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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消失的檔案》眾籌致謝場上,講者李怡深刻反思當年與今日。曾經是左派中人,曾經參與六七暴動的宣傳戰,後來又成功脫離組織的李怡,以親身經歷,剖開當年參與者的心路。

他又指出,這場五十年前的「反英抗暴」,今天死灰復燃,只是倒了過來,當年的被壓逼者變成為了當權派。現在當權的左派中人反英反美,什麼都是外國勢力;亦大力「抗暴」,但其口中的「暴民」,卻是爭取民主自由的香港人。

以下為李怡當天分享主要內容﹕

我自己相信愛恩斯坦所講的「人是需要走過透明的人生」,用中國人的古語說就是「事無不可對人言」,所以我做過甚麼都會坦白對大家說,也會告訴大家我為何會改變。

但今天不是講個人的場合,而是要講六七暴動。為甚麼當年會有這麼多左派人士參與六七暴動?

當時正值中國歷史的轉變當中。我在1936年出生,1954年香島中學畢業,抗戰時顛沛流離,曾在淪陷區,又去過國民黨統治區。內戰時亦曾在北平、上海經歷過國民黨那種貪污腐敗、金融崩潰。

當然,那時候我們的愛國意識相當強。我們的愛國,是國家越窮困,我們越愛,意思是並非因為有利益而去愛,而是因為國家窮困、有國難、有戰爭、有內戰,看到人民流離散失。

記得在淪陷區逃至國民黨統治區時,船隻沿江邊經過,半夜時有日本的探射燈照著,街上機關鎗聲響起,假如當時中了鎗,今天也無法坐在這裡。

為何愛國﹖

在那種環境下長大,1941年後共產黨的文宣陸續出現。他們有一本書,叫《歷史的先聲》,摘錄了41年到46、47年間,共產黨在《解放日報》發表的社論,以及毛澤東、劉少奇的談話。他們一直鼓吹、宣傳民主自由,認為如果沒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社會便無法穩定,亦反對一黨專政,指如果共產黨上台,絕不能一黨專政,甚至說如果有人指他們是一黨專政,這是污蔑。

我當時不認為這是謊言,他們說得擲地有聲、鏗鏘有力,說美國是民主的典範,美國是共和國,其民主制度是全世界的典範。

李怡出席《消失的檔案》6月10日捐款人致謝場,剖析左派人的心理。

在當時的中國,很困難的環境下,你沒法不相信。如果你是為了追求一個平等、自由、民主、富強的中國社會與政治,你很難不相信。

我進入香島中學是1950年,是所謂中共建政後翌年,忽然好像進入了一個大家庭。同學的態度親切,真誠地想幫助你。多數老師都是49年以前在大陸的大學畢業,他們多少有參與反飢餓、反內戰、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他們很熱情、很熱心,很想追求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他們曾經都是很有理想的青年人,所以,他們全心全意培養我們成為愛國青年。

我接受了數年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啟蒙。當時,我的同學很多會回去建設祖國,也有一些人願意留下來,加入了新聞、出版界等的左派機構、愛國機構。他們也曾鼓勵我們考入國內的師範,因為當時左派受到某種程度的打壓,港英不信任左派,並不承認49年後國內畢業的大學生資格。

香島畢業之後,我們去左派機構工作,薪水很低,大家都懷著一個理想,我們的老師如是,我們出來工作也如是,左派機構的職工大多如此。

所以,別說我們是追求權力的人,我們完全不是,我們追求的是社會主義平等的理想。雖然後來看了書才知道這個平等根本不存在。你不能說有錢人就應該有錢,窮人就應該窮,不可以這樣說。這世界是有不平等,但不應該有不平等。

年輕時我們的思想就是這樣。

為何暴動﹖

後來我入了左派書店工作。1965年到大陸參觀訪問,廖承志接見我們,他說得很明白,對香港的政策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有利可圖。他說﹕「你們要準備辛苦了」,我們便有了這種心理準備。

以當時的狀態而言,不能說他錯。港英對左派另眼相看,左派受到很多打壓。這個政策對香港的左派人士無疑有點不公平,但他會覺得你們要為祖國熬苦,要為自己的理想做點事。你很難說,當年參與六七暴動的人是被賦予了權力,他們很多是真心去做這件事。

