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周》 2017年2月2日  特約採訪 / 撰文﹕蘇美智

_{原文攝影：劉玉梅 / 部份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漆黑中，我們屏息靜觀羅恩惠製作四年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看到大量訪問、 剪報與官方機密檔案以近乎潔癖的慎重緊密縫合。有關被消失了的1967年，該找的人 她找到了，沒想到的人竟也找了出來，有人在錯置的時空中繼續義憤填膺，有人幽幽縷 述被浪費的人生，背後竟是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甚至根本虛構的因由⋯⋯五味雜陳。

我抓了一個瞬間偷瞄導演，逆光中彷彿看到她以苦行僧形象在微縮機前佝僂。羅恩惠對真相近乎偏執，但為的不只是那段封塵歲月──歷史和現在本來就共用同一個肚 皮，反反覆覆顛來倒去，待回頭，「六七」已然「一七」。

「我窮很多精力，以為自己為老人追尋真相，原來他們最不需要的就是真相。真相是太大的負擔。」

羅恩惠曾在港台電視部、亞視新聞部、加拿大新時代電視及無綫《星期日檔案》拍攝紀錄片，前後廿年。她離開傳媒崗位後到學院教書，四年前讀屈穎妍著的《火樹飛花》，有感於六七暴動基層參與者的生活困難，著手拍片，初衷是為淹沒在歷史洪流中的小人物發聲，卻沒想到愈挖愈深不能自已，恍如踏上不歸路，至今仍然不知通往何處。

她看過一份官方的少年犯名單，標示在名字旁的歲數才十三、四，他們未及看清外面的世界，就被匆匆關進牆內，罪名包括非法集會、藏有煽動性標語等，個別藏有爆炸品。出獄後不少人難以重投家庭和社會，在挫敗中白了少年頭。

另一種戰爭後遺症

「他們像戰爭後遺症的人，自絕於社會幾十年，不容易信任別人，也不容易與人相處。」羅恩惠說。

訪問頭一年舉步維艱，受訪者反應戒懼。羅恩惠用上最大的耐性，期間參與很多的，是葬禮──年長的那批經歷者逐一辭世，握在手中的歷史碎片灰飛煙滅。但她只能等待。

最終助她敲開大門的，是人際脈絡，裏頭竟包括自己過身多年的姨媽。某回隨六七經歷者組成的六七動力研究社和火石文化公司，到沙頭角參觀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她偶然發現姨丈姨媽各有單人照掛在展覽當眼處──這對紅色色伴侶曾化名「羅歐鋒」和「歐堅」，領導東江縱隊抗日。同行者知悉，立時另眼相看。

「我感到自己當下升了級，成為先烈後人。」提起這樁意料之外，羅恩惠難掩詼諧：「其實我還有另一位姨媽當修女。」

終於她被圈成「自己人」，叩開一道又一道門，從訪問少年犯開始，到獲安排跟昔日的炸彈隊隊長見面。

同胞勿近、遍地菠蘿⋯⋯那是爭議的核心。

隊長叫郭慶鎏，從前是港九油漆業總工會副理事長，今日是身體虛弱的獨居老伯，攝氏三十多度的熱天依然穿羽絨背心打底，見面前還特意吸幾次類固醇來提氣。訪問不久，他開始背誦人名，誰個工友何時死、哪裏死、死時的現場狀況，愈說愈激動：「鬥委會有信息要製造擾亂，我們擾亂港英大有道理，這樣表示我們愛國、反對（港英）統治⋯⋯」

羅恩惠問：放炸彈會炸死自己和別人，有想過那很危險嗎？

郭慶鎏霍然坐直矮小身軀，雙臂在桌上一下子撐直撐開，恍如要用最大的敬意來述說：那時的付出是正義的、正確的！革命總要有犧牲！

悲涼是留守「聖戰」的老人

羅恩惠用「悲涼」為那回訪問下註腳，自己也愈說愈激動：「感覺是他一直沒離開過『聖戰』，但那場仗一早散了，他們被遺棄幾十年了！」

她認識的六七經歷者，喜歡用電影《集結號》來描述心情，「一看就哭，活像自己也在等待號角，等到病、等到老、等到死，也要爭取阿爺確認他們是愛國的，但阿爺從未『吹號角』，也未頒勳章。」她一頓，提氣補充：「當然也有勳章，只是頒了給楊光。」

