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何東女兒Jean Hotung Gittins (何文姿）撰寫”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一書，由《南華早報》出版。

Billy Gittins生於1897年，畢業於香港大學工程學院，與何東爵士女兒 Jean (何文姿）相戀，雖然面對阻力，兩人終於1929年組織家庭，育有兩名子女。

Jean Hotung Gittins (何文姿）1941年在港大醫學院出任系主任 Dr Gordon King 的秘書，Gordon 是婦產科醫生，太太 Mary 也行醫。眼見局勢緊張，許多外籍人士都有撤退計劃，Mary 決意帶同三名女兒回流澳洲，Billy & Jean卻堅決留下來。

1938年慕尼黑危機後不久，Billy 就認定戰爭不可避免，他主動加入香港義勇軍並對太太說：「我想做好準備，當那一天到來時，只有做好準備，我才能做出有價值的貢獻。」

本來Billy屬意“Field Company Engineers”「野戰工兵連」，欲以工兵的身份入伍。 後來他被調往第四砲兵連，成為守衛「探照燈」的軍士，負責指揮香港海港東入口鯉魚門的一組探照燈。

Billy & Jane的子女Elizabeth及John，分別於1930年及1935年出生。戰爭臨近，五歲的John 時常被支氣管炎困擾。上司Dr Gordon King 的太太Mary 撤退前建議，可以讓Billy的子女同行，並承諾親自照顧。Billy及Jane觀察形勢、權衡厲害後同意了。1941年5月5日，11歲的女兒及5歲的兒子隨同Dr Mary坐船離開香港。

香港義勇軍 (HVDC) 於1854年成立，本意是輔助英軍防衛。於1941年香港保衛戰中，義勇軍包含多個連隊，有純英籍、蘇格蘭籍和歐亞混血兒等。他們熟悉地形，負責防守黃泥涌峽等關鍵位置。

1941年，香港義勇軍在灣仔修頓球場外步操，他們由多個連隊組成，均視香港為家。（政府檔案處照片）

1941年12月7日下午三時義勇軍召集，Billy隨即報到。臨行前跟太太道別，他以為很快就會再見，沒有想到這是兩人最後的會面。

三天後是Billy生日，Jean往炮兵司令部打電話，期望跟Billy對話。Jean在電話一頭等待良久，Billy 從探照燈機艙跑回司令部接電話，說：「一切都好，很忙。只是食物短缺，沒有補給。」只有幾句話就掛線，他們沒有想到這是兩人最後的對話。 

香港保衛戰戰況慘烈，迎戰的由駐港英軍、英屬印度陸軍及加拿大派來增援的2000名士兵組成，再加上義勇軍絕地頑抗。英軍放棄新界及九龍後，退守香港島，義勇軍堅守赤柱至最後一刻。

何東女婿  衛港捐軀

香港淪陷後Billy 被關進 #深水埗集中營，與家人斷絕聯繫。1943年12月，他與另外500多名戰俘被送到日本做苦工，其後因為痢疾與營養不良極其虛弱。Billy Gittins延至1945年3月肺炎逝世，下葬日本 #橫濱英聯邦陣亡將士墓地。

本來Jean 可以跟隨父親何東往澳門避難，但是愛夫情切的她想到若入住 #赤柱拘留營，或許有機會以「交換戰俘」方式和Billy重會。當行動仍然自由時她先往赤柱營地視察，又天真地想像日軍不會令囚友們受太多苦，吃住條件可能不會太惡劣。

就這樣Jean Gittins主動住進赤柱拘留營，失去三年零八個月的自由。

Billy父母，Gittins 一家亦遭受沉重打擊。三個女孩的丈夫都是義勇軍，其中兩人Ernest Fincher & Arthur Bliss 在戰鬥中陣亡。Mabel 丈夫George Hall 和Billy一起被關在深水埗戰俘營，Mabel 則帶著三名孩子被關押於赤柱戰俘營。

Gittins 夫婦，即 Jean 的老爺奶奶和兩名守寡的女兒Irene & Phyllis 住在一起。他們決定不被拘禁，和許多住在九龍的人 一樣失去了所有財產。後來，他們去了台灣直到戰爭結束才返回香港。

