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劍之下無書可讀 —- 驚見李怡書介節目全部消失  羅恩惠 

今年父親節,小蓓、小蕾分別撰文憶述與父親李怡相處的點滴,情辭懇切,感人至深!閱畢往兩位女兒建立的「李怡紀念網站」瀏覽,赫然發現本來與香港電台《一分鐘閱讀》網頁的連結全部失效(#presenter not found)。再往港台網頁查看,李怡累積了18年,透過大氣電波廣播的4989集聲音及文字檔案全部消失,不知何時被徹底移除了。

李怡紀念網站本來連結上香港電台《一分鐘閱讀》網頁,李怡供稿18年,他的聲音及文字檔案都存放於此。此圖本屬節目宣傳頁,現已消失。

這幾年類似的事件時有發生,但腦袋還是轟隆一聲,細想李怡是在怎樣忙碌的節奏中錄下這些節目的?都說人去留聲,公共廣播機構選擇自我閹割,剷除高質素讀書節目。過程既無人監督亦毋需向聽眾交代。讀書節目內容不敏感,僅是「李怡」兩字被國安法庭點名,後果就是消音。

《一分鐘閱讀》是香港電台長壽節目之一,2003年開播,一星期五天,於早上及黃昏新聞專輯後播出,聽眾遍佈全球。

李怡與香港電台的合作始於80年代,清談節目《南怡本色》(1989、《獅子山下》實況劇〈風風雨雨〉(1992),新聞及評論節目亦都經常找李怡回應時事。不過要承擔一星期五天的讀書節目,對年屆 67歲的評論人並非輕省的事。

《一分鐘閱讀》錄製中,李怡讀部份文稿,監製於控制室聆聽一字一句,間有讀音不純正的都要補錄。(2014年5月29日《消失的檔案》採訪圖片)

推介的書:老少咸宜、雅俗共賞

節目開播,李怡第一集就鼓勵聽眾〈為興趣而閱讀〉,「《一分鐘閱讀》這個節目,主要是跟聽眾談談我最近看了甚麼書,看了之後有甚麼零星感想,有時也會談談一些有關書的訊息。由於電子媒體的高度發展,現在看書的人比之過去是少多了。」為了讓聽眾感到讀書不是難題,李怡錄了幾集容易入口的推介文,例如〈讓書本給自己鬆綁〉。當時正值沙士疫症,他鼓勵讀者〈在家讀書,就是防疫〉,「活動聯絡了46間出版社,提出100種適合此時此刻社會大眾閱讀的好書 。」

除了防疫,也有童趣〈書看書,誰更快樂?〉「書架上住著三本書,最大最厚那本聰明絕頂,還有兩本小書,一本快樂,一本悲傷。…以上是立陶宛繪本作家卡思特提斯的繪本作品《書看書,魚釣魚》的第一段。」生活化題材以外,人生哲理都不缺。例如〈一封動人的信〉,〈人生因逆境而精彩〉,〈真正的對手是自己〉,〈愛是最佳免疫力〉 及〈危機就是轉機〉等等。

流行文學、童話與繪本

讀書節目聽眾來自各個階層,不宜陳義過高。李怡推廣流行讀物,亦肩負推介冷僻題材的責任。他鼓勵不喜歡閱讀的人試讀村上春樹作品,「村上春樹是日本當代作品最暢銷的作家,今年五十四歲,他在八十年代開始出名,一部小說《挪威的森林》,創下四百萬冊的銷量。開始時日本有人認為他寫的不算文學作品,只是流行式寫文學作品,但實際上,他是以一種獨特的形式寫文學作品,他的文學表現手法,是在過去文學作品中從來未被用過的,但非常有吸引力,令人忍不住一直追看下去。」節錄自〈村上春樹的小說〉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令人響往,在〈《哈利波特》與童書〉,李怡說:「《哈利波特》是少年兒童書,充滿幻想的動作,不但適合少年兒童去讀,即使成年人也會讀得津津有味。儘管書中的善惡與邪離不開兒童純真世界,對入世較深的人,也許會覺得缺乏深刻的社會意義和哲學意味。但在聲光世界讓許多人已失去閱讀興趣的時代,《哈利波特》系列的出版,至少可以讓人們重拾閱讀的興趣。而當少年人發生閱讀興趣之後,就自然會選擇屬於自己的品味,並發展出判斷力。」

幾米繪本膾炙人口,色彩斑斕。李怡讀過《向左走,向右走》、《聽幾米唱歌》、《月亮忘記了》,在〈聽幾米唱歌〉,李怡認為「幾米的畫像成人童話,簡短的文字則是人生詠嘆調。」有時作者的命運也會令讀者揪心,「幾米很年輕,但幾年前曾患血癌,幾乎送了命,住醫院半年,熬過了,慢慢恢復對人生的信心,幽默感也湧現了,於是畫出一本本充滿人生體味繪本。」

幾米繪本膾炙人口,色彩斑斕,寓意深遠,廣受歡迎。《幾米故事的開始》(左上)談創作及個人病患,是唯一散文結集。

幾米的作品還有《地下鐵》、《布瓜的世界》、《幸運兒》、《我只能為你畫一張小卡片》,其中《幾米故事的開始》談創作的思路與背後故事。後期作品像《星空》及《時光電影院》更有電影感,幕幕都是命運交響曲。李怡形容幾米的故事「不是少年兒童可以了解的。」

親歷文革家庭被迫分離  選書推介重視歷史教訓

李怡與太太梁麗儀,女兒小蕾小蓓中港兩地分隔。文革開始,李怡被指為「特務」,麗儀不肯劃清界線,後來更被懷疑替「特務老公」辦事,被關進集中營。李怡雖然任職左派外圍的上海書局,卻求助無門,亦無法與太太聯繫。只有8歲的小蕾在母親被關期間送飯送水兼洗衣服,小小心靈過早看見成人世界的殘酷。兩姐妹在學校受欺凌,姐妹被迫停學。

李怡從家庭遭遇,回國服務的同學受衝擊及各種渠道認識文革毒害。政治運動滅絕人性,其後60多年寫作,李怡都緊記歷史教訓,揭示真相。他推介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借《一九八四》喬治.奧威爾名言:「誰控制過去,就可以控制將來;誰控制現在,就可以控制過去。」告誡讀者:當權者改寫歷史是常態,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以銅為鏡 可以正衣冠   以古為鏡 可以知興替

高華使用公開資料,歷時20年寫下《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是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中共黨史研究經典。700多頁史書出版後重印數十次,在大陸被列為禁書。李怡甫讀到就知道其價值:「『紅太陽』提毛澤東,內容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這本書揭示了中國現代史當中極其重要一頁,對毛澤東如何運用權術,排斥異己,進行群眾運動的『全面整風』,從而在中國共產黨內執掌了絕對權力,有非常真實、具體的敘述。」

2020年2月14日,《紅太陽》獲美國列文森年度特別榮譽獎。可惜高華教授無法親自領取,他於2011年死於肝癌,終年57歲。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初版,其後重印數十次。被視為中共黨史權威史料。

被消失的大學問家們  

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浦熙修及史良都是三、四十年代才高八斗的大知識份子,在「大鳴大放」後被消失,他們的文章、言論、學問都無法傳承。章白鈞女兒章詒和15歲遇上反右運動,一家人生活在地獄裡。文革50年後她才開始動筆,記下往事片段回憶。章詒和在自序中說:「我這輩子沒有意義和價值,經歷了天堂、地獄、人間三部曲,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孤單的人生。我拿起筆,也是在為自己尋找繼續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將枯萎的心。」閱讀《最後的貴族》,李怡感慨萬千:「 拿著這本書,我幾乎整夜沒有睡,書中文字給我的壓迫感幾乎使我喘不過氣來。…多少傑出知識分子經過反右運動,整個一生都被糟塌了。」

《往事並不如煙》即《最後的貴族》,分別授權台灣時報及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最後的貴族》或《往事並不如煙》是章詒和第一本書,此後她持續書寫,如今被禁止出境,仍舊沒有沉默。

滄海遺珠  被遺忘的一段香港歷史

在歷史被遺忘的國度沒有國籍之別,有重要香港歷史靠居港外籍人士鍥而不捨補遺。

嚴穆生(Geoffrey Charles Emerson)是居港40年美國人,退休前是聖保羅書院副校長。

李怡推介他的書《赤柱日治拘留營 – 鐵絲網內的三年零八個月(1942-1945)》,(英文版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1945,Life in the Japanese Civilian Camp at Stanley),是〈被遺忘的一段香港歷史〉。李怡形容:「他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對赤柱日治拘留營作研究,訪問了23名前拘留人士,參閱大量官方文件、日治時期一份英文報章、許多已出版及未曾出版的回憶錄和當事人的日記,寫成一本極具歷史價值和生動可讀的書。還原了日治時期被拘留在赤柱拘留營的三千多名非華裔平民的故事,一段幾乎從來未有人提起的被遺忘的歷史。」

