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朱耀明牧師從八九年6月下旬至九七年主權移交前，一直參與「黃雀行動」營救民運人士。他回憶最早伸出援手的是法國駐港領事孟飛（Jean-Pierre Montagne)，營救過程驚險萬分，很多細節至今仍不能言說。去年他年屆八十，大病一場後為了傳承歷史風塵僕僕，幾天內由洛杉磯到多倫多再趕往溫哥華。朱牧師有機艙恐懼症，搭乘飛機壓力很大，但他強調：「六四死難者不是為自己，是為了民主自由而犧牲。」他直言：「不知尚有多少年日？」，只是絕不會忘記六四屠城，也不會停止談論這慘案。以下是講座發言全記錄，朱耀明以第一人稱。）

一，盡力保持活的記憶，遺忘就是犯罪

我在2020年離開香港。離開香港後的頭一、兩年，我很少說話。第一年對我有很大的衝擊。我的兄弟都身陷囹圄。我問自己是否離棄了他們，沒有與他們同行？內心一直無法釋懷，很痛苦。不過，他們不斷勸我，說：「朱牧師，你在外面，我們就很高興；要是你回來，我們可能很痛苦。所以你不要回來。」。於是，我成了離散的一份子。我其實很掛念教會、掛念在獄中的朋友、掛念香港很多很多的事物。在這個時代當中，每個人都經歷苦難，不僅是我，而是有很多人。

在第二年，我患上急性膽囊炎，非常痛楚。一看醫生，就說要入醫院了。當時，陳健民 (社會學學者，「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 和我的太太陪伴著我，召了計程車到台大醫院。雖然診所對面就是台大醫院了，但我無法步行。結果，在急症室過了一夜，然後就進了病房。台灣的醫療制度跟香港和溫哥華不同，如果留院，必須有家屬陪伴。這樣，一個七十五歲的老人家（我太太），陪著我這個七十八歲的老人家。有一次，我和孫兒視像通話，我忍不住流下眼淚。孫兒大聲說：「爺爺，別哭！勇敢一點！」，孫兒這句說話，像把我敲醒了，我們知道上帝與我們同行。 所以兩年來，我都沒有發言，也沒有出席公開聚會。但今年是六四事件 三十五週年，我是否就這樣沉默下去呢？所以這一次，當Mabel (李美寶，溫哥華支聯會主席) 他們說請我來溫哥華，本來五月十八日我要參加孫女的中學畢業典禮，五月二十日就返回香港… ，不，是返回台灣，返香港是不行的… 所以，（從這個口誤）你知道我們的心仍在香港，心底的說話就衝口而出了。Mabel 和多倫多那邊都問我，可否出席六四的活動。我也在想，我能乘坐飛機嗎？我已經八十歲了，要從洛杉磯到多倫多，然後再從多倫多到溫哥華，究竟我能否支撐呢？不過，很感恩，我能夠做到。

當我想起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艾利●維瑟爾 (Elie Wiesel)，在他的《夜》(“La Nuit”) 一書中，他講述，一個小孩子問他：「你看到納粹集中營，很多人、很多小朋友被送進毒氣室，你的感覺如何？」其實，他有一段時間無法言語，因為一想起那段他親眼目睹的歷史，他就無法言語，說不出話來。又有一個小孩問他：「你告訴我，你目睹那麼多，你將來會做些甚麼？」，這位父親說：「我會盡力保持活的記憶，我跟這些想遺忘的人們鬥爭，因為假如我們遺忘了，我們就是犯罪，我們就是幫兇。」他寫了一本很簡單、很薄的書，就是《夜》。這幾句說話激勵了我。

二，我所見證的歷史

三十五年了，今天維園 (維多利亞公園) 沒有燭光，而是同鄉會的嘉年華會，政府想改寫歷史；它不但要我們忘記，而且還要改寫歷史。我們怎能夠遺忘呢？為此，今天我希望在大家面前，像 Elie Wiesel 一樣，作一個見證。其實這裡還有一位見證人，不過我暫不透露其姓名。我是在1989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北京，但我的一位好朋友在六月三日結婚，我要為她證婚。如果我不回去，她就無法結婚，所以只好返回香港，要不是她六月三日結婚，可能我也不會回香港，可能會隨著當時的氣勢，在前線衝擊。這件事湊巧救了我一命。證婚後，有婚宴，理應很開心，但我被編排的一席，有些剛輪班回來香港的記者，他們在桌上放了一台收音機。我們好像還沒開始進食，大家安坐著，不斷聽著上面的消息。突然說，木墀地開槍了，我們全席的人都顫抖起來。開槍……