Jean在赤柱拘留營用香煙包裝紙寫下種植蕃茄的成果，也記下拘留營每次收取食物的日期及內容。這些生活小節日積月累幫助她記起營內細節，也促使她1982年完成另一本書“Stanley: Behind Barbed Wire”，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

戰爭結束後她無法打聽到Billy消息，只好先往澳洲與子女重聚。在澳洲一段日子以後，她陸續收到跟Billy同被拘留難友的信，其中曾經照顧Billy的 Dr Riley來信，才知道丈夫被疾病折磨，始終不放棄的動力是期待與家人團聚。丈夫在戰爭和戰俘營的重壓下所展現出的沉著勇氣，「將永遠激勵我，也將成為孩子學習的榜樣。」

“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內容首先在《南華早報》刊登，被廣泛閱讀後結集成書。以何東家族的財富及地位本來沒有必要親自上戰場，但如Billy Gittins及其兩位妹夫都挺身而出加入義勇軍，戰死沙場或在戰俘營受盡虐待。他們的故事應該被記住。

和平後的1946年，殖民地政府將8月30日訂立為「重光紀念日」，紀念光復與犧牲的戰士，定為公眾假期。1997年主權移交，重光紀念日被取消，特區政府訂定9月3日為「抗戰勝利日」，清洗記憶的動機異常明顯。

“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 網上版可供閱讀並下載。Jean Gittins (何文姿)與子女居於澳洲，她另一本相關著作“Stanley: Behind Barbed Wire”早已絕版，google Book可購買電子書。Jean文筆流麗，富有感情，將個人、家庭及時代的患難刻劃入微，令人掩卷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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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 網上版

https://archive.org/details/eastern-windows-western-skies-jean-gittins

“Stanley: Behind Barbed Wire” Google Book

1967年11月8日，十多名左派暴徒在荔枝角道近太子道投擲多枚炸彈，導致三死36人受傷，是六七暴動於 5月爆發以來單日死傷最高紀錄。

死傷者迫爆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當晚深夜傷者被分流往廣華醫院救治。翌日《明報》頭版標題以「#黑夜大慘案」形容，受傷的除了巧遇暴徒的六名輔警，死得最慘烈的是大光洗衣店店員 #張雲，路過的市民 #文圖業，及將衣物拿去洗衣店的10歲女童 #周雲英。周雲英是8月清華街小姐弟慘案的第三名被炸彈炸死兒童。

爆炸發生時，一輛窗簾公司小型貨車駛經該處，全車玻璃被炸碎，司機重傷倒伏駄盤上，可見炸彈威力之強大，暴徒濫炸平民之兇悍。除了20多名路過市民受傷，一名住現場附近的13歲喇沙小學五年級學生胡漢傑正在騎樓做功課，被窗外飛進屋的炸彈碎片插中右眼，送院後右眼無法保留，眼球被移除。《工商日報》11月10日社論形容，慘案是＜#左派要向港九居民進行集體屠殺＞。

警車避過炸彈後還擊，警員擊中兩名投彈者，其中一人倒地時手中持有炸彈。另一人試圖搶奪警方左輪手槍，當場被擊斃。第三名被捕投彈者羅水欣，37歲織造工人，住九龍城西頭村廣德里後巷木屋。同年11月30日於北九龍裁判處提堂時被控三項謀殺罪，控方證人共34名，包括輔警坊眾等。其中任職上海匯豐銀行的輔警JA羅沙指出：他與輔警八人乘8527號警車巡邏，於廣東道駛進太子道之際，見被告將一物體擺放於馬路渠邊，物體大小約12吋乘8吋，上邊綁有兩塊紅布，他即命停車。「當落車走過馬路時，被告已離開渠邊，彼與兩輔警尾隨追捕，另外三輔警則協同在前兜截，卒將被告拘獲，逮捕時曾發生糾纏，但卒將被告制服，帶返警車。當時距離被告擺放渠邊之物體約八碼至十碼，該物體突爆炸，彼被炸倒地上，雙腳受傷，痛苦不堪，想掙扎爬起，旋又跌下。時見週圍有兩三輔警亦被炸倒地上，另有兩三輔警則在附近展開警戒。」《華僑日報》1968年1月9日。