歷史遺棄了很多人，卻又眷顧了某些人。回歸後，楊光在前特首董建華手中領過大紫荊勳章；去世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代表政府感謝其「貢獻」。那是2015年，羅恩惠正埋首紀錄片的後期製作不見天日，但一口氣啃不下，掙扎着從堆積如山的資料中爬出來，抓了幾張剪報，整理成文，以《楊光的貢獻？》為題，發到網上──

「當時楊光是工聯會理事長、鬥委會主任，領導、號召各社團罷工罷市、滿街擺放真假炸彈。最失民心是炸彈擺放位置不止於政府機構，尚有電車站、兒童遊樂場、戲院、郵局、碼頭、銀行。拆彈專家及警方疲於奔命，市民陷入極大恐慌。單是7月28日，擺放炸彈的位置就有十七處之多。8月下旬，兩名稚齡姐弟在北角清華街誤觸炸彈被炸死；林彬及其堂弟被左派人士活活燒死⋯⋯」

八個月vs廿一秒

羅恩惠對真相的執着近乎潔癖，筆下每個情節都用很多力氣從海量資料中爬梳出來。製作紀錄片的四年中有八個月，她像上班一樣差不多天天跑歷史檔案館，從早到晚查證六七暴動的事實。惟事實已經消失。

在官方檔案裏，1967，原來只餘全長廿一 秒的新聞處影片，片中是一堆行來行去的人。 大有街沒有了、膠花廠沒有了、摩星嶺集中營沒有了，幾吋厚的大型文件夾內，剩下無關痛 癢的薄薄一疊，關鍵資料一筆不留。

羅恩惠以烏龜的速度，先從1967年看起， 要找的找不到，遂把心一橫翻前到56年的右派暴動，看當年有什麼，來對照後來缺什麼。起初她用重要的關鍵詞來召喚檔案，後來天馬行空亂撞一通，hospital、teens、red、helicopter、 against、daily life⋯⋯沒頭沒腦莫名其妙， 讀着叫人感到一種近乎絕望的狀態。「但 “border” 這個字有意外收穫，最豐富是找到監獄長放假表和接待之客人。」

她期望交上好運，撿到有人來不及帶走的、或者根本想不起原來遺下了的東西。

旁人看到她像石像一樣端坐翻資料，卻看不到她內心翻騰，非常抑壓。她沉着氣，坐足八個月才問當時在檔案館的一位主任：1967年的影像究竟在哪兒？對方答：主權回歸那年忙，曾找實習生為影片資料轉換格式，不知是否遺漏了。

「我極度憤怒，那是作為公民的憤怒。」 羅恩惠說時，每一個字都像是從牙縫中迸出來，很用力。

她堅信真相藏不住，這邊廂撞牆，那邊廂跑到大學圖書館看報紙微縮，又因為沒經費去英國，只好越洋找記者朋友代查解密檔案。同一件事，至少比對五份報紙確認基本事實，看 壞了眼睛。

「我把那些發現藏在心裏不哼聲，直到某次向其中一個（左派）引路人說：那事不是這樣 發生的，《大公報》完全扭曲了。對方聽了很不開心，完全不能接受，像是受到攻擊的反應。」

她說的是暴動參與者蔡南之死。當年《明報》報道，蔡南在示威中站上欄杆掟玻璃樽掟 石，被人從後開槍擊斃，相片顯示他腰間繫了三角銼，疑是暴徒首領。後來她查到《大公 報》和《文匯報》統一發稿的另一個版本：蔡南在悼念活動中發現港英特務，為保護年輕 人與警衝突，腰間中槍致死。文中寫「黃皮豬」、「白皮狗」，也寫「那些豬狗大驚失色， 夾着尾巴，急急遁去」。