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1945,Life in the Japanese Civilian Camp at Stanley ,中譯《赤柱日治拘留營 – 鐵絲網內的三年零八個月(1942-1945)》,還原一段被遺忘的香港歷史。

對抗荒謬 因反抗得自由

李怡常常提及卡繆的《反抗者》,指良心與反抗是社會最缺乏,被複雜體制綁架的人道價值與思辯。李怡認為「反抗者」不是因為自由所以要反抗,而是透過反抗,才能帶來真正的自由。「如果你不想依附、不想做奴隸的話,你便要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獨立並非等如我自己可以自給自足,而是一種意志;就算自己不可以搞掂自己,都應有這個意志。所以independent的反義詞是dependent。反對專權政治就要排除依附,要對獨立人格有追求。」 (《消失的檔案》訪問李怡,2014年5月12日。)

李怡認為人們要對荒謬世界有感,像「反抗者」透過反抗才能帶來真正的自由。(圖:《消失的檔案》2014年5月29日於香港電台)

李怡多次談及存在主義人生觀。他引用希臘神話薛西佛斯(Sisyphus)天天推巨石上山頂的故事作比喻,形容薛西佛斯天天推巨石上山,吃力又無果,巨石還是周而復始地滾下來。他在寫作在讀書節目都多次提及,當我們對荒謬生活無感,任其宰割,不去反抗的話,就是「靜靜地、荒謬地享受著痛苦,使荒謬更加荒謬。」

《一分鐘閱讀》彷如作者鏡像

從2003年至2021年的18年裡,李怡工作重心幾經轉移。2003年五十萬人反23條大遊行以後,他回港定居。2005年接受黎智英邀請在《蘋果日報》主編論壇版。黎智英向他保證編務自主,高層不會插手。李怡回憶當年的決定:「他非常重視這個工作,要把論壇版辦成言論自由的陣地。不會壓制政治思想不同的意見,會讓讀者去評斷。」那一年,李怡69歲,他說是個人編輯事業另一重要時期的開始。「也就在那時,民主派開始分裂,中共向香港大學侵凌,我編論壇受到的挑戰並不少於主編《七十》、《九十》的時期。」(《失敗者回憶錄》(下)〈另一人生階段的開始〉頁717。)

從2005至2014年,李怡編了九年論壇版,期間寫過《蘋論》及「小評」。2016年開始寫「世道人生」直至2021年三月底。工作日程忙碌,重大議題需要消化,社會脈搏需要掌握,無論多忙,李怡還是堅持做讀書節目,視之為與聽眾溝通的橋樑。他說:「一本雜誌的面相就是總編輯的樣子」,《一分鐘閱讀》選書也反映主持修為,是李怡的鏡像。

李怡深信讀好書明辨是非 《一分鐘閱讀》陪伴聽眾成長

李怡於2022年10月5日辭世,他的臉書專頁及各個新聞平台數以萬計粉絲留言道別。令人意外的是《一分鐘閱讀》聽眾留言數量繁多,可能比評論文章的讀者更多。他們感謝「這一把聲音」陪伴了18年,充滿不捨!

《傾聽內心深處的吶喊》呼喚靈魂為理想敢於邁步

2015年香港書展,李怡出版《傾聽內心深處的吶喊》,文章來自2014-2015非政論文章,部分是閱讀中擷取的智慧,曾經在《一分鐘閱讀》播出。這本散文集分〈我〉、〈人生〉、〈香港〉及〈智慧〉四部份。

《傾聽內心深處的吶喊》(代序):「甚麼是我們內心的吶喊?它或許是我們少年時的夢想,比如想在全球辦免費教育事業,想做沒有錢卻要走遍世界的背包客⋯⋯;它更多的時候是在利害權衡下對自己固有價值觀的堅持,那時我們會聽到內心的吶喊,也看到恐懼的威脅,你咬一咬牙就撐下去,鬆一鬆手就隨波逐流。

1981年李怡被左派陣營掃地出門,被迫獨自經營《九十年代》,再沒有發行及印刷等後盾。從零開始要有破釜沈舟般的勇氣,若沒有傾聽內心深處的吶喊,後來的路會完全不一樣,「我一生對一些事的無憾,是因為那時我傾聽自己內心深處的吶喊,並不顧後果去追隨。如果仍然有憾,是我偶爾會因恐懼而放鬆了心中的堅持。」

2015年7月《傾聽內心深處的吶喊》,由廣宇出版社出版。

《傾聽》給我勇氣作出重大決定

2015年7月《傾聽》出版,我在《一分鐘閱讀》先聽到書內〈犀牛〉、〈第六病院〉陳寅恪〈獨立的精神〉〈自由的秘密是勇氣〉等小故事,後來再在書內讀到更多好文章。當時六七暴動紀錄片《消失的檔案》正處於十字路口,我們從2012年開始採訪的初稿剪接接近完成,卻因為發現新證據而面臨推倒重來的重大抉擇。

《傾聽》收藏的文章充滿省思與勇氣。其中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鼓勵我作出重要抉擇。
李怡將2014年末至2016年初的政論結集,以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宣示作題,可見其重視程度。升出版 2016年12月。

新發現的前左派高層吳荻舟〈六七筆記〉披露了與左派傳統論述不符的事實,特別是揭露了港共極左行為,例如時任華潤總經理丁克堅從大陸訂購700打斬蔗刀運往香港,準備派給遊行人士上街使用,被吳荻舟及時制止。試想8400把大刀若順利運抵香港,天天想著為毛主席犧牲的工人、學生將如何大開殺戒?血腥場面難以估計。另,吳荻舟的史料還破解了港共的多種謊言,例如522花園道事件,港澳工委誇大死傷以「迫中央上馬」,被周恩來嚴詞責備。

《消失的檔案》製作一直欠缺資金,舉步維艱。若推倒重來動輒要兩年,為此幾度猶豫。恰恰讀到李怡寫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國學大師在重大變動中一直堅持信念不動搖。李怡又引述古希臘思想家Thucydides:「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氣。」

最後,我們決定推倒重來,用吳荻舟〈六七筆記〉貫穿全片。可見讀書節目能產生積極作用,鼓舞人心!

電台錄音路途遙遠  愛書之情支撐18年

李怡喜愛閱讀,家中書籍堆積如山。他跟香港電台的合作始於八十年代,不過交情再深包攬節目還是很費神。李怡家住北角,每隔兩周,他會獨自搭乘地鐵從北角,轉車往九龍塘站,再轉乘專線小巴上廣播道30號香港電台錄音室。每趟來回要花三小時,期間還要多次上下樓梯。從67 歲走到 85 歲很難不說累。有次忍不住問李生如何兼顧?他說:有時太累會「寫下、瞓下」。

李怡隔兩周就往香港電台錄音,舟車勞頓,路遠仍然堅持。(2014年5月29日《消失的檔案》採訪圖片)

他提及有一年港台書奬找他頒獎,主持問:「你在香港推廣閱讀這麼多年,你認為香港的閱讀風氣是否有改進?」

李怡的答案令主辦方很失望,「歷來我曾經主張推動的,社會總是向相反的方向走。無論推民主是這樣、推閱讀都是這樣。都不會向著我推動的方向走,而是向著我相反的方向走。這樣說來好像對人生有些悲觀,但也有積極意義,若他不是向著你相反方向,你推動來做甚麼?若大家順著潮流走,又何需你?」 (《消失的檔案》訪問李怡,2014年5月12日。)

18年,累積共4989個聲音檔案,李怡的堅持令人欽佩。可是查看港台《一分鐘閱讀》網頁,如今連始創者李怡的圖片、文字及聲帶統統剷除,好像這一把聲音從來沒有存在過,真是令人氣忿!