1968年1月23日，案件於北九龍裁判處的聆訊終結，控方作供完畢，法官裁定表面證據成立。被告還押等待解往高等法院續審。

1967年10月13日，炸彈單日高達160枚。11月5日香港週最後一天發生「#怡和街炸彈案」，全日有145枚真假炸彈，交通督察 #麥基雲 被炸至手腳飛脫慘死，另有22名市民，包括維持秩序的童軍受傷。三天以後就發生茘枝角道黑夜大慘案，港英政府竟然在滅絕人性之襲擊正蔓延之際建議修訂現行法例，對21歲以下的左派犯人不予監禁，寬容對待。感化、減刑有之，後來更對重犯推行特赦。

茘枝角道炸彈案設陪審團，被告被解往高等法院審訊。案由副按察司祈里頓主審，檢察官韋國士主控，陪審團由六男一女組成。被告羅水欣否認控罪，拒絕法律援助，更被黨媒捧為「英雄」。案件於1968年2月21日由洗衣店店東 #梅植帆 作供，梅稱爆炸巨響時他躲在櫃檯後閃避，避過一劫。主審法官為審慎起見，召集全體陪審員法庭人員及主控檢察官等到肇事現場視察。

1968年2月29日，陪審員聽完控辯雙方證供，經法官引導後退庭商議4小時，一致裁定三項謀殺罪不成立，三項誤殺罪成立。法官判被告每罪入獄12年，同期執行，即共入獄12年。如此慘案獲刑僅12年，謀殺罪名不成立，罪與罰引起輿論爭議，這樣有阻嚇作用嗎？

1967年6月，港共推行「三視運動」，即「仇視」、「鄙視」及「蔑視」港英政府管治，包括殖民地法庭，此案亦不例外。1968年1月18日被告於北九龍裁判署初訊時，羅水欣於犯人檻內不肯起立，主審法官岑卓淦圈此退庭，下令庭警將被告欄之座椅移走。1968年3月1日《大公報》題為＜同胞羅水欣被迫害 竟遭投黑獄12年＞混淆是非：「反英抗暴戰士羅水欣，連日在高等法院被非法『審訊』，港英誣告他於去年11月8日在九龍地區謀殺男子張雲、女童周雲英、男子文圖業。羅對港英所羅織的『罪名』堅決否認。」

1968年3月1日，《大公報》以＜同胞羅水欣被迫害 竟遭投黑獄12年＞為茘枝角道炸彈案解畫。即使從謀殺變「誤殺」，黨媒仍形容為黑獄。

1973年4月2日，羅水欣服刑5年後獲特赦出獄，《大公報》形容羅水欣為「光榮歸來」，受到所屬單位熱烈歡迎。三條人命，一名小童失去右眼，30多人受傷在港共眼中不當一回事。羅水欣並非基於行為良好提早獲釋，只是因為港英政府寬大處理。不單在法庭設立陪審團，最後將謀殺罪變成「誤殺」，更讓一名毫無悔意的犯人提前釋放。

港英政府寬大，三條人命最終監禁五年，令人想起反修例運動之判決落差巨大。

反恐首案被告 #吳智鴻 的炸彈威力如何無人知曉，從頭到尾只聞樓梯響，僅僅藏於其母校操場，由自稱「屠龍小隊」隊長 #黃振強 指證入罪。結果國安法庭判他入獄23年10個月。反恐第二案有兩起爆炸事件，在羅湖口岸及明愛醫院，爆炸力輕微，無人受傷。三名被告判囚16年8個月至18年，國安法指定法官陳仲衡聲稱他們是「向社會宣戰」。同案本來被判無罪的 #吳子樂，事後再次被捕，國安警準備以「製造爆炸物」等罪名予以檢控。

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今天我們重溫茘枝角道炸彈案可見港英政府之寬容，及港共政府趕盡殺絕，極為強烈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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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1日，《解放日報》頭版報道，《壟斷輿論剝奪言論自由 國民黨摧殘新聞字事業 去年查禁報章雜誌五百餘種》，並發表社論《反對國民黨反動的新聞政策———為紀念第十屆九一記者節而作》。

