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羅孚 (前《新晚報》總編輯)

_{原刊於《當代》月刊 第24期 1993年3月15日}

「一九六七年，香港爆發了「反英抗暴」鬥爭，許多群眾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馬上就要到手的退休長俸，拼死拼活地去鬥⋯⋯」

《當代》的朋友勸我寫回憶錄，我是躊躇的。

這比在北京時，已經算是進了一步，或者說退了一步——從不打算寫什麼回憶錄上後退了一步。當時有朋友勸我寫在香港幾十年工作的回憶，最好或最少寫出引起近十年羈留在北京的原因和情況的回憶，我一直沒有接受這些好意。

要善於識別歷史

我是個微不足道的人。也許有人以為我「大」，其實很小，沒有什麼值得寫的。我知道的，經歷過的事情不多。

現在大陸上寫回憶錄成風，這是好現象，保存歷史。但後來聽到不少人表示不欲觀之，因為據知情者說，不少回憶錄的作者都在美化自己，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個人感情 (主要是愛情或戀情) ，都有歪曲事實，自我美化之處。這裏面包括平日受人尊敬的名人。而指出這種歪曲的往往是作者的朋友而並非敵對的人。書寫歷史因此成了改寫歷史了。我既沒有什麼資格書寫歷史，更沒有資格改寫歷史。

我也並不因此就反對人家寫回憶錄，我依然是愛讀回憶錄之類的文字。「雙眼自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我沒有這麼狂而自信，只是帶着警惕的目光去看回憶錄和歷史就是了。

歷史也並不都可靠。蘇共的歷史、中共的歷史，不都是左寫右寫，寫過來寫過去的麼？既不能阻止覆雨翻雲，就只有帶着眼睛去識別。

史書總得有人去寫，回憶錄總得有人去寫。一無所有，就未免太蒙昧，太寂寞了。

但是，我還是對自己執筆寫回憶錄感到躊躇，儘管回到香港後因朋友的力勸而有了動搖。我想，我還是看人家寫的回憶錄為好，包括我的朋友寫的。

似乎有人說，我要寫「文革」的回憶錄。

這怎麼可能呢？我根本沒有參加過「文革」。十年「文革」，我一直是觀潮者。在潮畔，不在潮中。

周恩來制止在港搞「文革」

「文革」一開始，我們在香港的左派就接到指示：香港不搞「四大」——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大串連。也就是：不搞「文革」。這使人放心。

但有人並不安心，還想「搞搞震」。據說，新華分社裏就有人蠢蠢欲動，甚至已經開始貼出了大字報，要在新華社內部展開「文革」，作為革命的表率。這事情弄到「上震天廷」，勞動了周恩來，把一些人召上北京，苦口婆心地勸了六、七個鐘頭，才算把香港可能爆發的「文革」之火，撲滅在搖籃裏 (我想，這裏不能用「扼殺」吧) 。至今回憶起來，還不禁使人感嘆一聲：「辛苦了，周恩來總理！」當「文革」的火勢燎原時，區區一點的香港之火就要費他這麼多精力，舉一反三，也夠把他累死的了。人們不是聽說了麼？左一派、右一派、這一派、那一派紅衛兵的頭頭，他都要接見做工作，往往是一個通宵。

香港避免了「文革」。應該首先感謝周恩來！

反英抗暴—香港的「文革」

香港卻又爆發了「香港式的『文革』」——一場「反英抗暴」。這是當年左派的稱呼，而英方和一般人，卻把它叫做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一邊是說：「我抗暴政」；一邊是說：「你搞暴動」。

為什麼說是「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呢？

香港左派奉旨不搞「文革」，不搞自己鬥自己。而左派總是要革命的，在國門旁邊，被「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文革」之火烘烤得不免面紅心熱，熱血沸騰，就不能不採取一些革命行動，表現革命積極。這表現，首先向北京表現，向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表現。「我們也在革命，並沒有睡覺！」既然不能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鬥自己，那就只有去鬥港英，革港英之命了。

這就借了新蒲崗一間塑膠花廠的勞資糾紛，發動起一場「反英抗暴」。像香港這樣的地方，當年的勞資糾紛俯拾即是，不過那間塑膠花廠剛好被看中了、選上了、中了頭彩而已。

這以前，已經小試其鋒，取得大勝。那是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在澳門，對澳葡的一場鬥爭，以獅子搏兔的壓倒之勢，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澳葡被迫低頭，澳門據說因此有些紅彤彤了。