在受訪老人的記憶中，這些情節生動有如武俠小說，還有人說港英不准收屍，遺體爛掉。羅恩惠不放過傳言，花力氣尋訪死者家屬，透過第三者得到確認：為親人收屍沒遇上困難。

「人死了，還要被『老作』一大輪，是對死者的尊重嗎？為鼓吹民族情緒、鼓吹仇恨，什麼都說得出來。」

然而，真相被蒙蔽得太久，原來只要輕輕一碰，縱未及痛處，老人已然崩潰。而且對猶在 陣營中的人來說，了解真相似乎還是危險的。

雨傘運動後的變化

2014年的雨傘運動，令六七經歷者的處境產生微妙變化。

「他們忽然被徵召到深圳參加三天兩夜的反思營，宣揚外國勢力入侵，香港有危機，同場簡報的還有中聯辦官員。在周融號召的遊行中，六七動力研究社第一次拉開旗幟，看到彼此都穿上制服，好興奮。」羅恩惠說:「我想我有少許明白，那是獲得接納重新歸隊的心情。」

「氣氛不同了，他們又進入鬥爭狀態，那些對學生的抹黑和攻擊，不正是他們從前的影子?!」

這對羅恩惠最直接的影響是：她無法再以原本的心情和軌迹，繼續紀錄片工作。冷靜下來，決定換個方式──拉闊畫面，看更大的歷史。那意味着更多訪問、更多查證。

她找上前摩星嶺集中營被囚人士劉文成、 《新晚報》前總編輯羅孚的妻兒、時任新聯電影公司總經理廖一原的妻女、曾向港英要求「善待政治犯」的葉錫恩、一度被擄到中方的前高級警務督察Frank Knight、時任政府新聞處對外事務總監Peter Moss、冒險走進示威陣營拍下經典照片的攝影師陳橋⋯⋯

還有已經移民加拿大的前學友社主席梁慕嫻，當年負責動員和組織「灰線」學生（即就讀官津補私學校的學生）。對方在訪問前的電郵裏寫道:「聽說你們來訪問，我高興之餘卻又擔心，一方面高興終於有人做這件事，這是我多年的願望，但另一方面是恐怕我已不能勝 任，能講這麼多話嗎？」這位術後虛弱的七旬長者，主動要求向香港市民道歉，撑着病體深深鞠躬。

這些人一一來到羅恩惠的鏡頭前，回憶、 憤恨、追討、懺悔、懷念、抱不平⋯⋯把歷史碎片一片一片併回去。

2015年4月，她覺得該找的都找到了，是時候竣工，但心中一隅隱隱擔心：這段歷史錯綜複雜，自己有遺漏嗎？這時她從前輩口中知道一位叫吳荻舟的前人，也知道他的女兒吳輝留着父親的遺稿《六七筆記》。

好人壞人好人壞人⋯⋯？

吳荻舟，1950年代中共駐港領導人之一， 1962年調回北京出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針對香港形勢變化，外辦、外交部與中央調查部組成「聯合辦公室」，吳任「羣眾組組長」負責和香港聯絡，遇到重大問題即時向周恩來秘書錢家棟報告。1967年，他戴上「叛徒」和「假黨員」等五頂帽子，一家八口被下放到八個省市的農場和工廠等，一個兒子自殺身亡。

幾經交流，羅恩惠終於看到筆記。它握起來僅手掌大，字迹潦草，但有條有理分點分項，載着她遍尋不獲的歷史，而且來自那樣的權力高度。她窩在圖書館看足四天，當中兩筆記錄尤其動魄驚心──有一回，有人以華潤公司總經理名義訂八千四百把大鐮刀來港行動， 被發現時刀已抵達深圳；另一回，有人訛稱「中央指示」，要把招商局一艘船上的軍火分發到左派機關。

這二事在筆記中被吳荻舟批評為「極左」， 緊急剎停。假如沒攔下，香港會怎樣？羅恩惠在腦中交織着高舉的鐮刀、警察的槍口、羣情汹湧、非常血腥。她翻資料找到1949年建國 至今所有華潤高層的名字，偏偏在60到72年間從缺，彷彿人間蒸發，「為何會有那樣惡毒的人？」