社評指中共根據地在陝甘寧邊區，抗戰更在於打筆戰。除了「職業新聞記者」，還有大批「工農兵通訊員」經常向報導投稿。（頁224)。這篇社論是《解放日報》為九一記者節而作，文章指出：「全國新聞記者都要檢閱一下自己為抗戰服務的戰鬥力量，以及和全國人民一起，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發揚抗戰和民主的輿論的途徑。」（頁221)

1943年的九一社論，中共承認身處後方，當時受國民黨限制，無法暢所欲言。中共報章當年鼓吹的是言論自由，又指國民黨封殺「進步報紙」，「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這些控訴今天看來異常熟悉，只是主詞副詞換了。

《解放日報》社論這一段，更刺破了中共港共今天的抗戰八十年盛大宣傳。「在後方，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的政治主張橫遭壓抑，不許在報上發表，甚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解放』、『國共合作』、『各階層的人民』、『少數民族』、『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需』等，都被認為『謬誤名詞』，都在禁用之列；而頌揚法西斯獨裁的謬論反而受到縱容和包庇，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 張。它們對於『異己』的進步報紙，採取各式各樣的限制、吞併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後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頁222)

更多中共建政前宣傳，詳見【歷史的先聲】，編者笑蜀。2013年8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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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林少波的林彬在商業電台主持午間新聞後的《時事評述》，晚上7時15分《欲罷不能》及晚上10時《大丈夫日記》。六七暴動期間從7月12日開始滿城炸彈，市民陷入極度恐慌，拆彈專家及軍警俱疲於奔命。林彬在節目內嚴厲批評左派暴徒：「無恥、低能、下流、賤格」，節目收聽率極高，深得民心。炸彈滿城後，他經常收到恐嚇信，只是一直不以為然，也沒有做任何防範措施。

「林彬及宗弟林光海於昨晨八時三刻乘坐於編號AF7268號，藍色「福士」房車，沿着窩打老道山文福道駛下，當駛至文運道附近時，由於該處正翻修馬路，只得半邊路行車。突然有四名年約30歲之大漢，分持紅旗及藍旗在路邊出現，狀如指揮交通 。林不虞有詐，遂將車慢慢駛過，豈料突有一暴徒衝前，以一物體從車窗外塞入車內（懷疑該物體可能是滿裝電油火藥之所謂土製炸彈），登時隆然巨響，引起爆炸著火。林氏兩兄弟亦分別從兩旁車門彈出車外，衣服及頭髮着火，情況相當恐怖。而該私家車亦因無人控制而長斜坡衝下了十餘碼才被攔停，但車內仍然着火焚燒。」1967年8月25日《華僑日報》

「林彬居於窩打老道山人仁華園16樓D座，有妻及3子女，同住者還有林之弟弟光海及小姨。今晨外出時，林衣紅底黑白間條夏恤，西褲，由自己駕車。附近居民睹馬上電警報告，並上前救援傷者。未久大隊警方人員馳至，立即將現場周圍封鎖調查。」1967年8月25日《華僑日報》

林彬被炸傷後尚會講話，於被送往急症室時非常痛苦：大聲高叫説：「我呢次俾咗仔害死咯。」林彬胸背各部均被燒焦，傷勢異常沉重。另外，《華僑日報》報導，8月3日出版「田豐戰報」（左派外圍報章，又稱「蚊報」），其中有一段名為「田豐戰報」跑狗場WP欄目，提及要對付的人有徐家祥、李福樹、彭富華、查良鏞，林彬及胡茄等20人。

林彬及胡茄是《欲罷不能》主持，左派恨之入骨。在欄目內將林彬形容為「五號」，胡茄「六號」，兩人被稱為「低班狗」，近日狀態突出，終日狂吠。恐嚇味道最濃的預告「此二犬，必遭人道毀滅，或虛火太盛，自暴而亡。」署名為「屠狗夫」。

林彬傷重於翌日死亡，警方懸紅5萬元緝拿暴徒，商業電台亦懸紅10萬元緝拿兇徒。商業電台於林彬逝世之下午，除天氣報告及轉播香港電台新聞，港九時事及「欲罷不能」節目，其餘節目均告取消，改播哀樂悼念林彬之死。著名廣播人慘死，掀起全港市民之憤慨。各報均以社評、詳盡報導及讀者來信反映市民對事件之關注。輿論又強烈要求港英政府馬上平息暴亂。

