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中共在香港》（頁135-143) 廣角鏡出版社

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 

1967年香港發生了「反英抗暴」事件，這是左派人士的叫法，一般香港人卻稱為「左派騷亂」，也有人把它叫做「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由於這是一個所謂敏感性的問題，雖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談起來還不免有點尷尬，然而它畢竟是香港的歷史現實，現在寫點零星片斷的回憶，作為對歷史的反思。 

把這次事件稱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那是非常恰當的。那時候國內文化大革命已進行了一年，紅衛兵和造反派鬧得無法無天，極左的狂熱思潮煽起-「武鬥」，各地普遍蔓延，正在沒完沒了地發展著。這種局面對香港的左派群眾有很大影響，他們躍躍欲試，正如鋪滿乾枝枯葉的一座森林，不管怎樣掉來的火種都會燃起熊熊烈火，以至不可收拾。1967年5月6日九龍新蒲崗「香港人造塑膠花廠」發生的勞資糾紛，就起了這種導火線的作用。本來是一椿勞資糾紛，但由於港英的武裝警察對工人進行鎮壓，事情立即變了性質，左派群眾表示同情工人，前往慰問，絡繹不絕，變成向港英抗議的示威行列。接著，狂熱的人群又衝向港督府，手持《毛主席語錄》高聲抗議，同時在港督府四周墻壁貼上抗議書和大字報。港督府連續三天陷入大字報的汪洋大海中，這顯然是國內紅衛兵的行動搬到香港來表演了！ 

這樣抗議連續了三天，顯然不能長期繼續下去。1967年5月22日，港英當局出動大批武裝警察和「防暴隊」，在通往港督府的花園道口排列成陣，如臨大敵，動手毆打前往港督府的群眾隊伍，製造了「五二二」的血案，一下子就擴大了雙方的衝突。左派提出「愛國無罪，抗暴有理」的口號，組織「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各界鬥委會」)，發出「立即行動，準備戰鬥」的緊急號召，造成「你升級，我也升級」的針鋒相對的鬥爭局面。 

左派組織動員了自己的所有力量，進行抗議集會和上街示威，67年6月下旬開始各業工人的「聯合大罷工」，接著又舉行各行業的「聯合罷市」四天。港英也不示弱，似乎要決心較量一番，除了施放催淚彈驅散集會和毆捕群眾之外，還發動防暴隊圍攻「港九樹膠業工會」，「九龍船塢勞工聯合會」，「港九工會聯合會俱樂部」等處，甚至派出直升機運兵降落「僑冠大廈」，對居民大廈進行襲擊。據當時各界鬥委會出版的《香港風暴》畫冊載稱：「自從五月上旬開始，僅僅在五個多月內，(港英)已殺害我同胞二十多人，非法毆打，逮捕、審訊、秘密綁架四千多人、橫加罪名投入黑獄二千多人。」這就是左派方面的總結。 

這次事件之所以被稱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不僅性質類似，而且可以說是「中央文革」煽動起來的。早在「五二二」事件的前幾天，5月18日北京舉行了「聲討英帝鎮壓香港愛國同胞暴行」的大會，由國務院副總理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主持。他說香港同胞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是他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港英當局「決沒有任何理由進行干涉」。他還警告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你們既然對香港中國同胞犯下了嚴重罪行，你們就必須老老實實地向全體香港中國居民承擔罪責，作出交代；否則你們就必須承擔一切後果。」這段話的用意很清楚，即鼓勵香港左派要繼續鬥爭。 

北京《人民日報》更是起了煽風點火的作用。根據我手頭不完全的資料，該報當年六、七、八月份-曾就此事發表過不少社論和評論員文章，現將發表日期及其題目列舉如下： 

6月2日評論員文章，題為《向英勇的香港愛國同胞致敬》， 

6月3日社論，題為《堅決反擊英帝的挑釁》， 

6月10日評論員文章，題為《針鋒相對，堅決鬥爭》， 

6月13日評論員文章，題為《組成浩浩蕩蕩的反英抗暴大軍》， 

6月24日評論員文章，題為《讓英帝嘗一嘗中國工人階級的拳頭》， 

7月5日社論，題為《放手發動群眾，進一步發展反英抗暴鬥爭隊伍》， 

7月22日評論員文章，題為《英帝強盜休想逃脫嚴厲的懲罰》， 

8月7日評論員文章，題為《拉緊套在英帝脖子上的絞索》， 

8月14日評論員文章，題為《香港是中國的領土》， 

8月20日評論員文章，題為《揭穿英帝的狡詐嘴臉》。 

北京《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其言論是有代表性的，其中6月3日那篇社論更具有指導性作用。社論號召港九各界同胞「採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對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猛烈衝擊」，提出「你升級，我也升級」，並作出指示：「展開一場仇視、鄙視、蔑視英帝國主義的運動。」(即所謂「三視」運動)。 

