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易中天教授曾經著書談及中國文化人的種種醜惡嘴臉，他從孔子時代追溯文人的源頭，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類的分野，在對士人、學人、詩人、文人等類型的區分中，考量其風骨、氣節、擔當、性情、學養和理想，排列出文化人的精神光譜，指出很多「知識份子」在歷史和當下社會中扮演的幫忙、幫閒、幫腔、幫凶等四種角色。所謂「幫忙」，是為皇權或當局服務；吟風弄月是「幫閒」；歌功頌德是「幫腔」；為文字獄提供「證據」，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則是「幫兇」1。他的結論是：「沒有文人，單靠皇帝，根本就實現不了『文化專制』。《韓詩外傳》說，君子要『避文士之筆端』，並非沒有道理」。
筆者議論時政，一貫以事為主，究其是非曲直，甚少月旦人物，蓋「人各有志」也。無奈近日港事，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每多與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協理副校長劉智鵬先生有關，究其言行，堪稱完美地演繹了易中天筆下「四幫分子」的醜陋面目，故不得不破戒評論一下人物。
一曰「幫忙」
易中天定義的「幫忙」是「為皇權或當局服務」。最近劉教授改變「通識教育」為「公民與社會發展」，就是典型的「為皇權或當局服務」。
眾所周知，中共視通識教育（Liberal Studies）為香港社會動亂之源，所以一直要求廢止這個學科。劉智鵬就被委任為「香港新通識課程發展委員會」主席，專司其事。
被廢除的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內容涵括六大單元：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環境等。六個單元，使學生對自己所處的世界有個充分的認識。當年主其事者梁錦松，程介明及戴希立（此三人皆知名親北京人士）說：「我們需要有廣泛、創新和全球觀點的畢業生去維持我們在新世紀的競爭能力」。
「被改革」後只剩下三大單元：「『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及「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總課時由以前約250小時大幅縮減到150小時，約有三分之二的內容為「中國國情」。其中「『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主題包括教授《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及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等。「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顧名思義不會碰觸讓中共難堪的文革等惡跡，即使只談改革開放後，也避開「法治」及「社會治理」等重點（這都是中共的弱點），劉智鵬以課時不足為理由（筆者按：因為上述大幅度縮減課時）不談政治。至於原來的「當代世界」則內容再「濃縮」。關於新課綱如何戕害學子，時事評論人區家麟有詳細的分析2，這裡不贅。
劉智鵬強調，他不否認「改革」後的課程可被視為「國民教育」，並振振有詞地說美國都有國民教育。他改革的目的，是使學生「首要明晰究竟自己是什麼人、國籍是什麼、我的國民身份的意義何在等，然後去瞭解香港、內地以及世界的社會發展情況」。他說：「從回歸的那一天，香港已經不再是英國管治下的香港，實實在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市民和國家的關係、市民的國民認同卻一直沒能明晰」3。可見得他是努力在「幫中共的忙」來對香港青年學生進行「洗腦式」的「愛國主義教育」。他甚至提出要請國安處向教師提供教材說明如何維護國家安全。
二曰「幫閒」
易中天說「吟風弄月」是『幫閒』」，筆者引申為「為當權者諱、為當權者隱惡揚善」也是幫閒。最近劉智鵬作為三名主要編輯之一的《香港志》面世，在這套書中，人們充分認識他在重大歷史問題上的「幫閒」角色。筆者已撰文指出《香港志》偏頗失實以及為當權者諱的特點4，這裡不贅。即使中共自己承認的，「建國」以來曾經在香港問題上犯了三次嚴重的「左傾」錯誤5，《香港志》都不敢登載這一事實，則可見其「為當權者諱」、「為當權者『隱惡揚善』」的用心。
《香港志》固然不敢記載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犯錯誤的歷史事實，就連本地左派在「六七暴動」期間的錯誤，也願意配合去洗白。2018年他接受一個專門遊說北京及特區政府為「六七暴動」平反的組織的20萬元捐款，要在嶺南大學建立一個所謂「六七暴動資料庫」，嶺大發新聞稿形容為「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由劉智鵬主理的「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承辦，其資料不言而喻都是強調香港左派的觀點。於是我們發現，有關六七暴動期間由北京直接指揮的「沙頭角槍擊」事件（發生在1967年7月8日，是香港歷史上除日本侵華之外僅有的一次邊界軍事衝突6），在《香港志》中無影無蹤。從這一事實，聯繫到劉智鵬接受左派的捐款去洗刷其歷史污跡，則劉教授的幫閒角色也實在太露骨了。
左派金主石中英及前警司林占士成立的「見證六七」2018年12月捐款二十萬港幣予嶺南大學建立「六七暴動資料庫」，由劉智鵬的華南歷史研究部承辦。捐款儀式由校長鄭國漢及劉智鵬接受。（圖：嶺大官網）
捐款儀式上，因「歷史科試題」被左媒猛烈抨擊後辭職的前考評局經理楊穎宇（後排中）亦在場。（前排左二）劉蜀永，（前排右一）石中英助手張偉成，（前排右三）六七動力研究社社長陳仕源。（圖：嶺大官網）
這種「幫閒」的心態，亦可見於其對「六四事件」的態度。在關於新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對「六四屠城」事件作出輕描淡寫的敘述：「中央與學生對話失敗後，至6月4日凌晨，政府下令軍隊進行清場，以武力驅散示威學生和群眾，運動最終平息」。對這個改變中國當代歷史的重大事件作出這種輕描淡寫的做法，劉智鵬認為合理，他說：這些字眼描述六四合適，屬事實陳述，「幾合理、深淺合適」，不會引起太多「不必要的猜想」。至於課本正文旁設「課堂討論」問題「中央處理六四手法惹來國際社會的譴責，事件對中國發展造成什麼影響？」他認為影響分國家內外層面，比較複雜，要論「造成影響」，可能今天都未「結案陳辭」；又說中三程度應深入淺出，而非「抬高歷史去政治、國家高度去思考」7。
三曰「幫腔」
易中天說，歌功頌德是「幫腔」，誠然，但幫統治者罵人也是「幫腔」。
