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消失的檔案》眾籌致謝場上，講者李怡深刻反思當年與今日。曾經是左派中人，曾經參與六七暴動的宣傳戰，後來又成功脫離組織的李怡，以親身經歷，剖開當年參與者的心路。
他又指出，這場五十年前的「反英抗暴」，今天死灰復燃，只是倒了過來，當年的被壓逼者變成為了當權派。現在當權的左派中人反英反美，什麼都是外國勢力；亦大力「抗暴」，但其口中的「暴民」，卻是爭取民主自由的香港人。
以下為李怡當天分享主要內容﹕
我自己相信愛恩斯坦所講的「人是需要走過透明的人生」，用中國人的古語說就是「事無不可對人言」，所以我做過甚麼都會坦白對大家說，也會告訴大家我為何會改變。
但今天不是講個人的場合，而是要講六七暴動。為甚麼當年會有這麼多左派人士參與六七暴動？
當時正值中國歷史的轉變當中。我在1936年出生，1954年香島中學畢業，抗戰時顛沛流離，曾在淪陷區，又去過國民黨統治區。內戰時亦曾在北平、上海經歷過國民黨那種貪污腐敗、金融崩潰。
當然，那時候我們的愛國意識相當強。我們的愛國，是國家越窮困，我們越愛，意思是並非因為有利益而去愛，而是因為國家窮困、有國難、有戰爭、有內戰，看到人民流離散失。
記得在淪陷區逃至國民黨統治區時，船隻沿江邊經過，半夜時有日本的探射燈照著，街上機關鎗聲響起，假如當時中了鎗，今天也無法坐在這裡。
為何愛國﹖
在那種環境下長大，1941年後共產黨的文宣陸續出現。他們有一本書，叫《歷史的先聲》，摘錄了41年到46、47年間，共產黨在《解放日報》發表的社論，以及毛澤東、劉少奇的談話。他們一直鼓吹、宣傳民主自由，認為如果沒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社會便無法穩定，亦反對一黨專政，指如果共產黨上台，絕不能一黨專政，甚至說如果有人指他們是一黨專政，這是污蔑。
我當時不認為這是謊言，他們說得擲地有聲、鏗鏘有力，說美國是民主的典範，美國是共和國，其民主制度是全世界的典範。
在當時的中國，很困難的環境下，你沒法不相信。如果你是為了追求一個平等、自由、民主、富強的中國社會與政治，你很難不相信。
我進入香島中學是1950年，是所謂中共建政後翌年，忽然好像進入了一個大家庭。同學的態度親切，真誠地想幫助你。多數老師都是49年以前在大陸的大學畢業，他們多少有參與反飢餓、反內戰、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他們很熱情、很熱心，很想追求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他們曾經都是很有理想的青年人，所以，他們全心全意培養我們成為愛國青年。
我接受了數年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啟蒙。當時，我的同學很多會回去建設祖國，也有一些人願意留下來，加入了新聞、出版界等的左派機構、愛國機構。他們也曾鼓勵我們考入國內的師範，因為當時左派受到某種程度的打壓，港英不信任左派，並不承認49年後國內畢業的大學生資格。
香島畢業之後，我們去左派機構工作，薪水很低，大家都懷著一個理想，我們的老師如是，我們出來工作也如是，左派機構的職工大多如此。
所以，別說我們是追求權力的人，我們完全不是，我們追求的是社會主義平等的理想。雖然後來看了書才知道這個平等根本不存在。你不能說有錢人就應該有錢，窮人就應該窮，不可以這樣說。這世界是有不平等，但不應該有不平等。
年輕時我們的思想就是這樣。
為何暴動﹖
後來我入了左派書店工作。1965年到大陸參觀訪問，廖承志接見我們，他說得很明白，對香港的政策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有利可圖。他說﹕「你們要準備辛苦了」，我們便有了這種心理準備。