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  但強權無法替代真理

李怡孜孜不倦地推動讀者看書,實因多讀書、讀好書方能啟迪民智。民智開,方能獨立思考明辨是非。觀乎李怡一生,其得益於讀書也十分明顯。如今,他畢生推廣讀書的心血卻遭權貴摧毀。無他,暴政最害怕的,正是具有民智、能夠明辨是非的人民。當局戕害人心莫此為甚!然而,誠如他女兒小蕾說:「他們抹去了我父親近20年的工作成果,卻抹不去他在聽眾記憶中的位置。家父用心締造的事業,卻遭無情剷除的厄運。但他不會被遺忘。他的遺產永存-在記憶中、在尊嚴中、在人們默默地拒絕遺忘中!」

李怡紀念網站連結上《一分鐘閱讀》網頁,小蓓編版時加上父親一句:「我是一個不求上進的讀書人」。如今網頁內容從缺,李怡耕耘了18年的內容已經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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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7085部隊」參謀葉騰芳「沙頭角槍戰」報告 程翔

沙頭角禁區對峙圖片集《明報》1967年7月10日 

(編按:程翔《香港六七暴動始末》關於沙頭角槍戰,引用「解放軍7085部隊」參謀葉騰芳之軍情報告證明行動並非大陸民兵所為,是正規軍訂立作戰方案,事前得到中央軍委批准。)

解放軍7085部隊(廣東省軍區守備部隊的一個團,駐守在邊境第一線)的第6連 (沙頭角駐軍),該團團長:李廷閣 (同文另一個說法李經閣),團參謀長為石長福。葉騰芳當年是團參謀,根據葉的報告:

– 6月26日晚成立一個臨時指揮部,臨時指揮部由6個人組成:參謀長石長福和葉騰芳、兩個警衛員、兩個通迅員。並且建立指揮系統。

– 指揮系統靠3部電話:一號直通中央軍委,二號通團部和廣州軍區,三號是指揮部與所屬戰鬥部隊通話用的。3部電話全都不用搖機,拿起話筒就能直接對話。」

報告非常長,程翔將全文濃縮於五頁,共六項重點:

一、槍擊主力

二、經過

三、作戰方案

中英邊境衝突,沙頭角槍戰地勢圖《明報》1967年7月9日。

四、作戰方案獲批准

五、部署

六、戰果

程翔:「通過葉文,我們可以看出:第一,中方對出現這場槍戰,早有準備:槍戰 (7月八日) 開始前12天 (6月26日),中方已經部署好開戰的準備。他們甚至作好主動挑釁的準備,如解放軍偽裝民兵進入港境等。

這次槍擊事件是早有預謀的證據是:6月30日外辦副主任劉寧一把工委提交的鬥爭新方案的討論歸納為四句話: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這就證明動武是早有計劃的。」《香港六七暴動始末》頁129-130

葉騰芳報告誇大了戰果,張天生死亡日期亦有誤,但內容與其它資料並讀能證真偽,值得關心六七暴動歷史的朋友們細讀。

葉騰芳報告全文供參考。葉騰芳: 中國老虎真地吃人

https://bbs.creaders.net/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97364&language=big5

延伸閱讀:參看《香港六七暴動始末》頁130-140之史料,包括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騷亂:1967》,英國及美國解密檔案,《華僑日報》,《工商日報》及《大公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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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紅衛兵及軍區自作主張 要拿下香港 羅恩惠

(編按:1967年7月8日,300多名武裝份子過境攻擊沙頭角警崗及聯鄉會,導至警員5死12重傷,下文是《香港人的歷史:沙頭角槍戰》第二部份。當時廣州紅衛兵內部正進行武鬥,軍區態度囂張。六、七月期間,廣州地區曾經組織了十四次大型集會和示威遊行,聲援香港左派,參加人數達五十多萬。另有「支港辦」常常說要「解放香港」,副部長羅貴波提及沙頭角時說:「沙頭角式的,就是在沙頭角地區出擊,把沙頭角地區的敵人吃掉。」以上種種都是沙頭角槍戰的時代背景。)

廣州紅衛兵及軍區自作主張 要拿下香港 原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7年7月9日

1967年7月8日的沙頭角槍擊案,被視為左派暴動之重大勝利。不過,總理周恩來隨後在北京接見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時,不同意收回香港。

710日,周恩來在北京會見黃永勝,在談到香港問題時,他指出,香港不同於澳門。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方針。我們之所以不拿澳門,是保持一個口子在那裏,市場是我們的。香港鬥爭是長期的,我們不能急,搞急了,對我們不利。《周恩來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收回香港,曾經是國家主義橫行時期,廣州紅衛兵及軍區的意願。六七月期間,廣州地區曾經組織了十四次大型集會和示威遊行,聲援香港左派,參加人數達五十多萬。其中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廣州地區總部(簡稱地總)向香港左派團體贈送的物品很多,包括《毛澤東選集》9542套,《毛主席語錄》21,774本,《毛主席詩詞》及單行本2601本,毛主席像章和語錄章18,275個,毛主席像7190張及310套革命書籍,錦旗、袖章、慰問信等一大批。

歷史學者葉曙明長期研究廣州文革史,他認為廣州地區對左派反英抗暴特別重要。

6月28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由省軍管會主持舉行了一次有8萬人參加「廣東省、廣州市革命群眾支持港九工人聯合大罷工大會」。各群眾組織和個人,紛紛寫慰問信和拍慰問電報給港九工人。僅廣州一司就投寄了5000多封慰問信。大街上到處是標語、傳單、漫畫。有的群眾組織還出版了《反帝抗暴》小報,演出反英抗暴的文藝節目。〈支援香港反英抗暴鬥爭〉,葉曙明

廣東省各界人民和人民解放軍駐廣州部隊8萬人,於1967年10月28日舉行大會,宣告廣東省人民支援港九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正式成立,支港委員會主任陳郁促港英當局「低頭認罪」;8萬軍民在會後上街示威。

上述「廣東省、廣州市革命群眾支持港九工人聯合大罷工大會」(支港辦)的群眾對香港認識不深,卻常常提及要解放香港。

有的說:「英國佬算老幾,轟幾炮就可以把它消滅!」有的說:「黑鬼兵不頂用,廣州紅衛兵沖(衝)過去幾千,就可以解放香港!」一個青年工人反映:「解決香港問題容易,只要中央說一句話,一個團操正步,一個晚上就可以解決問題。」人們對香港問題,就是普遍抱着這麼一種輕蔑態度,並不看得很嚴重。〈支援香港反英抗暴鬥爭〉,葉曙明

7月30日,由廣州軍區晏福生副政委主持,在廣州召開了一個關於當前港九對敵鬥爭問題的座談會,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廣州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胡繼成、廣東省軍區副司令員王道全和深圳地區對敵鬥爭領導小組組長王文德等人,參加了會議。

「先準備再請示中央 否則錯過機會」

羅貴波副部長綜合意見時提及沙頭角:「沙頭角式的,就是在沙頭角地區出擊,把沙頭角地區的敵人吃掉。這比中印邊境式的規模小一點,很容易組織,不那麼費勁,打得痛,但在世界上震動不大,使他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上次我們說邊防部隊哨兵打了,他就不敢承認嘛!如敵人再升級就迫使我們這樣做。我主張以這種形式給敵人以打擊。回北京請示總理和軍委,但建議軍區應擬定方案和做必要的準備,否則就會錯過機會。」

羅貴波又提到從沙頭角退回來的122人中,有60個人要求訓練,請領導小組幫助一下,至於他們什麼時候回去,發不發裝備,待請示中央再定。現在可先搞些訓練,主要做好思想工作,搞射擊、投彈兩大技術及學點簡單的戰術。

關於群眾越界,仍按總理指示,盡可能越界,不要挑起糾紛。但港英鎮壓升級,或敵人挑釁激起群眾義憤,就可能把事端挑起來了。這方面要估計到,要做好準備,決不能示弱,敵人開槍,我們開槍,敵人打炮,我們開炮,一定要壓倒敵人。〈廣州三萬多革命海員連日集會聲討英帝〉,《南方日報》,1967年7月20日

參加大會的武裝民兵,高呼「打倒英帝國主義!」、「嚴懲港英血腥暴行的兇手!」

未及攻港 穗陷武鬥

雖然軍區會議曾討論如何拿下香港,但當時廣州武鬥全面爆發,各個群眾組織都忙於打內戰,自顧不暇。

故此,雖然邊境糾紛時有發生,「解放香港」卻一直只聞樓梯響,六七暴動最終以毛澤東一句「香港還是那樣子」畫上句號。

原刊於 2017年7月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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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香港人的歷史:沙頭角槍戰 羅恩惠 20250708

https://vanishedarchives.org/2025/07/08/%e9%a6%99%e6%b8%af%e4%ba%ba%e7%9a%84%e6%ad%b7%e5%8f%b2%ef%bc%9a%e6%b2%99%e9%a0%ad%e8%a7%92%e6%a7%8d%e6%88%b0%ef%bc%88%e8%88%8a%e6%96%87%e9%87%8d%e8%b2%bc%ef%bc%89%e7%be%85%e6%81%a9%e6%83%a0-20250708/

香港人的歷史:沙頭角槍戰(舊文重貼)羅恩惠 20250708

編按:今日係沙頭角槍戰58周年,香港人應該記住的重大歷史。六七暴動期間,是中英兩國的和平時期,中共居然派遣300多名武裝人員越過邊境,向港英警察射擊。港警被圍困在警崗及聯鄉會內5小時,死傷枕藉。2017年筆者曾經撰寫這題材,7月9日刊登於《明報》星期日生活。文章被下架,今天重排將史實保存在《消失的檔案》臉書及網頁。人血不是胭脂,殉職警員不應被遺忘。

香港人的歷史﹕沙頭角槍戰五十周年  2017年7月9日 原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尋找歷史有時真的很殘酷﹕以為找着了,發現的真相,卻讓你不得不推翻曾經的假設。

