種獨立於「母體」之外的文明認同。這種認同，正是目前中共試圖通過「改寫歷史」來徹底根除的東西。

撰文：程翔

同步刊於《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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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在1853年撰寫的《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和《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這兩篇文章中，分析了不列顛殖民主義對於印度殖民地的影響和作用。他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作了總結性的概括：「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他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則指出，英國殖民主義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他說：「的確，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受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而且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
2. 孫中山先生在母校香港大學演講，明言他的革命思想來自香港，乃因英國對香港的統治，無論社會治安或市容皆井然有序，遂燃生革命思想，見《國父在香港大學演講後翌日（1923.02.21）香港華字日報之記載》，香港大學圖書館。 ↩︎

系列文章：

1. 《香港志》、英國解密檔案及程翔《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六七暴動敘事的對比 / 羅恩惠 2026年7月19日 / https://tinyurl.com/ybnnuext

2. 中共刻意抹去的一個歷史細節——中（共）英1945年秘密協議 / 程翔 2026年7月21日 / https://tinyurl.com/5482cnwe

2. 貶英反殖、隱惡諉過——評中共篡改香港歷史之一 / 程翔 2026年7月22日 / https://tinyurl.com/52365f8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