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 2017年2月25日  撰文: 趙鍾維
文章摘要︰

羅:羅恩惠 岑:岑建勳
岑:你對六七暴動如何受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極左路線影響,甚至是受其推動才爆發的這些歷史背景,在此之前是欠缺認識的嗎?你起初是想做少年犯,但因為發現檔案消失,再擴大調查範圍。過程中經歷了數個階段,是什麼促使你繼續前進?

羅:第一年開始研究時曾問過不少資深行家。他們聽到我要做六七暴動,反應都是「嘩,這樣厭惡性的題目你也碰。」說到「六七」,大家先會想起「炸彈」,再想起「林彬」。不少香港人討厭談「六七」,不是因討厭政治,只是認為當時左派中人的手段過於污穢。有舊同事與我關係較好、合作甚多,他直言:「我與『左仔』沒有接觸,不想碰這些題材。」但是,只要老人家願意說,我們就須聆聽、記錄、查證。當開始採訪參與六七暴動的左派高層、工人與學生,我發現我是在追趕時間。我曾訪問過的杜葉錫恩、被擄往大陸拘押的(時任高級警務督察)Frank Knight、(時任政府新聞處助理總監)Peter Moss身邊提供照片的同事,都已過身。不只老一輩,連何楓【注3】的女兒何曉明也患癌去世了。那段時間我常出入醫院、出席喪禮,就感到要快點做。

吳荻舟的「六七筆記」:吳荻舟是港澳聯合辦公室組長,向周恩來秘書匯報情況。筆記記錄辦公室由5月26日至8月8日的會議重點,包括阻止700打甘蔗刀付運香港,對了解六七暴動非常重要。

……
若心中想着要做正事,自然會得到幫助。《消失的檔案》中出現在林彬事件現場的那位女士,我之前替她義務拍過一節短片,因而認識。與她聚餐時我說起正在拍攝六七紀錄片,想要好好記錄這些老人的故事。她聽罷拿着菜單的手不停顫抖,原來林彬被燒的時候,她任職廣華醫生的舅父衝去救援,她也隨往,親眼目睹林彬被燒成全身黑色。驚惶數十年,她從不對別人提及這事。一個當事人就坐在面前,我過了數個月才敢訪問她。從那時開始,我就覺得一切都是衝着自己來的,不是我說我是某某人,或代表某某機構,而是我剛好遇上這件事、我又是一名記者、我又遇上這些人……上次試播,有一位退休的監製好友忽然說,拍攝紀錄片是一項神聖的工作。我做了這麼久也不敢用這個形容詞,我只肯定我是敬虔的。

還有,當我從資料中得知自己住所對面就是第一個炸彈現場,而一直知道這件事情的父母卻刻意隱瞞時,感到很震撼。我對暴動欠缺認識,但身為記者、歷史愛好者,對別人經歷特別有深刻感受,我就覺得必須秉持楊繼繩的「《墓碑》信念」,追根究柢,深入探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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