8月24日早上八時多發生的恐怖襲擊，中午出版的《新晚報》火速用二條，2000字報導林彬出事經過。「地下鋤奸突擊司令部」承認責任，由《新晚報》公佈林彬四大罪狀 —「死心塌地賣身投靠港英法西斯當局、勾結美蔣特務、仇視祖國、惡毒攻擊毛澤東」，並聲言是執行民族紀律處分。值得注意是1967年沒有手提電話、傳呼機，連固網電話也不普及。《新晚報》記者居然可以現場直擊並作出深入報導，編輯、排版及印刷可以在三小時內火速完成。內文還列舉了林彬「罪行」，這種因果與「地下鋤奸突擊司令部」千絲萬縷之關係表露無遺。

《新晚報》及《大公報》屬同一系統，出稿內容相同還可以理解。難得翌日出版之《文匯報》採用的「地下鋤奸突擊司令部」承認責任公告以及林彬之四大罪狀亦完全相同。可見黨媒同步知情又統一發稿之奧妙。

殺林彬之舉措如此血腥，令市民激憤。多年以後港英政府仍無法緝獲兇徒，建制派議員黃定光及陳鑑林為左派暴徒辯護：「未抓到兇手就不是左派所為」。及至近十多年尋求平反的「六七動力研究社」社長陳仕源及其多名社友均推諉林彬案是港英政府嫁禍。只是這些託辭都特別牽強，稍看細節都無法信納。

各報章在林彬去後均以「社評」悼念，以下搞錄《明報》及《天天日報》，借此了解當時市民之控訴。

1967年8月25日《明報》社評「敬悼林彬先生」，指林彬做節目親切，千萬聽眾同感不捨。

林彬先生擁有廣大聽眾，每逢他主持的「欲罷不能」、「大丈夫日記」播出之時，全港千千萬萬人微笑傾聽，有些家庭主婦在播放者節目期間，必定停止一切工作和應酬。不肯錯過了一天。…我們謹對林彬先生的逝世致以深切的悼念。他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第一個暗殺的文化工作者。他的逝世是香港文化界的損失，卻也標誌着中共的衰敗和沒落。

我們痛悼臨時之林氏之死，不徒因其在生前擁有廣大聽眾，因其死於代表香港絕大部份民眾發出的心聲。他是代表者絕大部分民眾而死的。林氏在遇襲之前，曾受到左派暴徒警告，但他不受威迫，繼續播出他們所要求停止的節目，這是為了它是香港千千萬萬人所愛聽的。…

以殺戮手段來拑制異己言論，這是過去專制時代暴君之所為，亦是法西斯主義者的看家本領，港共口口聲聲說「港英」專制與法西斯分子，現在竟用這些手段，無疑自摑嘴巴，更顯出其猙獰的真面目。

幾名市政局議員對林彬被謀殺，認為對付暴徒的恐怖手段應以「死刑」對待。馬超常議員支持簡悅強在立法局提出「死刑」之建議。張有興議員主張對「街上謀殺」者執行「公開絞刑」，以消滅本港現存的恐怖手段。他相信這項措施會得到大多數市民支持。

為免被左派騷擾，1967年9月6日林彬突然下葬，二、三百名武裝警員於跑馬地大道東一帶，及至馬會及黃坭涌道的天主教墳場口，嚴密佈防保護林彬遺孀及三名子女。護督祁濟時，署理輔政司何禮文及署理華民司徐家祥的花圈擺在靈柩前面。風雨中，林彬入土為安。翌日遺孀才在報章刊登訃聞「昨日上午11時在凄風苦雨天人共憤中出殯，安葬跑馬地天主教墳場，深知弔中者眾，本港左派無恥暴徒可能乘機復施卑鄙殘忍手段，再次傷及無辜致先夫在天之靈，稍有遺憾。故未能事先訃聞，尚祈 社會正義人士及愛護先夫聽眾惠予鑒諒。」

今天是2025年8月24日，距離林彬先生逝世已經58年了。他的死曾經震動了全港，如《明報》社評所言，是第一位共產黨治港下喪命的文化工作者，令人深切體會新聞自由之脆弱。