2020年5月14日，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的考試中，其中一題要求考生回答及解釋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惹來爭議。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發聲明，認為試題的資料極為片面和「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則發聲明，強調一如其他科目考試，歷史科設有「審題委員會」，委員的背景有大學教授、具豐富教學經驗的中學教師及/或校長、課程及學科專家等，依據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與《評核大綱》擬定試題及評卷指引。當時已經考慮不排除評卷員的家人可能曾經受日軍不人道對待，因而有機會令評卷員受情緒影響。經詳細討論之後才正式定稿。換言之，試題已經在考慮到各方對此試題存在爭議的情況下定稿的，因而是一個集體決定而不是個別人肆意妄為或者獨斷獨行的。但是在左派輿論壓力下，考評局被迫撤回試題，而且有兩人因此辭職。在這件事上，作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歷史委員會主席的劉智鵬，雖然本人未必需要對該試題負直接的責任，但在整個事件中，他顯然未能維護考評局的專業性及獨立性，而是屈服於民族主義的壓力，從而「幫腔」譴責該試題。他在5月18日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認為試題是「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驚」，贊成取消爭議試題，他認為「題目提供的兩則資料立場均偏向正面，『利多於弊』屬引導式提問，而且題目牽涉年份太廣，認為題目設題不理想」。
四曰「幫兇」
易中天說：「為文字獄提供『證據』，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則是幫兇」。劉智鵬作為一個歷史學者，竟然在所謂「國安第一案」中，擔任控方「專家證人」，論證被告唐英傑電單車上掛有旗幟寫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具有「分裂國家」的意義。哈！一個歷史學者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法證專家」。控方透露劉的報告指，被告掛有「光時」旗幟電單車，猶如古時戰士插上戰旗，騎馬上戰場。羅織罪名，莫此為甚。
據控方說，劉智鵬花了五個月的時間來提供這個「鑒證」，可惜連法官都無法接受他的「鑒證」，只准許部分內容（只限於他對八個字的解釋）作為呈堂證供，劉教授枉作小人了。
如果劉教授能夠從「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悟出「分裂國家」的意圖，那麼面對中共曾經公開地、明確地提出分裂、顛覆國家的宣言、決議，劉教授又是否應該論證中共是分裂、顛覆國家的犯罪集團呢？請看看以下例子：
例子一：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1922.7）宣言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在是次會議上，通過決議加入第三國際，其決議案明確指出：「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決議案並附錄加入的條件十多條，除了要作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外，還要「全力擁護蘇聯」、其政綱必須經共產國際批准、而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必須執行等。（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合編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49）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頁134-5）
請問劉教授：中共這種行為是否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例子二：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1923.6）通過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其中強調：「⋯⋯8. 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國本部的關係由各該地民族自決。（同上引，p.253）此草案通過於第三次中國共產黨大會，作為底稿，交由出席國際大會代表帶往第五次世界共產國際大會作最終之決定。（同上引，p.255）
請問劉教授：中共是否煽動少數民族獨立？是否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而本黨黨綱要經過共產國際批准，這是否甘願成為外國傀儡呢？
例子三：
1922年7月中共通過《關於世界大勢與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1922.7），聲稱「蘇維埃俄羅斯是⋯⋯無產階級的祖國，是勞苦群眾的祖國⋯⋯全世界的勞動階級和勞動群眾應該盡力保護蘇維埃俄羅斯」。因此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大會決議：「中國共產黨要召集中國工人們加入世界工人的聯合戰線，保護無產階級的祖國——蘇維埃俄羅斯，抵禦資本主義的進攻」（p.136-7）
請問劉教授：中共自己承認蘇聯（而不是中國）是他們的祖國，這是否數典忘祖？這種行為說明什麼？
例子四：
1929年11月蘇聯因「中東路事件」發動侵華戰爭，同年12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第60號通告《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方式就是要在城市舉行總同盟罷工和武裝暴動，農民運動要向城市發展和紅軍攻佔大城市等。12月20日，《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決議的決議》中直白的表示，「執行武裝保護蘇聯與反軍閥戰爭的任務，是走向全國範圍的總暴動」，換言之，就是通過在中國全國發動暴動來保護侵略者。
請問劉教授：這是否資敵行為？是否裡應外合來滅亡中國的行徑？
例子五：
毛澤東曾經多次表示感謝日本侵華，都記載在中共正式檔中8，請問劉教授，如果 DSE 試題令您覺得「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驚」，那麼毛澤東的這些話算不算「漢奸」、「辱華」？
以上幾個例子，都是中共正式檔記載的，其文意都非常清晰，不必勞煩專家去「解讀」或作「鑒證」，清楚無誤地說明中共的賣國本質、及其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劉教授，您會根據中共自己的文獻，撰文揭露中共這些本質、譴責中共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嗎？
所以，劉教授是易中天筆下的一個不折不扣的「四幫分子」。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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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幫份子」劉智鵬 撰文：程翔 原刊於《眾新聞》 202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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