可是更教她震撼的，是善。「香港人不認識吳荻舟，他卻是香港的恩人。在那樣風風火火中不顧自身安危，守護了這個地方。」

但個人代價是如此的大。

六七暴動時，吳荻舟的女兒吳輝在北京， 才十三歲，對爸爸的工作不理解也不關心。兩年後某天，「造反派」專程到學校告訴她：「你要認清你父親的罪行，在思想上和他劃清界 線」，回家後她鸚鵡學舌，刺痛了爸爸的心；吳輝後來下放內蒙，期間收到舅舅來信：「我 們都知道你父親是好人⋯⋯」未讀完，她已趴在坑上大哭，壞人好人壞人好人⋯⋯

「我清楚我不是壞人⋯⋯」吳荻舟在《六七筆記》上寫道。吳輝在爸爸遺物中發現筆記，那是他過身後六年，「太晚了，心更痛更沉重。」

這筆記促使羅恩惠下一個艱難決定：把接近完成的紀錄片推倒重來。她感謝吳輝，讓她看到在萬難中守住良心的人，也看到左派的光譜原來很闊。

唱不下去的「一條大河」

羅恩惠也曾左傾。當學生的八十年代，差不多每個暑假抓着地圖和背囊到內地闖蕩。那種感情很純粹，來自今日有些人嗤之以鼻的「中國人」身份。路上遇上各樣的人，有做文學的、有做新聞編輯的，大家圍起來便談家國，也反思文革。那是困乏的年代，也是有希望的年代。

但八九六四摔破了所有美好聯想，然後那四個數字變成「5月35日」或「八平方事件」，再到後來，連曲折彆扭的稱謂都一一消失。近年有人跑到街上遊行 「紀念文革」，北角新光戲院上演粵劇毛澤東，號角響起⋯⋯

去年羅恩惠帶紀錄片初版到台灣試播，播完，與同行的三個傳媒老友在熱烘烘的溫泉水中放空。一人感觸，忽爾唱起「一條大河波浪寬⋯⋯」，一句未完，其餘三人馬上接上，「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激昂中，羅恩惠猛然叱喝:「不要唱了，（八十年代）那個國家早不存在！」

今時今日談1967， 除了過時， 也不識時務。

當然，六七有不同講法──同情弱者，風險指數最低，也最容易贏得掌聲；如果既寫弱者的窘、也寫弱者的盲，兩面不是人，事情便變得複雜；要是你不甘於此，再批判當年操盤的權力，無疑踩界了；至於批判舊事不特止， 還把舊事結連今日的政治暴力⋯⋯

只有傻人，才願意蹚這樣的渾水。

「傻人」羅恩惠企盼年輕人看到紀錄片， 不單為了還原真相，更重要是觀照當下：極左可悲、盲從可恨、鼓吹鬥爭可怕、刷洗事實的人背後動機都惹人疑慮⋯⋯請好好警惕，認真 思考底蘊。說穿了，歷史是重播劇。

這也是一個人燃燒自己的生命來講的、有關堅持的故事：無論看起來多難，高牆有多高，要尋找真相的話，會做得到。

《明報》 2016年12月11日 作者﹕鄭美姿

_{(原文附圖﹕楊柏賢、受訪者提供 / 原文編輯﹕蔡曉彤)}

當紀錄片粗剪完成那天，羅恩惠身處一個秘密的劏房裏，狠狠的哭了一場。

這中間，過了四年。

四年以來，她隻字不提，身邊有份參與的人，全部封口，因為恐懼。

他們恐懼這條片會一如它的片名《消失的檔案》那樣，在任何一個不能預計的場口裏，突然被消失。這套長達兩個小時的紀錄片要翻開的，是一九六七年發生在香港的一段歷史：六七暴動。一場死了五十一人、有八百幾人受傷、五千幾人被捕，歷時共八個月，被形容為「滿街菠蘿」的重要史實，最後在香港歷史檔案館裏，竟然只剩下僅僅二十一秒鐘的影像存檔。其他大部分相關的資料夾，一揭開，裏面全部是空的。