5年前開始尋找六七暴動歷史,有過一些假設﹕假設梳理不會特別困難,以為經歷者會講真話,政府會有檔案、有影片。但現實卻恰恰相反,這段歷史被埋藏得那麼深、歷史檔案館的暴動影像只餘21秒,相關檔案支離破碎,血的教訓背後盡是謊言。港澳工委動員群眾靠謊言,左報文宣讓信奉「革命要有犧牲」的群眾走上不歸路,也讓香港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消失的檔案》4個月前於中大博群電影節首映,在沒有商業院線願意上映的情况下,至今放映了110場,接觸了1.6萬名觀眾。銀髮親歷者坐輪椅、拄着拐杖在家人陪同下到場,放映後講述舊事仍然揪心、仍舊激動。他們,可能就是影片中的年輕人。因為影片而相遇,為他們作的口述紀錄將會變成民間記憶庫。

昨天是沙頭角槍擊案50周年,1960年代中港邊境事故頻仍,偷渡的、華界農民過境耕種堅持要舉毛像的、在邊界上因言語不合抓了敵方過境的都有,但尚未至變成殺戮戰場。

六名殉職警務人員的殉職報道。《華僑日報》1967年7月13日

1967年7月8日上午,300多名大陸武裝人員越過邊境,向港英警察射擊,港警被圍困在警崗及聯鄉會內5小時,死傷枕藉。當年殉職警員曾經獲最高規格致敬,護督祁濟時、防衛司、三軍司令均派副官出席,警務署長及同僚200多人送行,靈柩以英國旗覆蓋,備極榮哀。

喪禮由時任警務署長戴磊華率眾致敬。《華僑日報》1967年7月13日
殉職警員出殯,靈柩以英國國旗覆蓋。(圖片來源﹕FormAsia Publications)

前年9月,警方網頁被發現刻意將沙頭角槍擊事件淡化,刪走了「鬥委會」、「毛語錄」、「恐怖主義」、「紅色肥貓」等字眼;沙頭角槍戰案的「共產黨民兵」更變成「內地槍手」。警方回應說,刪減內容是為了精簡。

明明是警史重要一頁,為什麼48年後會被接班人改寫呢?

更荒謬的是,同一事件,在當時的黨媒筆下,涉事者一時是「沙頭角鄉民」,翌日卻變成「哨兵」、「民兵」及「狙擊手」。過境殺戮背後充斥着高層謀劃和計算,從反英抗暴期間北京針對香港形勢變化組成的港澳聯合辦公室「群眾組組長」吳荻舟之《六七筆記》、《交代材料》中清楚看到,中共從軍力調動、沙頭角鬥委會成立、廣州支港辦公室對港方針,以至7月8日過境攻擊具體指示,事前都得到總理周恩來授權,並由港澳工委及廣東省委統戰部四處貫徹執行。

人血不是胭脂,我們先從7月8日談起。

越境施襲 是鄉民還是部隊?

上午11時,三四百名有隊形的武裝部隊從華界操到沙頭角港英警署外圍,向警崗投擲魚炮。警察試圖用催淚彈驅散人群,一台架在中英街中方商舖天台的機關槍向警察掃射,兩名巴基斯坦籍警察被擊斃,兩名警察受重傷,另多人受傷,包括一名歐洲籍警官。(*解密檔案FCO40/74,7月9日,香港就沙頭角事件致英聯邦事務部之報告)

上午11時40分,港英警察要求啹喀兵前往增援,80名警察被圍困在警崗及沙頭角聯鄉會內5小時,需要啹喀兵出動裝甲車及過山炮,又以連續7分鐘之密集火力,才將圍困的警察救出,最後5名警察殉職,12名警察受重傷。雙方駁火6小時,至黃昏才結束,沙頭角槍戰被視為港英政府邊防上的重大挫敗。

遭遇槍擊的沙頭角警崗。

2013年8月,我們訪問了當時沙頭角警崗指揮官Frank Knight,他認為當天是擦槍走火,起初魚炮從華界擲來,警司MacNeil以輕機槍回應,中方就開始向政府大樓、銀行等目標開火。最後Frank Knight團隊負責將死傷者送院。

翌日《文匯報》頭版頭條報道指摘沙頭角英警開槍屠殺示威鄉民,稱港英對抗的是「英勇的群眾」,又形容越境的數百人是「鄉民」。鄉民有沒有武器?靠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就能將港英警察打至暴屍街頭?

《文匯報》1967年7月9日

「英勇的沙頭角鄉民,打得敵人暈頭轉向,招架乏術。在開始鎮壓群眾時,三隊港英警察,在後來卻不知何時不見了兩隊,只剩下一隊藏躲於建築物和其他一些掩蔽物後,就是一些被擊斃了的警察,也暴屍街頭,數小時之久,仍不敢收屍,其中一個就在警署旁邊。就是龜縮於街頭的一隊警察,他們被群眾嚇得曝曬於烈日下幾個鐘頭而無法移動。」《文匯報》1967年7月9日

《新晚報》1967年7月10日

事隔一天,《新晚報》對過境武裝部隊的作戰情况描述完全不同,「鄉民」一日之間變成「邊防哨兵」、「沙頭角民兵」及「狙擊手」。

「身經百戰橫掃千軍的邊防哨兵,給敵人以嚴厲的懲罰﹕輕重機槍齊鳴,密集的子彈飛向敵巢,被敵人強佔的聯鄉會所、敵人警署都遭到狠狠的打擊,白皮豬、英軍警屎滾尿流,狼狽逃命。當邊防哨兵輕重機槍組停止懲罰性射擊後,敵人的兩架裝甲車突然掛上紅十字旗,馳到沙頭角警署、聯鄉會的對開的公路上,急忙收屍及清點敗下陣來的受傷者。

這一場打得好打得精采的反擊戰,我邊防哨兵,以輕重機槍組織了強大的火力網,控制了敵人的各個據點,另外由民兵、革命群眾組成的機槍、步槍、手榴彈等火力網,分成左右兩翼,夾擊港英據點……在我邊防哨兵強猛火力反擊下,敵人據點中的槍聲全啞了,殘暴隊狼狽亂竄……這一隊軍警被打得七零八落,橫臥街頭。

精神抖擻的群眾示威隊伍,人人胸前別上金光閃閃的毛主席像章,高舉抗議牌,在港英沙頭角警署門口高呼『愛國無罪、抗暴有理』、『打倒英帝,嚴懲漢奸』……等雄壯的口號聲,嚇退了敵人。

我們的愛國群眾就是不怕,不但不怕,而且更激起了對港英的深仇大恨,於是兩名青年便從附近的地方取來兩罐電油,他們在青少年群眾的石頭掩護下,快步衝向警署,要焚燬萬惡港英的專政樣板——沙頭角警署。當然,敵人的火力集中向着那兩名大無畏的青年射擊。在槍林彈雨下,勇猛前進的兩名戰友,光榮負傷。」(《新晚報》,1967年7月10日,圖2)

帶着兩罐電油衝向警署的青年,原來在廣東省檔案館有留下紀錄,情節相似,只是,英勇的青年由兩人變成一人。根據網媒HK01今年5月1日的報道,41歲的張天生是沙頭角公社貧農社員,他是「英勇地衝過100多米敵人的火力網……不幸中彈光榮犧牲」,後來被追封為「烈士」。

為何兩天之間,從《文匯報》到《新晚報》,報道內容和情節差別那麼大呢?因為中央對反英抗暴策略變了。從吳荻舟7月10日的《六七筆記》,指示四處(廣東省統戰部四處)要加強沙頭角鬥爭的政治影響、不在邊界開闢一戰場。文宣工作便從扮演被壓迫的人民,宣示武力之間搖擺,又對華籍警察及啹喀兵展開心理戰。

《新晚報》短評:開槍,開槍又怎麼樣?

《新晚報》短評〈開槍,開槍又怎麼樣?〉不單鼓動軍人,更煽動左派民眾以暴力推翻港英管治,全港第一枚炸彈就在兩天後投向大埔鄉事委員會,揭開連續5個月滿城炸彈之序幕。廣東軍方及支港辦群眾要求收回香港的呼聲很高。六七暴動之中,中央組織、動員、財力支援等種種行徑,都證據確鑿。以往以為六七暴動是左派基層盲動、周總理不知情、被脅迫等種種假設,亦在真相面前崩解。

〈開槍,開槍又怎麼樣?〉:「開槍,開槍又怎麼樣?港英鷹犬聽著:日來你們不但增加了血債,還擴大了挑釁範圍,「對付瘋狗,只有棍子」。對付你們這一小撮,英勇的中國同胞已經用行動作了答覆,並且勢必繼續,勢必擴大,一直鬥到你們低頭爲止!

