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周》 2017年2月2日 特約採訪 / 撰文﹕蘇美智
原文攝影：劉玉梅 / 部份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漆黑中，我們屏息靜觀羅恩惠製作四年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看到大量訪問、 剪報與官方機密檔案以近乎潔癖的慎重緊密縫合。有關被消失了的1967年，該找的人 她找到了，沒想到的人竟也找了出來，有人在錯置的時空中繼續義憤填膺，有人幽幽縷 述被浪費的人生，背後竟是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甚至根本虛構的因由⋯⋯五味雜陳。
我抓了一個瞬間偷瞄導演，逆光中彷彿看到她以苦行僧形象在微縮機前佝僂。羅恩惠對真相近乎偏執，但為的不只是那段封塵歲月──歷史和現在本來就共用同一個肚 皮，反反覆覆顛來倒去，待回頭，「六七」已然「一七」。
「我窮很多精力，以為自己為老人追尋真相，原來他們最不需要的就是真相。真相是太大的負擔。」
羅恩惠曾在港台電視部、亞視新聞部、加拿大新時代電視及無綫《星期日檔案》拍攝紀錄片，前後廿年。她離開傳媒崗位後到學院教書，四年前讀屈穎妍著的《火樹飛花》，有感於六七暴動基層參與者的生活困難，著手拍片，初衷是為淹沒在歷史洪流中的小人物發聲，卻沒想到愈挖愈深不能自已，恍如踏上不歸路，至今仍然不知通往何處。
她看過一份官方的少年犯名單，標示在名字旁的歲數才十三、四，他們未及看清外面的世界，就被匆匆關進牆內，罪名包括非法集會、藏有煽動性標語等，個別藏有爆炸品。出獄後不少人難以重投家庭和社會，在挫敗中白了少年頭。
另一種戰爭後遺症
「他們像戰爭後遺症的人，自絕於社會幾十年，不容易信任別人，也不容易與人相處。」羅恩惠說。
訪問頭一年舉步維艱，受訪者反應戒懼。羅恩惠用上最大的耐性，期間參與很多的，是葬禮──年長的那批經歷者逐一辭世，握在手中的歷史碎片灰飛煙滅。但她只能等待。
最終助她敲開大門的，是人際脈絡，裏頭竟包括自己過身多年的姨媽。某回隨六七經歷者組成的六七動力研究社和火石文化公司，到沙頭角參觀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她偶然發現姨丈姨媽各有單人照掛在展覽當眼處──這對紅色色伴侶曾化名「羅歐鋒」和「歐堅」，領導東江縱隊抗日。同行者知悉，立時另眼相看。
「我感到自己當下升了級，成為先烈後人。」提起這樁意料之外，羅恩惠難掩詼諧：「其實我還有另一位姨媽當修女。」
終於她被圈成「自己人」，叩開一道又一道門，從訪問少年犯開始，到獲安排跟昔日的炸彈隊隊長見面。
同胞勿近、遍地菠蘿⋯⋯那是爭議的核心。
隊長叫郭慶鎏，從前是港九油漆業總工會副理事長，今日是身體虛弱的獨居老伯，攝氏三十多度的熱天依然穿羽絨背心打底，見面前還特意吸幾次類固醇來提氣。訪問不久，他開始背誦人名，誰個工友何時死、哪裏死、死時的現場狀況，愈說愈激動：「鬥委會有信息要製造擾亂，我們擾亂港英大有道理，這樣表示我們愛國、反對（港英）統治⋯⋯」
羅恩惠問：放炸彈會炸死自己和別人，有想過那很危險嗎？
郭慶鎏霍然坐直矮小身軀，雙臂在桌上一下子撐直撐開，恍如要用最大的敬意來述說：那時的付出是正義的、正確的！革命總要有犧牲！
悲涼是留守「聖戰」的老人
羅恩惠用「悲涼」為那回訪問下註腳，自己也愈說愈激動：「感覺是他一直沒離開過『聖戰』，但那場仗一早散了，他們被遺棄幾十年了！」
她認識的六七經歷者，喜歡用電影《集結號》來描述心情，「一看就哭，活像自己也在等待號角，等到病、等到老、等到死，也要爭取阿爺確認他們是愛國的，但阿爺從未『吹號角』，也未頒勳章。」她一頓，提氣補充：「當然也有勳章，只是頒了給楊光。」
歷史遺棄了很多人，卻又眷顧了某些人。回歸後，楊光在前特首董建華手中領過大紫荊勳章；去世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代表政府感謝其「貢獻」。那是2015年，羅恩惠正埋首紀錄片的後期製作不見天日，但一口氣啃不下，掙扎着從堆積如山的資料中爬出來，抓了幾張剪報，整理成文，以《楊光的貢獻？》為題，發到網上──