以當時的狀態而言，不能說他錯。港英對左派另眼相看，左派受到很多打壓。這個政策對香港的左派人士無疑有點不公平，但他會覺得你們要為祖國熬苦，要為自己的理想做點事。你很難說，當年參與六七暴動的人是被賦予了權力，他們很多是真心去做這件事。
但是，文革開始後中國有了很大的變化。當時我們認為，那麼多造反派要對當權派造反，像自下而上發動群眾反對自己的官僚主義、清洗自己的污泥濁水。結果這些人被騙了，但他們是真誠的，我自己也是。
到我真正覺得有問題，是林彪事件之後，接著就是批林批孔，以我讀過的書和受過的教育來看，這似乎更像是權力鬥爭，而非甚麼反對官僚主義和清洗污泥濁水。
今天，有些人仍舊支持六七暴動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當時所做的事是對的。他們無法在事件之後抽身而退，他們很多成了青年犯，社會並不接納他們。不但以前是這樣，而且還變本加厲。
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在年青時憑熱情去做很多事，即使你發現那些事是錯誤的，要否定自己卻很痛苦，沒有人願意否定自己。
我後來否定自己，現在在這裡好像說得很輕鬆，但其實過程是痛苦的，也放棄了一些利益，為自己的生活帶來很多不穩。我不想說太多個人的事情，但我終於走了出來，深刻反省到底我所追求的事情是正確，還是錯誤的。
法國哲學家朱利安班達曾經說，知識份子不僅要批判和反省社會的現實，還要批判自己的歷史局限和錯誤判斷。人生很短暫，如果不忠於自己的思想是痛苦的，人要作出選擇。
另外，當時我們追隨的老師和左派機構的領導人，我們是真心佩服他們，覺得他們是真的有理想，對事物能分晰得很澈底，但原來是權力崇拜，希望能從中分一杯羹。歷史和時代都改變了，你要反省歷史的局限。
我不怪那些人，他們也有其道理，人很難去改變自己。但我希望當年真正有份參與的人，他們可以想想那件事是正確還是錯誤。
為何失敗﹖
羅導演最初想沿少年犯的路線拍攝他們的故事，但她慢慢發現事實並不如此。除了你們熱情外，難道那些維持社會秩序的人就不熱情嗎？他們不是也追求社會的安寧和穩定嗎？
1946年，香港約五十萬人口，到了六十年代增加到三、四百萬人，那些人怎麼會來？他們是為避秦而來，是走難而來的。
何謂走難？不是為了來做英國人，他們對英國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對香港政治也沒有興趣，他們只是想能在法律保障下安居樂業，僅此而已。在法律保障下每個人可以各顯神通，你可以經營塑膠花廠然後變成李嘉誠，你可以辛苦經營小店，之後可以供樓置業。在法律保障下，人們覺得有希望，生活過得不太好，卻有發展的希望，這才是比較正常的社會。
我不想說現在的情況是怎樣，但這是當時大多數人的想法，這解釋到為何他們會覺得「反英抗暴」是錯誤的，是擾亂社會安寧的事情。我不是只集中在一兩個人，如兩姊弟、林彬身上，是整個城市的人覺得生命受到威脅，覺得不安寧，覺得無法在正常的社會秩序下安居樂業，做自己想做的事，被迫移民，放棄自己的居住地。
我不用提個別事件，你說林彬，他說何楓，不用說那麼多，大多數人都需要社會安寧穩定。也不能將當時的狀況套用到現在，譬如七警事件、雨傘運動等等。
因為時代和歷史有局限，我們看得到當時的環境和政權是怎樣。
對這件事的評價，參與的人會覺得自己是出於熱誠去參與，他們確實被港英的警察打傷了頭、流了血，也有人死亡。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知道所有的指示都來自當時的新華社，即中聯辦的前身，也就是港澳工委。
是對﹖還是錯﹖