當年我臨離開北京時，在街上對吾爾開希 (六四學運領袖) 說，這次運動是成功的，因為它喚醒了全世界所有華人，對中國民主、人權、自由的關注。我對吾爾開希說，這次運動本身是成功的，但我看到戒嚴部隊已經包圍整個廣場，清場可能很接近了。雖然這清場是必然會發生的，但誰會想到，清場是對著手無寸鐵的年青人和市民，用機槍和坦克射殺人民、輾碎人民的身體？婚宴過後，我們回到家中，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樣，看著年青人躺在木頭車，被推到醫院，滿身鮮血。在醫院裡，有很多被射殺身亡者的屍體，放在地上。這是活的見證，死了多少人？很多人都說…現在還有人說沒有死人。我只需引述一個消息，就是《文匯報》、《大公報》公佈的死傷人數，是一萬人。我這裡有一本《八九中國民運團體專輯》，裡面有這幅地圖，顯示在六四大屠殺後，世界各地所有華人都發起抗議、發起對屠城的譴責和抗議，當然包括了溫哥華和北美洲，但是最遠的，是連巴西也有。所以，我們怎能夠忘記呢？

死難者家屬所受的痛苦，是我們難以想像的。他們時至今天仍活在苦難當中，被監視、無法拜祭。有一年，我和張先玲 (「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之一) 在沙灘上散步，她當時在香港。我對她說：「你們年紀都大了，怎樣做下去呢？」，她說：「我一息尚存，都要鬥爭下去。」。這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不是一時的，而是長久的。

【王楠之死】6月4日凌晨1時多，他在天安門西側南長街拍照時被戒嚴部隊射中頭部，子彈從左額射入、左耳後穿出。群眾搶上前想將王楠送院搶救，戒嚴部隊持槍阻止，最後失救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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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園燭光是良心的召喚，良知將使心中的燭光永不熄滅

有一句說話，能使我這個八十歲的老人，這樣子再走動一回，當然有美寶和 Ken （董達成）他們的熱誠，和對六四的懷念。更重要的是，我想引用《聖經》＜以斯帖記＞，當時國王想殺死所有猶太人。以斯帖其實是猶太人，但以當時的規矩，如沒有國王的命令，是不能覲見國王的。當時，有一個人，叫末底改，他去見以斯帖，對她說：「不知你今天所得到的位份，就是為了今天嗎？就是為了今天要幫助猶太人脫離被屠殺的命運嗎？」（出自＜以斯帖記＞第四章第十四節) 。各位，上帝給我們在自由、民主、有人權的國家，無論你是近期離散的，或已經在這裡很長時間的，我們今天能夠在這個地方，自由地將這些歷史事實說出來，為下一代作見證。正如剛才那位手足所言，維園是甚麼？維園是良心的召喚，燭光本身就是良心的召喚、是公義的表達。這是對我們最重要的。維園沒了，我們心裡就沒有燭光嗎？我們有良知、有公義，對失去的生命有敬畏。雖然沒有維園這地方，雖然燭光不再在那兒點燃，但我們心裡的燭光是不會熄滅的，因為我們有良知，我們的良知不會讓我們忘記這種屠殺的場景。

有一天，我在美國，前往一所修道院，進入一個很嚴肅的教堂，只有我和我太太。我坐下來禱告，回想 (六四) 三十五年、雨傘運動十年，我還能做些甚麼？當我祈禱完後，一步出教堂門口，就有一個立牌，寫著「苦路」，這讓我想起耶穌基督來到這世上時，走的是一條苦路。祂為我們背負人類的苦難和罪惡，祂一定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當中。在雨傘運動中，也有一批學生，曾經走過苦路。當時，為了鼓勵佔領的示威人士，這批中學生，在海富中心圍著政府總部步行九個圈，每二十步一跪，這是「九二八」的象徵，「九二八」是警方施放催淚彈的時刻。然後，這批學生選了一個日子，是甚麼日子呢？是佔領行動第六十四日，這是將六四連繫在一起。這些人都是走著苦路，北京學生要求的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反貪腐，他們並非為了自己。就算是雨傘運動的時候，這些人也並非為了自己，同樣是為了普選，不是為了自己，這些人是甘願犧牲、受苦。