「當時楊光是工聯會理事長、鬥委會主任，領導、號召各社團罷工罷市、滿街擺放真假炸彈。最失民心是炸彈擺放位置不止於政府機構，尚有電車站、兒童遊樂場、戲院、郵局、碼頭、銀行。拆彈專家及警方疲於奔命，市民陷入極大恐慌。單是7月28日，擺放炸彈的位置就有十七處之多。8月下旬，兩名稚齡姐弟在北角清華街誤觸炸彈被炸死；林彬及其堂弟被左派人士活活燒死⋯⋯」
八個月vs廿一秒
羅恩惠對真相的執着近乎潔癖，筆下每個情節都用很多力氣從海量資料中爬梳出來。製作紀錄片的四年中有八個月，她像上班一樣差不多天天跑歷史檔案館，從早到晚查證六七暴動的事實。惟事實已經消失。
在官方檔案裏，1967，原來只餘全長廿一 秒的新聞處影片，片中是一堆行來行去的人。 大有街沒有了、膠花廠沒有了、摩星嶺集中營沒有了，幾吋厚的大型文件夾內，剩下無關痛 癢的薄薄一疊，關鍵資料一筆不留。
羅恩惠以烏龜的速度，先從1967年看起， 要找的找不到，遂把心一橫翻前到56年的右派暴動，看當年有什麼，來對照後來缺什麼。起初她用重要的關鍵詞來召喚檔案，後來天馬行空亂撞一通，hospital、teens、red、helicopter、 against、daily life⋯⋯沒頭沒腦莫名其妙， 讀着叫人感到一種近乎絕望的狀態。「但 “border” 這個字有意外收穫，最豐富是找到監獄長放假表和接待之客人。」
她期望交上好運，撿到有人來不及帶走的、或者根本想不起原來遺下了的東西。
旁人看到她像石像一樣端坐翻資料，卻看不到她內心翻騰，非常抑壓。她沉着氣，坐足八個月才問當時在檔案館的一位主任：1967年的影像究竟在哪兒？對方答：主權回歸那年忙，曾找實習生為影片資料轉換格式，不知是否遺漏了。
「我極度憤怒，那是作為公民的憤怒。」 羅恩惠說時，每一個字都像是從牙縫中迸出來，很用力。
她堅信真相藏不住，這邊廂撞牆，那邊廂跑到大學圖書館看報紙微縮，又因為沒經費去英國，只好越洋找記者朋友代查解密檔案。同一件事，至少比對五份報紙確認基本事實，看 壞了眼睛。
「我把那些發現藏在心裏不哼聲，直到某次向其中一個（左派）引路人說：那事不是這樣 發生的，《大公報》完全扭曲了。對方聽了很不開心，完全不能接受，像是受到攻擊的反應。」
她說的是暴動參與者蔡南之死。當年《明報》報道，蔡南在示威中站上欄杆掟玻璃樽掟 石，被人從後開槍擊斃，相片顯示他腰間繫了三角銼，疑是暴徒首領。後來她查到《大公 報》和《文匯報》統一發稿的另一個版本：蔡南在悼念活動中發現港英特務，為保護年輕 人與警衝突，腰間中槍致死。文中寫「黃皮豬」、「白皮狗」，也寫「那些豬狗大驚失色， 夾着尾巴，急急遁去」。
在受訪老人的記憶中，這些情節生動有如武俠小說，還有人說港英不准收屍，遺體爛掉。羅恩惠不放過傳言，花力氣尋訪死者家屬，透過第三者得到確認：為親人收屍沒遇上困難。
「人死了，還要被『老作』一大輪，是對死者的尊重嗎？為鼓吹民族情緒、鼓吹仇恨，什麼都說得出來。」
然而，真相被蒙蔽得太久，原來只要輕輕一碰，縱未及痛處，老人已然崩潰。而且對猶在 陣營中的人來說，了解真相似乎還是危險的。
雨傘運動後的變化
2014年的雨傘運動，令六七經歷者的處境產生微妙變化。
「他們忽然被徵召到深圳參加三天兩夜的反思營，宣揚外國勢力入侵，香港有危機，同場簡報的還有中聯辦官員。在周融號召的遊行中，六七動力研究社第一次拉開旗幟，看到彼此都穿上制服，好興奮。」羅恩惠說:「我想我有少許明白，那是獲得接納重新歸隊的心情。」
「氣氛不同了，他們又進入鬥爭狀態，那些對學生的抹黑和攻擊，不正是他們從前的影子?!」
這對羅恩惠最直接的影響是：她無法再以原本的心情和軌迹，繼續紀錄片工作。冷靜下來，決定換個方式──拉闊畫面，看更大的歷史。那意味着更多訪問、更多查證。
她找上前摩星嶺集中營被囚人士劉文成、 《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的妻兒、時任新聯電影公司總經理廖一原的妻女、曾向港英要求「善待政治犯」的葉錫恩、一度被擄到中方的前高級警務督察Frank Knight、時任政府新聞處對外事務總監Peter Moss、冒險走進示威陣營拍下經典照片的攝影師陳橋⋯⋯
還有已經移民加拿大的前學友社主席梁慕嫻，當年負責動員和組織「灰線」學生（即就讀官津補私學校的學生）。對方在訪問前的電郵裏寫道:「聽說你們來訪問，我高興之餘卻又擔心，一方面高興終於有人做這件事，這是我多年的願望，但另一方面是恐怕我已不能勝 任，能講這麼多話嗎？」這位術後虛弱的七旬長者，主動要求向香港市民道歉，撑着病體深深鞠躬。