是誰不想讓這個史實留低？是誰要把香港的歷史抹走，盜取屬於我們的記憶？

「作為記者，我只是赫然發現有東西不見了，然後難辭其咎地，要把它們找回來。經濟不能打垮一個人，能夠徹底打擊你的，是把你的記憶抹走，把你的歷史竄改。」

羅恩惠說着，雙手一直緊緊握住那個注滿熱茶的、很熨手的水杯，「這四年來，每到黃昏，我的手就變得非常冰冷。」

楔子  屈穎妍的難題

離開無綫電視的《星期二檔案》後，羅恩惠在新聞系教採訪課。她有幾個好友，都是相識多年的行家，老是相約談新聞、交流教學心得，其中一人，是屈穎妍。那天，她們如常相聚，羅恩惠口中的「阿屈」，提出了一個難題，令三人屏息靜氣。「阿屈花了一年時間，採訪六七暴動的少年犯，那個時候剛要下筆了，她很受感動，問我們，究竟應如何寫。」

阿屈講了其中一個少年犯曾宇雄的故事，羅聽後眼眶一紅，一種感動，直入心房，當下她衝口而出：「屈，太可惜了，你為什麼沒把故事一併拍下來？」

就這樣，羅恩惠決定要替屈穎妍的人物採訪，拍一個錄像版，那是二零一二年九月。只是萬料不到，要接近這批左派人士並取得他們的信任，難若登天：「他們大概是我廿幾年採訪生涯中，所見過最難埋身的人。」而屈穎妍幾乎成為羅恩惠的通行證，她的名字亦變成了「屈的好友」，不論訪問誰，左派都要求阿屈務必在場。

羅恩惠在這個圈子混了三個幾月後，才做了第一個訪問，而且每一次拍攝前，都要為採用什麼鏡頭和角度，而跟他們簽合約作實。「他們跟社會失去聯繫太久，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如何進行，他們完全掌握不到，但我也因着體諒而對他們付出很多同情和忍耐。」

「為暴動少年犯拍個片子」

最後屈穎妍採訪這批少年犯的人物故事，結集成書出版（書由火石文化出版，創辦人石中英出資，請屈寫作此書），在他們之間引來極大迴響，甚至稱許她為「屈女俠」，認定她是幫六七暴動少年犯出頭平反的人。而羅恩惠則走入了香港歷史檔案館，想為同一批受訪的少年犯，找出當年的報紙和資料，求證他們的說法。就在這個骨節點，她發現了更令人震驚的事實，把她本來「為少年犯拍個片子」的原意，幾乎推倒。

而四年過後的今天，「屈的好友」和屈穎妍，已經再沒有辦法溝通，羅恩惠說：「阿屈已不再是當日的阿屈，我們那個聚會，從此只剩下三個人。」

一、歷史 只剩下21秒

時為二零一三年一月，羅恩惠每日準時在觀塘的歷史檔案館報到。她想為正在採訪的暴動少年犯，做一些資料核實和求證。她先從最普通的關鍵字入手，試圖了解更多發生於一九六七年、後被定性為「暴動」的事件。於是她輸入「新蒲崗」、「炸彈」、「膠花廠」等，沒有任何相關資料，奇怪。她擴大搜尋範圍，同樣找不到任何的有關紀錄。

文字紀錄找不到，那麼新聞影片又如何？她試了五十幾個關鍵字後，發現搜尋出來的結果都一樣，就是一段為時二十一秒的香港街景和行人錄像。「條片只有巿民行來行去，沒有任何衝突場面，非常奇怪。」

反覆推敲搜尋  某些紀錄從缺

香港的一九六七年，整整一年間發生過的事件紀錄，為何消失不見了？她覺得事有蹺蹊，遂改變策略，詳細翻查一九五六年以及一九六六年兩年的檔案資料，希望從中找出一般「常態」的資料紀錄。一九五六年是右派暴動年，資料的「齊全」狀况，是每一次右派的搗亂事件，造成了什麼損毁、左派工會如何申請賠償、賠償方案的商討細節，以至哪個搞破壞的右派犯人的坐牢情况，他的家人背景等，全套資料皆完整和詳細給保存。

她反覆推敲搜尋，再發現關於一九六七年的檔案，是大幅大幅被吃掉的。舉例在懲教檔案中，連懲教主任的年度假期紀錄、因何事請假等資料皆齊全，但關於少年犯的紀錄竟然從缺。當年曾有五十二名左派政治犯被送入摩星嶺集中營，並囚禁了一年半之久，但歷史檔案館裏關於「摩星嶺」和「集中營」紀錄，竟然是零。