讓港英「走頭」

「勝完可以再勝」！不是「飲勝」，而是鬥爭的勝利。可以再勝港英。

「勝利沖昏了頭腦」。據說，領導人在深圳總結了澳門的勝利以後，就決定了在香港要大幹一場。這以前，還組織了香港左派機構的工人、職員、學生一批又一批，去澳門參觀學習，學習那邊的鬥爭經驗。大約是練兵吧。我們都去過。

澳葡低頭了，「反英抗暴」的口號於是叫出：「港英不低頭，就走頭！」「走頭」就是走路，意思是回老家，也就是回英國「祖家」。用現在鬥彭的文雅一點 (還是粗鄙？) 的提法，就是「歸西」。

這就等於提出了「收回香港」的問題。而中央文革的王力，在北京提起《人民日報》社論之筆，向香港的左派叫好、打氣，用隨時都可以收回香港 (不必等到一九九七，更不必經過事先的談判) 的暗示性文字，一邊向自己人煽風點火，一邊向對立面噓聲恫嚇。可能他並不是只發虛招，不過他們的真心實意卻被毛澤東的指示，「盤馬彎弓故不發」阻止住了。不必考證也可以知道，這一定又是首先出於周恩來的一片苦心。

左派鬥士的鬧劇

當時只能集中一些棍棒鐵枝，只能從爆竹中搜集一點火藥製造土炸彈以及「同胞勿近」的假炸彈的左派鬥士，是日也盼，夜也盼，深圳河那邊有大隊人馬開過來，青山灣一帶有紅色軍艦開過來的，那裏知道最高一人已經有令：「盤馬彎弓故不發！」事情已經鬧起來了，做一做姿態是可以的，但不是真正的發動，不能把弦上的箭真的射出。

結果是大家知道的，港英不低頭，也不「走頭」。在周恩來三令五申地抑止下，沒有成效、不得人心的武鬥終於停止，一場鬧翻了天的「反英抗暴」終於收場。

這是一場自上而下發動起來的鬥爭。這上，恐怕包括了中共在香港的領導、廣東的黨委以至中央文革吧。廣東當時打出了「支港」的旗幟，組織了「支港」的活動。

錯了，傻了

我當然參加了這場「反英抗暴」的鬥爭，大小也當過鬥爭的領導，只不過是一張報紙小小的領導。當時以為這是一番正義的事業、革命的事業，是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 (毛澤東語錄) 。而且隨時準備在港英的武裝力量進攻我們的機構時，和他們搏鬥，被抓去坐牢，以至當場犧牲性命。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守在報館裏，後來我也曾被當做英雄，回到廣州，接受致敬和慰問，被人們捧起來拋在空中。也就在這看來似是「勝利冲昏了頭腦」的時刻，私下裏卻有朋友告訴我，「反英抗暴」錯了，上邊 (指北京) 已經在批評，方向錯了。我這時真有些五雷轟頂的味道，傻了。

錯了，但群眾是好的，群眾的積極性應該保護。

群眾當然是好的。他們奮不顧身，不顧個人的利益 (有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馬上就要到手的退休長俸) ，接受號召，聽從指揮，拼死拼活地去鬥。有人犧牲了，有人生活上陷入極大的困難；有人受到了一些照顧，有人據說至今也沒有得到什麼照顧！

深表歉意和懺悔

想到他們，我就深深慚愧，儘管我不是他們的領導，無需要對他們直接負什麼責任，但是，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總是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的。儘管這也是奉命行事，但依然有我自己應負的責任。我是為此難過的。

我願借此公開表示我的歉意和懺悔！親愛的朋友們，犧牲了和還健在的朋友們，我向你們致敬！所有認識和不認識的人們，當年受過損失和不便的人們，我向你們致歉！

我不代表任何人，只是表示我個人的微意。我的歉意也是不足道的，只是表示一點點心意。因為我沒有別的方式可以表達了。

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並不原諒自己。

這些文字也不是什麼回憶錄，只是偶然觸發的一點回憶。如有錯失，只是記憶之誤。

「我所做的一些脫離實際的極左宣傳，總是多少起了蠱惑人心的欺騙作用的。

我願借此公開表示我的歉意和懺悔！

我不要求原諒，因為我自己並不原諒自己。」

——羅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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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為「香港式文革」致歉}

_{撰文：羅孚 (前《新晚報》總編輯)}

_{原刊於《當代》月刊 第24期 1993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