但是,文革開始後中國有了很大的變化。當時我們認為,那麼多造反派要對當權派造反,像自下而上發動群眾反對自己的官僚主義、清洗自己的污泥濁水。結果這些人被騙了,但他們是真誠的,我自己也是。

圖片來自廣州新聞出版界革命聯合委員會刊物 6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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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真正覺得有問題,是林彪事件之後,接著就是批林批孔,以我讀過的書和受過的教育來看,這似乎更像是權力鬥爭,而非甚麼反對官僚主義和清洗污泥濁水。

今天,有些人仍舊支持六七暴動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當時所做的事是對的。他們無法在事件之後抽身而退,他們很多成了青年犯,社會並不接納他們。不但以前是這樣,而且還變本加厲。

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在年青時憑熱情去做很多事,即使你發現那些事是錯誤的,要否定自己卻很痛苦,沒有人願意否定自己。

我後來否定自己,現在在這裡好像說得很輕鬆,但其實過程是痛苦的,也放棄了一些利益,為自己的生活帶來很多不穩。我不想說太多個人的事情,但我終於走了出來,深刻反省到底我所追求的事情是正確,還是錯誤的。

法國哲學家朱利安班達曾經說,知識份子不僅要批判和反省社會的現實,還要批判自己的歷史局限和錯誤判斷。人生很短暫,如果不忠於自己的思想是痛苦的,人要作出選擇。

另外,當時我們追隨的老師和左派機構的領導人,我們是真心佩服他們,覺得他們是真的有理想,對事物能分晰得很澈底,但原來是權力崇拜,希望能從中分一杯羹。歷史和時代都改變了,你要反省歷史的局限。

我不怪那些人,他們也有其道理,人很難去改變自己。但我希望當年真正有份參與的人,他們可以想想那件事是正確還是錯誤。

為何失敗﹖

羅導演最初想沿少年犯的路線拍攝他們的故事,但她慢慢發現事實並不如此。除了你們熱情外,難道那些維持社會秩序的人就不熱情嗎?他們不是也追求社會的安寧和穩定嗎?

1946年,香港約五十萬人口,到了六十年代增加到三、四百萬人,那些人怎麼會來?他們是為避秦而來,是走難而來的。

何謂走難?不是為了來做英國人,他們對英國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對香港政治也沒有興趣,他們只是想能在法律保障下安居樂業,僅此而已。在法律保障下每個人可以各顯神通,你可以經營塑膠花廠然後變成李嘉誠,你可以辛苦經營小店,之後可以供樓置業。在法律保障下,人們覺得有希望,生活過得不太好,卻有發展的希望,這才是比較正常的社會。

我不想說現在的情況是怎樣,但這是當時大多數人的想法,這解釋到為何他們會覺得「反英抗暴」是錯誤的,是擾亂社會安寧的事情。我不是只集中在一兩個人,如兩姊弟、林彬身上,是整個城市的人覺得生命受到威脅,覺得不安寧,覺得無法在正常的社會秩序下安居樂業,做自己想做的事,被迫移民,放棄自己的居住地。

我不用提個別事件,你說林彬,他說何楓,不用說那麼多,大多數人都需要社會安寧穩定。也不能將當時的狀況套用到現在,譬如七警事件、雨傘運動等等。

因為時代和歷史有局限,我們看得到當時的環境和政權是怎樣。

對這件事的評價,參與的人會覺得自己是出於熱誠去參與,他們確實被港英的警察打傷了頭、流了血,也有人死亡。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知道所有的指示都來自當時的新華社,即中聯辦的前身,也就是港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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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還是錯﹖

不論吳荻舟的筆記,或是吳康民的講法,又或是廖承志,高層都認為這件事是錯誤的。當時中國很缺乏外匯,一半以上的外匯都來自香港,中國的產品很難輸出到其他地方,所以外匯對中國來說很重要。那是中國比較鎖國的時代,不能跟現在比較,兩個年代不同。