不論吳荻舟的筆記，或是吳康民的講法，又或是廖承志，高層都認為這件事是錯誤的。當時中國很缺乏外匯，一半以上的外匯都來自香港，中國的產品很難輸出到其他地方，所以外匯對中國來說很重要。那是中國比較鎖國的時代，不能跟現在比較，兩個年代不同。
那個時代大多數人的反應，事件的是與非，為何要搞六七暴動？就是因為文革。文革使造反派造反有理，然後一直宣傳要打倒英美帝國主義。香港地理位置接近，容易做到，再加上澳門事件之後，他們覺得只要揮揮毛語錄，唱唱毛歌，在警察面前教他們毛澤東思想，香港社會就會改變，繼而就可逼使港英政府像澳葡政府一樣低頭，奪回權力和社會地位。
大陸的造反派希望通過造反，將自己大受壓抑的地位反奪回來。香港也一樣，香港的造反派其實是仿效大陸的造反派。但高層並不這樣看，高層覺得要叫停。叫停的原因很簡單，兩個字：沒錢。
就是這麼簡單，你再多說是徒然。因為當時要發薪給罷工的工人，即使低薪也要發。國家在文革中外匯收入減少，香港的情況也使香港的生意減少，香港得到的外匯也減少了，它確實沒有經濟能力繼續支持暴動。
另外，毛澤東最後說了一句話：「香港還是那樣子」。甚麼叫「還是那樣子」？是暴動那樣子還是之前那樣子？
結果周恩來解釋那樣子是指暴動以前那樣子，也就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於是一夜之間，暴動煙消雲散，像陳欣健所說，一日之間那些菠蘿(炸彈)都消失了。
我想問，世界上的群眾運動，有哪些一叫停便可以馬上停止？遍尋全世界都沒有，所以你不能說這是群眾運動，它必然是自上而下的運動。世界上不可能會有群眾運動可以說停便停。
那麼，為甚麼共產黨不公開否定這件事呢？
因為很多左派的職工、工聯會的會員和工人，他們的情緒無法平復下來，不能說他們所做的事是錯誤的。事實上要肯定他們的動機是出於愛國、出於熱誠、出於反英抗暴，於是便是這樣子。
大陸的文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遭否定，但亦非深入地地否定每一件事。因為共產黨政權都是一以貫之的。這是我對整件事情的看法。
反英抗暴 死灰復燃
第二個問題是六七暴動對現代的意義。我自己的看法是，若按照他們的說法，這是反英抗暴，這反英抗暴停了一段時間，現在又恢復了，沒有改變過。不過，反英的人變成了掌權者。我的意思是，舉例說曾俊華被指有英國背景，現在當權的人，只要是反對他們的人，都被指有英美背景，就是這樣。
至於「抗暴」，現在，我們被他們視作暴民了，雖然我們不是，但他們掌了權。現在佔據政府和行政會議的，都是視我們為暴民的人。現在是倒過來的「反英抗暴」，是當權派在進行反英抗暴，我們變成暴民。
因為他們要遷就那些左派愛國群眾，要遷就他們的想法、爭取他們的票源，他們的口徑都改變了。我覺得以前有一段時間，他們不但不提六七暴動，而且在很多文章裡面否定反英抗暴。現在是倒過來了，連《消失的檔案》都被說成有英國背景，他們無法接受有人把歷史說出來，他們不願意面對。
共產黨有一種「個案思維」(註一)，「個案思維」是指甚麼事情都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它沒有一貫的觀點。例如1941年之後，那時他們支持自由民主，反對一黨專政，這可以一以貫之嗎？當然不行。那本《歷史的先聲》後來便成了禁書。
大陸可以繼續反對文革，但文革引伸出來的問題便不准提。但為什麼在香港又支持改寫六七暴動，因為支持此事能彰顯他們的權力。六七暴動對現在的意義是，我們要將這些事說出來，當時是怎樣的，對現在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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