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美國民權運動領袖) 說，自由不會由壓迫者白白恩賜予受壓者，而是需要抗爭、需要受苦、需要犧牲，才能夠成就。當我們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時候，我們是選擇在一所禮拜堂，在十字架下，宣告「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我們就是秉承著一種自我犧牲，希望能喚起世人的良知、喚起政府的良知，告訴它管治的危機是需要處理的。最終，我們被判監十六個月。雖然我是緩刑，但我的夥伴陳健民，在減刑後入獄了十一個多月。如果有機會，可看看他的《獄中書簡》(《受苦與反抗：陳健民 ．獄中書簡》)；我另一位同伴，戴耀廷教授，目前仍在獄中。戴耀廷教授在庭上的自辯時說：「若這苦杯是不能挪開，我會甘心飲下去」(原文為「我會無悔地飲下」) 。所以，今天他仍在監獄中，飲下這苦杯。為了甚麼呢？是為了他頭上的光環嗎？是為了他的名譽、他的前途嗎？是為了他的家庭嗎？其實，他身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院長 (副院長)，他是最佳的教授，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他是為著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他說他教授法律，是個守法治的人，是在維護法治，但這次是要違法達義，將不公平的法律糾正過來。

四，寬恕的前提是認錯和悔過

六四的死難者，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十幾億人民，希望能夠得到自由和民主。貪腐，到了今天，比過往、比三十五年前更厲害；社會的管控，比三十五年前更嚴重；被捕的人，比三十五年前更多。所以才有「白紙運動」，對這個政權的抗爭。所以，我們不要輕易放過這段歷史，雖然有很多人要掩蓋這段歷史。有人問，現在的政府官員說要謹慎言論，又警告一些人不要聚集和發表敏感言論；有人問，甚麼是「敏感」呢？是指「六四」嗎？這個 PK (指現任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就說，數字不是最重要。煽惑才是最重要。何謂「煽惑」呢？說歷史的事實也是煽惑嗎？談歷史，是煽惑人們嗎？數年前，曾有民運領袖說，我們要饒恕 (指學運領袖柴玲於六四二十三週年發表的公開信)；最近，一位周姓樞機也說要饒恕 (現任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樞機) 。我撫心自問，我要饒恕甚麼？我們不能代替死難者饒恕。它（指中共）應該是要獲得死難者家屬的饒恕，應該獲得被它槍殺的人，他們的家屬，不論是丈夫、妻子、父母、兒女、兄弟姊妹的饒恕。因為是它槍殺的，是它在作惡。我們饒恕甚麼？我們能夠饒恕甚麼呢？中共必須要對所有受難者的家屬，就屠殺事件認錯、悔改，然後才能得到饒恕。沒有人可以代替死難者的家屬去饒恕它，因為我們不是受苦、受害的人，所以，我們一定要堅持講述這段見證和歷史，我們要將這段歷史告訴下一代，讓這段歷史不被遺忘。正如艾利●維瑟爾 (Elie Wiesel) 所言，在他有生之年都要為這段歷史作見證，要告訴世人這些事情，讓大家知道，每一代人都要這樣做。

五，請左派人士憑良心講話

今天，我已經八十歲，不知還能活多少年，不過，我不會忘記這件事，我不能不談論這件事。雖然，談論這件事所背負的代價可能很沉重，正如有三位支聯會的常委仍在獄中 — 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三年了，若按照以往的無罪推定，應該准以保釋，但卻三年未審，然後說他們是「外國代理人」。我一看到這句話就非常憤怒。六四槍殺後，是誰帶隊遊行？是譚耀宗、程介南、鄭耀棠 （按：三人都是左派團體和工會的所謂「新銳」）。第一個在新華社門口叫李鵬下台的，是程介南。我就說，審訊的時候，要不要找這些人來做證，要不要召喚他們做證人？他們是否「外國代理人」？有一張照片顯示鄭耀棠在前面手持揚聲器，後面寫著一個「痛」字。這些人是「外國代理人」呢？他們走在龍頭，程介南是支聯會第一屆常委，他和我一起擔任援助組的組員。當然，後來他和教聯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的人全部要退出，那是六月九日之後的事。

譚耀宗，時任立法局議員，後成為民建聯主席、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程介南，支聯會創會常委，時為教聯會理事長。後改投民建聯。
鄭耀棠，時任工聯會理事長。現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李鵬，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被視為「六四劊子手」、「北京屠夫」。