這些人一一來到羅恩惠的鏡頭前，回憶、 憤恨、追討、懺悔、懷念、抱不平⋯⋯把歷史碎片一片一片併回去。
2015年4月，她覺得該找的都找到了，是時候竣工，但心中一隅隱隱擔心：這段歷史錯綜複雜，自己有遺漏嗎？這時她從前輩口中知道一位叫吳荻舟的前人，也知道他的女兒吳輝留着父親的遺稿《六七筆記》。
好人壞人好人壞人⋯⋯？
吳荻舟，1950年代中共駐港領導人之一， 1962年調回北京出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針對香港形勢變化，外辦、外交部與中央調查部組成「聯合辦公室」，吳任「羣眾組組長」負責和香港聯絡，遇到重大問題即時向周恩來秘書錢家棟報告。1967年，他戴上「叛徒」和「假黨員」等五頂帽子，一家八口被下放到八個省市的農場和工廠等，一個兒子自殺身亡。
幾經交流，羅恩惠終於看到筆記。它握起來僅手掌大，字迹潦草，但有條有理分點分項，載着她遍尋不獲的歷史，而且來自那樣的權力高度。她窩在圖書館看足四天，當中兩筆記錄尤其動魄驚心──有一回，有人以華潤公司總經理名義訂八千四百把大鐮刀來港行動， 被發現時刀已抵達深圳；另一回，有人訛稱「中央指示」，要把招商局一艘船上的軍火分發到左派機關。
這二事在筆記中被吳荻舟批評為「極左」， 緊急剎停。假如沒攔下，香港會怎樣？羅恩惠在腦中交織着高舉的鐮刀、警察的槍口、羣情汹湧、非常血腥。她翻資料找到1949年建國 至今所有華潤高層的名字，偏偏在60到72年間從缺，彷彿人間蒸發，「為何會有那樣惡毒的人？」
可是更教她震撼的，是善。「香港人不認識吳荻舟，他卻是香港的恩人。在那樣風風火火中不顧自身安危，守護了這個地方。」
但個人代價是如此的大。
六七暴動時，吳荻舟的女兒吳輝在北京， 才十三歲，對爸爸的工作不理解也不關心。兩年後某天，「造反派」專程到學校告訴她：「你要認清你父親的罪行，在思想上和他劃清界 線」，回家後她鸚鵡學舌，刺痛了爸爸的心；吳輝後來下放內蒙，期間收到舅舅來信：「我 們都知道你父親是好人⋯⋯」未讀完，她已趴在坑上大哭，壞人好人壞人好人⋯⋯
「我清楚我不是壞人⋯⋯」吳荻舟在《六七筆記》上寫道。吳輝在爸爸遺物中發現筆記，那是他過身後六年，「太晚了，心更痛更沉重。」
這筆記促使羅恩惠下一個艱難決定：把接近完成的紀錄片推倒重來。她感謝吳輝，讓她看到在萬難中守住良心的人，也看到左派的光譜原來很闊。
唱不下去的「一條大河」
羅恩惠也曾左傾。當學生的八十年代，差不多每個暑假抓着地圖和背囊到內地闖蕩。那種感情很純粹，來自今日有些人嗤之以鼻的「中國人」身份。路上遇上各樣的人，有做文學的、有做新聞編輯的，大家圍起來便談家國，也反思文革。那是困乏的年代，也是有希望的年代。
但八九六四摔破了所有美好聯想，然後那四個數字變成「5月35日」或「八平方事件」，再到後來，連曲折彆扭的稱謂都一一消失。近年有人跑到街上遊行 「紀念文革」，北角新光戲院上演粵劇毛澤東，號角響起⋯⋯
去年羅恩惠帶紀錄片初版到台灣試播，播完，與同行的三個傳媒老友在熱烘烘的溫泉水中放空。一人感觸，忽爾唱起「一條大河波浪寬⋯⋯」，一句未完，其餘三人馬上接上，「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激昂中，羅恩惠猛然叱喝:「不要唱了，（八十年代）那個國家早不存在！」
今時今日談1967， 除了過時， 也不識時務。
當然，六七有不同講法──同情弱者，風險指數最低，也最容易贏得掌聲；如果既寫弱者的窘、也寫弱者的盲，兩面不是人，事情便變得複雜；要是你不甘於此，再批判當年操盤的權力，無疑踩界了；至於批判舊事不特止， 還把舊事結連今日的政治暴力⋯⋯
只有傻人，才願意蹚這樣的渾水。
「傻人」羅恩惠企盼年輕人看到紀錄片， 不單為了還原真相，更重要是觀照當下：極左可悲、盲從可恨、鼓吹鬥爭可怕、刷洗事實的人背後動機都惹人疑慮⋯⋯請好好警惕，認真 思考底蘊。說穿了，歷史是重播劇。
這也是一個人燃燒自己的生命來講的、有關堅持的故事：無論看起來多難，高牆有多高，要尋找真相的話，會做得到。
Vanished Archived 消失的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