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2016-05-19   作者︰安徒 

文章摘要︰

因為香港存在着規模不小的一個「愛國左派」陣營，在商貿、文化、教育和社會組織各方面都舉足輕重。這些「左派」組織受中共指揮，在左搖右擺的路線鬥爭底下，不時有人會因跟不上形勢而犯錯。中英為香港前途談判期間，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就指中共在香港工作總結出三次「左傾」錯誤。其中最重要的錯誤就是1967年的「反英抗暴」事件，很明顯它的「錯誤」在於破壞了戰後中共與英國在香港合謀協力維持殖民現狀的政策。這政策名之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將文革的影響視為單向和內部一致的話是十分粗疏的。事實上，文革和暴動失敗從總體而言是在短期內加強了維護資殖現狀的右翼保守主義的地位，但是這霸權已開始出現裂縫。而文革所直接激發，以及它的失敗間接助長了的其他社會異議動力，也匯合成香港反資反殖的（非親中）進步主義潮流。

它們是一種去冷戰化的自由主義，以及多元的60年代抗衡文化的文化匯成（cultural syncretism）。前者支撐香港的權力體制，跨越九七主權過渡，後者則塑造出香港的民間社會和反對派文化。對前者來說，文革是一個廉價的負面標籤，它等於一切不服從的言行舉止，也意味反抗既有秩序必然違反理性和會帶來悲慘下場。但對後者來說，文革既是一個專制下暴君操弄人民的悲劇，也是一個「惡托邦」（dystopia），一個與香港的反對派政治訴求互相背離變異的夢魘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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