槍是死的,人是活的,決定勝負的關鍵在於人而非「四兩爛鐵」,你有開槍的「自由」 ,憤怒的羣衆有使你「永遠開不了槍的自由」!你們的心是深黑色或者灰色,我們不得而知,有待你們悔悟,向民族贖罪!但你們只有一條命,只能死一次,也有家屬,這是憤怒的同胞所清楚的!」

我們可以從吳荻舟遺稿找到實證。

吳荻舟小記

1950至1962年,吳荻舟曾經是中共派駐香港的最高領導人之一,負責文化、新聞、電影、出版。1962年調回北京後,出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反英抗暴期間出任「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群眾組組長」,負責和香港聯絡,遇到重大問題,即時向周恩來秘書錢家棟報告。

吳荻舟參加高層會議時,貼身攜帶的《六七筆記》,由1967年5月26日至8月8日,記錄了總理周恩來的各種批示及開會重點。

吳荻舟遺稿《六七筆記》,由女兒吳輝整理。《消失的檔案》圖片。

下為各區成立鬥委會,《六七筆記》7月8日記載沙頭角群眾發動較好。

8/7 新界群眾工作情况

1、大埔區共80個村,連市區共5萬人。該區已成立「鬥委會」約3千人已組織起來;青年參加學習毛著的有2-300人。

2、元朗橫台村,老游擊區,村民3千人。我們在這裏有一定的群眾基礎。 3、沙頭角,村民7-800人,已成立「鬥委會」群眾發動較好。

《六七筆記》由吳輝提供。

總理在6月28日作出的指示,是6月24日另一起沙頭角邊境衝突後發出。

28/6

長期鬥爭。政治鬥爭,當地鬥爭的方針不變。

為了堅持罷工,①加強政治思想工作,②放手發動群眾,③物質支持,④武裝自己,⑤邊境邊界,⑥破壞敵方工業設備。

為此,我認為:我們辦公室,必須建立:①長期思想,②要沉得住氣,③要敢於作戰和善於作戰,④敢抓政策方針。

《六七筆記》由吳輝提供。

10/7 要四處:(廣東省委統戰部四處)

1、注意徙置區群眾的活動

2、各界動起來已開始,但也僅在開始

3、開展反關、反打的鬥爭(監內外)

4、加強沙頭角鬥爭的政治影響 5、不在邊界開闢一戰場

《六七筆記》由吳輝提供。

吳荻舟《交代材料》是他在1968年下放農村後寫的檢討報告﹕

8/7

辦公室會上我建議新界漁、農民要動,此起彼伏,達到牽制敵人把力量(警察、軍隊)……使市區壓力減弱。敵人兵力不多,有許多控制薄弱的地方,可以展開活動,這樣才能使敵人疲於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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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鐘者」朱耀明 六四35週年–溫哥華演講全紀錄

2024年6月2日 朱耀明牧師應溫哥華支聯會之邀,以「敲鐘者」為題講述六四歷史。他說:要盡力保持活的記憶,遺忘就是犯罪。

(編按:朱耀明牧師從八九年6月下旬至九七年主權移交前,一直參與「黃雀行動」營救民運人士。他回憶最早伸出援手的是法國駐港領事孟飛(Jean-Pierre Montagne),營救過程驚險萬分,很多細節至今仍不能言說。去年他年屆八十,大病一場後為了傳承歷史風塵僕僕,幾天內由洛杉磯到多倫多再趕往溫哥華。朱牧師有機艙恐懼症,搭乘飛機壓力很大,但他強調:「六四死難者不是為自己,是為了民主自由而犧牲。」他直言:「不知尚有多少年日?」,只是絕不會忘記六四屠城,也不會停止談論這慘案。以下是講座發言全記錄,朱耀明以第一人稱。)

講座2024年6月2日晚上六時半於假日酒店舉行,由溫支聯時任主席李美寶主持,約300人出席。

一,盡力保持活的記憶,遺忘就是犯罪

我在2020年離開香港。離開香港後的頭一、兩年,我很少說話。第一年對我有很大的衝擊。我的兄弟都身陷囹圄。我問自己是否離棄了他們,沒有與他們同行?內心一直無法釋懷,很痛苦。不過,他們不斷勸我,說:「朱牧師,你在外面,我們就很高興;要是你回來,我們可能很痛苦。所以你不要回來。」。於是,我成了離散的一份子。我其實很掛念教會、掛念在獄中的朋友、掛念香港很多很多的事物。在這個時代當中,每個人都經歷苦難,不僅是我,而是有很多人。

在第二年,我患上急性膽囊炎,非常痛楚。一看醫生,就說要入醫院了。當時,陳健民 (社會學學者,「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 和我的太太陪伴著我,召了計程車到台大醫院。雖然診所對面就是台大醫院了,但我無法步行。結果,在急症室過了一夜,然後就進了病房。台灣的醫療制度跟香港和溫哥華不同,如果留院,必須有家屬陪伴。這樣,一個七十五歲的老人家(我太太),陪著我這個七十八歲的老人家。有一次,我和孫兒視像通話,我忍不住流下眼淚。孫兒大聲說:「爺爺,別哭!勇敢一點!」,孫兒這句說話,像把我敲醒了,我們知道上帝與我們同行。 所以兩年來,我都沒有發言,也沒有出席公開聚會。但今年是六四事件 三十五週年,我是否就這樣沉默下去呢?所以這一次,當Mabel (李美寶,溫哥華支聯會主席) 他們說請我來溫哥華,本來五月十八日我要參加孫女的中學畢業典禮,五月二十日就返回香港… ,不,是返回台灣,返香港是不行的… 所以,(從這個口誤)你知道我們的心仍在香港,心底的說話就衝口而出了。Mabel 和多倫多那邊都問我,可否出席六四的活動。我也在想,我能乘坐飛機嗎?我已經八十歲了,要從洛杉磯到多倫多,然後再從多倫多到溫哥華,究竟我能否支撐呢?不過,很感恩,我能夠做到。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艾利●維瑟爾 (Elie Wiesel)的《夜》(“La Nuit”)提醒活人要為亡者作見證。這本書激勵了朱耀明。中文版由讀書共和國出版,南方朔導讀。

當我想起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艾利●維瑟爾 (Elie Wiesel),在他的《夜》(“La Nuit”) 一書中,他講述,一個小孩子問他:「你看到納粹集中營,很多人、很多小朋友被送進毒氣室,你的感覺如何?」其實,他有一段時間無法言語,因為一想起那段他親眼目睹的歷史,他就無法言語,說不出話來。又有一個小孩問他:「你告訴我,你目睹那麼多,你將來會做些甚麼?」,這位父親說:「我會盡力保持活的記憶,我跟這些想遺忘的人們鬥爭,因為假如我們遺忘了,我們就是犯罪,我們就是幫兇。」他寫了一本很簡單、很薄的書,就是《夜》。這幾句說話激勵了我。

二,我所見證的歷史

三十五年了,今天維園 (維多利亞公園) 沒有燭光,而是同鄉會的嘉年華會,政府想改寫歷史;它不但要我們忘記,而且還要改寫歷史。我們怎能夠遺忘呢?為此,今天我希望在大家面前,像 Elie Wiesel 一樣,作一個見證。其實這裡還有一位見證人,不過我暫不透露其姓名。我是在1989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北京,但我的一位好朋友在六月三日結婚,我要為她證婚。如果我不回去,她就無法結婚,所以只好返回香港,要不是她六月三日結婚,可能我也不會回香港,可能會隨著當時的氣勢,在前線衝擊。這件事湊巧救了我一命。證婚後,有婚宴,理應很開心,但我被編排的一席,有些剛輪班回來香港的記者,他們在桌上放了一台收音機。我們好像還沒開始進食,大家安坐著,不斷聽著上面的消息。突然說,木墀地開槍了,我們全席的人都顫抖起來。開槍……

朱耀明牧師1989年5月28日往北京,6月2日回港為好友主持婚禮。他說年輕時常往前衝,因為回港證婚避過了屠城之劫。(朱耀明訪問影片截圖)

當年我臨離開北京時,在街上對吾爾開希 (六四學運領袖) 說,這次運動是成功的,因為它喚醒了全世界所有華人,對中國民主、人權、自由的關注。我對吾爾開希說,這次運動本身是成功的,但我看到戒嚴部隊已經包圍整個廣場,清場可能很接近了。雖然這清場是必然會發生的,但誰會想到,清場是對著手無寸鐵的年青人和市民,用機槍和坦克射殺人民、輾碎人民的身體?婚宴過後,我們回到家中,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樣,看著年青人躺在木頭車,被推到醫院,滿身鮮血。在醫院裡,有很多被射殺身亡者的屍體,放在地上。這是活的見證,死了多少人?很多人都說…現在還有人說沒有死人。我只需引述一個消息,就是《文匯報》、《大公報》公佈的死傷人數,是一萬人。我這裡有一本《八九中國民運團體專輯》,裡面有這幅地圖,顯示在六四大屠殺後,世界各地所有華人都發起抗議、發起對屠城的譴責和抗議,當然包括了溫哥華和北美洲,但是最遠的,是連巴西也有。所以,我們怎能夠忘記呢?