「要這些東西消失的人，一定來自很高層。」羅恩惠說話的語氣很沉穩，她嘗試大膽推論：「如果按這個邏輯，日後關於雨傘運動的檔案紀錄，你猜還會剩下什麼？」而她用了幾句說話告訴我的這些情節，在現實裏頭，她其實花了足足八個月時間，才意外「發現」。

下一步該如何？她心裏出現了另一個念頭。

二、決心  更要做好這條片

自從決心要做六七暴動的紀錄片後，羅恩惠甚少外出。有一天她卻心血來潮，去離島探望一位相識三十載的老朋友。朋友的丈夫是左派高層人物，但英年早逝，遺下兩子。朋友多年來生活儉樸，當日相見，似有心事。原來她正在做一些海外華人的口述歷史工作，屢遇困難，猶豫着放棄。

羅恩惠肉緊地說：「這不行！如果你覺得這件事重要，不因着它容易而去做啊。」她向朋友透露了在歷史檔案館的發現，想鼓勵老友不要輕言放棄。短敘後羅恩惠搭船離開，在小輪上收到舊友的短訊，說很想捐助她這套紀錄片，卻遭羅拒絕。翌日，羅再收到她另一個短訊：「如果我丈夫在世，他也一定同意我的做法，因為你正在為香港還原歷史。」

紀錄片申請不到資助

朋友的丈夫去世時，一班左派人士曾為孩子籌募了一個教育基金，及後孩子長大，考到獎學金繼續學業，基金裏的款項便一直擱着。這一次，朋友在裏面拿出十萬元，過戶給羅恩惠。羅內心難安，但這套片完全申請不到任何基金資助是事實。直到紀錄片的攝影拍檔葉漢明這樣說：「錢不是給我們的，是給這條片的，我們更要把它做好。」

葉漢明的太太，生前也是一位記者，某次她於北京訪問李鵬時，刻意別過臉孔不看他，那是六四之後一年。而她的名字，叫李汶靜。

三、檔案  為何不翼而飛？

羅恩惠蟄伏歷史檔案館八個月後，意外發現了被消失的檔案資料，令她思考把拍少年犯的片子推倒重來。「我想用一個更闊的視野，去看六七暴動。」加上當時就有前輩提醒她，不能只用「同情」的角度去處理六七暴動少年犯，因為六七其實糅合了很多更複雜的政治和社會因素，前輩叮囑說：「作為新聞工作者，你要好小心。」

做做停停，她擱下了紀錄片又回來。再發現了更多，包括找到一九六七年時於政府新聞署任職助理總監的Peter Moss。他在整個暴動中的角色，就是帶着攝製隊，四出拍攝新聞片，再存放政府檔案室。而在九七年之前，本港多個電視台也有記者曾經到政府，申請複製有關暴動的影帶片段，而至今保留在電視台，那為何2013年的檔案館中，這些影片全部不翼而飛？Peter獲悉之後，非常震驚和憤怒。「他跟我說，那些影片全部是冒着生命危險拍回來的，他難以置信，為何只剩下僅21秒的沒相干的影片。」

但要製作成紀錄片，怎能沒有這些歷史記載？羅恩惠和拍檔葉漢明，遂周圍搜購，最後唯有從加拿大廣播公司和美聯社購買相關片段，每六十秒鐘價值港幣八千元。

四、資料  刻意造假

兩年幾過去，羅恩惠追蹤到的東西愈來愈多，距離她希望還原的歷史真相，似乎愈見清晰。由於歷史檔案館的用處已報廢，她只能加倍費力地從其他「旁門左道」去搜尋資料。「我這個時期的痛苦，是發現很多資料原來都是假的、錯誤的，而且是人為性的刻意造假，包括當日大公文匯有很多揑造的報道，以及工聯會三年前出版的六十五周年歷史文集中，也把很多事實用自己的方式改寫。」

被捕敘述 不盡不實

而同一時間，當她從英國的解密檔案中，稽查出更多史實以及新聞照片之後，她甚至發現，不少受訪少年犯對於自己為何被捕的敘述，都刻意淡化，或說得不盡不實。「例如有個現時有參選的政治人物，聲稱自己當年被警察拘捕時，正在天台收衫，沒做任何抗爭行為，又說搜出來的所謂利器是跳舞的道具。但我翻查照片後發現，那柄其實是鋒利的牛肉刀。」