八年前，我們一群新聞及文化工作者曾經往林彬肇事現場致祭。音樂人吹奏「安魂曲」，我們在樹下安靜，輪流讀當年的報章、重溫案情，又傾讀各報社論及市民來信。

2020年國安法確立後，自由、民主、法治、人權這些核心價值一块一块失去。這些看似很抽象，無色無臭，不可捉摸，虛無縹緲，沒有實體的東西，在這幾年禮崩樂壞中失去得很明顯，港人都會問：若果《蘋果日報》及《立場新聞》仍在，這些「雞棚」式的騙案會受到監督嗎？持份者仍然可以躲在暗角不站出來交待嗎？可見失去新聞自由，市民經受的後果很具體、傷及每一個人。

黎智英先生高齡77歲，患有糖尿病及心悸，近日聽審的旁聽市民指他臉色深沉，已經不能再稱為「肥佬」了。1700多天在沒有自然光的環境下單獨囚禁，對個人健康已經造成多嚴重的傷害？黎智英案沒有陪審團，也不能用指定的英國辯護律師。近日結案陳詞，所謂判決已經寫在牆上。

黎智英會是另一個為捍衛新聞自由而死的「林彬」嗎？

短片《大丈夫日記》餘音裊裊 悼念林彬先生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EovR1OCc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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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20日，清華街兩名年幼姐弟，8歲 #黃綺文 及2歲 #黃紹勳 在家門前誤觸炸彈被炸死。土製炸彈威力強大，黃綺文被炸至頭臉焦黑，頭部至頸際被爆開，腸臟向外飛濺，右手腕亦炸斷，手指飛脫。2歲的黃紹勳頭部被碎片炸開數洞，血流披面，當場昏死過去。

姐弟同住北角清華街20號地下，父親黃耀榮經營五金手工業維生，夫婦育有四名子女。清華街往上走是蘇浙公學，街尾常停泊車輛，街道兩邊都是崛頭路，孩童都在該處玩耍。事發為下午4時30分，該處停泊一輛雪鐵龍牌房車，車頭置放一個朱古力鐵盒，黃綺文走到房車前拾起鐵罐，隨即爆炸。

「巨响發生後，整條淸華街震驚 ，兩姊弟的父親聞聲，立即找尋兒女，但走出街時，已發現兩個兒女倒在地上，驚狂呼叫，立即致電報警，由救傷車將其弟送往醫院施救，但未幾亦告慘死。」《明報》1967年8月21日

「據附近坊眾指出：兩死者遇難之地點，十分僻靜，而且是一條「掘頭巷」。同時，炸彈之爆炸聲，極之響亮，遠隔數條街，或者在半山住宅亦可聽到。慘死發生後，現場最近之天主教聖猶達學校地下，二、三樓之窗門玻璃，差不多有五件以上被震碎。由此可見該炸彈威力之大。…爆炸事件發生後，現場一架「雪鐵龍」私家車之擋風玻璃全被爆至粉碎，左邊車頭照毁壞不堪。現場四週之血漬斑斑，使人慘不忍睹，血漬射至牆邊，高約八尺，死者等之內臟，向四週射出，部份腸肝之類，被彈至十餘呎高，掛在窗框上，在私家車旁，遺下死者一對粉紅色塑膠拖鞋及一截死者之手指。」《華僑日報》1967年8月21日

到場調查的軍火專家及調查警員都被震撼，Bayview區警司J.Harris譴責針對手無寸鐵兒童的卑劣行為，「我當警察已經15年，見過許多震驚的犯罪行為，但這是我經歷過的最愚蠢，最令人厭惡的犯罪行為之一。」

8月23日《明報》社評以＜兒童無罪！抗暴有理！＞為題為兩名幼童慘死鳴冤，滿紙悲憤。 「左派暴徒在北角清華街放置炸彈，殘殺了兩名兒童，引起全港市民的一致憤慨，以致九龍出現了白布橫條，大書：『北角清華街血案，應由鬥委會負責』。這個白布橫條上的十四個大字，道出了港九三百多萬市民的心聲。…真正的罪責，應當由出錢買兇的鬥委會去負，應當由大叫『炸得好，炸得妙，炸得漂亮』的各左報去負。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集體謀殺。…港共殘殺兒童，完全是有計劃的。他們曾在兒童遊樂場放置計劃，在維多利亞公園的兒童游泳池畔放置炸彈，昨天，又在『松樹樓』梯間兒童遊戲之處放置炸彈。這些炸彈如果爆炸，不知又有多少無辜的兒童頭爆腸穿。」