《八九中國民運團體專輯》記錄了世界各地華人示威活動,大家對屠城的譴責及悲憤。

死難者家屬所受的痛苦,是我們難以想像的。他們時至今天仍活在苦難當中,被監視、無法拜祭。有一年,我和張先玲 (「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之一) 在沙灘上散步,她當時在香港。我對她說:「你們年紀都大了,怎樣做下去呢?」,她說:「我一息尚存,都要鬥爭下去。」。這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不是一時的,而是長久的。

「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之一張先玲的19歲兒子王楠,6月4日清晨三時半被戒嚴部隊開槍打中頭部致命。(王楠之死詳見另文)

【王楠之死】6月4日凌晨1時多,他在天安門西側南長街拍照時被戒嚴部隊射中頭部,子彈從左額射入、左耳後穿出。群眾搶上前想將王楠送院搶救,戒嚴部隊持槍阻止,最後失救而死。

(全文: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1B5Nh254Rx/

三,維園燭光是良心的召喚,良知將使心中的燭光永不熄滅

有一句說話,能使我這個八十歲的老人,這樣子再走動一回,當然有美寶和 Ken (董達成)他們的熱誠,和對六四的懷念。更重要的是,我想引用《聖經》<以斯帖記>,當時國王想殺死所有猶太人。以斯帖其實是猶太人,但以當時的規矩,如沒有國王的命令,是不能覲見國王的。當時,有一個人,叫末底改,他去見以斯帖,對她說:「不知你今天所得到的位份,就是為了今天嗎?就是為了今天要幫助猶太人脫離被屠殺的命運嗎?」(出自<以斯帖記>第四章第十四節) 。各位,上帝給我們在自由、民主、有人權的國家,無論你是近期離散的,或已經在這裡很長時間的,我們今天能夠在這個地方,自由地將這些歷史事實說出來,為下一代作見證。正如剛才那位手足所言,維園是甚麼?維園是良心的召喚,燭光本身就是良心的召喚、是公義的表達。這是對我們最重要的。維園沒了,我們心裡就沒有燭光嗎?我們有良知、有公義,對失去的生命有敬畏。雖然沒有維園這地方,雖然燭光不再在那兒點燃,但我們心裡的燭光是不會熄滅的,因為我們有良知,我們的良知不會讓我們忘記這種屠殺的場景。

朱耀明指維園燭光不再在那兒點燃,但有良知的人心裡的燭光是不會熄滅的。

有一天,我在美國,前往一所修道院,進入一個很嚴肅的教堂,只有我和我太太。我坐下來禱告,回想 (六四) 三十五年、雨傘運動十年,我還能做些甚麼?當我祈禱完後,一步出教堂門口,就有一個立牌,寫著「苦路」,這讓我想起耶穌基督來到這世上時,走的是一條苦路。祂為我們背負人類的苦難和罪惡,祂一定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當中。在雨傘運動中,也有一批學生,曾經走過苦路。當時,為了鼓勵佔領的示威人士,這批中學生,在海富中心圍著政府總部步行九個圈,每二十步一跪,這是「九二八」的象徵,「九二八」是警方施放催淚彈的時刻。然後,這批學生選了一個日子,是甚麼日子呢?是佔領行動第六十四日,這是將六四連繫在一起。這些人都是走著苦路,北京學生要求的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反貪腐,他們並非為了自己。就算是雨傘運動的時候,這些人也並非為了自己,同樣是為了普選,不是為了自己,這些人是甘願犧牲、受苦。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發起人朱耀明、戴耀廷及陳健民,又名「佔中三子」攝於維園燭光晚會。

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美國民權運動領袖) 說,自由不會由壓迫者白白恩賜予受壓者,而是需要抗爭、需要受苦、需要犧牲,才能夠成就。當我們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時候,我們是選擇在一所禮拜堂,在十字架下,宣告「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我們就是秉承著一種自我犧牲,希望能喚起世人的良知、喚起政府的良知,告訴它管治的危機是需要處理的。最終,我們被判監十六個月。雖然我是緩刑,但我的夥伴陳健民,在減刑後入獄了十一個多月。如果有機會,可看看他的《獄中書簡》(《受苦與反抗:陳健民 .獄中書簡》);我另一位同伴,戴耀廷教授,目前仍在獄中。戴耀廷教授在庭上的自辯時說:「若這苦杯是不能挪開,我會甘心飲下去」(原文為「我會無悔地飲下」) 。所以,今天他仍在監獄中,飲下這苦杯。為了甚麼呢?是為了他頭上的光環嗎?是為了他的名譽、他的前途嗎?是為了他的家庭嗎?其實,他身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院長 (副院長),他是最佳的教授,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他是為著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他說他教授法律,是個守法治的人,是在維護法治,但這次是要違法達義,將不公平的法律糾正過來。

四,寬恕的前提是認錯和悔過

六四的死難者,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十幾億人民,希望能夠得到自由和民主。貪腐,到了今天,比過往、比三十五年前更厲害;社會的管控,比三十五年前更嚴重;被捕的人,比三十五年前更多。所以才有「白紙運動」,對這個政權的抗爭。所以,我們不要輕易放過這段歷史,雖然有很多人要掩蓋這段歷史。有人問,現在的政府官員說要謹慎言論,又警告一些人不要聚集和發表敏感言論;有人問,甚麼是「敏感」呢?是指「六四」嗎?這個 PK (指現任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就說,數字不是最重要。煽惑才是最重要。何謂「煽惑」呢?說歷史的事實也是煽惑嗎?談歷史,是煽惑人們嗎?數年前,曾有民運領袖說,我們要饒恕 (指學運領袖柴玲於六四二十三週年發表的公開信);最近,一位周姓樞機也說要饒恕 (現任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樞機) 。我撫心自問,我要饒恕甚麼?我們不能代替死難者饒恕。它(指中共)應該是要獲得死難者家屬的饒恕,應該獲得被它槍殺的人,他們的家屬,不論是丈夫、妻子、父母、兒女、兄弟姊妹的饒恕。因為是它槍殺的,是它在作惡。我們饒恕甚麼?我們能夠饒恕甚麼呢?中共必須要對所有受難者的家屬,就屠殺事件認錯、悔改,然後才能得到饒恕。沒有人可以代替死難者的家屬去饒恕它,因為我們不是受苦、受害的人,所以,我們一定要堅持講述這段見證和歷史,我們要將這段歷史告訴下一代,讓這段歷史不被遺忘。正如艾利●維瑟爾 (Elie Wiesel) 所言,在他有生之年都要為這段歷史作見證,要告訴世人這些事情,讓大家知道,每一代人都要這樣做。

五,請左派人士憑良心講話

今天,我已經八十歲,不知還能活多少年,不過,我不會忘記這件事,我不能不談論這件事。雖然,談論這件事所背負的代價可能很沉重,正如有三位支聯會的常委仍在獄中 — 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三年了,若按照以往的無罪推定,應該准以保釋,但卻三年未審,然後說他們是「外國代理人」。我一看到這句話就非常憤怒。六四槍殺後,是誰帶隊遊行?是譚耀宗、程介南、鄭耀棠 (按:三人都是左派團體和工會的所謂「新銳」)。第一個在新華社門口叫李鵬下台的,是程介南。我就說,審訊的時候,要不要找這些人來做證,要不要召喚他們做證人?他們是否「外國代理人」?有一張照片顯示鄭耀棠在前面手持揚聲器,後面寫著一個「痛」字。這些人是「外國代理人」呢?他們走在龍頭,程介南是支聯會第一屆常委,他和我一起擔任援助組的組員。當然,後來他和教聯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的人全部要退出,那是六月九日之後的事。

朱耀明指六四槍殺後是譚耀宗、程介南、鄭耀棠帶隊遊行,程介南更是第一個在新華社門口叫李鵬下台的。朱牧認為他們有責任憑良心講說話。
屠城後全城激憤,譚慧珠及鄭耀棠更暫停基本法草委工作抗議。1989年6月6日《文匯報》

譚耀宗,時任立法局議員,後成為民建聯主席、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程介南,支聯會創會常委,時為教聯會理事長。後改投民建聯。
鄭耀棠,時任工聯會理事長。現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李鵬,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被視為「六四劊子手」、「北京屠夫」。

所以,你看到這些歷史,就能知道我們心裡的憤怒。為甚麼要逮捕這三人 (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 、指控他們為「外國代理人」呢?當時全世界的人都在示威,譴責這種暴行。所以這種控罪,你可以接受嗎?我不能接受。更不能接受的,是為甚麼要逮捕鄒幸彤的媽媽?為甚麼要逮捕關振邦 (前支聯會常委) 的太太?他們做過甚麼事呢?這完全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還講法律嗎?如果鄒幸彤出任 (支聯會) 副主席是要承擔,她已經身在獄中了,為何要逮捕她的媽媽?

