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 2017年2月25日  撰文： 趙鍾維
文章摘要︰

羅：羅恩惠 岑：岑建勳
岑：你對六七暴動如何受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極左路線影響，甚至是受其推動才爆發的這些歷史背景，在此之前是欠缺認識的嗎？你起初是想做少年犯，但因為發現檔案消失，再擴大調查範圍。過程中經歷了數個階段，是什麼促使你繼續前進？

羅：第一年開始研究時曾問過不少資深行家。他們聽到我要做六七暴動，反應都是「嘩，這樣厭惡性的題目你也碰。」說到「六七」，大家先會想起「炸彈」，再想起「林彬」。不少香港人討厭談「六七」，不是因討厭政治，只是認為當時左派中人的手段過於污穢。有舊同事與我關係較好、合作甚多，他直言：「我與『左仔』沒有接觸，不想碰這些題材。」但是，只要老人家願意說，我們就須聆聽、記錄、查證。當開始採訪參與六七暴動的左派高層、工人與學生，我發現我是在追趕時間。我曾訪問過的杜葉錫恩、被擄往大陸拘押的（時任高級警務督察）Frank Knight、（時任政府新聞處助理總監）Peter Moss身邊提供照片的同事，都已過身。不只老一輩，連何楓【注3】的女兒何曉明也患癌去世了。那段時間我常出入醫院、出席喪禮，就感到要快點做。

……
若心中想着要做正事，自然會得到幫助。《消失的檔案》中出現在林彬事件現場的那位女士，我之前替她義務拍過一節短片，因而認識。與她聚餐時我說起正在拍攝六七紀錄片，想要好好記錄這些老人的故事。她聽罷拿着菜單的手不停顫抖，原來林彬被燒的時候，她任職廣華醫生的舅父衝去救援，她也隨往，親眼目睹林彬被燒成全身黑色。驚惶數十年，她從不對別人提及這事。一個當事人就坐在面前，我過了數個月才敢訪問她。從那時開始，我就覺得一切都是衝着自己來的，不是我說我是某某人，或代表某某機構，而是我剛好遇上這件事、我又是一名記者、我又遇上這些人……上次試播，有一位退休的監製好友忽然說，拍攝紀錄片是一項神聖的工作。我做了這麼久也不敢用這個形容詞，我只肯定我是敬虔的。

還有，當我從資料中得知自己住所對面就是第一個炸彈現場，而一直知道這件事情的父母卻刻意隱瞞時，感到很震撼。我對暴動欠缺認識，但身為記者、歷史愛好者，對別人經歷特別有深刻感受，我就覺得必須秉持楊繼繩的「《墓碑》信念」，追根究柢，深入探討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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