那個時代大多數人的反應,事件的是與非,為何要搞六七暴動?就是因為文革。文革使造反派造反有理,然後一直宣傳要打倒英美帝國主義。香港地理位置接近,容易做到,再加上澳門事件之後,他們覺得只要揮揮毛語錄,唱唱毛歌,在警察面前教他們毛澤東思想,香港社會就會改變,繼而就可逼使港英政府像澳葡政府一樣低頭,奪回權力和社會地位。

大陸的造反派希望通過造反,將自己大受壓抑的地位反奪回來。香港也一樣,香港的造反派其實是仿效大陸的造反派。但高層並不這樣看,高層覺得要叫停。叫停的原因很簡單,兩個字:沒錢。

就是這麼簡單,你再多說是徒然。因為當時要發薪給罷工的工人,即使低薪也要發。國家在文革中外匯收入減少,香港的情況也使香港的生意減少,香港得到的外匯也減少了,它確實沒有經濟能力繼續支持暴動。

另外,毛澤東最後說了一句話:「香港還是那樣子」。甚麼叫「還是那樣子」?是暴動那樣子還是之前那樣子?

結果周恩來解釋那樣子是指暴動以前那樣子,也就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於是一夜之間,暴動煙消雲散,像陳欣健所說,一日之間那些菠蘿(炸彈)都消失了。

我想問,世界上的群眾運動,有哪些一叫停便可以馬上停止?遍尋全世界都沒有,所以你不能說這是群眾運動,它必然是自上而下的運動。世界上不可能會有群眾運動可以說停便停。

那麼,為甚麼共產黨不公開否定這件事呢?

因為很多左派的職工、工聯會的會員和工人,他們的情緒無法平復下來,不能說他們所做的事是錯誤的。事實上要肯定他們的動機是出於愛國、出於熱誠、出於反英抗暴,於是便是這樣子。

大陸的文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遭否定,但亦非深入地地否定每一件事。因為共產黨政權都是一以貫之的。這是我對整件事情的看法。

李怡指「反英抗暴」的左派群眾沒有改變過。如今曾經反英的人變成了掌權者,反對他們的人就被指勾結外國勢力,變成了他們要反的「暴民」。

反英抗暴    死灰復燃

第二個問題是六七暴動對現代的意義。我自己的看法是,若按照他們的說法,這是反英抗暴,這反英抗暴停了一段時間,現在又恢復了,沒有改變過。不過,反英的人變成了掌權者。我的意思是,舉例說曾俊華被指有英國背景,現在當權的人,只要是反對他們的人,都被指有英美背景,就是這樣。

至於「抗暴」,現在,我們被他們視作暴民了,雖然我們不是,但他們掌了權。現在佔據政府和行政會議的,都是視我們為暴民的人。現在是倒過來的「反英抗暴」,是當權派在進行反英抗暴,我們變成暴民。

因為他們要遷就那些左派愛國群眾,要遷就他們的想法、爭取他們的票源,他們的口徑都改變了。我覺得以前有一段時間,他們不但不提六七暴動,而且在很多文章裡面否定反英抗暴。現在是倒過來了,連《消失的檔案》都被說成有英國背景,他們無法接受有人把歷史說出來,他們不願意面對。

共產黨有一種「個案思維」(註一),「個案思維」是指甚麼事情都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它沒有一貫的觀點。例如1941年之後,那時他們支持自由民主,反對一黨專政,這可以一以貫之嗎?當然不行。那本《歷史的先聲》後來便成了禁書。

大陸可以繼續反對文革,但文革引伸出來的問題便不准提。但為什麼在香港又支持改寫六七暴動,因為支持此事能彰顯他們的權力。六七暴動對現在的意義是,我們要將這些事說出來,當時是怎樣的,對現在很重要。

註一﹕李怡在2004年3月10日《蘋果日報》專欄中曾解釋個案思維﹕「所謂『個案思維』,是社會心理學的名詞,英文是 Compartmentalization,意思是說,由於個人的複雜生活背景中有許多不相調諧的經驗,因此在理性、感情和判斷三者的交相作用下,每每對不同的事或在不同的情況下會表現出不一致的態度或行為。知識不廣、理性不強、感情不穩定的人最常犯個案思維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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