六,燭光溫暖著受難者,也譴責了施暴者,雖然微弱,但必摧毀暴政

所以,你看到這些歷史,就能知道我們心裡的憤怒。為甚麼要逮捕這三人 (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 、指控他們為「外國代理人」呢?當時全世界的人都在示威,譴責這種暴行。所以這種控罪,你可以接受嗎?我不能接受。更不能接受的,是為甚麼要逮捕鄒幸彤的媽媽?為甚麼要逮捕關振邦 (前支聯會常委) 的太太?他們做過甚麼事呢?這完全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還講法律嗎?如果鄒幸彤出任 (支聯會) 副主席是要承擔,她已經身在獄中了,為何要逮捕她的媽媽?

六,燭光溫暖著受難者,也譴責了施暴者,雖然微弱,但必摧毀暴政

當我見到李柱銘 (民主黨創黨主席) 被捕上庭時,我就忍受不住流淚。這位資深大律師,在香港一直為民主奮鬥,他在法律上幫助很多需要幫助的人。我看著他白髮蒼蒼,走進法庭,眼淚就流下來了。為甚麼一個社會會黑白不分,黑變白、白變黑?何俊仁在做律師的期間,所有最基層的人都尋求他的幫助,不論工傷或意外傷亡,有時候他甚至免費幫助這些人。這些都是在香港難以找到的好人、善心人、有良知的人,但竟然被關在獄中。

朱耀明痛心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為了「記憶與遺亡的鬥爭」陷獄,又形容他們都是香港難得的好人、善心人。(圖為三人主持維園燭光晚會圖片)

這三個人 (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 被關在獄中,為了甚麼呢?就是為著遺忘與記憶的鬥爭這一顆心。我們不能讓這一段屠殺的歷史就此被抹殺,我們要傳承這段歷史,讓我們知道今天仍在受苦受難的死難者家屬,告訴他們那些燭光是會與他們同行的,他們不會孤單。他們雖然被壓制,但不會孤單,我們會與他們同行。這些燭光的意義,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溫暖,讓他們看到同行的人在他們當中。有人說我們現在人少,這在歷史上是不足為懼的。哈維爾 (Václav Havel,「天鵝絨革命」政治思想家、首任捷克共和國總統) 常說,只要有一個人出來,就會有第二個人出來,就會有第三個人出來,慢慢就會凝聚一股力量,這股力量就能使政府倒臺。所以,我們不要嫌棄燭光的微小,我們的燭光是可以溫暖受難者的心靈,與他們同行。但同時,這燭光是表示我們對這個殘暴政權的譴責。

在六四之後的第二日,我們舉行黑色大靜坐,當時,中文大學的馮可立教授在我跟前。我對他 說:「你看看,整個跑馬地都是人」。就是因為有公義,我們聚集於此,對不公義的政權作出譴責。今天,我們同樣因為不公義而聚集在這裡。我們是為了告訴那些受難者,我們會與他們同心同行,直至還他們一個公道、公義得到彰顯為止。所以,我們今天聚集於此,對六四的死難者,意義非常重大。對於這個政權,雖然我們人少,但它還是會恐懼的。

很多人都叫我們遺忘,我就說,我們遺忘甚麼,政府從來都沒有遺忘過。如果它遺忘,就不會禁制「六四」二字;如果它遺忘,它就不會在這個時間將人們送去「旅行」;如果它遺忘,它就不會害怕人們在這個敏感日子對它提及「六四」。字眼不重要,其實是它不敢遺忘,它不敢遺忘它成為劊子手這件事。是它不敢遺忘,不是我們遺忘。

維園燭光晚會,參加者以「人民不會忘記」明志。
六四35週年溫哥華燭光悼念晚會,群眾燃點燭光紀念六四亡靈。(溫哥華支聯會航拍定格圖)

陳樞機常常引用 (《聖經》) <詩篇>的一句說話 — 惡人在掘坑,想埋葬一個人,但他不斷掘,愈挖愈大,自己也掉進坑中,自己把自己埋葬了 (<詩篇>第七章第十四至十六節) 。一個暴政本身,它以為為別人掘坑,以為會埋葬別人,最終其實是埋葬它自己。所以,我們不要氣餒,一定要執著這份信念,要有勇氣地向前走。然後,我們將會看見一個美好的明天。所以,不要覺得自己的燭光和力量微小,匯聚起來,就是一股力量。大家能夠勇往直前,我們一定能共創一個美好的明天,希望大家能夠堅持。很多謝大家。

朱耀明在燭光晚會見證歷史。不會因為35年過去而淡忘。

鳴謝:溫哥華支聯會

記錄/製圖/編輯:《消失的檔案》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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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堯如回憶錄之六 -「反英抗暴」的「菠蘿戰」

(編按:「反英抗暴」徹底失敗,港共對濫殺無辜至今毫無反省。楊光2001年獲頒大紫荊勳章後,土共更推諉清華街小姐弟及林彬之死與他們無關。又巧言令色,將「先暴後鎮」,即先暴動後被鎮壓,說成是「先鎮後暴」,即先鎮壓後暴動。這些歪理不停在群眾中散播,就是他們對歷史的交代,彷彿謊言說100遍就變成真理。

《金堯如回憶錄》之六談及第一枚炸彈早於1967年6月10日被擺放於北角電車站,只是僥倖沒有爆炸。當年金堯如是《文匯報》總編輯,他在港澳工委指揮部聽到這枚炸彈放置於北角電車站路軌上,大為震驚。他提出質疑時被嘲笑為「不敢鬥爭,不敢勝利」的右傾機會主義者。這名急於求功的人士來自廣東省公安廳,調任華潤公司總經理,他罔顧性命行為,聽者還起哄鼓掌,可見「革命」及「鬥爭」如何草菅人命)

第一枚炸彈幸未爆炸

第一個升級就是發動所謂「菠蘿戰」,即發動群眾製造炸彈,破壞整個社會安定。用當時他們的話來說,可以達到所謂「震撼港英統治」的目的,同時取得所謂「威懾香港右派」的作用。

事情是這樣的:大概六月十號左右,黨內「反英抗暴」的總指揮部開會,一位負責灣仔、北角和筲箕灣地區「反英抗暴」鬥爭的×××同志,他原是多年前從廣東省公安廳調下來在某某貿易公司擔任經理的領導幹部,首先起立報告他發動「菠蘿戰」第一砲的結果。他說,今天清早已製成第一批炸彈,也進行了第一砲試驗,但很可惜讓無知的掃街阿嫂把我們的試驗炸彈掃走了,而當時恰恰沒有爆炸。

「今天凌晨二時,我令人將紙包的小小炸彈放在北角電車站駛出英皇道的電車軌道上。只要四點鐘第一輛電車出來,便會立即爆炸,試驗便告成功,以後就可以在香港大擺「菠蘿陣」,叫港英防暴隊疲於奔命,又寸步難行,叫那些白皮豬(指英國人警官)、黃皮狗(指香港警察)嚐嚐我們鐵「菠蘿」的好滋味。一可以動搖港英統治;二可以威懾香港右派;三可以鼓舞群眾進一步擴大鬥爭。我選定今天凌晨試爆,原來準備向總部報告初步完成上級指示的任務。」


座下有不少人向他的講話和鬥志鼓掌,隨即也有失望的嘆氣,有議論紛紛的。

犧牲工人 以正武鬥大方向

我聽了十分驚愕,甚麼?放炸彈了?放在商業市區?放在電車軌道上?那想炸掉甚麼,炸死甚麼人呢?

我於是正式站起來發言,提出了這些問題。我說:「我們大家想一想,北角車站第一輛電車開來,搭車的是甚麼人呢?是上早班的工人!是到船塢、碼頭、工地、工廠上早班的工人!你們怎能把炸彈放在第一輛電車出來的軌道上,你們想炸死甚麼人?炸死我們的工人,勞動人民!即使不全炸死,翻了車,將傷殘多少人?即使是空車出站,司機也是我們的工人。工人階級是我們黨的基本群眾,我們的鬥爭怎麼能殺害自己人?將來大擺「菠蘿陣」,會殺害多少我們的香港同胞?這個問題值得我們再考慮、再研究,要不要打「菠蘿戰」?