所以，你看到這些歷史，就能知道我們心裡的憤怒。為甚麼要逮捕這三人 (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 、指控他們為「外國代理人」呢？當時全世界的人都在示威，譴責這種暴行。所以這種控罪，你可以接受嗎？我不能接受。更不能接受的，是為甚麼要逮捕鄒幸彤的媽媽？為甚麼要逮捕關振邦 (前支聯會常委) 的太太？他們做過甚麼事呢？這完全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還講法律嗎？如果鄒幸彤出任 (支聯會) 副主席是要承擔，她已經身在獄中了，為何要逮捕她的媽媽？

六，燭光溫暖著受難者，也譴責了施暴者，雖然微弱，但必摧毀暴政

所以，你看到這些歷史，就能知道我們心裡的憤怒。為甚麼要逮捕這三人 (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 、指控他們為「外國代理人」呢？當時全世界的人都在示威，譴責這種暴行。所以這種控罪，你可以接受嗎？我不能接受。更不能接受的，是為甚麼要逮捕鄒幸彤的媽媽？為甚麼要逮捕關振邦 (前支聯會常委) 的太太？他們做過甚麼事呢？這完全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還講法律嗎？如果鄒幸彤出任 (支聯會) 副主席是要承擔，她已經身在獄中了，為何要逮捕她的媽媽？

六，燭光溫暖著受難者，也譴責了施暴者，雖然微弱，但必摧毀暴政

當我見到李柱銘 (民主黨創黨主席) 被捕上庭時，我就忍受不住流淚。這位資深大律師，在香港一直為民主奮鬥，他在法律上幫助很多需要幫助的人。我看著他白髮蒼蒼，走進法庭，眼淚就流下來了。為甚麼一個社會會黑白不分，黑變白、白變黑？何俊仁在做律師的期間，所有最基層的人都尋求他的幫助，不論工傷或意外傷亡，有時候他甚至免費幫助這些人。這些都是在香港難以找到的好人、善心人、有良知的人，但竟然被關在獄中。

這三個人 (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 被關在獄中，為了甚麼呢？就是為著遺忘與記憶的鬥爭這一顆心。我們不能讓這一段屠殺的歷史就此被抹殺，我們要傳承這段歷史，讓我們知道今天仍在受苦受難的死難者家屬，告訴他們那些燭光是會與他們同行的，他們不會孤單。他們雖然被壓制，但不會孤單，我們會與他們同行。這些燭光的意義，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溫暖，讓他們看到同行的人在他們當中。有人說我們現在人少，這在歷史上是不足為懼的。哈維爾 (Václav Havel，「天鵝絨革命」政治思想家、首任捷克共和國總統) 常說，只要有一個人出來，就會有第二個人出來，就會有第三個人出來，慢慢就會凝聚一股力量，這股力量就能使政府倒臺。所以，我們不要嫌棄燭光的微小，我們的燭光是可以溫暖受難者的心靈，與他們同行。但同時，這燭光是表示我們對這個殘暴政權的譴責。

在六四之後的第二日，我們舉行黑色大靜坐，當時，中文大學的馮可立教授在我跟前。我對他 說：「你看看，整個跑馬地都是人」。就是因為有公義，我們聚集於此，對不公義的政權作出譴責。今天，我們同樣因為不公義而聚集在這裡。我們是為了告訴那些受難者，我們會與他們同心同行，直至還他們一個公道、公義得到彰顯為止。所以，我們今天聚集於此，對六四的死難者，意義非常重大。對於這個政權，雖然我們人少，但它還是會恐懼的。

很多人都叫我們遺忘，我就說，我們遺忘甚麼，政府從來都沒有遺忘過。如果它遺忘，就不會禁制「六四」二字；如果它遺忘，它就不會在這個時間將人們送去「旅行」；如果它遺忘，它就不會害怕人們在這個敏感日子對它提及「六四」。字眼不重要，其實是它不敢遺忘，它不敢遺忘它成為劊子手這件事。是它不敢遺忘，不是我們遺忘。

陳樞機常常引用 (《聖經》) ＜詩篇＞的一句說話 — 惡人在掘坑，想埋葬一個人，但他不斷掘，愈挖愈大，自己也掉進坑中，自己把自己埋葬了 (＜詩篇＞第七章第十四至十六節) 。一個暴政本身，它以為為別人掘坑，以為會埋葬別人，最終其實是埋葬它自己。所以，我們不要氣餒，一定要執著這份信念，要有勇氣地向前走。然後，我們將會看見一個美好的明天。所以，不要覺得自己的燭光和力量微小，匯聚起來，就是一股力量。大家能夠勇往直前，我們一定能共創一個美好的明天，希望大家能夠堅持。很多謝大家。

鳴謝：溫哥華支聯會

記錄/製圖/編輯：《消失的檔案》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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