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羅恩惠

_{原刊於 《立場新聞》 2016年12月1日 （澳門12.3事件五十週年）}

每一個年代，都有中共可以使用的人。

何賢被喻為紅色資本家，但早於1946年，他曾經出任國民黨澳門支部執委，兩年後調任澳門支部副主席。1950年大陸政權易手後，靈活的商人向北望，轉而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韓戰爆發，何賢將物資運往大陸支援中共志願軍。
1956年更獲毛澤東接見。

如此背景，我們很容易理解何賢在澳門12．3事件中的重要角色。

12．3事件五十周年，澳門特區已完成去殖化任務，這宗歷來最嚴重的警民衝突，沒有受到學界和教育界重視。它由一宗未經批准的違規建築而起，在特定時空下，只消半個月就變成一場反帝反殖，需要全民「鬥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甘休」的民族仇恨之戰。1966年十二月三日騷動最高潮時，三萬人圍著澳督府直至議事廳前，要推翻澳葡管治，警方向人群施放催淚彈，又用水喉向人群掃射。

時任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何賢多次透過電台呼籲，勸市民回家。

「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何賢，昨日下午五時五十五分假澳門綠邨電台發表告全澳市民談話說：【呢次氹仔事件，根據氹仔居民提出的五項要求，全澳同胞正在爭取圓滿解決。請大家安靜，請大家安靜。現在事情正在協議解決中，請市民無事切勿外出。】

何賢此項廣播第一次在電台連續播出兩次。至六時零五分，又再重覆廣播兩次，呼籲澳門居民切勿外出，鎮定從事。」(《明報》1966年十二月四日)

當天下午四時，瘋狂的群眾衝進市政廳內，將歷任澳督像、文件、傢俬丟出街外，搗毀並焚燒，其中包括物業局的屋契。市政廳對開的銅像也被群眾合力推倒。澳葡政府在12．3黃昏六時頒布戒嚴令，裝甲車入城，軍警向天開槍將人群驅散。混亂中有八人死亡，80多人受傷。

數以萬計的市民上街是因為傳言；在非常時期，傳言也變成新聞。

「一項在澳門市面盛傳的消息，昨晚深夜由返港客帶到此間：在騷動最嚴重時澳督曾遣人召見何賢，惟卒未能與何氏會面，稍後時間傳澳督曾乘鐵甲車，在軍警護衛下，到河邊新街南光公司會晤何賢。」(《明報》1966年十二月四日)

何賢儼然變成「民間特首」，是政府和群眾間的連結。導火線是十一月十五日坊眾學校的違規擴建。

氹仔坊眾學校計劃擴建，照顧本來在夜校就讀的船廠工人子女。船廠工友多屬左派工會，而氹仔又只有一間基督教學校，和他們期望的愛國教育不同。於是坊眾學校擴校籌委會向工務局申請擴建，圖則卻被指不符當局「繁榮澳門」街道佈置計劃，圖則被擱置。籌委會不理違規，就在坊眾夜校舊址，即施督憲正街4、6、8號自行搭棚擴建。

時任海島市 (今氹仔與路環) 行政局長晏德地，九六年接受澳廣視記者林玉鳳及 Ricardo Pinto 白嘉度訪問時說：「我經過那間學校，成個人嚇了一跳。看見100多名男女將學校拆爛。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回去問同事也不知道。於是找人去看看，還叫他們不要帶槍。他們回來後，人人都很害怕的樣子。」

晏德地沒有聽過案例，他向工務局負責人查探，對方卻支吾以對，無澄清任何問題。翌日，數十名手持籐盾及膠棒之防暴隊到場，和工人及學生發生嚴重衝突，混戰中27人被毆傷。

以何賢為首的六名代表，11月29日下午謁見澳督，提出五項要求：

1. 懲罰打人者
2. 氹仔事件因辦學而起，辦學是合理的，不應加以阻撓
3. 被打傷者應得賠償
4. 五名談判代表曾被拘控，要求當局撤銷控罪及案底
5. 保證今後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

當時，新任澳督嘉樂庇 Nobre de Carvalho 才上任四天，想妥善解決此事，又答應成立調查委員會，包括警方、商會及政府三方代表。

不過，文革外延也波及澳門，珠海紅衛兵同仇敵愾，和澳門左派的講用會、各界座談會等遙相呼應。滿腦子戰無不勝的工聯、學聯、婦聯及各社團，每天分批分次操上澳督府誦讀毛語錄，以「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的氣魄向毛澤東效忠。最終導致十二月三日的特大警民衝突。

「何賢於昨晨前往石岐，至中午始返澳。隨即直接乘座駕車至澳督府，與嘉樂庇進行會談。」(《明報》1966年十二月五日)

本來和澳葡政府有商有量的何賢，從大陸回澳後馬上變得強硬，又發表書面聲明。

「自去月十五日氹仔發生警察毆打居民事件後，引起全澳同胞憤激，一致支持氹仔居民的要求。連日來各社團代表到澳督府向澳督提出抗議，不料三日上午葡警竟然復向各代表毆打，此種行為更激起全澳同胞之憤激。今天中國人是團結不可侮的，澳葡當局應負起此事件的全部責任。」

(《明報》1966年十二月五日)

民族主義變作藥引，瞬間燎原。

十二月七日廣州數千紅衛兵舉行集會、遊行，支持澳門同胞「同澳葡帝國主義者鬥爭到底」。《人民日報》發表多篇社論及評論員文章，愈寫愈激烈。

《澳門同胞得到廣州紅衛兵強大支持增添無窮力量   堅決同澳葡帝國主義者鬥爭到底》

「許多工人群眾對《澳門日報》的記者發表談話時指出：紅衛兵小將是我們中國人民的英雄後代，他們說得到做得到，世界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無不聞聲喪膽。」

   (《人民日報》1966年十二月十日)

騷亂後澳門局勢動蕩，資金流失，店鋪不做葡國人生意。七艘大陸炮艇在關閘外遊弋，官媒更隔空放話，要脅停止供水及食物，迫使澳葡政府答應道歉賠償。

十二月十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奉命」對澳葡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和四項要求。

1. 立即無條件接受澳門居民提出的要求
2. 向中國賠禮、道歉
3. 嚴懲主要肇事者
4. 今後不允許國民黨勢力在澳門進行任何活動

1967年一月二十八日，澳督嘉樂庇 Nobre de Carvalho 到中華總商會禮堂，簽署《認罪書》，接受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提出的四項主張，並賠償死傷者殮葬費、醫藥費等共二百萬元。

一場騷亂，改變了國共兩黨在澳門的政治版圖，也改變了澳門往後的發展軌跡。港澳工委組織香港左派社團、學生、工會及演藝界到澳門學習鬥爭經驗，大大鼓勵了香港左派的鬥爭士氣，為往後大搞一場提供了助燃劑。

何賢在12．3事件中的角色至為關鍵，翌年五月，他在左派團體包圍港督府，天天輪流示威時到訪香港，希望拉攏港英當局和左派高層坐下和談，無功而還。

不過，曾經的付出沒有白費。澳門商會領袖及左派社團積極參與鬥爭的最後都上一個階梯，分享權力。何賢之子何厚鏵更成為澳門回歸後首任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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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何賢在澳門 12．3 事件中的角色> 撰文：羅恩惠}

_{原刊於 《立場新聞》 2016年12月1日 （澳門12.3事件五十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