我講完這段話,座上大多數悚然聆聽,但有三、四位卻笑將起來。我的一位以前很接近的老朋友唐澤霖兄笑道:「哈,我們的老金,人道主義的思想又來了。對敵鬥爭能像數雞蛋那樣嗎?自己能不死一個人嗎?」另一位,我現在記不起他的尊姓大名的同志說:「對敵鬥爭只能掌握好大方向,只能考慮到是否能給敵人以最沉重的撞擊,怎能首先考慮會不會傷害自己人的問題?」

到此,我還想講話。會議主持人站起來說,擺「菠蘿陣」,發動武鬥,工委領導(指香港新華社的社長們)已經作了決定。不能再在這個指揮部會上討論了。如此一說,我只好不說話了。會議進入討論。但所討論的其實還是今後如何用武鬥來開展「反英抗暴」。這個會議以後,鬥爭果然進一步升級了,進一步擴大了。

原刊於《當代月刊》1993年11 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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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堯如回憶錄之五 – 四人幫批准反英抗暴—–「聯合指揮部」領導鬥港英行動

金堯如://「反英抗暴」不僅突出了一個「鬥」字,而且強調了「武鬥」。以真槍真刀對待香港社會和香港同胞是一個多麼嚴重的危險。

1967年5月20日至21日之間,香港發生了四件大事,引起了香港長時期的大動亂和大分化。…這四件大事,前兩件發生在花園道港督府前。後兩件大事發生於港督府。——文匯報——新華社之間。我說的四件大事如下:

1 「大暴亂」和「大鎮壓」
2  港英求和 橫遭拒絕
3  北京成立「聯合指揮部」
4  突出一個「鬥」字

在「中共文革領導小組」管領下,在北京「聯合指揮部」指揮下的香港新華社梁威林和祁烽完全走上了左傾盲動主義、城市武裝鬥爭的錯誤道路。// 原刊於《當代》月刊1993年10月15日

原刊於《當代》月刊1993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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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堯如回憶錄之四  新華社拒絕同港英和談 —- 反英抗暴走上了盲人瞎馬之路

金堯如://革命沖昏了頭腦,梁威林、祁烽放棄了和港英政府溝通的重要時機。

5月20日,《華僑日報》主筆李志文突然駕臨文匯報⋯⋯李子誦社長及金堯如參與會見。李志文一臉緊張神色,甫坐定,便開門見山說道:港府開了緊急會議,決定與你們左派和平談判,解決有關衝突的一切問題,做好善後工作。

港府計劃成立一個談判會議,請下列人士出席:港府祁達、滙豐銀行總經理桑達斯、《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文匯報》金堯如、澳門何賢。」

不過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副社長祁烽、宣傳部長黃光宇都想搞一場「反帝反殖」的港式無產階級大革命,更易港澳工委名義電告中央外辦革命領導小組轉呈「中央文革領導小組」,表達了革命決心。進一步發動群眾香港英全面出擊,積極準備城市武裝鬥爭迎擊港英殖民統治者的暴力鎮壓。

金堯如說這之後就鬥下去了,「越鬥越大越升級。遊行、示威、罷課、罷工、罷市、放炸彈、運槍枝……,什麼都出齊,鬥到香港昏天黑地,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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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於「反英抗暴」的領導角色】20250517

1967年5月17日,即58年前的今天,楊光帶領「#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各界鬥委會」)17名代表前往港督府向港督戴麟趾遞交「抗議信」,由副官代為接收。楊光前一天在工聯會被各界代表推舉為鬥委會主任,在殖民地政府心臟地帶,他帶頭對港督副官質問,再帶領17名鬥委會常委揮舞毛語錄,高呼:「堅決把反對港英迫害港九同胞的鬥爭進行到底!」《文匯報》1967年5月18日。

上圖背向鏡頭的是楊光。這圖片在左派圈子廣傳,不但確立楊光的地位,更觸發團體輪流操上港督府示威。下圖為楊光在工聯會鬥爭大會上發言。

從5月18日開始每天數以千計。港共耐不住文革火焰蔓延,傾巢而出。

「帝國主義如此欺負我們,這是需要認真對付的。」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收隊前,這群代表再高呼「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1967年5月18日《大公報》。
1967年5月18日《大公報》1967年5月18日。

5月16日,左派各條戰線代表共100多人在工人俱樂部召開會議,「港九各界同胞響應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的號召,即席組成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委員會」,委員共102人,他們推舉楊光為鬥委會主任。常委共17人於5月23日公告。名單如下:

主任委員:

楊光 (港九工聯會理事長)

副主任委員:

費彝民 (大公報社長)

謝鴻惠 (德信行有限公司經理、中華總商會會董)

黃建立 (漢華中學校長)

王寬誠 (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常委:

胡九 (香港洋務工會副主席)

黃燕芳 (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主席)

伍宜 (香港中華煤氣公司華員職工會主席)

劉謙 (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九巴分會主席)

郭添海 (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主席)

鄧全 (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主席)

黃富榮 (香島中學學生)

潘德聲 (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總編輯)

廖一原 (新聯影業公司經理)

任意之 (鳳凰影業公司導演)

陳紘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副經理)

湯秉達 (中華總商會司庫)

各界鬥委會成立,楊光被推舉為主任。

這階段中央的士罷工、青州英坭廠工潮已成過去。港澳工委動員民眾往新蒲崗支持膠花廠工友,對峙像藥引被炸開,左派暴徒在東頭村燒巴士,一天三次燒公務員宿舍,向紀律部隊擲玻璃瓶及石頭。這些玻璃瓶源源不絕有人送往民眾聚集之處,完了可以往裕華國貨取糧油乾糧。其後騷亂蔓延至東九龍及港島區,兩區先後宵禁。

楊光任鬥委會主任後,以他名義作出的動員未停止過。

1967年6月11日 楊光在《大公報》講抗暴形勢。

6月11日,楊光於《大公報》講抗暴形勢,他號召「工人工商界學生小販農民等相繼上陣 到處是戰場使抗暴鬥爭趨向大好形勢」。6月底四天罷工罷市無法動搖港英政府管治,工聯會各個屬會受指示紛紛製作炸彈。7月12日首枚炸彈投向大埔鄉事委員會後,香港變成 <恐怖世界 人人自危>《明報》社評1967年7月13日。

《明報》社評1967年7月13日<恐怖世界 人人自危>

8月21日清華街小姐弟被炸彈炸死,8月24日商台播音員林彬被燒死,香港市民極其忿怒,紛紛要求殖民地政府平息暴亂,議員重提死刑。楊光則躲藏於中國銀行地牢,繼續遙距發指令。楊光被視為主張武鬥之主事人,他的政策第二階段執行人為助手張烈(工聯會秘書)是鬥委之一。張烈於10月13日被捕,隨即扣押並送往摩星嶺集中營。

1967年10月13日全港有160枚炸彈,港島8名警察受傷,一名警察殉職,三名軍火專家工作時受傷。各處炸彈導致死傷最高紀錄,10月14日這天《明報》頭條是張烈被捕,二條才是全港160枚炸彈,可見楊光助手張烈的份量。

張烈於五月騷動前是工人俱樂部負責人,騷亂開始後,張烈將該處用作九龍區行動指揮部,他是楊光武鬥政策第二階層執行人。8月軍警聯合搜查工人俱樂部並搜獲重要文件:「據傳大部份之行動費用開支,均由張烈經手收支。從其他文字中顯示張烈為港共武鬥行動派之『第二舵手』。…依照緊急法例,將之扣押在集中營裡。張烈在300多名鬥委名單排行44。」《明報》1967年10月14日。

楊光在六七暴動該承擔什麼責任,爭論至今58年未有平息過。2001年,楊光獲頒大紫荊勳章令輿論嘩然。10月31日立法會召開特別會議辯論楊光授勳,有議員要求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查核楊光提名是否由行政長官董建華決定或來自更高層指示。議員們舌劍唇槍,為楊光功過激烈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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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遺產案 (深度)|可以休矣!邱近思 程翔 20250509

筆者寫完<「療傷」是虛,「奪產」是實 — 評邱近思的《我與李怡》>(以下簡稱「邱書」)一文後,本以為在客觀事實面前,是非對錯已經十分明顯,無需再跟進,不料先是殷惠敏先生賜我鴻文<別鬧啦!程翔先生>(以下簡稱「殷文」),繼而邱本人又對Wendy (李小蕾,李怡長女) 發表了8點回應,(全文詳見台灣《上報》2025年4月1日),並且向她的支持者發放一封李怡與女兒Wendy的私人信件,用以證明女兒的不孝,令他們紛紛發文譴責女兒(見蘇賡哲4月20日臉書及其留言)。必須指出,這是她擅自登入李怡平板電腦後偷窺到的李怡私人信件,並把它公開,其行為本身十分缺德。這些發展使我驚嘆原來邱近思及其朋友們,都可以罔顧其自我暴露奪產的心態(見諸《我與李怡》・ <遺憾>一章),無視其藉公開李怡私隱來威脅兩個女兒的敗德,更不理會其擅自提取銀行存款構成刑事罪嫌的劣行而仍然盲撐她。嗟夫,《荀子・性惡篇》有之:「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污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荀子這番話,前半段用在邱近思身上,後半段用在殷先生及其一類的支持者身上,都十分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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