這宗震撼全港的慘案，佔據全港絕大部份報章頭版，市民強烈要求政府盡快平息暴動，嚴拿兇徒。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簡悅強，籲請政府對涉及炸彈罪行之人士處以死刑，獲布政司何禮文積極回應。不過，左派報章隻字不提，暴徒及左校學生繼續在各區擺放炸彈，沒有因為慘案而收斂，8月23日，全港共發現40枚真假炸彈。

兩姐弟安葬於柴灣天主教墳場   中文報章隱藏墓穴位置防干擾

黃綺文及黃紹勳於慘案三天後下葬，設靈於香港殯儀館。喪禮由聖猶達聖堂科明智神父（Anthony Formenti）主領，靈堂置放十字架，伴著「沉冤待雪」四個字。科明智神父向天主教墳場申請，價值三千元之葬地。香港殯儀館蕭明捐助葬殮費，東華三院捐贈兩副棺木及壽衣，「副華民政務司徐淦代表港府，親到靈堂致祭。各街坊首長、學校代表，以及大批警方人士也亦到場致祭！警方派出大批警察維持秩序，防止乘機搗蛋。」

面對死者的遺照與棺木，致祭人士感到無限悲憤。「死者的父母哭到無淚可流，老祖母更嘶聲力竭呼喚兩孫名字，令人鼻酸。」死者父母向致祭者答禮，忍不住酸淚盈眶，不斷自言自語向慰問者說，「左派暴徒為什麼要炸死我的兒女？難道無知小童也要被鬥爭嗎？」《明報》1967年8月24日

慘案發生之後，清華街的坊眾紛紛搬離這個傷心地。今年2025年，離開兩名幼童慘死已經58年，當年鬥委會或港澳工委從來沒有為事件道歉。有見群情洶湧，左派聲稱爆炸案是港英政府插贓嫁禍，又訛稱苦主家人移居台灣，暗示事件與國民黨有關。1968年4月，騷亂賠償委員會向家屬發放2萬2千元特恤金，苦主黃耀榮帶領家人赴舊金山一機器廠工作，離開傷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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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華社發展史 葉蕾 （簡介梁上苑背景及經歷。刊於此書161-165）

六十年代初，新華社香港分社先後增加了兩位副社長。一位叫梁上苑，是由外交部派到香港主持外事 活動的。一位叫朱曼平，是由僑委派到香港負責僑務工作的。

僑委，即國務院所屬華僑事務委員會，是負責海外華僑和國內歸僑工作的領導機構。香港是海外華僑同國內聯繫的一個重要樞紐。僑委派出高級官員常駐香港，對開展僑務工作是十分需要的。⋯

梁上苑，是中國外交部派駐香港的第一個高級官員。由於當時中英尚未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這位中國的外交官來到香港以後，並未享有外交人員的待遇,，梁上苑會經就這一點寫道：「按照港府慣例，各國駐港總領事館正式交涉的對象是港督的政治顧問，但港府指定同新華社聯繫的，却是警察署的政治部，一個專門 調查各方面政治活動的機構。很明顯的，這是一種歧視態度。」(《鏡報》月刊1985年7月號)

儘管如此，中國政府的外交部門和僑務部門派出高級官員在新華社香港分社擔任領導職務，顯示了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駐港代表機構的職能正在 加强。而這一點，同港英當局沒有默契是不可能的。 因此，當時的中英關係雖然還像梁上苑所說的「處於低潮時期」，但是港英當局對中國的態度畢克有了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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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副社長成了「牛鬼蛇神」

在「文革」期間，新華社香港分社內部是否發生過揪鬥「走資派」的造反行動，未知其詳。中共在過 去歷次政治運動中對海外機構的要求都有所不同，想來不至於像大陸那樣急風暴雨式的激烈鬥爭。