鬥爭究竟是為了甚麼？ 

《廣角鏡》1988年9月號有一篇文章談到中國對香港的政策，該文說：「中國政府從毛澤東、周恩來時代起，就實行「長期利用」政策，把香港置於中國政治保護傘之下，長期成為東南亞地區資金的「避風港」……」(司徒惠芬：美國、香港經驗和中國的改革)。確實如此，毛澤東、周恩來執政時期對香港的政策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而不是急於收回香港，因為香港存在「充分利用」的價值，多方面利用的價值。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些狂熱的日子裏，中國政府和輿論也沒有提過要收回香港。 

周恩來曾經表示，這是「迫中央上馬」 

國內既不想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跟英國打仗，當時香港左派組織的領導和幹部對此完全明白的。因此人們不禁要問，為甚麼要搞這場鬥爭？搞這場鬥爭的目的性是甚麼？顯然不是為了爭取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權利，因為沒有必要上街示威來爭取這個權利。從群眾列隊到新蒲崗慰問，接著在中國銀行大廈(裝上)大喇叭，接著又在港督府貼大字報，這就引起港英當局的鎮壓，事情越鬧越大，鎮壓與反抗鬥爭就成為惡性循環了。但這場鬥爭的政治目的究竟是甚麼，仍然沒有明確的答案。據說周恩來曾經表示這是「迫中央上馬」。 

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插曲 

1967年8月22日火燒英國代辦處，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外關係的一件大事，曾經哄動一時；其起因為港英封閉三家報紙，所以也是「反英抗暴鬥爭」的一段插曲。 

港英對左派的《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等沒有採取封閉的手段，而是轉了一個彎，向左派的外圍報紙下手。1967年8月9日，港英當局逮捕了《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田豐日報》社長潘懷偉、督印人陳娟娟(女)，南昌印務公司董事長李少雄、經理翟暖暉(該印務公司承印上述兩報和《香港商報》等)共五人，以「刊登煽動性文字」的罪名起訴。並宣布將《香港夜報》、《田豐日報》、《新午報》三家報紙停刊半年，另罰款四萬二千元。 

雙方交手的激烈程度向前推進了一步。1967年8月20日，中國外交部西歐司負責人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遞交一份外交部照會，要求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撤消對《香港夜報》、《田豐日報》、《新午報》的停刊令，無罪釋放獄中愛國新聞工作者。接著在8月22日，北京紅衛兵和造反派一萬多人，浩浩蕩蕩地前往英代辦處舉行示威，在門前舉行大會，並發生了火燒英代辦的行動。嚴家祺和高皋編著的《中國「文革」十年史》是這樣報導的：「首都無產階級反帝反修聯絡站牽頭組織了就香港英國當局迫害我駐港新聞工作者事件在英國代辦處召開了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發生了衝進英代辦處進行打、砸、抄活動，放火燒了汽車及代辦處辦公樓的嚴重外交事件。」(見該書第253頁)。 

據說周恩來不同意這次行動。曾想加以制止而未果。當時外事部門的造反派還要到人民大會堂揪鬥外交部長陳毅，周恩來曾表示：「你們揪鬥陳毅，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身上踏過去。」由於林彪、「四人幫」橫行無忌，身為總理的周恩來亦法抗拒狂瀾，所謂「48小時照會」和火燒英代辦處就是例子。 

真假炸彈與邊境鬥爭 

這次「反英抗暴」事件剛開始，即有人主張「陳兵邊境」對港英施加壓力，但周恩來不同意這種做法。所以邊境雙方沒有發生過軍隊衝突；儘管發動了一些真刀真槍，但仍是群眾性質的鬥爭。67年8月10日文錦渡左派方面運輸工人，由於港英方面撕毀標語和大字報，在文錦渡公路架設鐵絲網，破壞了8月5日所簽署的保證書，便向港英提出交涉，結果發生衝突。運輸工人包圍了警署，繳獲輕重機槍、卡賓槍、衝鋒槍等三十多支，手榴彈等軍械一批(後來這批槍械由大埔理民官鮑富達簽署收據領回)。北京《人民日報》曾就此事發表了《文錦渡工人幹得漂亮》的評論員文章。 