五、難關 尚在後頭

那段時間，羅恩惠的情緒異常敏感。

她太着力想讓事實說話，對謊言產生了不正常的反彈，讓自己一度變成了很難相處的人。表姐給她打電話，閒話說某個明星的是非，她瞬間忍無可忍，直斥表姐「揑造」事實、不負責任。「我已經有點病態，完全接受不了半點造假，表姐為此生了氣，那通電話後再沒聯絡⋯⋯」

她曾經以為，這些少年犯期待歷史的事實，因此她直白地告訴他們，當日他們沉迷閱讀的文宣、決心捨命的行為，其實被左派欺瞞了很多真相，不過話未說完，對方已瀕臨崩潰，覺得她誣衊誹謗。這條調查的路她愈發覺得孤獨，不過，最難一關，原來尚在後頭。

六、下一個 誰會被消失？

去年四月，紀錄片《消失的檔案》正在埋尾。三年的努力，終見曙光，但羅恩惠隱隱有一絲難言的不安，生怕自己是否有什麼遺漏。某天她隨心發了一個電郵，想查問某一名她蒐集資料見過幾次的左派高層名字，卻得到意外的回覆。

那是當時中央駐港的領導人之一：吳荻舟。羅恩惠輾轉聯絡到他的女兒，並獲得之前從未曝光的、有關吳荻舟經歷六七暴動時的日誌。她之前一直循英國解密檔案去重組六七歷史，因此這份來自左派的史料，為她的調查開了另一扇窗的風景。

「我花了四天去把日誌反覆去讀，決定再把片子推倒重來⋯⋯很痛苦但迫不得已。」還原真相需付出的代價很高，即使她其實沒必要為此贖罪。

羅恩惠和她的團隊，再多花了一整年時間，重新剪接、訪問和攝製。他們遭受到更多干擾，眾人的恐懼愈深，羅恩惠遂把未完成的紀錄片的謄本，分別放在三個不同的地方，並且把一份製作人員名單，交給一位信得過的友人，更裝作若無其事的留下一句：「萬一發生什麼事都好，條片一定要完成並出到街。」

說到這裏，她大大的舒出一口氣。訪問至此已經夜深，沉默之中，只聽到蟲鳴。

尾聲﹕給兒子的信

月初，羅恩惠寫了一篇文章《澳門12.3》投稿立場新聞。這篇文她寫了九個小時、另花了一天做資料規劃。文中述及的是香港六七暴動之前，發生在澳門的一場前奏。老實說，這篇文算晦澀難懂，所以當羅恩惠告訴我，這是她送給大兒子的畢業禮物時，我忍不住張大了口，委婉的問：「他收到禮物後⋯⋯開心嗎？」

她輕輕閃過一絲失落，但隨即換上笑意：「哈哈，他覺得我是隨手在桌上拿個物件，就說成是他的禮物。」我忍不住答：「我也有同感啊。」

事緣四年前她開始這個紀錄片的構思時，曾跟兒子說過，這是為期一年的計劃。兒子在媽媽生日時，送她一個「撞板」先生公仔，還附着一封信：「還原歷史面貌的任務從來都不容易做，為了還原社會和歷史一個公道要繼續加油啊！」

一年又一年，這個媽媽四年來沒搞過家庭旅行、不上館子吃飯，很多時還睡在剪片室不回家，甚至不再努力掙錢，說好的一年變了四年。紀錄片直至最近才算完成，羅恩惠特別為了兒子寫那篇澳門的文章，還趕在他畢業禮那天要出街，就是想藉此告訴兒子：「我們花了四年去做，他不明白這件事關他什麼事，不明白為何因着這件事而把家庭的步伐全打亂了，而且媽媽變得每使一分錢都要思量⋯⋯但做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失去信念，幾困難也不要失去做人的宗旨。」

她說，這套片是他們有份參與的新聞工作者，全心送給香港的禮物。因為經濟不能打垮一個人，但把你的記憶抹走，把你的歷史竄改，就能徹底將香港打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