但是，至少有兩名副社長，即外交部派出的梁上苑和僑委派出的朱曼平，「文革」期間在大陸成為「牛鬼蛇神」而受到打擊。其中梁上苑的遭遇事後在一些報刊上曾有披露。

原來，梁上苑原名梁育連，本是華僑青年，1937 年來香港後，參加過當時本港的抗日救亡活動，並曾在廖承志主持的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工作。1941年去菲律賓，翌年參加了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這支華僑武裝，在三年半的時間裏轉戰呂宋各地，為菲律賓的抗日鬥爭作出了貢獻。誰知道，華僑支隊在「文革」 中被說成是「美蔣特務集團」控制的組織，梁上苑這段光榮的歷史也成了獲罪的原因。他在1968年同大陸休假就遭到批鬥，甚至被誣為與台灣特務有關連，這 個不實消息是由香港傳遞到廣東再傳到北京去的。接着他在秦城監獄被監禁了四年半，直到周恩來提出對這個寃案進行調查並作了平反以後才在1973年被釋，後在中國外交部任西歐司副司長。

北京有關機構運作發生障礙

在梁上苑受審查和監禁以後，中國外交部很長時間沒有再派出官員來接替他的工作。這看來是因為，當時國內的形勢和香港67年風暴的後果，使北京對香港的工作處於休整收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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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筑波大學名譽教授 遠藤譽 之《#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 來自日諜的回憶與檔案》是認識毛澤東其人不能略過的著作。遠藤譽生於中國吉林省長春市，經歷過國共內戰，1953年返回日本。遠藤家幾名家庭成員於長春圍城時餓死，只有七歲的她曾經在餓殍遍野的卡子（國共兩軍之間的真空地帶）中露宿，可怕經歷有一段時間真空，對戰爭有深刻體會。

這本書的史料建基於岩井公館主人岩井英回憶錄 -《回想的上海》，再查找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日方內部檔案，與中國大陸及台灣的資料進行對比寫成，可以具體了解毛澤東怎樣在1939年抗日的危險關頭，派遣潘漢年及袁殊等間諜，潛入日本外務省下的「岩井公館」，將通過國共合作獲得的重慶政府的國民黨軍事情報高價賣給日本。

遠藤譽從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日方內部檔案中搜集的資料，與中國大陸及台灣的資料進行對比，揭示了毛澤東在戰後感謝日軍侵華的言詞。值得注意的是，1953年2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建政後首次造訪南京，此後共20多次重訪，沒有一次提到日軍「南京大屠殺」。《人民日報》1960年5月至1982年6月，即毛澤東在生及去世後多年，「南京大屠殺」這單詞從來沒有在黨報出現過。

我們可以從本書看到細節，分別次書頁214，219及220。

《人民日報》出現南京大屠殺 一詞，次數大起大落，可見不同年代的宣傳取向。（本書108頁）

1946年 – 1960年5月：21次
1960年 – 1982年6月：零次
1982年 – 2012年2月：835次

另，毛澤東感謝日軍文獻供查證。

一、1956年，日軍中將遠藤三郎受邀訪華，毛澤東對他說：“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王俊彥着《大外交家周恩來》）

二、1961年1月24日，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訪華、國會議員黑田壽男、淺沼稻次郎等人被毛澤東接見。毛說：“日本的南鄉三郎（日中輸出入組理事長）見我時，一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你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所以日本軍閥丶壟斷資本幹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

三、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丶黑田壽男丶細迫兼光時感謝日本侵華。毛說：“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

佐佐木對日軍侵華抱歉時，毛說：“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

毛又說：“我們為什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啊？”（1969年《毛澤東思想萬歲》原文復刻，（716頁版本）p.532—545）

四、1972年9月27日，毛與來訪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面時，感謝日本皇軍侵華。中共官方文件迄今不敢披露毛與田中會談的詳細內容。但從當時專供官員閱讀的《參考消息》和《大參考》中有泄露。

流傳版本是這樣的，田中向毛道歉：“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

毛則說：“不是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我們怎麼能夠奪權哪？怎麼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的戰爭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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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日本學者發現中共勾結日軍 出賣國軍真相 （作者訪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35RPN1mll8

《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 來自日諜的回憶與檔案》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