第二天(8月11日)在新界打鼓嶺地區又幹了一次。芳村過境耕種農民四十多人，用扁擔，石頭兩次擊退數以百計的港英軍警，打傷英警官五人，搶掉衝鋒槍一支，子彈兩梭和防毒面具一套。以後深圳的造反派也想衝過羅湖橋採取行動，周恩來曾去電勸阻。 

大概從9月初開始，鬥爭又出現一種新形式，左派在鬧市各地大擺其真假炸彈陣。（編按：第一枚被報導的炸彈是7月12日於大埔鄉事委員會會議室。未被報導的，早於6月10日於北角電車總站路軌上）擺設的範圍很廣，數目不少，確實使得港英軍警暈頭轉向，常常要封鎖道路，使市內交通「亂哂大籠」。9月8日港英當局為此宣佈將爆竹煙花列為「違法物品」，並且嚴禁燃放鞭炮。港英自己承認，到1967年10月中旬為止，由於引爆炸彈，已有英籍「軍火專家」一人被炸死，受傷的軍火專家、幫辦和警員則有二十多人。 

為甚麼叫做「真假炸彈陣」？因為擺的炸彈有真有假，通常是放了一個提包式包裹在馬路上，電車軌道上，或者在顯眼的公共場所，有的還寫上危險爆炸物之類的字樣。凡是發現這類可疑物品，不管是真的或假的炸彈，港英軍警一律加以引爆。由於國內不提供炸藥，所以後來放的多為假彈。到1967年12月初，周恩來下令不要再搞，真假炸彈才告結束。隨著整個鬥爭也不了了之地平息下去。 

對這次事件的片斷反思 

北京是支持這場鬥爭的，但不是無條件支持或全面支持，有些地方甚至是不支持的。周恩來說過「迫中央上馬」這句話，顯然帶有無可奈何的口氣。國內的方針既是「不馬上收回香港」，鬥爭若超過一定的限度，那就要加以制止了。國內不同意陳兵邊境；屢次勸阻邊境造反派過境採取行動；始終沒有提供軍械炸藥給香港左派；周恩來下令停止真假炸彈陣等等措施，可為明證。 

根據毛澤東合法鬥爭原則，鬥爭應是「有理、有利、有節」，可是這場鬥爭就不完全符合這條原則。目的性不明確，不能說很有道理，使人信服。其次對左派不見得「有利」，損失倒是不小。最嚴重的是失掉香港人心，引起香港人民的不滿，因為這場鬥爭違反了香港人所希望的「安定、繁榮」的要求。真假炸彈陣尤其「不得人心」，雖然使港英軍警暈頭轉向，但對一般香港人民的日常生活影響更大。筆者曾親自聽過有人這樣罵街：「真係衰囉，又遇到呢單野。我地總要搵食，呢班左仔搞乜野呀！」寥寥數語，其內涵值得深思。 

經濟賬是無法計算的，雙方都有損失，自不待言。當時人心惶惶，大量資金流出香港，百業蕭條，房地產更是無人問津。但這次事件也有贏家，那就是趁此時機，敢於進行房地產經營的人；其中的佼佼者後來不是都成為香港的億萬巨富嗎？這次騷亂對他們倒不是壞事，而是爬上巨富的階梯。事件後遺症有各種表現，左派卻背上了沉重的經濟包袱。在鬥爭中的罷工工人被解僱了，鬥爭平息後即面臨復工、轉業、改行的各種困難，都不可能很快解決。好幾萬罷工工人的救濟金，一年就要成億港元的數目，這可是不輕的負擔。 

政治上的敵我關係常常隨著政治條件而變化，古往今來亦然。柳蘇(即香港《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在寫金庸評傳時說：「1967年的反英抗暴，左派在當是義無反顧的抗暴派，而《明報》公開宣佈它是支持港鎮暴的—-鎮壓左派暴動。查良鏞(即金庸)因此被有些人稱為「豺狼庸」，大有必欲去之而後快之勢。」(柳蘇：金色的金庸。見1988年3月13日香港《文匯報》文藝版)。現在，彼此早已「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且查良鏞還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重要人物。 

左派的上層人士，當時也有表示不支持抗暴鬥爭的。中華總商會某會長曾遠走東瀛，離開是非場所。某著名影星脫離長城影片公司，洗手不幹；某著名醫生身為各界鬥委委員，在鬥爭最緊張時刻避往英倫，並曾痛罵自己為「衰仔」。但當時左派領導卻沒有很好地考慮這些事情。 

原刊於《中共在香港》（頁135-143) 廣角鏡出版社 1989年5月出版
作者：梁上苑 前新華社副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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